城市让理想主义成为雕像
发布时间：2021-08-20 来源于： 作者： 高海涛 点击数：次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建筑；一半是抒情，一半是思辨——这是王旭光长篇小说《城市守望者》给我的阅读感受。
谁来守护城市？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英国北部城市爱丁堡几乎可以象征整个中世纪，而它的市铭却鲜为人知：“如果不是神守护着城市，守夜人彻夜无眠也无济于事。”中世纪之后，人文精神如星辰拱卫在城市上空，所以美国诗人惠特曼在他的《斧头之歌》中写出了这样的句子：“伟大城市的标志是产生伟大的人物，即使有几座破旧的房屋，仍不失为伟大的城市。”显然，作为新大陆的诗人，惠特曼心目中的城市还具有清教徒拓荒的性质，并没有给建筑留出多少空间，但他那种单纯、彻底的人文尺度，至今仍不失为美国城市最富诗意的标准。
实际上，神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是内在一致的，就城市建筑而言，这样的尺度不仅同样需要，而且尤其需要。但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所有这些似乎都不过是高远的哲思，文化的云霓，很难落实到城市发展的地面上。
这就是小说主人公曾思凡的处境。当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当挖掘机和吊车的轰鸣前所未有地推进着城市化进程，谁愿意倾听城市古老而沉静的韵律，凝视城市优美而旷远的天际线呢？或许有之，如曾思凡。这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作者对他的形象塑造，无疑是以建筑学家梁思成为原型的。从梁思成到曾思凡，两代建筑师，都是以“思”为旗帜，薪火相传、寥若晨星地守望着城市的理想之维和人文精神高度。
可以说，这是比较自觉的浪漫主义叙事，更是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颂歌。“城市是人的，城市是有灵魂的，是有生命的！我们必须寻找城市”，一个不仅要守望城市，而且还要寻找城市的人，他差不多已经像一个神话英雄。包括他的爱情生活，与其说是是现实的，毋宁说是象征的。亭亭作为曾思凡的恋人和妻子，她和另一个暗恋曾思凡的女孩一起，共同象征了那种林徽因式的“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经典女性之美。
但故事的悲剧性在于，曾思凡并不是梁思成，正如他的恋人们也不是林徽因。前者与后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时代的错位，更有着出身和声望的巨大差异。歌德说过：“建筑师的命运是奇特的命运”，而这命运又会因个体而截然不同。与梁思成显赫的家世相比，曾思凡只是贫寒的农家子弟，一个八级工匠的儿子，而且是靠父亲卖血换钱才走进大学校门的。这样的出身，既是他上升的动力，也是他前行的重负。经验中的创伤和经历中的磨难造就了他特殊的禀赋，有时独往独来，风骨刚健；有时愤世嫉俗，艰涩难近；说正直就正直到偏执，说坚定就坚定到迂阔。这样的人，非但无法做到梁思成那样的宽宏儒雅，深厚淡定，相反却提供了鲜明的对比。所以亭亭说得对，他不可能成为大师，尽管他有着大师的才华和信念，却不可能臻至大师的生命气象与格局。
所以曾思凡的悲剧是双重的，一是性格与理想的矛盾，二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这种主观和客观、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命运，决定了他那会令人想起哥特式建筑的精神形象，既是忠诚于崇高理念的建筑师，又像个孤寂的诗人和虚静的哲学家；他内心似乎有着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主人公身上那种坚韧不拔的力量，但在充满困窘和诡异的现实面前，却被消磨得只剩下了脆弱、无奈和忧伤，直到最后被击垮，成了这个海滨城市的一座似有若无的雕像。
这是城市为自己的理想而树立的雕像，就像梁思成，是历史为自己的理想而创造的神话和传奇。因此就《城市守望者》而言，我觉得它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如此集中地描写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二是如此强烈地表现了理想主义精神。综观文坛现实，这两方面都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知识精英，换言之，如何塑造知识分子形象，尽管斗转星移，社会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仍然是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城市守望者》写了一个可能会成为大师的建筑师，他的陨落似乎揭示了知识精英们的普遍境遇，但小说并没有对“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师”之类的问题提供简单的答案，因为在情节的起落发展中，我们看到除了环境和体制的问题，知识分子作为“人的自我实现”的不足也被凸显了出来。如前所述，特立独行的曾思凡虽然传承了大师关于城市的理想，却并没有体现出大师的人格理想。所谓“千年秋草，可以傲霜雪，不可以为栋梁”（李贽语），足以为这样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写照。但是，相比于那些恃虚名以自重，趋利益而寻租，既不敢傲霜雪也不堪为栋梁的大量所谓“学院派”或“公共型”知识精英们，曾思凡的形象仍然是高度理想化的，也可以说，他的理想主义是对当下某些知识分子人格溃败的有力批判和狙击。就此而言，曾思凡式的知识分子更稀缺、更珍贵。尤其在知识分子整体的意义上，特立独行者从来都是一种生态性的标志。只有当一个时代广泛容纳并充分尊重了这样“可以傲霜雪”的知识分子，才可能出现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空间，让真正“可以为栋梁”的文化大师从中产生。这是小说主人公的别样生存状态给予我们的特殊启示。
