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至爱者的礼赞
发布时间：2021-08-20 来源于： 作者： 晓 宁 点击数：次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通常来形容犯过错误的人改邪归正之后的难能可贵。一个崭新的精神面貌，一种全新的人生方式，一次灵与肉的全面涤荡，重新矗立起大写的“人”字的丰碑，而这其中百转千回、丝丝缕缕的复杂过程，酸甜苦辣，又是旁观者所不曾体验的，这，是一个公众很难知晓的领域，又是一个新闻报导不能详述其内幕的过程，可谓一把辛酸泪，谁解其中味？
《浪子的春天》的作者刘国强，以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特有的敏感，责任感和道德意识，积极深入地调查、访问，挖掘出深藏于沈阳塔湾民间的可以记入史册的“巅峰时代”，是由一个名叫张立祥刑满释放人员创造的。这个于1993年成立的“旧机动车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相继接收了300多名刑满释放人员，成为沈阳市两劳释放人员安置基地，使得他们生活有依，老有所养，从善如流，实现了“零犯罪”的刚性指标，创造出一个世界性的奇迹！这部以作家的“脚和笔”完成的行动主义文学，从全新的视角解读了犯罪人员坎坷的人生际遇，在他们回归社会后，面对着种种被生活抛弃的残酷现实，又在张立祥不离不弃的帮扶下，经过痛苦的挣扎，浴火重生、人生蜕变的历程，同时又多角度地揭示了张立祥（包括姐姐张立艳）这一“人间至爱者”无私、牺牲、奉献，以身作则，誓不顾已，倾其所有，而不求回报，为重归社会人员服务的高尚的内心世界，一个孤独而有力量的灵魂挺立在读者的面前！令你不禁疑问：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他又图什么呢？这名“四进宫”的出狱者仿佛就是一个活雷锋了！更为重要的是，作家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对诸多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如犯罪问题中的犯罪心理、青少年犯罪、法律执行尺度、道德情感等等，以及出狱重回社会的安置问题、社会惯性思维问题、重新犯罪问题、中国失业贫困问题等等，每一问都是沉重的发问，牵扯着中国社会痛楚的神经，发问，再发问！反思，再反思！希望文学的声音在残酷的社会现存之下能有一点自己的力量，烛照底层卑微的灵魂，让暗夜中的人不至于太孤独。
阅读这部《浪子的春天》，一开篇序幕中关于盛京八景中“塔湾夕照”美丽景象的描绘，抒情的笔致，很快就被扑面而来的密密匝匝的几十个犯罪者的生活实录所取代，阅读的快感似乎陡然下降了许多。不同的案例、情形，同样的走向高墙，复又获得自由，四处碰壁，最终在张立祥的亲如家人的援手下重获尊严，开启新生。每个人在世界上均是独异的个体，但在这个于大千世界中稍显渺小的12万平米的“旧机动车交易市场”里，人们感恩的心情是一样的，“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做好人。做好人，我们是一家人。不学好，那就不是一家人！”“要对得起良心”、“再也不干违法的事儿”、设立“委屈奖”等等，张立祥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我感悟式的、以心换心式的教育帮扶体系，实实在在地重塑了300多劣迹斑斑的人生，防止了二度犯罪的发生。可以说，作者在大量叙述改造成功的例证中，全文百分之九十的篇幅情节中在通过他人的故事侧面地写张立祥，当事例的积累和情感的孕育达到足够丰厚之时，也就是到了全文最后一章时，才真正地、正面地写了全书所有光辉的聚焦点——张立祥，一个“四进宫”的释放人员如何痛改前非，在“做一个好人”的朴素理想支撑下，成为一个无条件做社会功德的“人间至爱者”，字数不多的情节想象与再现，却令人扼腕感动，如此的笔法与其说是作者的一种文本策略，表达技法，不如说是一种内心的高潮被点燃，不吐不快。叙事的饱满激情、积极地的介入姿态、深沉的道德诘问，令刘国强的报告文学一贯地富有特定的情感张力，让你不自觉地追随他的思路，完成一次深邃的思想旅程。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学的社会功用突出出来，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中也一直包含着“经道济世”的实用主义思想，文学绝不是作为一门艺术而孤立存在的，它与生俱来负载了社会教化之责任。