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评论》视阈中的贾平凹
发布时间：2021-08-20 来源于： 作者： 林建法 李桂玲 点击数：次
贾平凹是当代中国以至世界文坛备受争议的作家，这无疑是由他的长篇小说《废都》所引起。他是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知名文学家之一。
贾平凹从一九七四年开始文学创作，一九七八年以《满月儿》获得全国第一届短篇小说奖，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九八二年以《腊月·正月》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浮躁》获一九八七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一九八九年以散文集《爱的踪迹》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到一九九三年其长篇小说《废都》一经发表，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巨大争议，贾平凹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其创作并未停止，其后陆续推出了长篇小说《土门》、《白夜》、《高老庄》、《怀念狼》等。四年之后，《废都》获一九九七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二 三年获得由法国文化交流部颁发的 “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时任的法国驻华大使在给贾平凹的贺信中说：“您的作品在法国影响很大，这项荣誉是授予您作品内容的丰富多彩性与题材的广泛性。”十年之后，二 一三年二月，贾平凹再次获得法国文学艺术界的最高荣誉 “法兰西金棕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法国驻华大使白林说：“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我们法国人热爱中国文学，尤其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文学，我们也热爱中国当代文学，贾平凹先生的作品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当代中国，记述了当代中国是如何地适应现代化的种种变化的。”白林认为，虽然贾平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浓厚的陕西色彩，他书中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陕西，但他的作品其实对各个国家都具有意义，“从中我们能够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尊重文化传统，需要尊重自己的人民，哪怕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在基层的小人物也值得我们尊重，比如《带灯》中的女主角。也就像带灯这两个字的意义一样，文学可以在黑暗中给我们带来一丝曙光。”二 五年以《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二 五年，其长篇小说《秦腔》再次带给人们巨大的震撼与冲击。二 六年四月，贾平凹凭借《秦腔》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大奖“二 五年度杰出作家”；二 六年十一月，《秦腔》荣获香港首届“红楼梦奖”；二 八年十月，《秦腔》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秦腔》之后，几年内贾平凹又陆续创作出了长篇小说《高兴》、《古炉》、《带灯》。长篇小说创作期间其优质的中短篇小说、散文创作也从未间断。贾平凹用如此多重量级作品，一次次拨动着中国文学大众的阅读神经，一次次挑战着人们的阅读极限，他以近四十年持续而优异的创作实绩，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当之无愧的一座高峰。但与其顶尖的创作成绩相比，贾平凹文学研究却并不能尽如人意，对贾平凹这样一位中国当代文坛重要作家的关注，理应成为中国文学评论界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着力方向。
《当代作家评论》创刊于一九八四年，从一九八五年便开始发表贾平凹评论文章，并在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始终对贾平凹的创作进行跟踪评论，通过组织参与贾平凹作品研讨活动、约请批评家撰写评论文章、策划推出贾平凹评论专辑等方式，致力于将贾平凹文学研究推向深入。一九八五-二 一三年五月，《当代作家评论》策划参与作品研讨活动四次，推出评论专辑五个，共发表贾平凹相关评论文章一百篇。贾平凹每有重要作品问世，《当代作家评论》都及时作出了反应。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也就在创刊的第二年，《当代作家评论》在同一期推出了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费秉勋的《论贾平凹》、许柏林的《当前我国农民的社会心理——评贾平凹〈鸡窝洼的人家〉》、夏刚的《折射的历史之光——〈腊月·正月〉纵横谈》，四篇文章集束评论，是当期的重头文章，也拉开了《当代作家评论》贾平凹研究的序幕。
二 五年，我们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对中国重要作家进行系列的研讨，一般方式是搞一个有较高水准的学术研讨会，同时在杂志上推出被研究对象的研究专辑，也想借此提升刊物的品牌效应。我们选择的第一个研究对象就是贾平凹。二 六年五月，《当代作家评论》联合苏州大学文学院、春风文艺出版社和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在江苏常熟召开“贾平凹作品学术研讨会”，陈思和、丁帆、南帆、孙郁、王尧、王必胜、陈晓明、吴义勤、汪政、栾梅健、丁晓原、张新颖、王光东、谢有顺、周景雷、李静等学者与批评家，作家同行范小青、叶兆言、苏童、林白以及悉尼大学贾平凹研究专家王一燕参加了会议。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专家学者提交了十五篇论文以及会议发言纪要，分三期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二 六年第三、四、五期。会后，《文艺报》发表了记者江湖的报道《我们对贾平凹还有许多误读》，江湖指出：此次研讨印证了文坛里另一个流行的说法：“说不尽的贾平凹”。不少与会者谈到，以前我们研究贾平凹总习惯于像解剖麻雀一样分析得非常清楚，再把一些结论组合在一起，以为那样看贾平凹就十分清晰了，但实际上我们对于贾平凹的认识依然是混沌的。同一个文学对象在不同的时代也会给我们提供不同的反思方式。重新阐释总是一个无限度的开始。贾平凹在创作中也有许多困惑。而我们研究贾平凹，面对的不仅是他的困惑，而始终也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困惑和痛楚。贾平凹在会上也表示，今后肯定会将写作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反正不写也没事做。这样说来，贾平凹的创作依然会给人们带来误读，带来争议。依记者看，即便是误读和争议，从另外的方面也能为中国文学发展带来新的助 力。（1）
今天重新解读这一百篇文章，能够从中看出，在不同时段评论者对贾平凹研究视角的微妙变换，关注中心的不断挪移，以及研究方法与使用理论的推陈出新，《当代作家评论》的贾平凹研究伴随着贾平凹重要文学创作的始终，也贯穿于三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之中。因此，对于《当代作家评论》所刊发的贾平凹研究文章进行回顾分析与总结，对于推动贾平凹研究，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说不尽的《废都》”
一九九三年，贾平凹推出了长篇小说《废都》。一九九二年腊月二十九的晚上，贾平凹终于写完了《废都》的最后一个字。“从大年的三十到正月的十五，我每日回坐在书桌前目注着那四十万字的书稿，我不愿动手翻开一页……我便在未作全书最后的一次润色工作前写下这篇短文，目的是让我记住这本书带给我的无法向人说清的苦难，记住在生命的苦难中又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2）写完《废都》的后记，贾平凹又于“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午”（这一天正是贾平凹四十一岁生日）改完《废都》的最后一稿，之后由《十月》杂志第三、四期连载，六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首印五十万册。有人统计，在之后的两年时间内，《废都》正版、半正版、盗版加起来有一千二百万册。一时间舆论哗然，全国图书市场正版盗版乱象纷纷，裹挟着“性描写”这样一个巨大的噱头，以及被禁止出版的变相刺激，《废都》成为了史上最畅销、最受关注的文学作品。评论界对《废都》的意见也存在着巨大分歧，贾平凹遭受到了自创作以来最严厉的指责与非议，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在如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下，面对《废都》，文学刊物该如何评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一九九三年第六期，《当代作家评论》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织推出了“贾平凹评论小辑”，刊发了胡河清、雷达、李洁非、陈骏涛、钟本康、韩鲁华等人评论文章六篇，虽汇集了支持与反对的意见与声音，但支持不悖离文学这个中心，保持理性、客观的作品讨论，进行学理性的评说。新锐批评家李洁非直接以《〈废都〉的失败》为题给贾平凹狠狠一击，认为《废都》是贾平凹在艺术创作上的惨败：“《废都》的情节、语言、人物，写得如此破绽累累、漏洞迭出，根源却只有一个，这便是我先已指出了的作者的整个创作当中溺于自我……为了自我而忘了艺术。”（3）“后女权”批评家王绯对《废都》也持有不同意见：“《废都》是贾平凹在对城市混沌感觉或感悟中将社会（家庭）内幕、黑幕、民间流传的趣闻轶事（包括讽喻调侃式的顺口溜）、世态民情的风貌、当代文化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景状的一种小说形态的拼合。” “《废都》的性描写停留在行为层面，没有人物心态的充分展示，更缺少《金瓶梅》那种艺术氛围的渲染，有些东西在用笔上是很无聊的，我们在此不作道德判断，仅就作家本身的艺术书写来看，层次也是不够的，与《金瓶梅》存在着相当的艺术距离。”（4）在众声喧哗中，雷达的《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难得冷静、客观地研诘《废都》的得失，无疑是贾平凹文学研究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雷达首先对当时喋喋不休的争论场景作了简洁准确的描述：“在读者和评论界，有人说它堕落，有人说它变态，有人说它是明清艳情、狭邪小说的仿制品，并无创新价值，有人说它是狡猾的商业策略，一笔早就预谋好的赚钱生意，当然，也有人对它推崇备至，视为深沉之作，传世之作，几近绝响，因而听不进批评意见。”进而指出：“《废都》在贾的创作中前所未有，这倒不在他首次描写了都市知识分子的生活，而在于剖露灵魂的大胆，性描写的肆无忌惮，由审美走向审丑，由美文走向‘丑文’，以及那透骨的悲凉，彻底的绝望。”“他的创作从来都在两种倾向之间摆荡，《废都》不过是其中一种倾向的走向极端罢了。这两种倾向是：积极进取与感伤迷惘，注重社会现实与注重自我精神矛盾，审美与审丑，温柔敦厚与放纵狂躁，现实主义的执著与现代主义的虚无等等的对立。”雷达梳理了贾平凹十几年来的创作，认为他走出了一条曲折多变的文学创作之路。从早期《山地笔记》的单纯稚嫩，清新流丽，追求乡野的自然美，心灵美；到后来，阅历渐深，流露出困惑、迷惘的情绪，写出了《好了歌》、《沙地》、《二月杏》等作；八十年代中期，以《商州初录》发端，以长篇《浮躁》为其总汇，中经《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等作，积极投身改革大潮，作品因强烈的时代感和文化精神而为人称道；八十年代中后期，由热情转入冷静，由关注外部世界转入探索人性的复杂，悲剧意识增长，连续发表了《冰炭》、《黑氏》、《古堡》等作；九十年代初以来，心态似乎有些紊乱，笔致飘忽无定，既有《太白山记》式的诡谲神秘，又有《美穴地》、《五魁》式的土匪系列，到了中篇《废都》再到长篇《废都》，其精神逐渐被一种面对现实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沉沦感、悲伤感所左右。《废都》式的悲凉和幻灭，在《废都》前期的一些散文、小说中已现雏形和胚胎，终以《废都》的方式来了个总爆发。因此，可以将《废都》的出现视为贾平凹创作发展的一种必然。（5）
《废都》堪称当代文坛最受争议的作品、毁誉参半的奇书。当年季羡林曾预言：二十年后，《废都》会大放光芒。先锋作家马原也多次讲到《废都》能留在当代文学史上。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把“废都”与“荒原”作比：“看来小说取名《废都》，包含有对传统文化断裂的隐忧，有失去人文精神倚持的荒凉感。七十年前，英国诗人T.S.艾略特写了题为《荒原》的长诗，以死亡和枯竭的意象，来表征被工业文明所裹胁的现代西方人的生命贫瘠。《废都》的命意和《荒原》何其相似！两者同样有着对于传统文明断裂后的隐忧和悲剧感，《废都》也许可以称为东方式的《荒原》。”（6）这样的并置对比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两部作品的文化背景相距是如此之远，但在悲悯文明的毁灭方面却是如此之近。
“《废都》热”作为一个文化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但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废都》的研究并未止息。在随后的若干年里，《当代作家评论》仍然没有放弃对于《废都》反复评说的机会。孟繁华在一九九七年的一篇文章里说：“我曾参与过对《废都》激烈的批评，三年多过去之后，我们没有改变对《废都》的基本看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贾平凹《白夜》与《土门》的面世，我觉得对贾平凹的评价我们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层面，这就是作为一个作家他对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持久关注和耐心的表达。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方式，可以商讨批评他对文本内容的选择或设定，但他执著地选择当下社会生活变革给人们生存和精神带来的巨大震荡作为自己的表达对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创伤，揭示了迈向幸福承诺过程中的人们巨大的感奋、矛盾与痛苦。”（7）
贾平凹似乎总是自己给自己背负上一种使命，正如谢有顺所说：“贾平凹的讲述魅力是无穷的，他本也可以像另外一些作家那样，用纯粹的故事美学逍遥于历史的风情之中，但他却自觉接受了灵魂内部的某种自我折磨，似乎在苦待自己。”（8）贾平凹的这种自觉的担当精神，缘于他时时刻刻生活于中国的现实中，生活在每一个细节里，他深知这生活中的每一丝痛苦、焦虑、欣悦与无奈。贾平凹在《废都》中写下了一个时代在理想上的崩溃，在信念上的荒凉。《废都》之前，中国当代文学中少有作品能如此准确地描摹出这种虚无与崩溃，《废都》之后，也鲜有出其右者。
时隔十一年之后，张新颖重读《废都》，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语境之下，他读出了《废都》里的深义，他认为《废都》是一部中年人写的书，写的是中年的经验和心境，一个中年人无法诉说的精神上的寂寞、茫然和颓败。（9）
十三年之后，陈晓明在《秦腔》出版之后，再次翻开《废都》，他深刻地反思了自己，也开始重新认识《废都》，《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这篇长文因此而生。他认为《废都》之所以引发了空前范围的争议与严苛的批判，就在于贾平凹碰触到了时代的痛点，“平心而论，他确实抓住时代潮流，九十年代初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九八九年的历史后遗症。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不仅无所事事，也处于失语的困扰中。王朔的调侃替代了知识分子话语真空，但却替代不了知识分子的位置，知识分子还是处在那个尴尬的位置，他们对王朔进行了集体的围攻。知识分子的话语以毫无历史方向感的形式第一次获得了表达，那就是对现实强烈不满的表达，王朔不幸成为杂语喧哗的对象。失语后的复活没有别的方式，只有强烈的攻击性，矫枉必须过正，下一个对象是贾平凹，他显然是一个更合适知识分子恢复失语症的治疗对象。因为贾平凹唤起的是道德记忆，道德话语是知识分子最熟悉的话语，是在他牙牙学语时就掌握的语言。”（10）而贾平凹《废都》的创作也确实出现了一些致命的问题，授人以柄，对此，陈晓明是这样表述的：“他的性情与文化概念出了问题，他的文学态度与他的实际文本建构出了问题。写性情，这是贾平凹的强项，性情二字最是贾平凹特色。但现在，他的性情离开了乡土，离开了民俗风土，这里的性情没有了恰切合适的背景，这个庄之蝶作为西京城里的名人，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他的文化素养，上不着城，下不落村，显得不伦不类。只剩下性情，但孤零零的性情，也就只剩下性。贾平凹不得不倾注笔墨去表现庄之蝶的性生活。”（11）
王尧将《废都》的出现与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身份危机联系在一起，在《重评〈废都〉兼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一文中，他指出，不是贾平凹放弃了“宏大叙事”或者解构了“宏大叙事”，而是在贾平凹写作《废都》之前或者写作《废都》时“宏大叙事”已经被解构。在这个意义上，《废都》呈现了知识分子无法救赎的可能性。（12）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鲁晓鹏教授在《世纪末〈废都〉中的文学与知识分子》中提到了《废都》对于“人文精神的危机”的见证意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最为热烈的那场全国论争中，似乎没有哪部重要作品比《废都》更好地契合了那场论争的主题：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价值的混乱和精神的困惑。（13）