关于理想主义。毋庸讳言，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上，理想主义曾经是“乌托邦”的同义语。顾准先生在文革期间就曾预言，我们要告别乌托邦，就必须经历一个“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过程。历史证明了这一理论思考的深刻与前瞻，不论是改革开放还是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经验主义”的胜利。但生活的实践也同时在提示我们，经验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理想可以被放逐，一个完全经验化、散文化了的世界是不值得羡慕的。特别是近年来，人文的衰落，道德的滑坡，理想的缺席，诗意的匮乏，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警醒与反思。就像小说中所写的，情况已到了这样的地步，一个建筑师会以实用性为由，来质疑古希腊帕特农神庙的价值。
包括近年来的文学创作，应该说，真正自觉地表现理想主义并具有诗意的作品是并不多见的。而王旭光的这部长篇，则以独特的题材和视角表现了他独特的思考。当主人公这样回答：“帕特农神庙有实用性，它是神的寓所”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建筑诗人在城市的散文中站立起来，尽管是以孤独和艰难的形象
总之，《城市守望者》是一部值得言说的作品，有点直切，但毕竟不同凡响。这是一个城市建筑师的人生启示录，包括建筑学本身，都变成了文采飞扬的思辨与想象，但小说更好的方面并不在于普及建筑学，或作为展示建筑思想的文学读本，而在于它神话般的主题和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激情：“建筑是文化的上部结构，它的下部结构应该是信仰”——信仰在上，是现实主义的设计；信仰在下，是浪漫主义的构想，但无论信仰在何处，城市发展的最终目标，还是如同马克思所说的，要让“物化把它的力量交还给人”。
（编辑：moyuzhai）
谁来守护城市？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英国北部城市爱丁堡几乎可以象征整个中世纪，而它的市铭却鲜为人知：“如果不是神守护着城市，守夜人彻夜无眠也无济于事。”中世纪之后，人文精神如星辰拱卫在城市上空，所以美国诗人惠特曼在他的《斧头之歌》中写出了这样的句子：“伟大城市的标志是产生伟大的人物，即使有几座破旧的房屋，仍不失为伟大的城市。”显然，作为新大陆的诗人，惠特曼心目中的城市还具有清教徒拓荒的性质，并没有给建筑留出多少空间，但他那种单纯、彻底的人文尺度，至今仍不失为美国城市最富诗意的标准。
实际上，神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是内在一致的，就城市建筑而言，这样的尺度不仅同样需要，而且尤其需要。但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所有这些似乎都不过是高远的哲思，文化的云霓，很难落实到城市发展的地面上。
这就是小说主人公曾思凡的处境。当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当挖掘机和吊车的轰鸣前所未有地推进着城市化进程，谁愿意倾听城市古老而沉静的韵律，凝视城市优美而旷远的天际线呢？或许有之，如曾思凡。这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作者对他的形象塑造，无疑是以建筑学家梁思成为原型的。从梁思成到曾思凡，两代建筑师，都是以“思”为旗帜，薪火相传、寥若晨星地守望着城市的理想之维和人文精神高度。
可以说，这是比较自觉的浪漫主义叙事，更是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颂歌。“城市是人的，城市是有灵魂的，是有生命的！我们必须寻找城市”，一个不仅要守望城市，而且还要寻找城市的人，他差不多已经像一个神话英雄。包括他的爱情生活，与其说是是现实的，毋宁说是象征的。亭亭作为曾思凡的恋人和妻子，她和另一个暗恋曾思凡的女孩一起，共同象征了那种林徽因式的“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经典女性之美。
但故事的悲剧性在于，曾思凡并不是梁思成，正如他的恋人们也不是林徽因。前者与后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时代的错位，更有着出身和声望的巨大差异。歌德说过：“建筑师的命运是奇特的命运”，而这命运又会因个体而截然不同。与梁思成显赫的家世相比，曾思凡只是贫寒的农家子弟，一个八级工匠的儿子，而且是靠父亲卖血换钱才走进大学校门的。这样的出身，既是他上升的动力，也是他前行的重负。经验中的创伤和经历中的磨难造就了他特殊的禀赋，有时独往独来，风骨刚健；有时愤世嫉俗，艰涩难近；说正直就正直到偏执，说坚定就坚定到迂阔。这样的人，非但无法做到梁思成那样的宽宏儒雅，深厚淡定，相反却提供了鲜明的对比。所以亭亭说得对，他不可能成为大师，尽管他有着大师的才华和信念，却不可能臻至大师的生命气象与格局。
