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微者的心灵追问
发布时间：2021-08-20 来源于： 作者： 冯 雷 点击数：次
编者按：为了集中展示当代青年作家创作实力，文艺报开辟了“聚焦文学新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栏目，有针对性地对当代青年作家的创作逐一展开评述。在第12期栏目中，重点对我省作家苏兰朵的创作风格进行了评述。
苏兰朵，本名苏玲，满族，1971年出生， 吉林人。2009年开始小说创作，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寻找艾薇儿》《女丑》《初恋》，短篇小说《》《左脚》《阳台》等。曾获第五、六、七届辽宁文学奖、第三届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有诗歌、小说被翻译成德文、日文。出版诗集《碎·碎念》、散文集《曳航船》、长篇小说《声色》。
评论：卑微者的心灵追问（冯 雷）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苏兰朵是一位极具品位、带有文字洁癖的写作者，她沉浸在音乐、电影和记忆共同编织的艺术氛围当中，独自把玩着内心如烟似梦般的缥缈情绪。近年来，苏兰朵逐渐开始创作小说，风格反差之大，借用她自己一篇小说的名字，犹如“女丑”。更值得关注的是，苏兰朵早年的诗文创作大多描述个 人化的生活经验，而她的小说则放下身段走进现实生活，流溢着市井生活的气息。实际上，除却电台主持人和作家、诗人的身份之外，苏兰朵还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对个人心理和大众心态的关注，恰是连通她诗文创作和小说创作的一条通道——前者精致、私密，后者开阔、平实，更具社会症候的意义。
卑微小人物的群像
《》是苏兰朵较早的一篇小说，主人公老安挣扎在生活边缘，勉力支撑着一个水果铺子，同时还艰难地独自抚养着一个智力先天残缺的弃婴。老安分身乏术，要照看孩子，又要招呼生意，结果无论是孩子还是铺子都脏乱不堪。老安的外在形象邋里邋遢，故事展开的背景杂乱简陋，无论是人物还是环境，都极具底 层生活色彩，这和苏兰朵以往的小资情调判若云泥。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除却必要的表达，《》的叙述语言极其简单，没有过多的修饰和形容，这和她此前精雕细镂的文风也极不相同。如果不熟悉苏兰朵的创作，很可能会把她认作是《来来往往》《烦恼人生》的门徒。
《》之后，苏兰朵接连创造了一系列和老安相仿的社会小角色：《寻找艾薇儿》里的张顺飞和艾小姐、《女丑》里的碧丽珠夫妻、《初恋》里的小 鹏、《左脚》里的章强、《彩信》里的李宏伟、《亲爱的老公》里的美玲等。这些人物生活并不富足，其中不少人没有“体面”的工作，有的贩狗、有的洗头、有的按摩，还有的是提供性服务的男人或“二奶”，他们无不沉浮于都市生活的憧憬和幻灭之中。如果说“底层文学”大多讲述底层人物艰辛的生活故事，以此来触及改 革过程中的龃龉与疼痛的话，那么苏兰朵显然无意于老调重弹，她似乎更倾心于为这些人物印制一张共同的精神名片——卑微。
苏兰朵小说里的一些人物完全是符号化的，比如《阳台》里的沈鱼和苏非、《初恋》里的小鹏、《女丑》里的小绵羊、《寻找艾薇儿》里的“艾”小姐等，这些人物都是城市生活的边缘人，甚至可有可无，似有似无。《女丑》里平时说一不二的剧场老板，离开剧场便“又挂上一张新面孔——谦卑，甚至有点低三下 四。原来老板也不容易。”最为极致的是《左脚》里的章强，他的心头大患实际上不过是左脚脚趾之间微不足道的生理缺陷，可当他费尽周折终于治好了病并当面向局长展示之后，局长居然“嘴角浮出一丝轻蔑的笑”，不禁让人想起契诃夫笔下那个有名的“喷嚏”。
可以说，苏兰朵笔下的人物大多是“一文不名”的。如果说富于理想主义的上世纪80年代塑造了孙少平、乔厂长这样扼住命运咽喉的人物，经济浪潮冲 击下的90年代把顽主和老板们推上了历史前台，那么，像艾小姐、章强、老安这样都市小角色的出现，也许正反映了文学对社会转型时期时代人群关照的微妙变化。
时常浮现的“寻找”主题