十七年之后，李敬泽重读《废都》，写下《庄之蝶论》。李敬泽认为庄之蝶的出现首先是给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身份重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面对这个“颓废”、“空虚”、“堕落”的庄之蝶，找不到对手的人们终于找到了一架风车，可以刀剑相向。但《废都》并非只是树了个靶子，供人攻诘，那便小觑了贾平凹的功力。贾平凹的高妙之处就在于，他打通了古与今之间的壁障，勾连起了今人与古人相近的生活情致与情感体验，“他复活了中国传统中一系列基本的人生情景、基本的情感模式，复活了传统中人感受世界与人生的眼光和修辞，它们不再仅仅属于古人，我们忽然意识到，这些其实一直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基因里就睡着古人，我们无名的酸楚与喜乐与牢骚在《废都》中有名了，却原来古今同慨，先秦明月照着今人”。“贾平凹的巨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建立于这种对中国人基本生活感觉的重新确认和命名——《废都》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重建了经过现代以来的启蒙洗礼、在现代话语中几乎失去意义的中国人的人生感，无数的贾平凹爱好者所爱的恰恰就是这个。”（14）
二 二年，《当代作家评论》开设的“小说家讲坛”请到了贾平凹，在讲演之前王尧教授有一段“主持人的话”，对贾平凹作了这样的介绍：“贾平凹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文化身份处于分裂状态时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而这样一种分裂状态，决定了他与传统、现实的复杂关系，决定了他美学理想的斑驳，也决定了他的叙事话语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说，贾平凹的写作，是一个文化身份分裂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夜游’，因此在他小说和散文的天空中，高悬的是月亮而不是太阳。这是我们尊重贾平凹的理由，而不是我们中伤贾平凹的借口。其实，我们都是分裂的一代。”（15）一番话，道出了贾平凹的窘境，也道出了每一位时代在场者的窘境。《废都》安妥了贾平凹破碎的灵魂，那么一代人破碎的灵魂又在哪里安放呢？
贾平凹的当代文化意义
贾平凹是一个有着深沉悲悯情怀的作家，他的宏阔的人生视野向来不局限于小我的成败得失，而是心系天地苍生的喜悲暖凉。他始终秉有一种积极的入世心态，再加上他敏锐的观察力、恰当的表现力度与表现方式，使得其具有了进入现实生活的超强能力，这种能力是当代中国作家中所不多见的。他对于每一个历史时段的社会、民生问题症结的思考与把握都相当精准而深刻。政治上任何重大方针政策的施行、社会思潮的跌宕起伏、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等等，这些重大变革，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世道人心又发生了怎样的细微变化，贾平凹深晓此中之道。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贾平凹创作成熟的三十年，他用笔记录下、塑造出了社会进程中一个个鲜活的现实人生，时时提醒后来之人，回望历史，体察人性。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段，贾平凹都有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重要作品问世，仅列出《商州初录》、《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浮躁》、《废都》、《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这样一系列作品，几乎就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这三十年来在古老而又现代化的商洛土地上留下的清晰印迹。我们可以这样说，贾平凹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阶层（或可称为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带入当代，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土壤之中播下了千年古莲并绽放出新花；在苏俄模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创作惯性中，艰难地寻找着一条别样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与断裂之后，弥合着古典与现代意绪的裂痕。这正是贾平凹对于当代文化的大意义所在。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之时，以文学之笔反映社会问题这样一种现实主义创作心态在贾平凹的一部分作品里表现得还很突出。批评家们是这样看待他当时的创作的，“一九七九年之后，平凹的小说有了较大的变化。作家不满足于童年生活的回忆，也不满足于在事业和爱情向往之中徜徉，生活迫使他放眼于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假若说，他初期的创作多是田园牧歌式的抒情，那么这个时期的创作便多了许多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揭露和痛苦的思索”，“《山镇夜店》、《上任》、《夏家老太》、《“厦屋婆”悼文》、《年关夜景》、《沙地》等作品一改田园牧歌式的情调，专注于揭示社会生活的弊病”，“《商州初录》等四部作品（其他三部为《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笔者按），尤其是《腊月·正月》，显示出平凹的作品越来越重视客观描写、反映的真实，不只是某些现象、细节的真实，而且有了尽可能完整的、有机联系的真实。时代背景的特点，社会情绪的特点，都比较具体鲜明，不像作者前个时期的不少小说似乎是超时代的，缺乏人物赖以产生并展开特定活动的具体社会关系的描绘”。（16）《当前我国农民的社会心理——评贾平凹〈鸡窝洼的人家〉》一文更是直接从作品对改革政策推行中农民社会心理变化的描写入手，认识到贾平凹这部中篇小说的社会意义。当时我国农村正开始施行新的土地政策，并鼓励农村发展商品经济，农民的反应与心理变化，这部小说所要揭示的正是这一时段农民的一些真实想法，“贾平凹的新作《鸡窝洼的人家》……所描绘的恰恰是一幅当前我国农民社会心理的律动图……《鸡窝洼的人家》对禾禾艰难创业过程和回回在这个过程中的转变的心理过程的描写是成功的，有着重要的社会实践意义”。（17）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外来文论思潮还没有深刻地影响中国评论者们的固有思维模式，中国自主性体系性的批评理论体系还没有形成，批评界主要还是以现实主义批评理论为主导，使用从题材类型、人物形象、主题思想等入手的传统批评方法，来分析作品。以上这些评论，也充分体现出了那一时代的评论特色。
贾平凹在一九八二年笔耕文学组为他开的创作研讨会上，曾对自己的创作作过极简略的剖白，他把自己的创作分作三个阶段，也称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是单纯入世。这指写《山地笔记》前后，当时年龄小，心灵单纯，以童年的眼光看取生活，作品写得单纯而抒情，多写生活美，但比较浅。第二境界是复杂处世。随着年龄的增长，接触社会面广了，交往的人多了，阅历丰富了，越来越体察出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艺术修养也有所提高。第三种境界是单纯“出世”。当然这不是消极遁世，而是追求思想艺术境界的高度成熟，贾平凹将这种写作状态表述为：“做到神行于虚，才能不滞于物；心静才能站得高看得清，胸有全概，犹如站在太空观地球。”（18）这正是处道家出世之高位行儒家入世之情怀，也可见出贾平凹对自己文学之路的探索与追求。
在贾平凹八十年代前、中期的创作中，他一方面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百姓生活的变革、意念的更新而欣喜不已；但同时，也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隐忧，即对于乡野淳朴、率真、坚韧的人性美被城市化现代文明冲击而消散的深深担忧。李振声在《贾平凹与李杭育：比较参证的话题》一文中，将这种复杂心理归纳为“在现代和传统、城市和乡土、人和自然之间，严肃地踌躇徘徊的心理张力”。（19）贾平凹“一心要在静虚村里守护文化的精魂，现实的忧患又不断唤起他为民族前途担忧的社会责任感。不改革没有出路，而改革中的人欲大潮对传统美德的冲击又使作家不安”。（20）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对于贾平凹作品中饱含的具有超越性的对普遍人性隐忧与关怀的理性判断，将贾平凹文学创作的精神内蕴，从简单直白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表层现象，深入到了更具有挖掘意义的人性探索的深层空间里，这是贾平凹研究更进一步的阶段。
贾平凹对生活现实的思考博杂而多义，并充分体现在其长篇小说创作中，因此分析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是重要的研究角度。一九九 年，贾平凹已创作出三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商州》、《浮躁》、《妊娠》。韩鲁华在《审美方式：观照、表现与叙述——贾平凹长篇小说风格论之一》一文中，就专门对这三部长篇进行了解读，其中着重谈到了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写实性原则，“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应属现实主义范畴。但他又吸收了现代艺术、古典艺术中许多营养，成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从总体上来看这三部作品，我们就会发现其间有一种内在的现实连续性。《商州》表现的是现代文明冲击古老山区后，在现实生活与当代人心理上激起的波动；《浮躁》则是一个民族的现实生活与农民文化心态上的骚动；而《妊娠》又是这种骚动痛苦过程的具体描述。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现实世界的艺术总体，体现了作家审美表现方式上写实性原则”。（21）
对于现实主义创作，贾平凹有这样的理解：“现在的写作观念都很新，什么都能写，什么写法都在使用，这是长篇繁荣的体现。一批作家在成熟着，志向都很豪华，想象力又特别好，借鉴的东西丰富，但我觉得还是得强调一句老话，即长篇小说要为历史负责，成为一面镜子。时下中国的现实，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尤其文化上的变化，作家应该为此存照，你或许是激奋的，或许是郁愤的，咯血去写，含泪去写。如果写作只是急功近利地去迎合什么，或者受一点什么新奇的理念去打造个很精致的东西，都可能要辜负这个时代给作家提供的机遇。”（22）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是这样定位自己的社会职责的，贾平凹生活在现代社会，但骨子里仍将忧国忧民这种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情怀当作自己的天职。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高老庄·后记》中，贾平凹说:“长期以来，商州的乡下和西安的城镇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我不会写历史演义的故事，也写不出未来的科学幻想，那样的小说属于别人去写，我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他是这样思考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的文学创作无不表现着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从《浮躁》到《废都》到《白夜》到《高老庄》，一路写下来，渐渐呈现出一种别样的贾氏文化建构样态。
看似神情木讷的贾平凹，内心世界却是无比丰盈与澎湃的，他从不满足已有的模式，总是在寻求创新与超越，超越自己，超越既往。《浮躁》出版后，贾平凹再次受到赞誉，但他却已开始反思，思考艺术高于生活的那些更高妙，也更缥缈的存在。贾平凹对于自己长篇创作的变化是这样描述的：“《浮躁》受到的普遍赞誉比《废都》要多得多。但我觉得《浮躁》是老小说的写法，也就是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写法，这部小说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那是严格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废都》以后，在我的小说中就出现了一些意象的东西，在《浮躁》的后记里面，我就说我不会再写这种类型的小说。从那以后我就越来越关注一些意象的东西，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要有新的东西出现，文学通常走在生活的前面。”（23）从《浮躁》到《废都》再到《秦腔》，贾平凹的三级跳跃给中国文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争议与话题，缠绕其中的是是非非，一时难以理清，但这些作品带给所有读者的震撼、启发与多重思考却是毋庸讳言的。
二 五年，长篇小说《秦腔》出版。评论界再次轰动。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等在上海举行了“贾平凹《秦腔》研讨会”，之后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国作协创研部、作家出版社、《文艺报》、《当代作家评论》五单位又在北京举办了研讨会，评论家们从各自角度言说了阅读《秦腔》之后的感受。《当代作家评论》同时刊发了这两个会议的发言稿，将不同观点并置一炉，呈现给更多读者与研究者。在会议上，栾梅健将贾平凹的《秦腔》与鲁迅的《故乡》、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并置，认为其是二十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性著作，即便过去多年，仍会具有里程碑意义。（24）王鸿生提出：“《秦腔》是‘反史诗的史诗性写作’……这种写法给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启示。”（25）罗岗说：“他的野心不仅仅是在描述这样一个世界，还企望用这个世界来抵抗时代的潮流。怎么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对人的异化和分崩离析的一个挑战。文学是需要这样的对话的。贾平凹的这部小说至少是在当代文学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面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26）北京研讨会上，在京的三十多位批评家，对《秦腔》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秦腔》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中不可多得的一部精品，它厚重宏大，为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建构了一个非常杰出的文本。雷达认为《秦腔》是贾平凹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它突破了以往小说的写法，比较难读，但要慢读，慢读才能读出它的意义和味道。他抽取了故事的元素，抽取了悬念的元素，抽取了情节的元素，抽取了小说里面很多很多元素，可以说，这是一次冒着极大风险的写作，这样写太不容易，但《秦腔》却成功了”。（27）陈晓明更是提出了“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这一命题，他认为《秦腔》，令人震惊地写出了乡土中国历史在后改革时代的命运，即乡土中国历史的终结、乡土文化想象的终结、乡土美学想象的终结。（28）
《秦腔》出版两年之后的二 七年，陈思和在《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一文中，把贾平凹的《秦腔》与余华的《兄弟》放在一个层面讨论，认为贾平凹与余华代表了当下现实主义创作的两种倾向，贾平凹的创作是一种“法自然的现实主义”。《秦腔》这部书“模拟社会，模拟自然，模拟生活本来面目。生活就是这样，一种是效法自然，春花秋月，自然轮回；另外一种是效法自然的人事社会。自然的人事社会也就是今天的社会生活现状。阅读《秦腔》的感受就好像在读一部日记，似读流水账。然而整部小说通读完后，就会感到中国农村和农村文化的衰败与颓亡非常令人震惊。”（29）
二 六年《秦腔》获得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第一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届“红楼梦奖”终审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这样向传媒介绍《秦腔》获奖理由：“作家通过表现陕西地方戏曲‘秦腔’的衰落，写出了中国当代乡土文化、民间伦理、经济关系的剧变。全书充满想象力，通俗中见真情，平淡中见悲悯，寄托深远，笔力丰厚，代表了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突破。”二 六年，贾平凹凭借《秦腔》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五年度杰出作家”，评委会对《秦腔》给出了这样的评语：“他在二○○五年度出版的《秦腔》，怀着对故土、对亲人的赤子之心，以谦卑、仁慈的写作伦理，细致、密实的叙事艺术，记述下了乡村社会动人心魄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难以挽回的衰败、无地彷徨的哀伤。”（30）二 八年，贾平凹以长篇小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辞是这样写的：“《秦腔》这声喟叹，是当代小说写作的一记重音，也是这个大时代的生动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生动写照集于笔端，这是贾平凹创作特点的最突出表征。
二 一一年，贾平凹推出了长篇小说《古炉》，书写“文革”时期的中国乡村生活。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书写“文革”的作品比比皆是，从“伤痕”到“反思”，再到新时期作品中的变相呈现，各有不同。贾平凹作品中对“文革”的表现也曾出现过，但在《古炉》中是第一次正视并专注于此。贾平凹以独特的视角回望了那段动荡的岁月，冷静地观察世事变迁，深入地审视人性之恶。有评论者将这部小说称为是一出“差序格局”打破后的“文革”悲剧。（31）