而在现代社会中，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因其具备新闻性和艺术性的特性，则更多地担负着社会问题反思之责，这类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不在少数，当一篇作品面世，常常激起社会热点，引起相关机构的重视，甚至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定依据。《浪子的春天》除去塑造了张立祥这一人间至爱者的高大形象之外，对社会问题的提出与反思也无疑将文本的高度提升起来。思想力正是当下诸多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所缺失的，正所谓“思想的淡出”，令文学的地位一定程度上遭遇诟病。而本文的作者，正是在采访的实践中，在鲜活的犯罪事例中，形成了独特的自我思考。旁征博引的气度、对古今中外等多方资料的运化，令他的思索更多一层深度。
比如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思考，作者以“少年犯罪‘谁之过’？”为题目，结合8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少年故事以及采访少年法庭庭长金京玉的材料，得出了“案子发在孩子身上，根子却是成年人”的可悲结论，而对比着这些少年犯的悲惨身世，家庭温暖的缺失，张立祥、张立艳姐弟俩对这群被社会抛弃的边缘少年所付出的父母般的慈爱，一一化解了他们幼小却近于冰封的心灵，另一面则揭示了法律量刑只可施一时的惩戒，而改造灵魂的过程需要的是爱的涓涓细流，整个社会的宽容和认可。
又如“落井下石的‘前科’”一章对“前科”问题，这种社会习惯思维对人的精神压迫进行了思索，结合中外关于此问题的大量历史资料、口述资料，揭示了“这个‘刑满释放人员’的观念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使曾经犯罪的公民的精神一直被奴役着。”第二种无形的牢狱，将禁锢着出狱人员的人生轨迹，父母亲朋的冷淡，社会制度的缺席，极有可能将他们再次抛向犯罪的深渊，而我们的制度几乎都是30年前颁布的，己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新问题了，“用过时的‘战略思想’、‘武器装备’，怎么应对‘现代战争’？”这样深沉的发问是对国家社会体制不健全，不能深入解决某一领域社会矛盾的呼吁，也显示出作家通过实践思考的勇气。
除去对两劳释放人员在张立祥安置下获得新生的描绘，作者还关注了依托于旧机动车交易市而生存的各色人员，有富甲一方的草根一族，亦有下岗职工艰辛的打工生活，他们均在张立祥的带动、让利、扶助下获得了有保障甚至富裕的生活，在这座“快乐家园”中有尊严地生活，但是作者并未停留于此，而是笔锋一转，转向对中国失业现状的披露，结合各种或抑或民间的数字，推断出目前中国失业率达33 以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数字，其背后是多少人生存的挣扎！这群恪守传统操守的一代人在国家繁荣富庶的时代成为社会的弃儿、多余人，作者的同情在此，反思亦在此，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解决大多数人的生存问题，繁荣富强又何从谈起呢？
当报告文解决了写什么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怎么写的问题，这似乎在写作中更关乎个性，关乎一个作家的文学情思、文学才华和艺术追求。《浪子的春天》在整个叙事上显现了鲜明的作家个人特质，体现了一种匠心独运的技巧。首先是采访素材的丰富性，在作者为顾及读者审美疲劳已经忍痛割爱的情况下，还涉及了四五十个人的真实故事，这些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每一个似乎都有耐人寻味之处，预示着犯罪这个不可控的偶然的行为背后动因，一个个故事最后的圆满结局正是对主人公张立祥形象的一次次深化，加之作者亲切的叙述口吻，主观情感的大量注入，往往产生强大的感染力量。
在具体的行文中，作者鲜明地承继了鲁迅小说中对人物刻画的白描手法，写外貌、画眼睛，每一个被采访对象几乎均有面部特写的镜头，这在报告文学中是不多见的。“貌为心声”，一群劣迹斑斑、被生活的风浪几经折磨，在血与泪的底层挣扎的人们，他们的外表一定也会埋下不少的印记，这印记更作为文学对人性的一种表现方式，如对主人公张立祥的外貌刻画：