实际上，不止苏兰朵，毕飞宇、葛水平、盛可以等作家的创作大多也都以小人物为主要角色，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一起会诊着当代社会复杂多变的脉象和心率。苏兰朵的特色则在于她更像是一个心理医生，总是不断去追问这些小人物心灵深处的隐秘。
和小人物的身份相符，苏兰朵作品里没有什么宏大叙事，至高至大不过像《女丑》里的“满堂红”。故事看似平淡无奇，但在波澜不惊之下，又时常隐隐浮现出“寻找”的主题：没有当年小傻子弟弟的丢失，就不会有40年后老安的一系列遭遇；艾小姐的一条寻狗启示不仅“找回”了爱狗，而且还招来了张顺飞； 《初恋》里林秀芬包养小鹏，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重温旧梦，找回被命运和岁月远远甩掉的另一个自己；《阳台》里沈鱼和苏非之间的鱼水之欢，主要是想回答“到底需不需要一个伴侣”的问题，而两人最终怅然分手则似乎说明在充满各种可能的城市里，寻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伴侣竟是如此不易。循此上溯，我们不难发现，苦苦 寻找、寻而不得的源头是小人物脆弱的良知和虚空的内心。《》里的老安，40年来一直为小傻子的走失而抱愧母亲；《寻找艾薇儿》其实是艾小姐为了打发寂 寞的时光而编制的一个谎言；《初恋》里林秀芬虽然功成名就、锦衣玉食，但是42岁依然孑然一身，无所依靠；《百合》中崔雅萍姥姥坚持不肯回家，就是因为姥 爷年轻的时候对妻子亏欠太多。
到目前为止，苏兰朵所有的小说都是以城市为背景的，作品所关注的主要是那些受损的、虚空的、渴望修补的心灵。与“寻找”相对应，苏兰朵小说的结局大多让人感到安慰：《百合》中，姥姥崔雅萍和姥爷陈忠诚虽然余日不多，但风风雨雨之后，终究破镜重圆；《左脚》中的章强不但治愈了脚趾间的小毛病，而且 终于知道自己多年来的心腹大患，原来是家族遗传的生理缺陷，自己并非是“独异个人”；《女丑》和《》论证了“好人终有好报”：“女丑”碧丽珠危急时刻不计前嫌、挺身而出，以孩子流产的惨痛代价挽救了剧场，而她自己终于在“满堂红”的辉煌庆典中完成了人生加冕；《》里的老安受伤住院，好在有惊无险， 不光一家人言归于好，就连弃婴的生母也带着巨大的愧疚，跪倒在老安的病床前。或许人们要责怪这种“大团圆”的模式有些陈旧、单调，然而一面是空荡荡的、孤独的心灵，另一面是对温暖、美好的想象，这中间的沟壑似乎正是当代社会大众心理的生动写照：一面彼此提防，一面又渴望拥抱。
性爱：探访人性的秘径
苏兰朵的小说里有不少关于“性”的书写和思考。在不同作家的笔下，“性”有着不同的寓意：在郁达夫笔下，性是弱国子民双重苦闷的象征；在沈从文笔下，性喻示着健康、优美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理想品德；在张贤亮、王小波的笔下，性则成为政治批判的利器。而在苏兰朵的小说中，“性”成为了探访人性的一条 秘径，她以此直达小人物幽深、逼仄的内心深处。
《阳台》仿佛是一篇穿越时空而来的“海派”小说，但作品的主题显然并不在于那“纯粹而精细的疯狂”。小说最后的留白别有意味，“男人有些声音，即使近在咫尺，女人也永远听不到”。整个故事时常显现出一种“寻找”的努力，比如沈鱼、苏非从网络世界到现实生活的转移、苏非按照沈鱼的手机遥控，找到单 元门和藏匿钥匙的地方、苏非站在楼下徒劳地寻找沈鱼家的阳台等等。而与之相对应，作品又时常体现出一种灰蒙蒙的色调，造成了“与现实世界的疏离感”，就像沈鱼浅灰色的博客背景、他指缝间袅袅腾起的香烟、阻拦了阳光的窗帘、遮住了城市风景的灰色……私密的性爱莫不是穿透层层灰霾，指引孤寂的心灵彼此寻找的明 灯？
如果说《阳台》是一次踌躇的正向寻找，那么《初恋》则是一次无望的逆向回溯。当年，老乔的淫欲戳破了秀儿青涩的梦想，如今，林秀芬一方面用成熟女人丰腴的肉体死死缠住不谙世事的小鹏，以小鹏对爱情和未来的憧憬来遥祭自己逝去的青春和初恋；另一方面，她到底没能拒绝像钞票一样美丽的秘书长，当后者 把肥腻腻的欲望压在天平的一端时，林秀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身体作为筹码也压了上去。在这里，性爱无异于人性的渊薮，紧紧地捆住林秀芬，任其挣扎而又不断地往下坠。在《寻找艾薇儿》里，怀孕流产、谎言以及空虚的内心，使艾小姐彻底沦为不伦性爱的牺牲品。在这篇作品里，性是以隐秘的状态存在的，它和那条虚构出来被称为艾薇儿的狗一起，成为艾小姐内心肮脏和美好两个方向的象征。