二 一二年末，长篇小说《带灯》开始在《收获》刊载，二 一三年一月，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带灯》诞生之际，贾平凹已是花甲之年。六十年甲子一轮回，风浪中闯荡过的贾平凹，已然“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评论却不能如此坦然与坐忘，《当代作家评论》在第一时间组织了一组评论文章，有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的《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鲁迅研究专家孙郁教授的《〈带灯〉的闲笔》，还有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研究员撰写的《评贾平凹的〈带灯〉及其他》等文章，这些评论率先品味解读了贾平凹带给我们的新惊喜。陈众议认为：“贾平凹的《带灯》和他之前的《秦腔》及《高兴》构成了一个奇妙的‘三部曲’。这当然不是一般二般意义上的‘三部曲’。他的这个‘三部曲’是共时性的，它们共同见证了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或故乡正在快速淡出我们的生活，其现实干预精神和理性叙事色彩都是贾氏以往作品所不能企及的。”他认为：“中国需要伟大的作家对我们的农村作史诗般的描摹、概括和美学探究。”“贾平凹实现了他不同寻常的文学价值、精神价值。他为中华民族的故乡情怀和乡土意象所唱响的挽歌非但带灯，而且是带血带泪带疼的。” “贾平凹给出的，则或将是中华民族告别千年传统的一曲绝唱。” “《带灯》是一部写给未来的小说。”（32）
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重要性，不光体现在他写出了什么，还在于其在文学史言说中无法绕过的存在性。贾平凹的《废都》、《秦腔》、《古炉》、《带灯》等作品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出版之时所引起的轰动，在日后的文学史叙述中，这些作品也必将成为无法绕开的巨大存在，无可回避的文学地标。正如二 六年，在“贾平凹作品学术研讨会”上，张新颖所说的，“他的作品和时代主流的作品不一样，正好相反的一点是他的作品却和这个时代的情绪心理结合得很紧密……《废都》是典型的中年人的作品，《秦腔》是一个中年人往下走的一种心理，一种情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代表性作品基本上是青年文学，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学代表性作品总是青年文学的话，要它的文学达到一个非常饱满的生命度是很难的。像贾平凹等一批人现在还能写以后还能写，意义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所以我觉得像《秦腔》等作品的出现，有超出个人文学史的意义”。（33）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
贾平凹的语言是中国作家里独一无二的。他似乎刚刚进入写作领域不久，就进入了成熟期，读其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作品，其语言的韧劲、力道与成色，已经相当醇熟，脱去了幼稚气与文艺腔。贾平凹是相当重视语言的，他曾这样说过：“不管你写小说还是写散文，语言是第一的。就像一个人一样，别人能对你一见钟情，首先是你的形象呀。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衡量一部作品，主要看心灵方面的东西和文字方面的东西，心灵的东西是在文字背后，是渗透出来的”。（34）他对孙犁的语言推崇备至：“孙犁只有一个……模仿者只看到他的风格，看不到他的风格是他生命的外化，只看到他的语言，看不到他的语言有他情操的内涵，便把清误认为了浅，把简误认为了少。”（35）
贾平凹是传统性很强，又具有现代意识的人，“重情蕴而不过分拘泥物理的笔记体式的简古直录，创作主体的明净节制虚静平衡，松散平实恬淡的语态之下，隐括并常常流泄出很深的人生体验和不低的悟性，从而有力地拓展了中国当代小说对传统感受模式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可能性。那种句式被简约到不能再简约的还原到中国方块文字本身魅力的努力，也使汉语的现代形态和历史形态之间，出现了重新弥合接续的希望”。（36）
到了《废都》这里，其语言呈现出了一种“话本化”的特点，这是贾平凹将文雅传统的语言与芜杂现代的生活协调在一起，承继弘扬了传统的话本语言。对此有人提出不同观点，认为这是种执拗的反古或仿古倾向，这种文白相间的话本式语言与当代生活是相隔的，不能很好地呈现出当代人心灵的状态，且文白间杂，使得小说语言显出不协调的错位。（37）谢有顺评论《秦腔》的语言时说：“他对古白话小说遗产的娴熟运用，使他的小说语言获得了惊人的表现力。凝练的，及物的，活泼的，口语化的，民间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都渴望触及事物本身和人物的内心，这是贾平凹一贯的语言风格。”（38）贾平凹自己在谈到汉语写作的问题时，谈到了如何进行“新汉语写作”，他认为“母语是与生命直接有关联的东西，用其他语种肯定不能直接进入。汉语原来是古汉语，但现在用古汉语写作是不适应形势的，如果现在还在写词或旧体诗，永远不可能成为主流的东西，引不起更多的人关注”。（39）
对于文学语言的功用，贾平凹有自己的体认：“我以前说过，散文是说话，其实小说也是说话，散文是作家直接说，小说是作家用作品的人物去说。但说话的语言很重要，因为作家还承担着改造并规范语言的责任。我们平常用的成语是厚厚的一本词典，这些就是被不断规范了的有代表性的语言。我们目前使用的现代汉语毕竟才一百年的历史，可我们民族已经文明地存在几千年了，比较起来相对浅薄些，再加上不少新闻语言在流行过程中使原有的词意在散失。我是有意识地在重视这个问题，但也不是特别地去如何做。我小说语言的基础是陕西的民间方言，关中地区和陕南的，这地域的民间语言本身就厚实。”（40）
从七十年代末步入文坛开始直至当下，贾平凹的文学语言，时而清丽婉转，时而狭邪阴郁，鼓荡过激情，也填充过浮靡，在时间和世事的磨洗中，贾平凹的语言功力日渐醇熟起来，贾氏语言特征和语体风格，遣词用句不着痕迹，如清风明月般自在自得，读来却如舌尖坠着千斤橄榄，回味自知。二 一二年，栾梅健在《与天为徒——贾平凹的文学观》一文中，对贾平凹的文学语言做了这样的概括：“看贾平凹的文字，既有现代意识，又有传统气息，还具民间味道。重整体，重混沌，重沉静，憨拙里的通灵，朴素里的华丽，简单里的丰富，达到了语言大师的境界。看似拉拉杂杂，混混沌沌，有话则长，无话则止，看似全没技法，而骨子里却蛮有尽数。”（41）
叙事模式与文学观
贾平凹的小说作品似乎向来不着意在谋篇布局上，其作品从无条分缕析之框架的约束，由一山、一水、一人、一事即可起兴，徐徐展开，娓娓道来，见山开路，遇水搭桥，这种散文化的叙事模式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领域中并不多见，倒是颇有中国古代话本的风骨。在贾平凹一系列作品中，散文化叙事模式表现得较为明显的，在九十年代，是《废都》。“《废都》高明之处在于，将所写事实置于荒诞、隐喻、神话的框架之内，并采用不分章节的无序的散杂的随意的混沌的叙述方式，使现实与荒诞联袂，真实与虚幻拉手，世俗世界与象征世界相交相融，构成一种独特的‘废都意象’。”（42）《废都》之后集大成者，便是《秦腔》。《秦腔》所叙述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琐碎的日子流水一般淌过，没有一个完整的情节将整部作品团结在一起，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叙事之线，散文化叙事模式被贾平凹在《秦腔》里发挥到了极致。《秦腔》在叙述人称方面也没有一以贯之，大部分篇幅是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是引生。可另一些时候，《秦腔》的叙述自作主张地转向了全知全能。一些引生视域之外的故事、场面和对话大摇大摆地插入，大段大段地铺陈。这是谁的声音？——不知道。贾平凹仿佛根本不在乎这个问题。叙述学反复强调必须保持一个统一的视角。然而，贾平凹随心所欲地纵横俯仰，潇洒地将种种成规抛到脑后。（43）
谢有顺在《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一文中谈到了《秦腔》的叙事特点：“阅读《秦腔》是需要耐心的，它人物众多，叙事细密，但不像《废都》、《高老庄》那样，有一条明晰的故事线索，《秦腔》‘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因此，就着叙事本身来说，《秦腔》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在四十几万字的篇幅里，放弃故事主线，转而用不乏琐碎的细节、对话和场面来结构整部小说，这需要作者有很好的雕刻细节的能力，也需要作者能很好地控制叙事节奏，《秦腔》做到了。在当代中国，像《秦腔》这种反‘宏大叙事’、张扬日常生活精神的作品，是相当罕见的。”（44）
贾平凹作品中有许多有关民间占卜、风水、神鬼精怪的描写，有评论者将其概括为对“巫-鬼文化”的运用。在中国古老的文学传统中，向来就有借重“巫-鬼文化”进行文学情感的表达这样一种方式，魏晋志怪文章，唐宋传奇，元曲，明清小说中都存在着大量“巫-鬼文化”因素。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以神言鬼语写人间百态的典范之作；曹雪芹的《红楼梦》在不可行、不可信之处，以仙与人、仙境与人间不断切换这样的神来之笔，打破僵局，写尽痴男怨女的愁肠百转、恨海情天，成为一代文学经典。张器友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一九八九年第四期的《贾平凹小说中的巫-鬼文化现象》一文，就对这一问题集中进行了论述。他认为，贾平凹小说里出现的一些巫-鬼文化现象，是乡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特定土地上民族生活的原生貌，是对商州地域上看似虚幻而又实际存在的一种实际生活状态的描摹，但更重要的是，贾平凹是借此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以呈现自己的美学思考，“作为具有开放的小说美学观念的作家，他又从审美的角度创造了艺术化的神秘之境，即真实的神秘性。就是说，他不但把巫-鬼文化当作一根水银柱，测试出中国乡野的生存态貌和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精神状态，而且把它当作了点化他的艺术世界的魔棒，使他的一些小说透发出动人的美学之光”。（45）自五四以来，鲁迅、赵树理等人继续着对巫-鬼文化传统的艺术处理与运用，而在“文革”中这一传统叙事方式被归入封建迷信之列遭到打压，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贾平凹等一批作家“自觉地接续了鲁迅、赵树理等人的传统，把被丢弃的这份文化艺术传统拾了回来，在开放的美学观念烛照之下把它发扬光大了”。（46）
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对术数颇有研究的青年批评家胡河清生前写过一篇长文《贾平凹论》，从创作发生学的角度对贾平凹的出身、地域及文化承传做了梳理，对于贾平凹创作中的神秘主义有很深刻而独到的揭示。他认为：“中国古人说过：‘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这种深刻的分裂状态似乎也存在在贾平凹身上。半个贾平凹漂浮在肉的幻想之中,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性化特征。另外半个贾平凹却竭力要挣脱生命本真的火炽图景,进入高华深邃的东方灵境。这就是我即将在后半部分的文章中所要描绘的另一种生命景观了。如果把前半个贾平凹称为现象界的,那么他的另一半就可以说是本体论的,属于神秘主义的范畴。”“从《古堡》开始,贾平凹的‘天眼’ 似乎慢慢张开了。他沉思的目光移向了中国道家的千年神树……道家文化的‘风脉神树’把根须头向炎黄故土的岩层深处……贾平凹世居陕西商周丹凤。就如丹桐必须招来凤凰，贾平凹入道也是迟早的事，而‘凤鸣高桐’，才是他修道的归宿。”“贾平凹的创作美学，表现了一种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深度模式和东方神秘主义传统参炼成一体的尝试……当文学真正达到东方神秘主义的同步操作时，就会显示一种‘青青翠竹,皆是佛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神圣境界。这,也许就是贾平凹的当代文化意义所在吧。”（47）
贾平凹作品中，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后的作品中，对神秘世界的描写日渐增多，如《怀念狼》中人狼变幻的灵异之气，《废都》中杨贵妃坟上一 土所生发出的四色奇花，《秦腔》中引生因为心爱的人，一会儿变成蜘蛛，一会儿变成螳螂或者苍蝇，产生各种心有灵犀的感应。鬼才贾平凹用他的奇异之笔，神奇地召回了一个神秘的生活世界，它与现实世界是如此之远，又如此之近，亦真亦幻，殊难辨清。是怎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产生出这样灵异的文学观念？这一点一直是文学评论者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孙郁说：“他在情调上和我们这个时代隔膜越来越大，悲愤与无奈间杂于此。早年乡村静谧的歌谣被沉重的预言罩住了。他不像莫言那样用狂欢的笔触搅动古老的记忆，以癫狂的嬉笑直面人生，或者如阿城那样以飘然之笔，点缀乡下的生活。贾平凹内心承受着无边的黑暗，自己淹没在这黑暗里。解脱的办法不是王小波那样的亵渎神灵，天马行空地东游西走，而是沉下去，沉下去，被历史的惯性所纠缠。我在这个层面上才发现，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给读者带来的是个并不轻松的话题。他在精神的十字路口选择的不是向极限挑战的方式，而是以野狐禅的机敏滑向了寓言的世界。但这个寓言是旧语序里的存在，对人的感知并未构成颠覆。我在阅读他近年的一些作品时，有的是这样的感觉。”（48）这个判断是相当准确而深刻的，贾平凹多年来的文学创作历程，大都呈现在一篇篇“后记”之中，他的创作过程是如此地艰辛而无助，他内心的负担也是无比沉重的。贾平凹就像一个下苦劳作一生的老农，弯腰劳作不再只为温饱，而成为生命的一种惯性，一种本能。他已不能脱卸下身上的重轭，只是一步一步地向前，沉向无边的人间。
贾平凹自己非常重视精神上的修为与历练，他自陈：“强调一个作家精神方面的东西，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其他的都是一般的文字水平、记叙水平、描写水平等，大家基本上都在同一个层次上。最后进入的是‘人’的较量，‘人’的精神博大不博大，也就是‘人’的胸怀大不大，偏执不偏执，中和不中和，从作品上很快就能看出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贾平凹内心深处所执守的，正是一种融天地于一心的精神意念。人如能秉持这种精神意念，宇宙浩渺也能视如草芥，贯古通今、上天入地，无不能为者。这样精神感应下的文学也便能不拘细节、不落俗套，有了大写意、大气象。
二 一二年栾梅健在《与天为徒——论贾平凹的文学观》一文中概括了贾平凹的文学观，他认为对宇宙人间的感应，寻求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和谐发展是贾平凹文艺观的基石，其后经过多年的创作摸索，贾平凹建立起了“崇尚天道、皈依自然”的艺术技巧与方法，形成了独属于他的与生命相通的文学语言，而其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就是他的故乡、他生活过的土地。（49）这些概括皆是对贾平凹体悟深刻、多年追踪解读的必然结果。
栩栩如生的贾氏人物谱系
贾平凹塑造文学人物的能力超强。他笔下的人物在中国当代文学人物长廊里占有重要席位。通过语言、行动、心理的细致描摹与和谐相融，贾平凹将纸面上的文学人物写真写活，栩栩如生，入木三分。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当下，贾平凹塑造出了一批重要人物形象，《腊月·正月》的韩玄子，《天狗》的天狗，《逛山》的柳子言、五魁，《浮躁》的金狗、雷大空，《废都》的庄之蝶、唐宛儿、柳月，《高老庄》的子路，《秦腔》的引生、白雪，《高兴》的刘高兴，《古炉》的狗尿苔、婆婆、善人，以及二 一三年刚出版的《带灯》里的带灯。
对于贾平凹作品的人物形象，评论界有过细致研究，“大约是从长篇小说《商州》开始，贾平凹的作品就存在着一种人物类型和结构模式，从《商州》里的刘成，到《浮躁》里的金狗和雷大空、《废都》里的庄之蝶，再到《土门》里的成义、《白夜》里的夜郎、《高老庄》里的子路和《怀念狼》里的傅山等，他们虽然身份不同，性格各异，但都或者在现实生活中无路可走，或者经过一番奋斗后又归于失败，或者受到历史和现实的捉弄，自己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或者怀着许多的希冀最终却无望地返回，他们大都是离家的人，漂泊的人，这些作品都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这样的结局既是个体的，又是族群的，更是文化的”。（50）汪政的一番话，可谓道出了贾氏人物谱系共同隐含的一条精神特征的暗线。
贾平凹作品中是有一个女性人物形象谱系的，贾平凹笔下的女性美丽、温婉而品性高洁，对此评论界也有公论，“贾平凹的创作，是从描写理想中的青年女性起步的。他最先引起人们注视的短篇小说《满月儿》，就是写了两个纯真活泼的农家少女。在他创作的第一个阶段，真纯天然、美丽善良的女孩子，是他歌吟的主要对象。此后，他的一系列创作，也总是给予女性人物以相当重要的位置的。《二月杏》、《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是如此，《浮躁》、《废都》和《高老庄》亦是如此。这在和他同年龄的男性作家中，是非同一般的。阅历的增长，世事的洞明，经沧桑历苦痛，不但没有使他放弃这种对于女性的痴情苦恋，没有粉碎他心目中的理想的女神，相反地，哪怕是在满目苍凉的‘废都’，在焦灼不安的‘高老庄’，他似乎都是在越来越无所羁绊地渴求着女性的拯救和关怀”。（51）
《秦腔》中的白雪是行将消亡的秦腔艺术的传承人，更是为衰败乡村最后唱挽歌之人。她美丽善良，勤劳耐苦，热爱秦腔，愿为秦腔而付出，但却无法挽住行将逝去的以秦腔艺术为代表的古老深厚的乡村文明。贾平凹在她身上寄托了无限的怜惜与哀思。