“近于酱色的面颊瓷质般结实，条理分明的肌肉伏于皮下，似乎随时会一跃而起。硬朗而高挺的通天鼻梁上端，一对黑翅膀浓眉跃跃欲飞。那双眼睛很特别，闪着深遂、锋利而友善的光芒。紫葡萄色的饱满厚唇紧紧关闭，仿佛要锁住人世间所有的不快。梢有风吹草动，暗锁般的喉结便机警地滑动、咽下——只要开了锁，这里就晨光乍泄……我常常被张立祥的面庞感动。有钢铁的坚，有陶瓷的亮，有古树的柔。哦，不在磨难、痛苦、绝望、坚韧、奋发的砧板上反复敲打的人生，怎能有如此艺术作品般的色调和塑型？一束耀眼的亮光闪在额头右侧，大半个面孔埋在暗里，他的唇动了动，几丝白色烟缕在幽暗的背景下垂直而上、慢慢升腾——这个特写，多像他厚实而繁杂的人生？” 一段并不繁复的带有描写抒情议的文字，搅和着静水深流般的五味杂陈式的心理感受，精准地捕捉到主人公内心世界，这个话语不多、常常沉默的男人，却以自己坚实的脊梁挺举起许多人生的希望，可以认为，外貌很好地传递了人的性格和心理。全文中类似的描写非常多，很好地起到了强化“人”这一关键元素。
同时，作者充分利用了报告文学的叙事功能，通过细节的捕捉、心理的勾勒，营造了生动的叙事氛围，遵循艺术真实、判断真实和历史真实三方面相统一的原则再现了某些真实的故事场景，将采访口述转化为运用文学技巧的合理想象的层面，使文本更丰富、更立体、更具直观性。全文中运用这类方式处理的地方非常之多，很好地衬托了身处其中的人物的行为与性格，并增加了可读性。当最后一章，读者迫不急待地想知晓主人公张立祥的真实经历时，“揪心的团圆饭”和“可怜天下父母心”两个小节正是通过情节的再现，故事化的渲染讲述了曾经年少的他如何在浓烈的化不开的父母亲情与社会的帮助下，痛改前非，决心一定要做个好人！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站立起来！试想全文中多个被采访者，一人犯罪，却是一个或几个美满家庭的破碎，太多为儿子殚精竭虑的父母早逝了、病倒了，他们为迷途的孩子承受得太多太多，可常常是“子欲养而亲不待”，惨痛的教训发人深省，可见浪子回头，人心向善，行人间正道于家于国是多么大的善举！
作家刘国强以宏阔的文学视角，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丰饶立体的文本内容，为我们绘制“浪子”如何走向“春天”的图景，让我们体验了人世间还有张立祥这样的“至爱者”，这样伟大的心灵，这样功德无量的、惠及千秋的善行，感动之余，肃然致礼！
（编辑：moyuzhai）
《浪子的春天》的作者刘国强，以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特有的敏感，责任感和道德意识，积极深入地调查、访问，挖掘出深藏于沈阳塔湾民间的可以记入史册的“巅峰时代”，是由一个名叫张立祥刑满释放人员创造的。这个于1993年成立的“旧机动车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相继接收了300多名刑满释放人员，成为沈阳市两劳释放人员安置基地，使得他们生活有依，老有所养，从善如流，实现了“零犯罪”的刚性指标，创造出一个世界性的奇迹！这部以作家的“脚和笔”完成的行动主义文学，从全新的视角解读了犯罪人员坎坷的人生际遇，在他们回归社会后，面对着种种被生活抛弃的残酷现实，又在张立祥不离不弃的帮扶下，经过痛苦的挣扎，浴火重生、人生蜕变的历程，同时又多角度地揭示了张立祥（包括姐姐张立艳）这一“人间至爱者”无私、牺牲、奉献，以身作则，誓不顾已，倾其所有，而不求回报，为重归社会人员服务的高尚的内心世界，一个孤独而有力量的灵魂挺立在读者的面前！令你不禁疑问：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他又图什么呢？这名“四进宫”的出狱者仿佛就是一个活雷锋了！更为重要的是，作家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对诸多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如犯罪问题中的犯罪心理、青少年犯罪、法律执行尺度、道德情感等等，以及出狱重回社会的安置问题、社会惯性思维问题、重新犯罪问题、中国失业贫困问题等等，每一问都是沉重的发问，牵扯着中国社会痛楚的神经，发问，再发问！反思，再反思！希望文学的声音在残酷的社会现存之下能有一点自己的力量，烛照底层卑微的灵魂，让暗夜中的人不至于太孤独。