如何理解这个时代，或许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雷平阳在一篇名为《向杜甫致敬》的随笔中提到，“今天我们更需要的是杜甫，而不是李白”。出于特殊的国情和文情，许多人把现实主义定义为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并在此基础上把杜甫也简化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但是我想，杜甫的价值恐怕并不 在于忠实地记录了“剑外忽传收蓟北”这样的历史事件，而在于他以文学的笔触和悲悯的情怀生动地描述了特定语境下“叹息肠内热”、“凭轩涕泗流”这样的心灵话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兰朵小说里的性爱书写，是非常严肃而又富于情怀的。
精心营构的小说形式
对小说“艺术结构”的自觉，标志着一个作家的成熟。苏兰朵的小说不以题材新颖、情节离奇取胜，她的作品读来并不令人觉得杂沓、乏味，这和她对小说形式的精心营构是分不开的。
《》的结构如同是个字母“T”——在最紧张的地方横生波澜。一根生锈的钉子意外地扎进老安的头，把他带到“另一个世界”，“他终于回到了四 十年前”。老安命悬一线，生死难料。可紧接着下面却开始讲述小涛和小海的故事，突然出现的人物和前面老安收养弃婴的经过完全衔接不上，然而，接着读下去才知道，苏兰朵是趁着老安昏迷时踅入他的内心，把40年前的往事和老安心中的秘密合盘端了出来。《女丑》则把美和丑、强和弱对立转换的理念，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多方面层层渗透，巧妙地贯穿在作品里。碧丽珠原本形象靓丽、能歌善舞，可在台上却不得不贱卖自己的尊严，即便如此，她最终还是在和同事的竞争中落 败；当她改扮女丑、丑到俗不可耐之后，不但老板把她奉为珍宝，她自己在舞台上也变得趾高气扬，肆意笑骂。不光如此，剧场内颐指气使的老板，出了剧场常常变得低三下四；一夜爆红的春华剧场遭人暗算，转眼间就变得濒临倒闭；即将迎来转机的碧丽珠倏忽之间又变得债台高筑、陷入困境。这些变故使得小说一波三折。最 终，在“满堂红”的隆重庆典中，作者完成了对“女丑不丑”的由衷褒奖。
如果把讲故事比作和面的话，《寻找艾薇儿》无疑是和得最劲道的一块。小说从一开始就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作品设置了一个“抓人”的悬念——艾小姐 什么时候才能识破张顺飞的骗局，以及识破之后又该如何收场。二毛的斥责和教唆、张顺飞内心的犹豫和猜想，都是在为揭开谜底极力蓄势。直到最后一刻，张顺飞主动承认错误，谜底如期揭开。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艾小姐用颤抖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愧疚和“我”又道出了一重真相。水落石出却又出人意料，局中有局，计里藏计，让人顿生恍然大悟之叹。那条漂亮但却并不存在的、名叫艾薇儿的小狗，最终仿佛也成为了一个象征，象征着人们在心灵追求中所遗落的最宝贵的部分， 而对它的寻找又像是西西弗斯的神话一样，无休无止。
在几年前的一篇诗评中，我曾说苏兰朵已经形成了自己比较稳定的风格，现在看来，这个判断实在太过武断。苏兰朵近年来的小说创作表现出开阔的社会胸怀，她作为一位作家的丰富性正在徐徐展开。
创作谈：小说的尊严（苏兰朵）
无论是否喜欢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我都会在创作过程中设想，我就是他(她)。无论他们做了什么，总是有原因的，在他们自己的逻辑内部，一切顺理成章。如果我没有迷恋上写作，可能会去做心理医生。我对一个人的内心更感兴趣，对匪夷所思行为背后的心理的合理性历程尤其感兴趣，我的小说大概就是在展示这个过程。