在二 一三年新作《带灯》里，贾平凹赋予主人公带灯——一位镇政府维稳青年女干部——一种浪漫、圣洁的柔性光泽，“她身上的一切，有贾平凹的寄托，人性最动人的东西含在其间，善良、文雅、理想驻足在神灵般的世界。她的一切与喧闹的环境竟如此地不和谐”，贾平凹从带灯内心的渴望中，看到了乡村中国的一抹暖色。（52）陈晓明则从当代文学人物形象进程史的角度，考察了带灯这一人物形象的特殊意义，他认为带灯是值得探究的“新人物”，是自从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创建以来就梦想要塑造的“新人物”。贾平凹倾尽全心去写的这个女性形象，是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作家一直试图建立而未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重新书写，这其中的积极意义是不应低估的。（53）张学昕的《带灯的光芒》是一篇难得的人物论，他认为无论怎么看，带灯都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具有强烈悲剧色彩的人物，他断言带灯“是当代中国小说中最美、最理想化、最具时代感的性格人物之一”。（54）何平以《我们的时代，我们同时代的人》为题，谈论《带灯》最重要的文学意义是：“在一个小说人物普遍式微的时代，贾平凹却在他的小说人物谱系里再创造出‘带灯’这个汉语文学中‘这一个’的文学‘人’。”（55）
贾平凹作品中的男性人物形象中，满足于幻想的性焦虑者，为数不少，是贾平凹叙事的一种理想主体，也可形成一个人物系列。例如《天狗》中天狗对师娘的性幻想与性压抑；《逛山》中年轻英俊的风水先生柳子言对四姨太的钟情与沉迷，却止于幻想，绝不敢付诸行动；《五魁》中，从十六岁开始背新娘的五魁，过早地开始了性焦虑和性幻想，然而在荒野之中却压抑着性冲动，放任欲火焚身的女人与狗交媾；到了《秦腔》，贾平凹则在开篇就直接让引生进行了自我阉割，让引生对白雪的倾慕与幻想彻底变得无根无由，虚无缥缈起来。贾平凹对这一系列男性人物形象的描写怪诞得几近病态。贾平凹对其笔下人物作出了这样的安排是出于道德的挟制，还是缘于人病、时代之病、文化之病的驱使，是值得思考的。
到了《废都》中的庄之蝶，贾平凹不厌其烦地写了这么一个名作家的日常生活，笔触很少伸到这个人的心灵深处，偶有指涉也赶快移开，似乎有意避免碰触；但越是躲避着，就越显出问题在那儿。小说写的都是庸常琐事，但却让人时时感到一种迷茫与虚无缠绕在这个人物周围。（56）庄之蝶是既实又虚的，他既是此身此世，也有一种恍兮忽兮，浮生若梦。这种调子直接源于《红楼梦》。《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是这样亦人亦石亦仙，贾平凹是深解《红楼梦》之人，他所追求的也许也正是这种无限地实，也无限地虚，越实越虚，愈虚愈实的大观境界。（57）在虚实交替之间，完成对时代人性的叩问。
以疯癫、痴傻、呆笨之人作为小说主人公不是贾平凹的发明，但贾平凹却将这种人物形象融纳于自己的作品中，赋予其重要的文学作用与意义。《秦腔》中的引生，《古炉》中的狗尿苔都具有这样的身份特征。他们都具有单纯的性情，又具有超于常人的灵异的感觉与意念，经常能够先知先觉，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更像是降落在、潜藏在人间的大智若愚的圣人或精灵。他们在替贾平凹完成着肉体凡胎所无法完成的使命。
散文里生出大境界
贾平凹散文所独具的精、气、神、韵，让人甫一阅读便能立即辨识出来，在散文创作蔚为大观的中国当代文学界，能够产生这样的独特效果，可见贾平凹对散文文体精髓的领悟、对生活的参悟、对情绪情感的把握度的历练决非一日之功。沈金耀早在一九九二年的《贾平凹的散文艺术》一文中就指出，贾平凹散文中站立着一个“年轻的智慧老人”形象，是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与青春活力于一身的一个理想人格形象，既有古今贤哲的人生感悟和人格追求，又有现代人的情怀与向往，“独具慧眼地发现两者的契合点，并用明白的语言把这独特发现表达出来，这也许是贾平凹散文强大魅力之所在”。（58）这篇文章对贾平凹一九九一年之前一阶段的散文创作进行了评析，这一时段贾平凹的散文主要集中在《月迹》、《爱的踪迹》、《心迹》、《人迹》几个散文集里。贾平凹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以山川记游、地域风情和咏物感怀为主，呈现出的艺术特色，既有明月般的空灵，又有山石状的朴拙。贾平凹散文没有明显的哲理的剖析与演说，似只一味实写下去，然哲理气韵氤氲而出，如中国山水画的留白，不着一笔，尽显风流。而在技巧方面，是善借形式表达寓意，如借丑石、丑贝等物，状写自然、精神的大美。
一九八八年前后到九十年代初，贾平凹饱受病痛折磨，中长篇小说创作受到影响一度停了下来，病榻生活特殊的精神体验和人生况味由散文这一渠道汩汩而出，且愈发成熟起来。此阶段的散文以《人病》、《闲人》、《奕人》、《名人》、《笑口常开》、《牌玩》、《太白山记》为主，脱开了“山石·明月”阶段而进入“药味·禅味”时期。（59）此时的贾平凹已年近不惑，人生阅历增长，思想境界渐渐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更成熟的艺术追求。贾平凹自认为此前的散文过分偏好“小意境”、“小哲理”，此时他推崇“大境界”、“蹈大方处”，认为散文“需要有个人对宇宙人生的感应”。（62）这一时段，贾平凹散文多了几分冷峻、苍凉和无奈，少了几分自嗟自叹般的感喟。以平静客观的叙述，替代了前一时期主观情感浓郁的抒情句式。在内容方面，将俗事俗人、粗俗戏谑的语言引入散文，颠覆了散文崇尚典雅纯美的传统模式。此时贾平凹的散文写作已经进入一种较为“随意”的境界之中，求新求工的刻意少了，自然随性的真意多了。应为众指出如将一九八二年的《两代人》和一九九○年的《关于父子》对比阅读，可见出两个时段创作特色的变化。（63）
这一时期的散文或许不再给读者带来某种知性的愉悦，但却让读者品味到了社会人生的复杂丰富，窥见作者那敏感沉郁的心灵世界。（64）
一九九二年，散文月刊《美文》在西安创刊，贾平凹任主编。《美文》酝酿之初，散文在国内还处于低潮，那时散文界弥漫着一股柔靡之风，针对这种现象，贾平凹提出了“大散文”的概念，他认为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家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在这块园地上，你可以抒发天地宏论，你可以阐述安邦治国之道，可以做生命的沉思，可以行文化的苦旅，可以谈文说艺，可以赏鱼虫花鸟。而散文也不应是散文作家的专利，小说家、诗人、艺术家、学者、哲学家、科学家，以及社会独领专长的各界专家，只要是好的文章，都提供版面发表，倡导不拘一格。贾平凹在编辑工作中，执行着这一“大散文”的理念，在散文创作中也践行着这一思路。无论是写人、记事，还是情绪、记游，有感而发，信手拈来，令人读之有流水行云之意，美感油然而生。
贾平凹的游记散文贯穿于其散文创作始终，贾平凹喜到各处游走，看各地景致、感民风野俗，每有感而发，遂成佳作，如“商州”系列等。贾平凹在谈到散文创作时说：“好散文，意密体疏。俗散文，体密意疏。须：平淡中有奇创，清空中有浓厚。”杨剑龙即用贾平凹自己对散文的定义来评价其散文创作，在《“平淡中有奇创，清空中有浓厚”》一文中，杨剑龙认为，在当今的游记散文创作中，贾平凹的游记呈现出意密体疏的特性，具有平淡中有奇创、清空中有浓厚的韵味，贾平凹已成为当代游记创作中别具一格的大家。（63）
贾平凹是一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语感和文体风格的作家，他的散文即使掩去名字，读者也能识别出独属于他的气息来。谢有顺在《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中谈到了当今散文的时弊，数量虽庞杂，但难掩其贫乏，因为散文的写作普遍落到了公共话语的俗套之中，写作者援用的也多是被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暴力作用后的语言方式，个人的、心灵的、细节的内容被忽略了。而贾平凹的独树一帜就在于他的散文后面站着他这个人，他能从微小的细节入文，趣味生动，精神自在，没有陈规，整体上给人许多开阔的想象。这是从小而大的写法，事是小的，但精神是大的。（64）
散文是贾平凹钟情的一种文体，其创作数量大，且多精品，散文创作贯穿其文学创作始终。在闲适小品文、小女人散文、历史散文、文化散文等众多散文样态你方唱罢我登场之际，贾平凹以“性情”为散文之根脉，不拘形式、体例、格局，扯起了“大散文”的旗帜，在散文界倡导起一股，真情真性，下笔皆为美文的创作风气。今日，一些曾经唱响一时的散文口号日渐衰微之时，贾平凹倡导的美文旗帜仍在猎猎飘扬。
作家是大时代褶皱中敏锐的感应者与忠实的记录者，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技艺与思考表达着身处时代里微小人性的生存状态与情感诉求。读者、评论者应该在文学艺术的范围内，在文艺理论的语境中，理解作家及其作品，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来面对作家，不吹毛求疵，不过多苛刻，不应牵扯进太多的非艺术因素来给作家定性。这就是对作家最大的理解与支持了。《当代作家评论》是一本文学批评期刊，它所能做者不多，只是评点三五作者，漫谈文艺潮流，发表数篇文章；它所能做者甚多，扶挟新老作家，洞观思潮涌动，推动文学前进。一本刊物，做大做小，完全取决于对于文学理念理解的深浅，与持守意念的轻重。对于中国当代重要作家的关注与持续研究，就是一种执著的坚持。创作不息，评论不止，《当代作家评论》对贾平凹的关注与研究，还将继续下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1&ZD112）
注释：
（1）江湖：《我们对贾平凹还有许多误读》，《文艺报》2006年5月13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文论下载。
（2）贾平凹：《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废都〉后记》，《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3）李洁非：《〈废都〉的失败》，《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4）陈骏涛、白烨、王绯：《说不尽的〈废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5）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6）温儒敏：《剖析现代人的文化困扰》，《九十年代文存》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孟繁华：《面对今日中国的关怀与忧患——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土门〉》，《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1期。
（8）谢有顺：《贾平凹的实与虚》，《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9）见张新颖《重读废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
（10）（11）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12）王尧：《重评〈废都〉兼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13）〔美〕鲁晓鹏：《世纪末〈废都〉中的文学与知识分子》，季进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14）李敬泽：《庄之蝶论》，《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15）《关于语言——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主持人的话”，《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16）刘建军：《贾平凹小说散论》，《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
（17）许柏林：《当前我国农民的社会心理——评贾平凹〈鸡窝洼的人家〉》，《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
（18）转引自费秉勋《论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第30页。
（19）李振声：《贾平凹与李杭育：比较参证的话题》，《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20）樊星：《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
（21）韩鲁华：《审美方式：观照、表现与叙述——贾平凹长篇小说风格论之一》，《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
（22）贾平凹：《生活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细节》，《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23）贾平凹、王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24）（25）（26）陈思和、杨剑龙等：《〈秦腔〉：一曲挽歌，一段深情——上海〈秦腔〉研讨会发言摘要》，《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27）（28）张胜友、雷达等：《〈秦腔〉：乡土中国叙事终结的杰出文本——北京〈秦腔〉研讨会发言摘要》，《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29）陈思和：《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渤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3期，《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文论下载。
（30）《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五年度杰出作家：贾平凹授奖辞》，《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31）王童、杨剑龙：《“差序格局”打破后的“文革”悲剧——论贾平凹长篇小说〈古炉〉》，《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2期。
（32）陈众议：《评贾平凹的〈带灯〉及其他》，《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33）陈思和、丁帆等：《作家，是属于时代的——“贾平凹作品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5期。
（34）贾平凹、谢有顺：《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第241、164-165页。
（35）贾平凹：《孙犁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3期。
（36）李振声：《贾平凹与李杭育：比较参证的话题》，《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37）见陈骏涛、白烨、王绯《说不尽的〈废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38）谢有顺：《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39）贾平凹、王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40）贾平凹、王彪：《一次寻根，一曲挽歌》，《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17日，《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文论下载。
（41）栾梅健：《与天为徒——贾平凹的文学观》，《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42）钟本康：《世纪末：生存的焦虑——〈废都〉的主题意识》，《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43）见南帆《找不到历史——〈秦腔〉阅读札记》，《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44）谢有顺：《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45）（46）张器友：《贾平凹小说中的巫-鬼文化现象》，《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
（47）胡河清：《贾平凹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48）孙郁：《贾平凹的道行》，《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49）见栾梅健《与天为徒——论贾平凹的文学观》，《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50）汪政：《论贾平凹》，《钟山》2002年第4期，《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文论下载。
（51）张志忠：《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
（52）见孙郁《〈带灯〉的闲笔》，《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53）见陈晓明《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评贾平凹新作〈带灯〉》，《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54）张学昕：《带灯的光芒》，《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55）何平：《我们的时代，我们同时代的人》，《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56）张新颖：《重读〈废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
（57）见李敬泽《庄之蝶论》，《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58）见沈金耀《贾平凹的散文艺术》，《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4期。
（59）（61）（62）见应为众《贾平凹近期散文臆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5期。
（60）见贾平凹《瞎摸索与新局面》，《静虚村散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63）杨剑龙：《“平淡中有奇创，清空中有浓厚”》，《东吴学术》2012年第2期，《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转载。