所以曾思凡的悲剧是双重的，一是性格与理想的矛盾，二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这种主观和客观、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命运，决定了他那会令人想起哥特式建筑的精神形象，既是忠诚于崇高理念的建筑师，又像个孤寂的诗人和虚静的哲学家；他内心似乎有着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主人公身上那种坚韧不拔的力量，但在充满困窘和诡异的现实面前，却被消磨得只剩下了脆弱、无奈和忧伤，直到最后被击垮，成了这个海滨城市的一座似有若无的雕像。
这是城市为自己的理想而树立的雕像，就像梁思成，是历史为自己的理想而创造的神话和传奇。因此就《城市守望者》而言，我觉得它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如此集中地描写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二是如此强烈地表现了理想主义精神。综观文坛现实，这两方面都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知识精英，换言之，如何塑造知识分子形象，尽管斗转星移，社会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仍然是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城市守望者》写了一个可能会成为大师的建筑师，他的陨落似乎揭示了知识精英们的普遍境遇，但小说并没有对“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师”之类的问题提供简单的答案，因为在情节的起落发展中，我们看到除了环境和体制的问题，知识分子作为“人的自我实现”的不足也被凸显了出来。如前所述，特立独行的曾思凡虽然传承了大师关于城市的理想，却并没有体现出大师的人格理想。所谓“千年秋草，可以傲霜雪，不可以为栋梁”（李贽语），足以为这样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写照。但是，相比于那些恃虚名以自重，趋利益而寻租，既不敢傲霜雪也不堪为栋梁的大量所谓“学院派”或“公共型”知识精英们，曾思凡的形象仍然是高度理想化的，也可以说，他的理想主义是对当下某些知识分子人格溃败的有力批判和狙击。就此而言，曾思凡式的知识分子更稀缺、更珍贵。尤其在知识分子整体的意义上，特立独行者从来都是一种生态性的标志。只有当一个时代广泛容纳并充分尊重了这样“可以傲霜雪”的知识分子，才可能出现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空间，让真正“可以为栋梁”的文化大师从中产生。这是小说主人公的别样生存状态给予我们的特殊启示。
关于理想主义。毋庸讳言，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上，理想主义曾经是“乌托邦”的同义语。顾准先生在文革期间就曾预言，我们要告别乌托邦，就必须经历一个“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过程。历史证明了这一理论思考的深刻与前瞻，不论是改革开放还是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经验主义”的胜利。但生活的实践也同时在提示我们，经验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理想可以被放逐，一个完全经验化、散文化了的世界是不值得羡慕的。特别是近年来，人文的衰落，道德的滑坡，理想的缺席，诗意的匮乏，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警醒与反思。就像小说中所写的，情况已到了这样的地步，一个建筑师会以实用性为由，来质疑古希腊帕特农神庙的价值。
包括近年来的文学创作，应该说，真正自觉地表现理想主义并具有诗意的作品是并不多见的。而王旭光的这部长篇，则以独特的题材和视角表现了他独特的思考。当主人公这样回答：“帕特农神庙有实用性，它是神的寓所”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建筑诗人在城市的散文中站立起来，尽管是以孤独和艰难的形象
总之，《城市守望者》是一部值得言说的作品，有点直切，但毕竟不同凡响。这是一个城市建筑师的人生启示录，包括建筑学本身，都变成了文采飞扬的思辨与想象，但小说更好的方面并不在于普及建筑学，或作为展示建筑思想的文学读本，而在于它神话般的主题和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激情：“建筑是文化的上部结构，它的下部结构应该是信仰”——信仰在上，是现实主义的设计；信仰在下，是浪漫主义的构想，但无论信仰在何处，城市发展的最终目标，还是如同马克思所说的，要让“物化把它的力量交还给人”。
（编辑：moyuzhai）
推荐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