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两个重要分支，它告诉你一个人的内心与成长经历有关，也与社会环境有关。所以，内心不再是个人的事情，它映射着人周围的一切，关乎历史，也关乎社会。弗洛伊德呈现了一部分，荣格、弗洛姆呈现了另外一些部分。一个在时空交点中的人，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怎样变成了这个样子，是心理学，也是文学。对我来说，构思一个小说，关键是寻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物。
喜欢我诗歌散文的读者多半不喜欢我的小说。我想可能是因为前者呈现的是我的内心，而后者呈现的是别人的，这些人五花八门，多数并不可爱。这并不是说我有多么可爱，而是我在直接呈现自己内心的时候，可能出于某种保护和追求，只选取了美好的那部分。其次，或许在书写诗歌、散文的那些日子里，我把感性释放的瘾都过足了，所以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变得更加理性了。在实际的创作实践中，我逐步意识到，一个女作家，尤其应该学会在小说中有节制地释放感性。当然，变化也体现在语言上。用诗歌、散文式的语言创作小说不是不行，但小说还是需要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这是两种技术。而诗歌、散文与小说，其实也具有不同的欣赏体系。所以，我从不遗憾在小说中失去一部分诗歌、散文的读者。我私下里很喜欢几位把小说写得有散文气息的作家，我想，他们一定是些很感性、很性情的人，我喜欢这样的人，就像一些读者喜欢诗歌中的我。但是，我不会这样写，因为这不是我的小说理想。我更倾向认为，写小说是件俗事。我喜欢写俗人、卑微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了越来越多卑微的体验。我知道了，卑微的人更在乎尊严。而尊严常常是一个人内心第一道和最后一道屏障，它是一切心理的核心。我的大部分小说都与尊严这个主题有关。《寻找艾薇儿》中的张三和艾小姐、《初恋》中的林秀芬和小鹏、《百合》中的崔雅萍、《左脚》中的章强、《阳台》中的苏非、《女丑》中的碧丽珠、《香奈儿》中的王军，都是在尊严中挣扎的人。他们以各种姿态存在于人群中，表面上云泥之别，命运和选择却都在受着尊严所左右。或恶或善，或恩或仇，或坚守或放弃。
在关于小说特质的各种描述中，我比较看重精神叙事这部分。它等同于小说的尊严，也是小说区别于故事的重要标志。然而完美地抵达这里并不容易，过分暴露目的和艺术上的粗糙，都会使读者过早退出阅读。所以小说不可能真正做到个人化写作。只要你想与读者分享自己的作品，就要适度地讨他们的欢心。你要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把他们吸引到你的精神世界中来。而守护这一信念就更不容易，尤其是在一个出卖尊严可以获利的时代。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坐在鲁迅文学院的508房间，距离提着行李来报到的时候刚刚过去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我经历了皮肤过敏、嘴起泡、咳嗽、感冒。我觉得我的心一直悬浮在空中，身体被淹没在拥挤忙乱的人的洪流中，我感到自己消失了。是的，我想念东北。当全北京的人都在为一场平常的春雪激动时，我更想念东北。雪是东北的底色，像白铁皮般坚硬、白油漆般牢固，一年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东北是在这个底色上展开画卷的，画卷上的人们不是更冷，而是更热。我喜欢这种强烈对比中的共生，或者说，我正是这共生中的一部分，雪已经以血的方式流遍我的全身。我思念它就是思念那片土地上的我自己。一种审美就这样与我血脉相连，它是我审美倾向中天生的底色。年轻时有邯郸学步的虚荣，此刻，身在热闹的京城，我却更清晰地看到了我自己。
时间是一个生长根须的过程，它不只让人枝繁叶茂。想起大学里第一次写诗的时光，第一次离开东北的时光，仿佛就在昨天，年轻的乐观、傲气乃至决绝都历历在目。以今天的目光看过去，那几乎就是另一个人。年龄让人越来越柔软，正视自身的弱点、学会妥协，并且在妥协中理解了更多人。宽容与怜悯就是这样产生的。优柔寡断、迟疑、犹豫、体恤都是这样产生的。我最近总在回味木心的一句话：浅薄的本质就是无情。认同这句话是需要点年岁的。命运在近40岁时将小说赐予我，仿佛是一种象征，我们彼此印证，互相确认。是的，它应该是我此刻面对的这些琐碎、不完美却总是令人感慨万千的世俗生活。卑微的芸芸众生小心守护着自己脆弱的内心，像此刻东北平原冰雪之下正在发芽的小草。