（64）见谢有顺《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编辑：moyuzhai）
贾平凹从一九七四年开始文学创作，一九七八年以《满月儿》获得全国第一届短篇小说奖，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九八二年以《腊月·正月》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浮躁》获一九八七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一九八九年以散文集《爱的踪迹》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到一九九三年其长篇小说《废都》一经发表，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巨大争议，贾平凹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其创作并未停止，其后陆续推出了长篇小说《土门》、《白夜》、《高老庄》、《怀念狼》等。四年之后，《废都》获一九九七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二 三年获得由法国文化交流部颁发的 “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时任的法国驻华大使在给贾平凹的贺信中说：“您的作品在法国影响很大，这项荣誉是授予您作品内容的丰富多彩性与题材的广泛性。”十年之后，二 一三年二月，贾平凹再次获得法国文学艺术界的最高荣誉 “法兰西金棕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法国驻华大使白林说：“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我们法国人热爱中国文学，尤其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文学，我们也热爱中国当代文学，贾平凹先生的作品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当代中国，记述了当代中国是如何地适应现代化的种种变化的。”白林认为，虽然贾平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浓厚的陕西色彩，他书中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陕西，但他的作品其实对各个国家都具有意义，“从中我们能够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尊重文化传统，需要尊重自己的人民，哪怕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在基层的小人物也值得我们尊重，比如《带灯》中的女主角。也就像带灯这两个字的意义一样，文学可以在黑暗中给我们带来一丝曙光。”二 五年以《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二 五年，其长篇小说《秦腔》再次带给人们巨大的震撼与冲击。二 六年四月，贾平凹凭借《秦腔》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大奖“二 五年度杰出作家”；二 六年十一月，《秦腔》荣获香港首届“红楼梦奖”；二 八年十月，《秦腔》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秦腔》之后，几年内贾平凹又陆续创作出了长篇小说《高兴》、《古炉》、《带灯》。长篇小说创作期间其优质的中短篇小说、散文创作也从未间断。贾平凹用如此多重量级作品，一次次拨动着中国文学大众的阅读神经，一次次挑战着人们的阅读极限，他以近四十年持续而优异的创作实绩，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当之无愧的一座高峰。但与其顶尖的创作成绩相比，贾平凹文学研究却并不能尽如人意，对贾平凹这样一位中国当代文坛重要作家的关注，理应成为中国文学评论界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着力方向。
《当代作家评论》创刊于一九八四年，从一九八五年便开始发表贾平凹评论文章，并在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始终对贾平凹的创作进行跟踪评论，通过组织参与贾平凹作品研讨活动、约请批评家撰写评论文章、策划推出贾平凹评论专辑等方式，致力于将贾平凹文学研究推向深入。一九八五-二 一三年五月，《当代作家评论》策划参与作品研讨活动四次，推出评论专辑五个，共发表贾平凹相关评论文章一百篇。贾平凹每有重要作品问世，《当代作家评论》都及时作出了反应。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也就在创刊的第二年，《当代作家评论》在同一期推出了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费秉勋的《论贾平凹》、许柏林的《当前我国农民的社会心理——评贾平凹〈鸡窝洼的人家〉》、夏刚的《折射的历史之光——〈腊月·正月〉纵横谈》，四篇文章集束评论，是当期的重头文章，也拉开了《当代作家评论》贾平凹研究的序幕。
二 五年，我们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对中国重要作家进行系列的研讨，一般方式是搞一个有较高水准的学术研讨会，同时在杂志上推出被研究对象的研究专辑，也想借此提升刊物的品牌效应。我们选择的第一个研究对象就是贾平凹。二 六年五月，《当代作家评论》联合苏州大学文学院、春风文艺出版社和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在江苏常熟召开“贾平凹作品学术研讨会”，陈思和、丁帆、南帆、孙郁、王尧、王必胜、陈晓明、吴义勤、汪政、栾梅健、丁晓原、张新颖、王光东、谢有顺、周景雷、李静等学者与批评家，作家同行范小青、叶兆言、苏童、林白以及悉尼大学贾平凹研究专家王一燕参加了会议。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专家学者提交了十五篇论文以及会议发言纪要，分三期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二 六年第三、四、五期。会后，《文艺报》发表了记者江湖的报道《我们对贾平凹还有许多误读》，江湖指出：此次研讨印证了文坛里另一个流行的说法：“说不尽的贾平凹”。不少与会者谈到，以前我们研究贾平凹总习惯于像解剖麻雀一样分析得非常清楚，再把一些结论组合在一起，以为那样看贾平凹就十分清晰了，但实际上我们对于贾平凹的认识依然是混沌的。同一个文学对象在不同的时代也会给我们提供不同的反思方式。重新阐释总是一个无限度的开始。贾平凹在创作中也有许多困惑。而我们研究贾平凹，面对的不仅是他的困惑，而始终也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困惑和痛楚。贾平凹在会上也表示，今后肯定会将写作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反正不写也没事做。这样说来，贾平凹的创作依然会给人们带来误读，带来争议。依记者看，即便是误读和争议，从另外的方面也能为中国文学发展带来新的助 力。（1）
今天重新解读这一百篇文章，能够从中看出，在不同时段评论者对贾平凹研究视角的微妙变换，关注中心的不断挪移，以及研究方法与使用理论的推陈出新，《当代作家评论》的贾平凹研究伴随着贾平凹重要文学创作的始终，也贯穿于三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之中。因此，对于《当代作家评论》所刊发的贾平凹研究文章进行回顾分析与总结，对于推动贾平凹研究，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说不尽的《废都》”
一九九三年，贾平凹推出了长篇小说《废都》。一九九二年腊月二十九的晚上，贾平凹终于写完了《废都》的最后一个字。“从大年的三十到正月的十五，我每日回坐在书桌前目注着那四十万字的书稿，我不愿动手翻开一页……我便在未作全书最后的一次润色工作前写下这篇短文，目的是让我记住这本书带给我的无法向人说清的苦难，记住在生命的苦难中又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2）写完《废都》的后记，贾平凹又于“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午”（这一天正是贾平凹四十一岁生日）改完《废都》的最后一稿，之后由《十月》杂志第三、四期连载，六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首印五十万册。有人统计，在之后的两年时间内，《废都》正版、半正版、盗版加起来有一千二百万册。一时间舆论哗然，全国图书市场正版盗版乱象纷纷，裹挟着“性描写”这样一个巨大的噱头，以及被禁止出版的变相刺激，《废都》成为了史上最畅销、最受关注的文学作品。评论界对《废都》的意见也存在着巨大分歧，贾平凹遭受到了自创作以来最严厉的指责与非议，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在如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下，面对《废都》，文学刊物该如何评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一九九三年第六期，《当代作家评论》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织推出了“贾平凹评论小辑”，刊发了胡河清、雷达、李洁非、陈骏涛、钟本康、韩鲁华等人评论文章六篇，虽汇集了支持与反对的意见与声音，但支持不悖离文学这个中心，保持理性、客观的作品讨论，进行学理性的评说。新锐批评家李洁非直接以《〈废都〉的失败》为题给贾平凹狠狠一击，认为《废都》是贾平凹在艺术创作上的惨败：“《废都》的情节、语言、人物，写得如此破绽累累、漏洞迭出，根源却只有一个，这便是我先已指出了的作者的整个创作当中溺于自我……为了自我而忘了艺术。”（3）“后女权”批评家王绯对《废都》也持有不同意见：“《废都》是贾平凹在对城市混沌感觉或感悟中将社会（家庭）内幕、黑幕、民间流传的趣闻轶事（包括讽喻调侃式的顺口溜）、世态民情的风貌、当代文化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景状的一种小说形态的拼合。” “《废都》的性描写停留在行为层面，没有人物心态的充分展示，更缺少《金瓶梅》那种艺术氛围的渲染，有些东西在用笔上是很无聊的，我们在此不作道德判断，仅就作家本身的艺术书写来看，层次也是不够的，与《金瓶梅》存在着相当的艺术距离。”（4）在众声喧哗中，雷达的《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难得冷静、客观地研诘《废都》的得失，无疑是贾平凹文学研究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雷达首先对当时喋喋不休的争论场景作了简洁准确的描述：“在读者和评论界，有人说它堕落，有人说它变态，有人说它是明清艳情、狭邪小说的仿制品，并无创新价值，有人说它是狡猾的商业策略，一笔早就预谋好的赚钱生意，当然，也有人对它推崇备至，视为深沉之作，传世之作，几近绝响，因而听不进批评意见。”进而指出：“《废都》在贾的创作中前所未有，这倒不在他首次描写了都市知识分子的生活，而在于剖露灵魂的大胆，性描写的肆无忌惮，由审美走向审丑，由美文走向‘丑文’，以及那透骨的悲凉，彻底的绝望。”“他的创作从来都在两种倾向之间摆荡，《废都》不过是其中一种倾向的走向极端罢了。这两种倾向是：积极进取与感伤迷惘，注重社会现实与注重自我精神矛盾，审美与审丑，温柔敦厚与放纵狂躁，现实主义的执著与现代主义的虚无等等的对立。”雷达梳理了贾平凹十几年来的创作，认为他走出了一条曲折多变的文学创作之路。从早期《山地笔记》的单纯稚嫩，清新流丽，追求乡野的自然美，心灵美；到后来，阅历渐深，流露出困惑、迷惘的情绪，写出了《好了歌》、《沙地》、《二月杏》等作；八十年代中期，以《商州初录》发端，以长篇《浮躁》为其总汇，中经《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等作，积极投身改革大潮，作品因强烈的时代感和文化精神而为人称道；八十年代中后期，由热情转入冷静，由关注外部世界转入探索人性的复杂，悲剧意识增长，连续发表了《冰炭》、《黑氏》、《古堡》等作；九十年代初以来，心态似乎有些紊乱，笔致飘忽无定，既有《太白山记》式的诡谲神秘，又有《美穴地》、《五魁》式的土匪系列，到了中篇《废都》再到长篇《废都》，其精神逐渐被一种面对现实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沉沦感、悲伤感所左右。《废都》式的悲凉和幻灭，在《废都》前期的一些散文、小说中已现雏形和胚胎，终以《废都》的方式来了个总爆发。因此，可以将《废都》的出现视为贾平凹创作发展的一种必然。（5）
《废都》堪称当代文坛最受争议的作品、毁誉参半的奇书。当年季羡林曾预言：二十年后，《废都》会大放光芒。先锋作家马原也多次讲到《废都》能留在当代文学史上。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把“废都”与“荒原”作比：“看来小说取名《废都》，包含有对传统文化断裂的隐忧，有失去人文精神倚持的荒凉感。七十年前，英国诗人T.S.艾略特写了题为《荒原》的长诗，以死亡和枯竭的意象，来表征被工业文明所裹胁的现代西方人的生命贫瘠。《废都》的命意和《荒原》何其相似！两者同样有着对于传统文明断裂后的隐忧和悲剧感，《废都》也许可以称为东方式的《荒原》。”（6）这样的并置对比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两部作品的文化背景相距是如此之远，但在悲悯文明的毁灭方面却是如此之近。
“《废都》热”作为一个文化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但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废都》的研究并未止息。在随后的若干年里，《当代作家评论》仍然没有放弃对于《废都》反复评说的机会。孟繁华在一九九七年的一篇文章里说：“我曾参与过对《废都》激烈的批评，三年多过去之后，我们没有改变对《废都》的基本看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贾平凹《白夜》与《土门》的面世，我觉得对贾平凹的评价我们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层面，这就是作为一个作家他对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持久关注和耐心的表达。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方式，可以商讨批评他对文本内容的选择或设定，但他执著地选择当下社会生活变革给人们生存和精神带来的巨大震荡作为自己的表达对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创伤，揭示了迈向幸福承诺过程中的人们巨大的感奋、矛盾与痛苦。”（7）
贾平凹似乎总是自己给自己背负上一种使命，正如谢有顺所说：“贾平凹的讲述魅力是无穷的，他本也可以像另外一些作家那样，用纯粹的故事美学逍遥于历史的风情之中，但他却自觉接受了灵魂内部的某种自我折磨，似乎在苦待自己。”（8）贾平凹的这种自觉的担当精神，缘于他时时刻刻生活于中国的现实中，生活在每一个细节里，他深知这生活中的每一丝痛苦、焦虑、欣悦与无奈。贾平凹在《废都》中写下了一个时代在理想上的崩溃，在信念上的荒凉。《废都》之前，中国当代文学中少有作品能如此准确地描摹出这种虚无与崩溃，《废都》之后，也鲜有出其右者。
时隔十一年之后，张新颖重读《废都》，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语境之下，他读出了《废都》里的深义，他认为《废都》是一部中年人写的书，写的是中年的经验和心境，一个中年人无法诉说的精神上的寂寞、茫然和颓败。（9）
十三年之后，陈晓明在《秦腔》出版之后，再次翻开《废都》，他深刻地反思了自己，也开始重新认识《废都》，《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这篇长文因此而生。他认为《废都》之所以引发了空前范围的争议与严苛的批判，就在于贾平凹碰触到了时代的痛点，“平心而论，他确实抓住时代潮流，九十年代初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九八九年的历史后遗症。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不仅无所事事，也处于失语的困扰中。王朔的调侃替代了知识分子话语真空，但却替代不了知识分子的位置，知识分子还是处在那个尴尬的位置，他们对王朔进行了集体的围攻。知识分子的话语以毫无历史方向感的形式第一次获得了表达，那就是对现实强烈不满的表达，王朔不幸成为杂语喧哗的对象。失语后的复活没有别的方式，只有强烈的攻击性，矫枉必须过正，下一个对象是贾平凹，他显然是一个更合适知识分子恢复失语症的治疗对象。因为贾平凹唤起的是道德记忆，道德话语是知识分子最熟悉的话语，是在他牙牙学语时就掌握的语言。”（10）而贾平凹《废都》的创作也确实出现了一些致命的问题，授人以柄，对此，陈晓明是这样表述的：“他的性情与文化概念出了问题，他的文学态度与他的实际文本建构出了问题。写性情，这是贾平凹的强项，性情二字最是贾平凹特色。但现在，他的性情离开了乡土，离开了民俗风土，这里的性情没有了恰切合适的背景，这个庄之蝶作为西京城里的名人，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他的文化素养，上不着城，下不落村，显得不伦不类。只剩下性情，但孤零零的性情，也就只剩下性。贾平凹不得不倾注笔墨去表现庄之蝶的性生活。”（11）
王尧将《废都》的出现与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身份危机联系在一起，在《重评〈废都〉兼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一文中，他指出，不是贾平凹放弃了“宏大叙事”或者解构了“宏大叙事”，而是在贾平凹写作《废都》之前或者写作《废都》时“宏大叙事”已经被解构。在这个意义上，《废都》呈现了知识分子无法救赎的可能性。（12）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鲁晓鹏教授在《世纪末〈废都〉中的文学与知识分子》中提到了《废都》对于“人文精神的危机”的见证意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最为热烈的那场全国论争中，似乎没有哪部重要作品比《废都》更好地契合了那场论争的主题：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价值的混乱和精神的困惑。（13）