阅读这部《浪子的春天》，一开篇序幕中关于盛京八景中“塔湾夕照”美丽景象的描绘，抒情的笔致，很快就被扑面而来的密密匝匝的几十个犯罪者的生活实录所取代，阅读的快感似乎陡然下降了许多。不同的案例、情形，同样的走向高墙，复又获得自由，四处碰壁，最终在张立祥的亲如家人的援手下重获尊严，开启新生。每个人在世界上均是独异的个体，但在这个于大千世界中稍显渺小的12万平米的“旧机动车交易市场”里，人们感恩的心情是一样的，“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做好人。做好人，我们是一家人。不学好，那就不是一家人！”“要对得起良心”、“再也不干违法的事儿”、设立“委屈奖”等等，张立祥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我感悟式的、以心换心式的教育帮扶体系，实实在在地重塑了300多劣迹斑斑的人生，防止了二度犯罪的发生。可以说，作者在大量叙述改造成功的例证中，全文百分之九十的篇幅情节中在通过他人的故事侧面地写张立祥，当事例的积累和情感的孕育达到足够丰厚之时，也就是到了全文最后一章时，才真正地、正面地写了全书所有光辉的聚焦点——张立祥，一个“四进宫”的释放人员如何痛改前非，在“做一个好人”的朴素理想支撑下，成为一个无条件做社会功德的“人间至爱者”，字数不多的情节想象与再现，却令人扼腕感动，如此的笔法与其说是作者的一种文本策略，表达技法，不如说是一种内心的高潮被点燃，不吐不快。叙事的饱满激情、积极地的介入姿态、深沉的道德诘问，令刘国强的报告文学一贯地富有特定的情感张力，让你不自觉地追随他的思路，完成一次深邃的思想旅程。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学的社会功用突出出来，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中也一直包含着“经道济世”的实用主义思想，文学绝不是作为一门艺术而孤立存在的，它与生俱来负载了社会教化之责任。而在现代社会中，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因其具备新闻性和艺术性的特性，则更多地担负着社会问题反思之责，这类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不在少数，当一篇作品面世，常常激起社会热点，引起相关机构的重视，甚至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定依据。《浪子的春天》除去塑造了张立祥这一人间至爱者的高大形象之外，对社会问题的提出与反思也无疑将文本的高度提升起来。思想力正是当下诸多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所缺失的，正所谓“思想的淡出”，令文学的地位一定程度上遭遇诟病。而本文的作者，正是在采访的实践中，在鲜活的犯罪事例中，形成了独特的自我思考。旁征博引的气度、对古今中外等多方资料的运化，令他的思索更多一层深度。
比如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思考，作者以“少年犯罪‘谁之过’？”为题目，结合8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少年故事以及采访少年法庭庭长金京玉的材料，得出了“案子发在孩子身上，根子却是成年人”的可悲结论，而对比着这些少年犯的悲惨身世，家庭温暖的缺失，张立祥、张立艳姐弟俩对这群被社会抛弃的边缘少年所付出的父母般的慈爱，一一化解了他们幼小却近于冰封的心灵，另一面则揭示了法律量刑只可施一时的惩戒，而改造灵魂的过程需要的是爱的涓涓细流，整个社会的宽容和认可。
又如“落井下石的‘前科’”一章对“前科”问题，这种社会习惯思维对人的精神压迫进行了思索，结合中外关于此问题的大量历史资料、口述资料，揭示了“这个‘刑满释放人员’的观念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使曾经犯罪的公民的精神一直被奴役着。”第二种无形的牢狱，将禁锢着出狱人员的人生轨迹，父母亲朋的冷淡，社会制度的缺席，极有可能将他们再次抛向犯罪的深渊，而我们的制度几乎都是30年前颁布的，己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新问题了，“用过时的‘战略思想’、‘武器装备’，怎么应对‘现代战争’？”这样深沉的发问是对国家社会体制不健全，不能深入解决某一领域社会矛盾的呼吁，也显示出作家通过实践思考的勇气。