（编辑：moyuzhai）
苏兰朵，本名苏玲，满族，1971年出生， 吉林人。2009年开始小说创作，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寻找艾薇儿》《女丑》《初恋》，短篇小说《》《左脚》《阳台》等。曾获第五、六、七届辽宁文学奖、第三届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有诗歌、小说被翻译成德文、日文。出版诗集《碎·碎念》、散文集《曳航船》、长篇小说《声色》。
评论：卑微者的心灵追问（冯 雷）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苏兰朵是一位极具品位、带有文字洁癖的写作者，她沉浸在音乐、电影和记忆共同编织的艺术氛围当中，独自把玩着内心如烟似梦般的缥缈情绪。近年来，苏兰朵逐渐开始创作小说，风格反差之大，借用她自己一篇小说的名字，犹如“女丑”。更值得关注的是，苏兰朵早年的诗文创作大多描述个 人化的生活经验，而她的小说则放下身段走进现实生活，流溢着市井生活的气息。实际上，除却电台主持人和作家、诗人的身份之外，苏兰朵还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对个人心理和大众心态的关注，恰是连通她诗文创作和小说创作的一条通道——前者精致、私密，后者开阔、平实，更具社会症候的意义。
卑微小人物的群像
《》是苏兰朵较早的一篇小说，主人公老安挣扎在生活边缘，勉力支撑着一个水果铺子，同时还艰难地独自抚养着一个智力先天残缺的弃婴。老安分身乏术，要照看孩子，又要招呼生意，结果无论是孩子还是铺子都脏乱不堪。老安的外在形象邋里邋遢，故事展开的背景杂乱简陋，无论是人物还是环境，都极具底 层生活色彩，这和苏兰朵以往的小资情调判若云泥。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除却必要的表达，《》的叙述语言极其简单，没有过多的修饰和形容，这和她此前精雕细镂的文风也极不相同。如果不熟悉苏兰朵的创作，很可能会把她认作是《来来往往》《烦恼人生》的门徒。
《》之后，苏兰朵接连创造了一系列和老安相仿的社会小角色：《寻找艾薇儿》里的张顺飞和艾小姐、《女丑》里的碧丽珠夫妻、《初恋》里的小 鹏、《左脚》里的章强、《彩信》里的李宏伟、《亲爱的老公》里的美玲等。这些人物生活并不富足，其中不少人没有“体面”的工作，有的贩狗、有的洗头、有的按摩，还有的是提供性服务的男人或“二奶”，他们无不沉浮于都市生活的憧憬和幻灭之中。如果说“底层文学”大多讲述底层人物艰辛的生活故事，以此来触及改 革过程中的龃龉与疼痛的话，那么苏兰朵显然无意于老调重弹，她似乎更倾心于为这些人物印制一张共同的精神名片——卑微。
苏兰朵小说里的一些人物完全是符号化的，比如《阳台》里的沈鱼和苏非、《初恋》里的小鹏、《女丑》里的小绵羊、《寻找艾薇儿》里的“艾”小姐等，这些人物都是城市生活的边缘人，甚至可有可无，似有似无。《女丑》里平时说一不二的剧场老板，离开剧场便“又挂上一张新面孔——谦卑，甚至有点低三下 四。原来老板也不容易。”最为极致的是《左脚》里的章强，他的心头大患实际上不过是左脚脚趾之间微不足道的生理缺陷，可当他费尽周折终于治好了病并当面向局长展示之后，局长居然“嘴角浮出一丝轻蔑的笑”，不禁让人想起契诃夫笔下那个有名的“喷嚏”。
可以说，苏兰朵笔下的人物大多是“一文不名”的。如果说富于理想主义的上世纪80年代塑造了孙少平、乔厂长这样扼住命运咽喉的人物，经济浪潮冲 击下的90年代把顽主和老板们推上了历史前台，那么，像艾小姐、章强、老安这样都市小角色的出现，也许正反映了文学对社会转型时期时代人群关照的微妙变化。
时常浮现的“寻找”主题
实际上，不止苏兰朵，毕飞宇、葛水平、盛可以等作家的创作大多也都以小人物为主要角色，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一起会诊着当代社会复杂多变的脉象和心率。苏兰朵的特色则在于她更像是一个心理医生，总是不断去追问这些小人物心灵深处的隐秘。