十七年之后，李敬泽重读《废都》，写下《庄之蝶论》。李敬泽认为庄之蝶的出现首先是给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身份重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面对这个“颓废”、“空虚”、“堕落”的庄之蝶，找不到对手的人们终于找到了一架风车，可以刀剑相向。但《废都》并非只是树了个靶子，供人攻诘，那便小觑了贾平凹的功力。贾平凹的高妙之处就在于，他打通了古与今之间的壁障，勾连起了今人与古人相近的生活情致与情感体验，“他复活了中国传统中一系列基本的人生情景、基本的情感模式，复活了传统中人感受世界与人生的眼光和修辞，它们不再仅仅属于古人，我们忽然意识到，这些其实一直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基因里就睡着古人，我们无名的酸楚与喜乐与牢骚在《废都》中有名了，却原来古今同慨，先秦明月照着今人”。“贾平凹的巨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建立于这种对中国人基本生活感觉的重新确认和命名——《废都》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重建了经过现代以来的启蒙洗礼、在现代话语中几乎失去意义的中国人的人生感，无数的贾平凹爱好者所爱的恰恰就是这个。”（14）
二 二年，《当代作家评论》开设的“小说家讲坛”请到了贾平凹，在讲演之前王尧教授有一段“主持人的话”，对贾平凹作了这样的介绍：“贾平凹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文化身份处于分裂状态时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而这样一种分裂状态，决定了他与传统、现实的复杂关系，决定了他美学理想的斑驳，也决定了他的叙事话语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说，贾平凹的写作，是一个文化身份分裂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夜游’，因此在他小说和散文的天空中，高悬的是月亮而不是太阳。这是我们尊重贾平凹的理由，而不是我们中伤贾平凹的借口。其实，我们都是分裂的一代。”（15）一番话，道出了贾平凹的窘境，也道出了每一位时代在场者的窘境。《废都》安妥了贾平凹破碎的灵魂，那么一代人破碎的灵魂又在哪里安放呢？
贾平凹的当代文化意义
贾平凹是一个有着深沉悲悯情怀的作家，他的宏阔的人生视野向来不局限于小我的成败得失，而是心系天地苍生的喜悲暖凉。他始终秉有一种积极的入世心态，再加上他敏锐的观察力、恰当的表现力度与表现方式，使得其具有了进入现实生活的超强能力，这种能力是当代中国作家中所不多见的。他对于每一个历史时段的社会、民生问题症结的思考与把握都相当精准而深刻。政治上任何重大方针政策的施行、社会思潮的跌宕起伏、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等等，这些重大变革，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世道人心又发生了怎样的细微变化，贾平凹深晓此中之道。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贾平凹创作成熟的三十年，他用笔记录下、塑造出了社会进程中一个个鲜活的现实人生，时时提醒后来之人，回望历史，体察人性。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段，贾平凹都有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重要作品问世，仅列出《商州初录》、《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浮躁》、《废都》、《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这样一系列作品，几乎就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这三十年来在古老而又现代化的商洛土地上留下的清晰印迹。我们可以这样说，贾平凹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阶层（或可称为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带入当代，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土壤之中播下了千年古莲并绽放出新花；在苏俄模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创作惯性中，艰难地寻找着一条别样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与断裂之后，弥合着古典与现代意绪的裂痕。这正是贾平凹对于当代文化的大意义所在。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之时，以文学之笔反映社会问题这样一种现实主义创作心态在贾平凹的一部分作品里表现得还很突出。批评家们是这样看待他当时的创作的，“一九七九年之后，平凹的小说有了较大的变化。作家不满足于童年生活的回忆，也不满足于在事业和爱情向往之中徜徉，生活迫使他放眼于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假若说，他初期的创作多是田园牧歌式的抒情，那么这个时期的创作便多了许多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揭露和痛苦的思索”，“《山镇夜店》、《上任》、《夏家老太》、《“厦屋婆”悼文》、《年关夜景》、《沙地》等作品一改田园牧歌式的情调，专注于揭示社会生活的弊病”，“《商州初录》等四部作品（其他三部为《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笔者按），尤其是《腊月·正月》，显示出平凹的作品越来越重视客观描写、反映的真实，不只是某些现象、细节的真实，而且有了尽可能完整的、有机联系的真实。时代背景的特点，社会情绪的特点，都比较具体鲜明，不像作者前个时期的不少小说似乎是超时代的，缺乏人物赖以产生并展开特定活动的具体社会关系的描绘”。（16）《当前我国农民的社会心理——评贾平凹〈鸡窝洼的人家〉》一文更是直接从作品对改革政策推行中农民社会心理变化的描写入手，认识到贾平凹这部中篇小说的社会意义。当时我国农村正开始施行新的土地政策，并鼓励农村发展商品经济，农民的反应与心理变化，这部小说所要揭示的正是这一时段农民的一些真实想法，“贾平凹的新作《鸡窝洼的人家》……所描绘的恰恰是一幅当前我国农民社会心理的律动图……《鸡窝洼的人家》对禾禾艰难创业过程和回回在这个过程中的转变的心理过程的描写是成功的，有着重要的社会实践意义”。（17）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外来文论思潮还没有深刻地影响中国评论者们的固有思维模式，中国自主性体系性的批评理论体系还没有形成，批评界主要还是以现实主义批评理论为主导，使用从题材类型、人物形象、主题思想等入手的传统批评方法，来分析作品。以上这些评论，也充分体现出了那一时代的评论特色。
贾平凹在一九八二年笔耕文学组为他开的创作研讨会上，曾对自己的创作作过极简略的剖白，他把自己的创作分作三个阶段，也称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是单纯入世。这指写《山地笔记》前后，当时年龄小，心灵单纯，以童年的眼光看取生活，作品写得单纯而抒情，多写生活美，但比较浅。第二境界是复杂处世。随着年龄的增长，接触社会面广了，交往的人多了，阅历丰富了，越来越体察出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艺术修养也有所提高。第三种境界是单纯“出世”。当然这不是消极遁世，而是追求思想艺术境界的高度成熟，贾平凹将这种写作状态表述为：“做到神行于虚，才能不滞于物；心静才能站得高看得清，胸有全概，犹如站在太空观地球。”（18）这正是处道家出世之高位行儒家入世之情怀，也可见出贾平凹对自己文学之路的探索与追求。
在贾平凹八十年代前、中期的创作中，他一方面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百姓生活的变革、意念的更新而欣喜不已；但同时，也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隐忧，即对于乡野淳朴、率真、坚韧的人性美被城市化现代文明冲击而消散的深深担忧。李振声在《贾平凹与李杭育：比较参证的话题》一文中，将这种复杂心理归纳为“在现代和传统、城市和乡土、人和自然之间，严肃地踌躇徘徊的心理张力”。（19）贾平凹“一心要在静虚村里守护文化的精魂，现实的忧患又不断唤起他为民族前途担忧的社会责任感。不改革没有出路，而改革中的人欲大潮对传统美德的冲击又使作家不安”。（20）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对于贾平凹作品中饱含的具有超越性的对普遍人性隐忧与关怀的理性判断，将贾平凹文学创作的精神内蕴，从简单直白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表层现象，深入到了更具有挖掘意义的人性探索的深层空间里，这是贾平凹研究更进一步的阶段。
贾平凹对生活现实的思考博杂而多义，并充分体现在其长篇小说创作中，因此分析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是重要的研究角度。一九九 年，贾平凹已创作出三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商州》、《浮躁》、《妊娠》。韩鲁华在《审美方式：观照、表现与叙述——贾平凹长篇小说风格论之一》一文中，就专门对这三部长篇进行了解读，其中着重谈到了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写实性原则，“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应属现实主义范畴。但他又吸收了现代艺术、古典艺术中许多营养，成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从总体上来看这三部作品，我们就会发现其间有一种内在的现实连续性。《商州》表现的是现代文明冲击古老山区后，在现实生活与当代人心理上激起的波动；《浮躁》则是一个民族的现实生活与农民文化心态上的骚动；而《妊娠》又是这种骚动痛苦过程的具体描述。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现实世界的艺术总体，体现了作家审美表现方式上写实性原则”。（21）
对于现实主义创作，贾平凹有这样的理解：“现在的写作观念都很新，什么都能写，什么写法都在使用，这是长篇繁荣的体现。一批作家在成熟着，志向都很豪华，想象力又特别好，借鉴的东西丰富，但我觉得还是得强调一句老话，即长篇小说要为历史负责，成为一面镜子。时下中国的现实，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尤其文化上的变化，作家应该为此存照，你或许是激奋的，或许是郁愤的，咯血去写，含泪去写。如果写作只是急功近利地去迎合什么，或者受一点什么新奇的理念去打造个很精致的东西，都可能要辜负这个时代给作家提供的机遇。”（22）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是这样定位自己的社会职责的，贾平凹生活在现代社会，但骨子里仍将忧国忧民这种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情怀当作自己的天职。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高老庄·后记》中，贾平凹说:“长期以来，商州的乡下和西安的城镇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我不会写历史演义的故事，也写不出未来的科学幻想，那样的小说属于别人去写，我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他是这样思考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的文学创作无不表现着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从《浮躁》到《废都》到《白夜》到《高老庄》，一路写下来，渐渐呈现出一种别样的贾氏文化建构样态。
看似神情木讷的贾平凹，内心世界却是无比丰盈与澎湃的，他从不满足已有的模式，总是在寻求创新与超越，超越自己，超越既往。《浮躁》出版后，贾平凹再次受到赞誉，但他却已开始反思，思考艺术高于生活的那些更高妙，也更缥缈的存在。贾平凹对于自己长篇创作的变化是这样描述的：“《浮躁》受到的普遍赞誉比《废都》要多得多。但我觉得《浮躁》是老小说的写法，也就是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写法，这部小说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那是严格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废都》以后，在我的小说中就出现了一些意象的东西，在《浮躁》的后记里面，我就说我不会再写这种类型的小说。从那以后我就越来越关注一些意象的东西，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要有新的东西出现，文学通常走在生活的前面。”（23）从《浮躁》到《废都》再到《秦腔》，贾平凹的三级跳跃给中国文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争议与话题，缠绕其中的是是非非，一时难以理清，但这些作品带给所有读者的震撼、启发与多重思考却是毋庸讳言的。
二 五年，长篇小说《秦腔》出版。评论界再次轰动。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等在上海举行了“贾平凹《秦腔》研讨会”，之后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国作协创研部、作家出版社、《文艺报》、《当代作家评论》五单位又在北京举办了研讨会，评论家们从各自角度言说了阅读《秦腔》之后的感受。《当代作家评论》同时刊发了这两个会议的发言稿，将不同观点并置一炉，呈现给更多读者与研究者。在会议上，栾梅健将贾平凹的《秦腔》与鲁迅的《故乡》、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并置，认为其是二十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性著作，即便过去多年，仍会具有里程碑意义。（24）王鸿生提出：“《秦腔》是‘反史诗的史诗性写作’……这种写法给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启示。”（25）罗岗说：“他的野心不仅仅是在描述这样一个世界，还企望用这个世界来抵抗时代的潮流。怎么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对人的异化和分崩离析的一个挑战。文学是需要这样的对话的。贾平凹的这部小说至少是在当代文学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面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26）北京研讨会上，在京的三十多位批评家，对《秦腔》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秦腔》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中不可多得的一部精品，它厚重宏大，为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建构了一个非常杰出的文本。雷达认为《秦腔》是贾平凹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它突破了以往小说的写法，比较难读，但要慢读，慢读才能读出它的意义和味道。他抽取了故事的元素，抽取了悬念的元素，抽取了情节的元素，抽取了小说里面很多很多元素，可以说，这是一次冒着极大风险的写作，这样写太不容易，但《秦腔》却成功了”。（27）陈晓明更是提出了“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这一命题，他认为《秦腔》，令人震惊地写出了乡土中国历史在后改革时代的命运，即乡土中国历史的终结、乡土文化想象的终结、乡土美学想象的终结。（28）
《秦腔》出版两年之后的二 七年，陈思和在《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一文中，把贾平凹的《秦腔》与余华的《兄弟》放在一个层面讨论，认为贾平凹与余华代表了当下现实主义创作的两种倾向，贾平凹的创作是一种“法自然的现实主义”。《秦腔》这部书“模拟社会，模拟自然，模拟生活本来面目。生活就是这样，一种是效法自然，春花秋月，自然轮回；另外一种是效法自然的人事社会。自然的人事社会也就是今天的社会生活现状。阅读《秦腔》的感受就好像在读一部日记，似读流水账。然而整部小说通读完后，就会感到中国农村和农村文化的衰败与颓亡非常令人震惊。”（29）
二 六年《秦腔》获得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第一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届“红楼梦奖”终审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这样向传媒介绍《秦腔》获奖理由：“作家通过表现陕西地方戏曲‘秦腔’的衰落，写出了中国当代乡土文化、民间伦理、经济关系的剧变。全书充满想象力，通俗中见真情，平淡中见悲悯，寄托深远，笔力丰厚，代表了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突破。”二 六年，贾平凹凭借《秦腔》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五年度杰出作家”，评委会对《秦腔》给出了这样的评语：“他在二○○五年度出版的《秦腔》，怀着对故土、对亲人的赤子之心，以谦卑、仁慈的写作伦理，细致、密实的叙事艺术，记述下了乡村社会动人心魄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难以挽回的衰败、无地彷徨的哀伤。”（30）二 八年，贾平凹以长篇小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辞是这样写的：“《秦腔》这声喟叹，是当代小说写作的一记重音，也是这个大时代的生动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生动写照集于笔端，这是贾平凹创作特点的最突出表征。
二 一一年，贾平凹推出了长篇小说《古炉》，书写“文革”时期的中国乡村生活。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书写“文革”的作品比比皆是，从“伤痕”到“反思”，再到新时期作品中的变相呈现，各有不同。贾平凹作品中对“文革”的表现也曾出现过，但在《古炉》中是第一次正视并专注于此。贾平凹以独特的视角回望了那段动荡的岁月，冷静地观察世事变迁，深入地审视人性之恶。有评论者将这部小说称为是一出“差序格局”打破后的“文革”悲剧。（31）