除去对两劳释放人员在张立祥安置下获得新生的描绘，作者还关注了依托于旧机动车交易市而生存的各色人员，有富甲一方的草根一族，亦有下岗职工艰辛的打工生活，他们均在张立祥的带动、让利、扶助下获得了有保障甚至富裕的生活，在这座“快乐家园”中有尊严地生活，但是作者并未停留于此，而是笔锋一转，转向对中国失业现状的披露，结合各种或抑或民间的数字，推断出目前中国失业率达33 以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数字，其背后是多少人生存的挣扎！这群恪守传统操守的一代人在国家繁荣富庶的时代成为社会的弃儿、多余人，作者的同情在此，反思亦在此，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解决大多数人的生存问题，繁荣富强又何从谈起呢？
当报告文解决了写什么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怎么写的问题，这似乎在写作中更关乎个性，关乎一个作家的文学情思、文学才华和艺术追求。《浪子的春天》在整个叙事上显现了鲜明的作家个人特质，体现了一种匠心独运的技巧。首先是采访素材的丰富性，在作者为顾及读者审美疲劳已经忍痛割爱的情况下，还涉及了四五十个人的真实故事，这些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每一个似乎都有耐人寻味之处，预示着犯罪这个不可控的偶然的行为背后动因，一个个故事最后的圆满结局正是对主人公张立祥形象的一次次深化，加之作者亲切的叙述口吻，主观情感的大量注入，往往产生强大的感染力量。
在具体的行文中，作者鲜明地承继了鲁迅小说中对人物刻画的白描手法，写外貌、画眼睛，每一个被采访对象几乎均有面部特写的镜头，这在报告文学中是不多见的。“貌为心声”，一群劣迹斑斑、被生活的风浪几经折磨，在血与泪的底层挣扎的人们，他们的外表一定也会埋下不少的印记，这印记更作为文学对人性的一种表现方式，如对主人公张立祥的外貌刻画：
“近于酱色的面颊瓷质般结实，条理分明的肌肉伏于皮下，似乎随时会一跃而起。硬朗而高挺的通天鼻梁上端，一对黑翅膀浓眉跃跃欲飞。那双眼睛很特别，闪着深遂、锋利而友善的光芒。紫葡萄色的饱满厚唇紧紧关闭，仿佛要锁住人世间所有的不快。梢有风吹草动，暗锁般的喉结便机警地滑动、咽下——只要开了锁，这里就晨光乍泄……我常常被张立祥的面庞感动。有钢铁的坚，有陶瓷的亮，有古树的柔。哦，不在磨难、痛苦、绝望、坚韧、奋发的砧板上反复敲打的人生，怎能有如此艺术作品般的色调和塑型？一束耀眼的亮光闪在额头右侧，大半个面孔埋在暗里，他的唇动了动，几丝白色烟缕在幽暗的背景下垂直而上、慢慢升腾——这个特写，多像他厚实而繁杂的人生？” 一段并不繁复的带有描写抒情议的文字，搅和着静水深流般的五味杂陈式的心理感受，精准地捕捉到主人公内心世界，这个话语不多、常常沉默的男人，却以自己坚实的脊梁挺举起许多人生的希望，可以认为，外貌很好地传递了人的性格和心理。全文中类似的描写非常多，很好地起到了强化“人”这一关键元素。
同时，作者充分利用了报告文学的叙事功能，通过细节的捕捉、心理的勾勒，营造了生动的叙事氛围，遵循艺术真实、判断真实和历史真实三方面相统一的原则再现了某些真实的故事场景，将采访口述转化为运用文学技巧的合理想象的层面，使文本更丰富、更立体、更具直观性。全文中运用这类方式处理的地方非常之多，很好地衬托了身处其中的人物的行为与性格，并增加了可读性。当最后一章，读者迫不急待地想知晓主人公张立祥的真实经历时，“揪心的团圆饭”和“可怜天下父母心”两个小节正是通过情节的再现，故事化的渲染讲述了曾经年少的他如何在浓烈的化不开的父母亲情与社会的帮助下，痛改前非，决心一定要做个好人！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站立起来！试想全文中多个被采访者，一人犯罪，却是一个或几个美满家庭的破碎，太多为儿子殚精竭虑的父母早逝了、病倒了，他们为迷途的孩子承受得太多太多，可常常是“子欲养而亲不待”，惨痛的教训发人深省，可见浪子回头，人心向善，行人间正道于家于国是多么大的善举！
作家刘国强以宏阔的文学视角，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丰饶立体的文本内容，为我们绘制“浪子”如何走向“春天”的图景，让我们体验了人世间还有张立祥这样的“至爱者”，这样伟大的心灵，这样功德无量的、惠及千秋的善行，感动之余，肃然致礼！
（编辑：moyuzhai）
推荐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