和小人物的身份相符，苏兰朵作品里没有什么宏大叙事，至高至大不过像《女丑》里的“满堂红”。故事看似平淡无奇，但在波澜不惊之下，又时常隐隐浮现出“寻找”的主题：没有当年小傻子弟弟的丢失，就不会有40年后老安的一系列遭遇；艾小姐的一条寻狗启示不仅“找回”了爱狗，而且还招来了张顺飞； 《初恋》里林秀芬包养小鹏，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重温旧梦，找回被命运和岁月远远甩掉的另一个自己；《阳台》里沈鱼和苏非之间的鱼水之欢，主要是想回答“到底需不需要一个伴侣”的问题，而两人最终怅然分手则似乎说明在充满各种可能的城市里，寻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伴侣竟是如此不易。循此上溯，我们不难发现，苦苦 寻找、寻而不得的源头是小人物脆弱的良知和虚空的内心。《》里的老安，40年来一直为小傻子的走失而抱愧母亲；《寻找艾薇儿》其实是艾小姐为了打发寂 寞的时光而编制的一个谎言；《初恋》里林秀芬虽然功成名就、锦衣玉食，但是42岁依然孑然一身，无所依靠；《百合》中崔雅萍姥姥坚持不肯回家，就是因为姥 爷年轻的时候对妻子亏欠太多。
到目前为止，苏兰朵所有的小说都是以城市为背景的，作品所关注的主要是那些受损的、虚空的、渴望修补的心灵。与“寻找”相对应，苏兰朵小说的结局大多让人感到安慰：《百合》中，姥姥崔雅萍和姥爷陈忠诚虽然余日不多，但风风雨雨之后，终究破镜重圆；《左脚》中的章强不但治愈了脚趾间的小毛病，而且 终于知道自己多年来的心腹大患，原来是家族遗传的生理缺陷，自己并非是“独异个人”；《女丑》和《》论证了“好人终有好报”：“女丑”碧丽珠危急时刻不计前嫌、挺身而出，以孩子流产的惨痛代价挽救了剧场，而她自己终于在“满堂红”的辉煌庆典中完成了人生加冕；《》里的老安受伤住院，好在有惊无险， 不光一家人言归于好，就连弃婴的生母也带着巨大的愧疚，跪倒在老安的病床前。或许人们要责怪这种“大团圆”的模式有些陈旧、单调，然而一面是空荡荡的、孤独的心灵，另一面是对温暖、美好的想象，这中间的沟壑似乎正是当代社会大众心理的生动写照：一面彼此提防，一面又渴望拥抱。
性爱：探访人性的秘径
苏兰朵的小说里有不少关于“性”的书写和思考。在不同作家的笔下，“性”有着不同的寓意：在郁达夫笔下，性是弱国子民双重苦闷的象征；在沈从文笔下，性喻示着健康、优美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理想品德；在张贤亮、王小波的笔下，性则成为政治批判的利器。而在苏兰朵的小说中，“性”成为了探访人性的一条 秘径，她以此直达小人物幽深、逼仄的内心深处。
《阳台》仿佛是一篇穿越时空而来的“海派”小说，但作品的主题显然并不在于那“纯粹而精细的疯狂”。小说最后的留白别有意味，“男人有些声音，即使近在咫尺，女人也永远听不到”。整个故事时常显现出一种“寻找”的努力，比如沈鱼、苏非从网络世界到现实生活的转移、苏非按照沈鱼的手机遥控，找到单 元门和藏匿钥匙的地方、苏非站在楼下徒劳地寻找沈鱼家的阳台等等。而与之相对应，作品又时常体现出一种灰蒙蒙的色调，造成了“与现实世界的疏离感”，就像沈鱼浅灰色的博客背景、他指缝间袅袅腾起的香烟、阻拦了阳光的窗帘、遮住了城市风景的灰色……私密的性爱莫不是穿透层层灰霾，指引孤寂的心灵彼此寻找的明 灯？
如果说《阳台》是一次踌躇的正向寻找，那么《初恋》则是一次无望的逆向回溯。当年，老乔的淫欲戳破了秀儿青涩的梦想，如今，林秀芬一方面用成熟女人丰腴的肉体死死缠住不谙世事的小鹏，以小鹏对爱情和未来的憧憬来遥祭自己逝去的青春和初恋；另一方面，她到底没能拒绝像钞票一样美丽的秘书长，当后者 把肥腻腻的欲望压在天平的一端时，林秀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身体作为筹码也压了上去。在这里，性爱无异于人性的渊薮，紧紧地捆住林秀芬，任其挣扎而又不断地往下坠。在《寻找艾薇儿》里，怀孕流产、谎言以及空虚的内心，使艾小姐彻底沦为不伦性爱的牺牲品。在这篇作品里，性是以隐秘的状态存在的，它和那条虚构出来被称为艾薇儿的狗一起，成为艾小姐内心肮脏和美好两个方向的象征。