二 一二年末，长篇小说《带灯》开始在《收获》刊载，二 一三年一月，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带灯》诞生之际，贾平凹已是花甲之年。六十年甲子一轮回，风浪中闯荡过的贾平凹，已然“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评论却不能如此坦然与坐忘，《当代作家评论》在第一时间组织了一组评论文章，有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的《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鲁迅研究专家孙郁教授的《〈带灯〉的闲笔》，还有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研究员撰写的《评贾平凹的〈带灯〉及其他》等文章，这些评论率先品味解读了贾平凹带给我们的新惊喜。陈众议认为：“贾平凹的《带灯》和他之前的《秦腔》及《高兴》构成了一个奇妙的‘三部曲’。这当然不是一般二般意义上的‘三部曲’。他的这个‘三部曲’是共时性的，它们共同见证了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或故乡正在快速淡出我们的生活，其现实干预精神和理性叙事色彩都是贾氏以往作品所不能企及的。”他认为：“中国需要伟大的作家对我们的农村作史诗般的描摹、概括和美学探究。”“贾平凹实现了他不同寻常的文学价值、精神价值。他为中华民族的故乡情怀和乡土意象所唱响的挽歌非但带灯，而且是带血带泪带疼的。” “贾平凹给出的，则或将是中华民族告别千年传统的一曲绝唱。” “《带灯》是一部写给未来的小说。”（32）
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重要性，不光体现在他写出了什么，还在于其在文学史言说中无法绕过的存在性。贾平凹的《废都》、《秦腔》、《古炉》、《带灯》等作品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出版之时所引起的轰动，在日后的文学史叙述中，这些作品也必将成为无法绕开的巨大存在，无可回避的文学地标。正如二 六年，在“贾平凹作品学术研讨会”上，张新颖所说的，“他的作品和时代主流的作品不一样，正好相反的一点是他的作品却和这个时代的情绪心理结合得很紧密……《废都》是典型的中年人的作品，《秦腔》是一个中年人往下走的一种心理，一种情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代表性作品基本上是青年文学，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学代表性作品总是青年文学的话，要它的文学达到一个非常饱满的生命度是很难的。像贾平凹等一批人现在还能写以后还能写，意义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所以我觉得像《秦腔》等作品的出现，有超出个人文学史的意义”。（33）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
贾平凹的语言是中国作家里独一无二的。他似乎刚刚进入写作领域不久，就进入了成熟期，读其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作品，其语言的韧劲、力道与成色，已经相当醇熟，脱去了幼稚气与文艺腔。贾平凹是相当重视语言的，他曾这样说过：“不管你写小说还是写散文，语言是第一的。就像一个人一样，别人能对你一见钟情，首先是你的形象呀。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衡量一部作品，主要看心灵方面的东西和文字方面的东西，心灵的东西是在文字背后，是渗透出来的”。（34）他对孙犁的语言推崇备至：“孙犁只有一个……模仿者只看到他的风格，看不到他的风格是他生命的外化，只看到他的语言，看不到他的语言有他情操的内涵，便把清误认为了浅，把简误认为了少。”（35）
贾平凹是传统性很强，又具有现代意识的人，“重情蕴而不过分拘泥物理的笔记体式的简古直录，创作主体的明净节制虚静平衡，松散平实恬淡的语态之下，隐括并常常流泄出很深的人生体验和不低的悟性，从而有力地拓展了中国当代小说对传统感受模式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可能性。那种句式被简约到不能再简约的还原到中国方块文字本身魅力的努力，也使汉语的现代形态和历史形态之间，出现了重新弥合接续的希望”。（36）
到了《废都》这里，其语言呈现出了一种“话本化”的特点，这是贾平凹将文雅传统的语言与芜杂现代的生活协调在一起，承继弘扬了传统的话本语言。对此有人提出不同观点，认为这是种执拗的反古或仿古倾向，这种文白相间的话本式语言与当代生活是相隔的，不能很好地呈现出当代人心灵的状态，且文白间杂，使得小说语言显出不协调的错位。（37）谢有顺评论《秦腔》的语言时说：“他对古白话小说遗产的娴熟运用，使他的小说语言获得了惊人的表现力。凝练的，及物的，活泼的，口语化的，民间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都渴望触及事物本身和人物的内心，这是贾平凹一贯的语言风格。”（38）贾平凹自己在谈到汉语写作的问题时，谈到了如何进行“新汉语写作”，他认为“母语是与生命直接有关联的东西，用其他语种肯定不能直接进入。汉语原来是古汉语，但现在用古汉语写作是不适应形势的，如果现在还在写词或旧体诗，永远不可能成为主流的东西，引不起更多的人关注”。（39）
对于文学语言的功用，贾平凹有自己的体认：“我以前说过，散文是说话，其实小说也是说话，散文是作家直接说，小说是作家用作品的人物去说。但说话的语言很重要，因为作家还承担着改造并规范语言的责任。我们平常用的成语是厚厚的一本词典，这些就是被不断规范了的有代表性的语言。我们目前使用的现代汉语毕竟才一百年的历史，可我们民族已经文明地存在几千年了，比较起来相对浅薄些，再加上不少新闻语言在流行过程中使原有的词意在散失。我是有意识地在重视这个问题，但也不是特别地去如何做。我小说语言的基础是陕西的民间方言，关中地区和陕南的，这地域的民间语言本身就厚实。”（40）
从七十年代末步入文坛开始直至当下，贾平凹的文学语言，时而清丽婉转，时而狭邪阴郁，鼓荡过激情，也填充过浮靡，在时间和世事的磨洗中，贾平凹的语言功力日渐醇熟起来，贾氏语言特征和语体风格，遣词用句不着痕迹，如清风明月般自在自得，读来却如舌尖坠着千斤橄榄，回味自知。二 一二年，栾梅健在《与天为徒——贾平凹的文学观》一文中，对贾平凹的文学语言做了这样的概括：“看贾平凹的文字，既有现代意识，又有传统气息，还具民间味道。重整体，重混沌，重沉静，憨拙里的通灵，朴素里的华丽，简单里的丰富，达到了语言大师的境界。看似拉拉杂杂，混混沌沌，有话则长，无话则止，看似全没技法，而骨子里却蛮有尽数。”（41）
叙事模式与文学观
贾平凹的小说作品似乎向来不着意在谋篇布局上，其作品从无条分缕析之框架的约束，由一山、一水、一人、一事即可起兴，徐徐展开，娓娓道来，见山开路，遇水搭桥，这种散文化的叙事模式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领域中并不多见，倒是颇有中国古代话本的风骨。在贾平凹一系列作品中，散文化叙事模式表现得较为明显的，在九十年代，是《废都》。“《废都》高明之处在于，将所写事实置于荒诞、隐喻、神话的框架之内，并采用不分章节的无序的散杂的随意的混沌的叙述方式，使现实与荒诞联袂，真实与虚幻拉手，世俗世界与象征世界相交相融，构成一种独特的‘废都意象’。”（42）《废都》之后集大成者，便是《秦腔》。《秦腔》所叙述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琐碎的日子流水一般淌过，没有一个完整的情节将整部作品团结在一起，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叙事之线，散文化叙事模式被贾平凹在《秦腔》里发挥到了极致。《秦腔》在叙述人称方面也没有一以贯之，大部分篇幅是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是引生。可另一些时候，《秦腔》的叙述自作主张地转向了全知全能。一些引生视域之外的故事、场面和对话大摇大摆地插入，大段大段地铺陈。这是谁的声音？——不知道。贾平凹仿佛根本不在乎这个问题。叙述学反复强调必须保持一个统一的视角。然而，贾平凹随心所欲地纵横俯仰，潇洒地将种种成规抛到脑后。（43）
谢有顺在《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一文中谈到了《秦腔》的叙事特点：“阅读《秦腔》是需要耐心的，它人物众多，叙事细密，但不像《废都》、《高老庄》那样，有一条明晰的故事线索，《秦腔》‘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因此，就着叙事本身来说，《秦腔》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在四十几万字的篇幅里，放弃故事主线，转而用不乏琐碎的细节、对话和场面来结构整部小说，这需要作者有很好的雕刻细节的能力，也需要作者能很好地控制叙事节奏，《秦腔》做到了。在当代中国，像《秦腔》这种反‘宏大叙事’、张扬日常生活精神的作品，是相当罕见的。”（44）
贾平凹作品中有许多有关民间占卜、风水、神鬼精怪的描写，有评论者将其概括为对“巫-鬼文化”的运用。在中国古老的文学传统中，向来就有借重“巫-鬼文化”进行文学情感的表达这样一种方式，魏晋志怪文章，唐宋传奇，元曲，明清小说中都存在着大量“巫-鬼文化”因素。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以神言鬼语写人间百态的典范之作；曹雪芹的《红楼梦》在不可行、不可信之处，以仙与人、仙境与人间不断切换这样的神来之笔，打破僵局，写尽痴男怨女的愁肠百转、恨海情天，成为一代文学经典。张器友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一九八九年第四期的《贾平凹小说中的巫-鬼文化现象》一文，就对这一问题集中进行了论述。他认为，贾平凹小说里出现的一些巫-鬼文化现象，是乡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特定土地上民族生活的原生貌，是对商州地域上看似虚幻而又实际存在的一种实际生活状态的描摹，但更重要的是，贾平凹是借此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以呈现自己的美学思考，“作为具有开放的小说美学观念的作家，他又从审美的角度创造了艺术化的神秘之境，即真实的神秘性。就是说，他不但把巫-鬼文化当作一根水银柱，测试出中国乡野的生存态貌和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精神状态，而且把它当作了点化他的艺术世界的魔棒，使他的一些小说透发出动人的美学之光”。（45）自五四以来，鲁迅、赵树理等人继续着对巫-鬼文化传统的艺术处理与运用，而在“文革”中这一传统叙事方式被归入封建迷信之列遭到打压，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贾平凹等一批作家“自觉地接续了鲁迅、赵树理等人的传统，把被丢弃的这份文化艺术传统拾了回来，在开放的美学观念烛照之下把它发扬光大了”。（46）
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对术数颇有研究的青年批评家胡河清生前写过一篇长文《贾平凹论》，从创作发生学的角度对贾平凹的出身、地域及文化承传做了梳理，对于贾平凹创作中的神秘主义有很深刻而独到的揭示。他认为：“中国古人说过：‘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这种深刻的分裂状态似乎也存在在贾平凹身上。半个贾平凹漂浮在肉的幻想之中,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性化特征。另外半个贾平凹却竭力要挣脱生命本真的火炽图景,进入高华深邃的东方灵境。这就是我即将在后半部分的文章中所要描绘的另一种生命景观了。如果把前半个贾平凹称为现象界的,那么他的另一半就可以说是本体论的,属于神秘主义的范畴。”“从《古堡》开始,贾平凹的‘天眼’ 似乎慢慢张开了。他沉思的目光移向了中国道家的千年神树……道家文化的‘风脉神树’把根须头向炎黄故土的岩层深处……贾平凹世居陕西商周丹凤。就如丹桐必须招来凤凰，贾平凹入道也是迟早的事，而‘凤鸣高桐’，才是他修道的归宿。”“贾平凹的创作美学，表现了一种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深度模式和东方神秘主义传统参炼成一体的尝试……当文学真正达到东方神秘主义的同步操作时，就会显示一种‘青青翠竹,皆是佛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神圣境界。这,也许就是贾平凹的当代文化意义所在吧。”（47）
贾平凹作品中，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后的作品中，对神秘世界的描写日渐增多，如《怀念狼》中人狼变幻的灵异之气，《废都》中杨贵妃坟上一 土所生发出的四色奇花，《秦腔》中引生因为心爱的人，一会儿变成蜘蛛，一会儿变成螳螂或者苍蝇，产生各种心有灵犀的感应。鬼才贾平凹用他的奇异之笔，神奇地召回了一个神秘的生活世界，它与现实世界是如此之远，又如此之近，亦真亦幻，殊难辨清。是怎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产生出这样灵异的文学观念？这一点一直是文学评论者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孙郁说：“他在情调上和我们这个时代隔膜越来越大，悲愤与无奈间杂于此。早年乡村静谧的歌谣被沉重的预言罩住了。他不像莫言那样用狂欢的笔触搅动古老的记忆，以癫狂的嬉笑直面人生，或者如阿城那样以飘然之笔，点缀乡下的生活。贾平凹内心承受着无边的黑暗，自己淹没在这黑暗里。解脱的办法不是王小波那样的亵渎神灵，天马行空地东游西走，而是沉下去，沉下去，被历史的惯性所纠缠。我在这个层面上才发现，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给读者带来的是个并不轻松的话题。他在精神的十字路口选择的不是向极限挑战的方式，而是以野狐禅的机敏滑向了寓言的世界。但这个寓言是旧语序里的存在，对人的感知并未构成颠覆。我在阅读他近年的一些作品时，有的是这样的感觉。”（48）这个判断是相当准确而深刻的，贾平凹多年来的文学创作历程，大都呈现在一篇篇“后记”之中，他的创作过程是如此地艰辛而无助，他内心的负担也是无比沉重的。贾平凹就像一个下苦劳作一生的老农，弯腰劳作不再只为温饱，而成为生命的一种惯性，一种本能。他已不能脱卸下身上的重轭，只是一步一步地向前，沉向无边的人间。
贾平凹自己非常重视精神上的修为与历练，他自陈：“强调一个作家精神方面的东西，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其他的都是一般的文字水平、记叙水平、描写水平等，大家基本上都在同一个层次上。最后进入的是‘人’的较量，‘人’的精神博大不博大，也就是‘人’的胸怀大不大，偏执不偏执，中和不中和，从作品上很快就能看出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贾平凹内心深处所执守的，正是一种融天地于一心的精神意念。人如能秉持这种精神意念，宇宙浩渺也能视如草芥，贯古通今、上天入地，无不能为者。这样精神感应下的文学也便能不拘细节、不落俗套，有了大写意、大气象。
二 一二年栾梅健在《与天为徒——论贾平凹的文学观》一文中概括了贾平凹的文学观，他认为对宇宙人间的感应，寻求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和谐发展是贾平凹文艺观的基石，其后经过多年的创作摸索，贾平凹建立起了“崇尚天道、皈依自然”的艺术技巧与方法，形成了独属于他的与生命相通的文学语言，而其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就是他的故乡、他生活过的土地。（49）这些概括皆是对贾平凹体悟深刻、多年追踪解读的必然结果。
栩栩如生的贾氏人物谱系
贾平凹塑造文学人物的能力超强。他笔下的人物在中国当代文学人物长廊里占有重要席位。通过语言、行动、心理的细致描摹与和谐相融，贾平凹将纸面上的文学人物写真写活，栩栩如生，入木三分。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当下，贾平凹塑造出了一批重要人物形象，《腊月·正月》的韩玄子，《天狗》的天狗，《逛山》的柳子言、五魁，《浮躁》的金狗、雷大空，《废都》的庄之蝶、唐宛儿、柳月，《高老庄》的子路，《秦腔》的引生、白雪，《高兴》的刘高兴，《古炉》的狗尿苔、婆婆、善人，以及二 一三年刚出版的《带灯》里的带灯。
对于贾平凹作品的人物形象，评论界有过细致研究，“大约是从长篇小说《商州》开始，贾平凹的作品就存在着一种人物类型和结构模式，从《商州》里的刘成，到《浮躁》里的金狗和雷大空、《废都》里的庄之蝶，再到《土门》里的成义、《白夜》里的夜郎、《高老庄》里的子路和《怀念狼》里的傅山等，他们虽然身份不同，性格各异，但都或者在现实生活中无路可走，或者经过一番奋斗后又归于失败，或者受到历史和现实的捉弄，自己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或者怀着许多的希冀最终却无望地返回，他们大都是离家的人，漂泊的人，这些作品都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这样的结局既是个体的，又是族群的，更是文化的”。（50）汪政的一番话，可谓道出了贾氏人物谱系共同隐含的一条精神特征的暗线。
贾平凹作品中是有一个女性人物形象谱系的，贾平凹笔下的女性美丽、温婉而品性高洁，对此评论界也有公论，“贾平凹的创作，是从描写理想中的青年女性起步的。他最先引起人们注视的短篇小说《满月儿》，就是写了两个纯真活泼的农家少女。在他创作的第一个阶段，真纯天然、美丽善良的女孩子，是他歌吟的主要对象。此后，他的一系列创作，也总是给予女性人物以相当重要的位置的。《二月杏》、《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是如此，《浮躁》、《废都》和《高老庄》亦是如此。这在和他同年龄的男性作家中，是非同一般的。阅历的增长，世事的洞明，经沧桑历苦痛，不但没有使他放弃这种对于女性的痴情苦恋，没有粉碎他心目中的理想的女神，相反地，哪怕是在满目苍凉的‘废都’，在焦灼不安的‘高老庄’，他似乎都是在越来越无所羁绊地渴求着女性的拯救和关怀”。（51）
《秦腔》中的白雪是行将消亡的秦腔艺术的传承人，更是为衰败乡村最后唱挽歌之人。她美丽善良，勤劳耐苦，热爱秦腔，愿为秦腔而付出，但却无法挽住行将逝去的以秦腔艺术为代表的古老深厚的乡村文明。贾平凹在她身上寄托了无限的怜惜与哀思。
在二 一三年新作《带灯》里，贾平凹赋予主人公带灯——一位镇政府维稳青年女干部——一种浪漫、圣洁的柔性光泽，“她身上的一切，有贾平凹的寄托，人性最动人的东西含在其间，善良、文雅、理想驻足在神灵般的世界。她的一切与喧闹的环境竟如此地不和谐”，贾平凹从带灯内心的渴望中，看到了乡村中国的一抹暖色。（52）陈晓明则从当代文学人物形象进程史的角度，考察了带灯这一人物形象的特殊意义，他认为带灯是值得探究的“新人物”，是自从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创建以来就梦想要塑造的“新人物”。贾平凹倾尽全心去写的这个女性形象，是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作家一直试图建立而未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重新书写，这其中的积极意义是不应低估的。（53）张学昕的《带灯的光芒》是一篇难得的人物论，他认为无论怎么看，带灯都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具有强烈悲剧色彩的人物，他断言带灯“是当代中国小说中最美、最理想化、最具时代感的性格人物之一”。（54）何平以《我们的时代，我们同时代的人》为题，谈论《带灯》最重要的文学意义是：“在一个小说人物普遍式微的时代，贾平凹却在他的小说人物谱系里再创造出‘带灯’这个汉语文学中‘这一个’的文学‘人’。”（55）