如何理解这个时代，或许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雷平阳在一篇名为《向杜甫致敬》的随笔中提到，“今天我们更需要的是杜甫，而不是李白”。出于特殊的国情和文情，许多人把现实主义定义为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并在此基础上把杜甫也简化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但是我想，杜甫的价值恐怕并不 在于忠实地记录了“剑外忽传收蓟北”这样的历史事件，而在于他以文学的笔触和悲悯的情怀生动地描述了特定语境下“叹息肠内热”、“凭轩涕泗流”这样的心灵话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兰朵小说里的性爱书写，是非常严肃而又富于情怀的。
精心营构的小说形式
对小说“艺术结构”的自觉，标志着一个作家的成熟。苏兰朵的小说不以题材新颖、情节离奇取胜，她的作品读来并不令人觉得杂沓、乏味，这和她对小说形式的精心营构是分不开的。
《》的结构如同是个字母“T”——在最紧张的地方横生波澜。一根生锈的钉子意外地扎进老安的头，把他带到“另一个世界”，“他终于回到了四 十年前”。老安命悬一线，生死难料。可紧接着下面却开始讲述小涛和小海的故事，突然出现的人物和前面老安收养弃婴的经过完全衔接不上，然而，接着读下去才知道，苏兰朵是趁着老安昏迷时踅入他的内心，把40年前的往事和老安心中的秘密合盘端了出来。《女丑》则把美和丑、强和弱对立转换的理念，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多方面层层渗透，巧妙地贯穿在作品里。碧丽珠原本形象靓丽、能歌善舞，可在台上却不得不贱卖自己的尊严，即便如此，她最终还是在和同事的竞争中落 败；当她改扮女丑、丑到俗不可耐之后，不但老板把她奉为珍宝，她自己在舞台上也变得趾高气扬，肆意笑骂。不光如此，剧场内颐指气使的老板，出了剧场常常变得低三下四；一夜爆红的春华剧场遭人暗算，转眼间就变得濒临倒闭；即将迎来转机的碧丽珠倏忽之间又变得债台高筑、陷入困境。这些变故使得小说一波三折。最 终，在“满堂红”的隆重庆典中，作者完成了对“女丑不丑”的由衷褒奖。
如果把讲故事比作和面的话，《寻找艾薇儿》无疑是和得最劲道的一块。小说从一开始就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作品设置了一个“抓人”的悬念——艾小姐 什么时候才能识破张顺飞的骗局，以及识破之后又该如何收场。二毛的斥责和教唆、张顺飞内心的犹豫和猜想，都是在为揭开谜底极力蓄势。直到最后一刻，张顺飞主动承认错误，谜底如期揭开。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艾小姐用颤抖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愧疚和“我”又道出了一重真相。水落石出却又出人意料，局中有局，计里藏计，让人顿生恍然大悟之叹。那条漂亮但却并不存在的、名叫艾薇儿的小狗，最终仿佛也成为了一个象征，象征着人们在心灵追求中所遗落的最宝贵的部分， 而对它的寻找又像是西西弗斯的神话一样，无休无止。
在几年前的一篇诗评中，我曾说苏兰朵已经形成了自己比较稳定的风格，现在看来，这个判断实在太过武断。苏兰朵近年来的小说创作表现出开阔的社会胸怀，她作为一位作家的丰富性正在徐徐展开。
创作谈：小说的尊严（苏兰朵）
无论是否喜欢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我都会在创作过程中设想，我就是他(她)。无论他们做了什么，总是有原因的，在他们自己的逻辑内部，一切顺理成章。如果我没有迷恋上写作，可能会去做心理医生。我对一个人的内心更感兴趣，对匪夷所思行为背后的心理的合理性历程尤其感兴趣，我的小说大概就是在展示这个过程。
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两个重要分支，它告诉你一个人的内心与成长经历有关，也与社会环境有关。所以，内心不再是个人的事情，它映射着人周围的一切，关乎历史，也关乎社会。弗洛伊德呈现了一部分，荣格、弗洛姆呈现了另外一些部分。一个在时空交点中的人，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怎样变成了这个样子，是心理学，也是文学。对我来说，构思一个小说，关键是寻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物。
喜欢我诗歌散文的读者多半不喜欢我的小说。我想可能是因为前者呈现的是我的内心，而后者呈现的是别人的，这些人五花八门，多数并不可爱。这并不是说我有多么可爱，而是我在直接呈现自己内心的时候，可能出于某种保护和追求，只选取了美好的那部分。其次，或许在书写诗歌、散文的那些日子里，我把感性释放的瘾都过足了，所以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变得更加理性了。在实际的创作实践中，我逐步意识到，一个女作家，尤其应该学会在小说中有节制地释放感性。当然，变化也体现在语言上。用诗歌、散文式的语言创作小说不是不行，但小说还是需要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这是两种技术。而诗歌、散文与小说，其实也具有不同的欣赏体系。所以，我从不遗憾在小说中失去一部分诗歌、散文的读者。我私下里很喜欢几位把小说写得有散文气息的作家，我想，他们一定是些很感性、很性情的人，我喜欢这样的人，就像一些读者喜欢诗歌中的我。但是，我不会这样写，因为这不是我的小说理想。我更倾向认为，写小说是件俗事。我喜欢写俗人、卑微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了越来越多卑微的体验。我知道了，卑微的人更在乎尊严。而尊严常常是一个人内心第一道和最后一道屏障，它是一切心理的核心。我的大部分小说都与尊严这个主题有关。《寻找艾薇儿》中的张三和艾小姐、《初恋》中的林秀芬和小鹏、《百合》中的崔雅萍、《左脚》中的章强、《阳台》中的苏非、《女丑》中的碧丽珠、《香奈儿》中的王军，都是在尊严中挣扎的人。他们以各种姿态存在于人群中，表面上云泥之别，命运和选择却都在受着尊严所左右。或恶或善，或恩或仇，或坚守或放弃。
在关于小说特质的各种描述中，我比较看重精神叙事这部分。它等同于小说的尊严，也是小说区别于故事的重要标志。然而完美地抵达这里并不容易，过分暴露目的和艺术上的粗糙，都会使读者过早退出阅读。所以小说不可能真正做到个人化写作。只要你想与读者分享自己的作品，就要适度地讨他们的欢心。你要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把他们吸引到你的精神世界中来。而守护这一信念就更不容易，尤其是在一个出卖尊严可以获利的时代。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坐在鲁迅文学院的508房间，距离提着行李来报到的时候刚刚过去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我经历了皮肤过敏、嘴起泡、咳嗽、感冒。我觉得我的心一直悬浮在空中，身体被淹没在拥挤忙乱的人的洪流中，我感到自己消失了。是的，我想念东北。当全北京的人都在为一场平常的春雪激动时，我更想念东北。雪是东北的底色，像白铁皮般坚硬、白油漆般牢固，一年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东北是在这个底色上展开画卷的，画卷上的人们不是更冷，而是更热。我喜欢这种强烈对比中的共生，或者说，我正是这共生中的一部分，雪已经以血的方式流遍我的全身。我思念它就是思念那片土地上的我自己。一种审美就这样与我血脉相连，它是我审美倾向中天生的底色。年轻时有邯郸学步的虚荣，此刻，身在热闹的京城，我却更清晰地看到了我自己。
时间是一个生长根须的过程，它不只让人枝繁叶茂。想起大学里第一次写诗的时光，第一次离开东北的时光，仿佛就在昨天，年轻的乐观、傲气乃至决绝都历历在目。以今天的目光看过去，那几乎就是另一个人。年龄让人越来越柔软，正视自身的弱点、学会妥协，并且在妥协中理解了更多人。宽容与怜悯就是这样产生的。优柔寡断、迟疑、犹豫、体恤都是这样产生的。我最近总在回味木心的一句话：浅薄的本质就是无情。认同这句话是需要点年岁的。命运在近40岁时将小说赐予我，仿佛是一种象征，我们彼此印证，互相确认。是的，它应该是我此刻面对的这些琐碎、不完美却总是令人感慨万千的世俗生活。卑微的芸芸众生小心守护着自己脆弱的内心，像此刻东北平原冰雪之下正在发芽的小草。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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