贾平凹作品中的男性人物形象中，满足于幻想的性焦虑者，为数不少，是贾平凹叙事的一种理想主体，也可形成一个人物系列。例如《天狗》中天狗对师娘的性幻想与性压抑；《逛山》中年轻英俊的风水先生柳子言对四姨太的钟情与沉迷，却止于幻想，绝不敢付诸行动；《五魁》中，从十六岁开始背新娘的五魁，过早地开始了性焦虑和性幻想，然而在荒野之中却压抑着性冲动，放任欲火焚身的女人与狗交媾；到了《秦腔》，贾平凹则在开篇就直接让引生进行了自我阉割，让引生对白雪的倾慕与幻想彻底变得无根无由，虚无缥缈起来。贾平凹对这一系列男性人物形象的描写怪诞得几近病态。贾平凹对其笔下人物作出了这样的安排是出于道德的挟制，还是缘于人病、时代之病、文化之病的驱使，是值得思考的。
到了《废都》中的庄之蝶，贾平凹不厌其烦地写了这么一个名作家的日常生活，笔触很少伸到这个人的心灵深处，偶有指涉也赶快移开，似乎有意避免碰触；但越是躲避着，就越显出问题在那儿。小说写的都是庸常琐事，但却让人时时感到一种迷茫与虚无缠绕在这个人物周围。（56）庄之蝶是既实又虚的，他既是此身此世，也有一种恍兮忽兮，浮生若梦。这种调子直接源于《红楼梦》。《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是这样亦人亦石亦仙，贾平凹是深解《红楼梦》之人，他所追求的也许也正是这种无限地实，也无限地虚，越实越虚，愈虚愈实的大观境界。（57）在虚实交替之间，完成对时代人性的叩问。
以疯癫、痴傻、呆笨之人作为小说主人公不是贾平凹的发明，但贾平凹却将这种人物形象融纳于自己的作品中，赋予其重要的文学作用与意义。《秦腔》中的引生，《古炉》中的狗尿苔都具有这样的身份特征。他们都具有单纯的性情，又具有超于常人的灵异的感觉与意念，经常能够先知先觉，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更像是降落在、潜藏在人间的大智若愚的圣人或精灵。他们在替贾平凹完成着肉体凡胎所无法完成的使命。
散文里生出大境界
贾平凹散文所独具的精、气、神、韵，让人甫一阅读便能立即辨识出来，在散文创作蔚为大观的中国当代文学界，能够产生这样的独特效果，可见贾平凹对散文文体精髓的领悟、对生活的参悟、对情绪情感的把握度的历练决非一日之功。沈金耀早在一九九二年的《贾平凹的散文艺术》一文中就指出，贾平凹散文中站立着一个“年轻的智慧老人”形象，是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与青春活力于一身的一个理想人格形象，既有古今贤哲的人生感悟和人格追求，又有现代人的情怀与向往，“独具慧眼地发现两者的契合点，并用明白的语言把这独特发现表达出来，这也许是贾平凹散文强大魅力之所在”。（58）这篇文章对贾平凹一九九一年之前一阶段的散文创作进行了评析，这一时段贾平凹的散文主要集中在《月迹》、《爱的踪迹》、《心迹》、《人迹》几个散文集里。贾平凹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以山川记游、地域风情和咏物感怀为主，呈现出的艺术特色，既有明月般的空灵，又有山石状的朴拙。贾平凹散文没有明显的哲理的剖析与演说，似只一味实写下去，然哲理气韵氤氲而出，如中国山水画的留白，不着一笔，尽显风流。而在技巧方面，是善借形式表达寓意，如借丑石、丑贝等物，状写自然、精神的大美。
一九八八年前后到九十年代初，贾平凹饱受病痛折磨，中长篇小说创作受到影响一度停了下来，病榻生活特殊的精神体验和人生况味由散文这一渠道汩汩而出，且愈发成熟起来。此阶段的散文以《人病》、《闲人》、《奕人》、《名人》、《笑口常开》、《牌玩》、《太白山记》为主，脱开了“山石·明月”阶段而进入“药味·禅味”时期。（59）此时的贾平凹已年近不惑，人生阅历增长，思想境界渐渐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更成熟的艺术追求。贾平凹自认为此前的散文过分偏好“小意境”、“小哲理”，此时他推崇“大境界”、“蹈大方处”，认为散文“需要有个人对宇宙人生的感应”。（62）这一时段，贾平凹散文多了几分冷峻、苍凉和无奈，少了几分自嗟自叹般的感喟。以平静客观的叙述，替代了前一时期主观情感浓郁的抒情句式。在内容方面，将俗事俗人、粗俗戏谑的语言引入散文，颠覆了散文崇尚典雅纯美的传统模式。此时贾平凹的散文写作已经进入一种较为“随意”的境界之中，求新求工的刻意少了，自然随性的真意多了。应为众指出如将一九八二年的《两代人》和一九九○年的《关于父子》对比阅读，可见出两个时段创作特色的变化。（63）
这一时期的散文或许不再给读者带来某种知性的愉悦，但却让读者品味到了社会人生的复杂丰富，窥见作者那敏感沉郁的心灵世界。（64）
一九九二年，散文月刊《美文》在西安创刊，贾平凹任主编。《美文》酝酿之初，散文在国内还处于低潮，那时散文界弥漫着一股柔靡之风，针对这种现象，贾平凹提出了“大散文”的概念，他认为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家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在这块园地上，你可以抒发天地宏论，你可以阐述安邦治国之道，可以做生命的沉思，可以行文化的苦旅，可以谈文说艺，可以赏鱼虫花鸟。而散文也不应是散文作家的专利，小说家、诗人、艺术家、学者、哲学家、科学家，以及社会独领专长的各界专家，只要是好的文章，都提供版面发表，倡导不拘一格。贾平凹在编辑工作中，执行着这一“大散文”的理念，在散文创作中也践行着这一思路。无论是写人、记事，还是情绪、记游，有感而发，信手拈来，令人读之有流水行云之意，美感油然而生。
贾平凹的游记散文贯穿于其散文创作始终，贾平凹喜到各处游走，看各地景致、感民风野俗，每有感而发，遂成佳作，如“商州”系列等。贾平凹在谈到散文创作时说：“好散文，意密体疏。俗散文，体密意疏。须：平淡中有奇创，清空中有浓厚。”杨剑龙即用贾平凹自己对散文的定义来评价其散文创作，在《“平淡中有奇创，清空中有浓厚”》一文中，杨剑龙认为，在当今的游记散文创作中，贾平凹的游记呈现出意密体疏的特性，具有平淡中有奇创、清空中有浓厚的韵味，贾平凹已成为当代游记创作中别具一格的大家。（63）
贾平凹是一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语感和文体风格的作家，他的散文即使掩去名字，读者也能识别出独属于他的气息来。谢有顺在《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中谈到了当今散文的时弊，数量虽庞杂，但难掩其贫乏，因为散文的写作普遍落到了公共话语的俗套之中，写作者援用的也多是被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暴力作用后的语言方式，个人的、心灵的、细节的内容被忽略了。而贾平凹的独树一帜就在于他的散文后面站着他这个人，他能从微小的细节入文，趣味生动，精神自在，没有陈规，整体上给人许多开阔的想象。这是从小而大的写法，事是小的，但精神是大的。（64）
散文是贾平凹钟情的一种文体，其创作数量大，且多精品，散文创作贯穿其文学创作始终。在闲适小品文、小女人散文、历史散文、文化散文等众多散文样态你方唱罢我登场之际，贾平凹以“性情”为散文之根脉，不拘形式、体例、格局，扯起了“大散文”的旗帜，在散文界倡导起一股，真情真性，下笔皆为美文的创作风气。今日，一些曾经唱响一时的散文口号日渐衰微之时，贾平凹倡导的美文旗帜仍在猎猎飘扬。
作家是大时代褶皱中敏锐的感应者与忠实的记录者，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技艺与思考表达着身处时代里微小人性的生存状态与情感诉求。读者、评论者应该在文学艺术的范围内，在文艺理论的语境中，理解作家及其作品，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来面对作家，不吹毛求疵，不过多苛刻，不应牵扯进太多的非艺术因素来给作家定性。这就是对作家最大的理解与支持了。《当代作家评论》是一本文学批评期刊，它所能做者不多，只是评点三五作者，漫谈文艺潮流，发表数篇文章；它所能做者甚多，扶挟新老作家，洞观思潮涌动，推动文学前进。一本刊物，做大做小，完全取决于对于文学理念理解的深浅，与持守意念的轻重。对于中国当代重要作家的关注与持续研究，就是一种执著的坚持。创作不息，评论不止，《当代作家评论》对贾平凹的关注与研究，还将继续下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1&ZD112）
注释：
（1）江湖：《我们对贾平凹还有许多误读》，《文艺报》2006年5月13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文论下载。
（2）贾平凹：《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废都〉后记》，《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3）李洁非：《〈废都〉的失败》，《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4）陈骏涛、白烨、王绯：《说不尽的〈废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5）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6）温儒敏：《剖析现代人的文化困扰》，《九十年代文存》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孟繁华：《面对今日中国的关怀与忧患——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土门〉》，《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1期。
（8）谢有顺：《贾平凹的实与虚》，《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9）见张新颖《重读废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
（10）（11）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12）王尧：《重评〈废都〉兼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13）〔美〕鲁晓鹏：《世纪末〈废都〉中的文学与知识分子》，季进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14）李敬泽：《庄之蝶论》，《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15）《关于语言——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主持人的话”，《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16）刘建军：《贾平凹小说散论》，《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
（17）许柏林：《当前我国农民的社会心理——评贾平凹〈鸡窝洼的人家〉》，《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
（18）转引自费秉勋《论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第30页。
（19）李振声：《贾平凹与李杭育：比较参证的话题》，《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20）樊星：《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
（21）韩鲁华：《审美方式：观照、表现与叙述——贾平凹长篇小说风格论之一》，《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
（22）贾平凹：《生活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细节》，《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23）贾平凹、王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24）（25）（26）陈思和、杨剑龙等：《〈秦腔〉：一曲挽歌，一段深情——上海〈秦腔〉研讨会发言摘要》，《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27）（28）张胜友、雷达等：《〈秦腔〉：乡土中国叙事终结的杰出文本——北京〈秦腔〉研讨会发言摘要》，《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29）陈思和：《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渤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3期，《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文论下载。
（30）《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五年度杰出作家：贾平凹授奖辞》，《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31）王童、杨剑龙：《“差序格局”打破后的“文革”悲剧——论贾平凹长篇小说〈古炉〉》，《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2期。
（32）陈众议：《评贾平凹的〈带灯〉及其他》，《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33）陈思和、丁帆等：《作家，是属于时代的——“贾平凹作品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5期。
（34）贾平凹、谢有顺：《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第241、164-165页。
（35）贾平凹：《孙犁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3期。
（36）李振声：《贾平凹与李杭育：比较参证的话题》，《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37）见陈骏涛、白烨、王绯《说不尽的〈废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38）谢有顺：《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39）贾平凹、王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40）贾平凹、王彪：《一次寻根，一曲挽歌》，《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17日，《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文论下载。
（41）栾梅健：《与天为徒——贾平凹的文学观》，《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42）钟本康：《世纪末：生存的焦虑——〈废都〉的主题意识》，《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43）见南帆《找不到历史——〈秦腔〉阅读札记》，《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44）谢有顺：《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45）（46）张器友：《贾平凹小说中的巫-鬼文化现象》，《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
（47）胡河清：《贾平凹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48）孙郁：《贾平凹的道行》，《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49）见栾梅健《与天为徒——论贾平凹的文学观》，《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50）汪政：《论贾平凹》，《钟山》2002年第4期，《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文论下载。
（51）张志忠：《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
（52）见孙郁《〈带灯〉的闲笔》，《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53）见陈晓明《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评贾平凹新作〈带灯〉》，《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54）张学昕：《带灯的光芒》，《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55）何平：《我们的时代，我们同时代的人》，《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56）张新颖：《重读〈废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
（57）见李敬泽《庄之蝶论》，《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58）见沈金耀《贾平凹的散文艺术》，《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4期。
（59）（61）（62）见应为众《贾平凹近期散文臆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5期。
（60）见贾平凹《瞎摸索与新局面》，《静虚村散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63）杨剑龙：《“平淡中有奇创，清空中有浓厚”》，《东吴学术》2012年第2期，《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转载。
（64）见谢有顺《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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