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毕晓普：冷艳的权威
发布时间：2021-08-20 来源于： 作者： 高海涛 点击数：次
2009年春天，美国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的Elizabeth Bishop： The Complete Poems，1927－1979（《毕晓普诗歌全集》）来找我，并以首当其冲的The Map（《地图》）一诗引起了我无法遏制的兴趣。而这兴趣从根源上说，又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我有一段当兵的岁月，在驻守武汉的第二炮兵某独立师，主要经历就是做绘图员。有那么两三年时间，可以说我每天都与地图为伴，读地图、绘地图，有时还要出去实地勘测，走遍了湖北及河南的许多陌生山野。而且我还负责师部地图库的保管工作，许多的木架子，摆放着全国几乎所有县份的地形图，都标着“保密”的字样。我经常一个人打开这些地图，一个县一个县地浏览，有时还要用鼻子闻一闻。地图是可闻的，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你就会闻出每张地图的不同味道，北方的山地和南方的水田是不同的，黄土高原的风和北方草原上的风也是不同的，铁轨和铁轨是不同的，桥梁和桥梁也是不同的。闻久了，你就会听到一条河的声音，越来越响，汹涌澎湃，让你担心那张薄薄的地图会随时被河水冲裂。
正是出于这种乡愁般的特殊情感，我译出了毕晓普的《地图》，对其中“印刷工也该同样激动不已，因为不管为什么工作，超越它的总是情感”这两句尤为感怀，就仿佛是为当年的我而写的。也许毕晓普在这里更应该提到的绘图员，因为在印刷工之前，绘图员是最先为地图激动的人。
伊丽莎白.毕晓普（1911-1979），出生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该州也恰好是艾米莉.狄金森的故郡）。童年在加拿大外祖母家度过。1934年从哈德逊河畔的瓦萨女子学院毕业后，曾数十次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欧洲、北非之间漫游和迁移。1946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南与北》，确立了她在美国诗坛的地位。1952年起在巴西定居。前后长达18年，1970年返回美国，9年后溘然长逝，年仅68岁。
毕晓普生前只发表过101首诗，但研究她生平与创作的论文却不可胜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篇，即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伊丽莎白·毕晓普：太阳狮》，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的《伊丽莎白.毕晓普:缄默的权利》，谢默斯.希尼的（Seamus Heaney）《数到一百:论伊丽莎白.毕晓普》。
地理和旅行，是毕晓普终生为之着迷的主题，但这与其说出自爱好，不如说发自心结。毕晓普从小失去父母，在加拿大度过的童年岁月在《六节诗》中显示出一种因爱的缺失所带来的神秘气息和无可言说的哀伤，特别是历书意象的预言性显现，在欧美诗歌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是种植眼泪的时候了，历书说/老祖母正对着小火炉哼唱什么/而孩子画出了另一所神奇的房子”。这首诗感动了许多中国读者，可以说它不仅暗示了诗人生活转移于其间的空间座标，也象征着她艺术中回环往复的情感极限。还有《夏日梦》，虽然叙事者貌似游客，却明显地融汇了诗人童年小镇的经验，这经验是放大的、变形的，确如一个前语言状态的幻象，一个寓言或童话般的梦境。而最有意味的是诗中末尾的几句：“在黑暗中我们常被惊醒/那是一条神经质的小河/在海边独自梦游，然后/又继续作梦，水声楚楚”。这条小河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也代表了长大成人后的毕晓普的精神形象，正如她的朋友们所观察到的，她身上总有“一种闪烁无定的随意”（莫尔），以及“一种无边的、细碎的、闪烁的孤寂”（希尼）。
毕晓普的诗风无疑是独特的，布鲁姆曾经用“高度客观性”这个术语区分毕晓普的诗歌和美国流行的自白派诗歌。自白派诗歌更多关注个人情感的抒发和发泄，而毕晓普却不是这样，她的诗十分重视客观性事物，对大自然和世界充满了难能可贵的尊重和好奇，因而她的诗在整体上具有这样的质地，那就是素雅而精致，准确而奇特。而这样的诗相对而言是更难译的，如《海湾》中对海鸟的描写，对堆积木船的描写，对码头的描写，都在准确和奇特之间保持了一种均衡的张力：“鹈鹕正以不必要的猛烈/撞入这奇异的空气，在我看来/就像尖嘴锄，比不上衬托它的/景物，遂带着滑稽的翅膀飞走”。我喜欢这首诗，它就像一幅画，既是印象主义的，又是超现实主义的。如果把这幅画挂在房间里，一定具有恰到好处的装饰性效果。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毕晓普的诗风，我想最恰当的就是“冷艳”。听说最近有个搞诗评的人，写文章为一位女诗人未能获奖而大放厥词，并坚持他有用“冷艳”来形容女性诗歌的权利。我没看过那篇文章，也不屑去看，但我觉得他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假如他愿意，他甚至也有用“哀怨”来形容男性文章的权利。但一方面为获不获奖而哀怨，一方面又为冷不冷艳而悲愤，这就难免会让人有一种不伦不类的可笑感觉。真正的冷艳是什么他并不知道。
真正的冷艳，我认为就该像毕晓普，不扯什么旗号，置身圈子之外，得不得奖更是一派淡然。据说在美国诗坛上，许多女诗人都曾因和毕晓普有过交往而引为骄傲，但毕晓普却拒绝自己的作品被收录到任何女诗人选集。她只有一部薄薄的《诗歌全集》奉献给世人，她与诗歌中的事物和诗歌外的事务都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冷静超然，芬芳自现。
实际上，冷艳是灵魂的品位与格调，是内在的生命形式，并不完全等于诗的客观性。而用客观性来概括一个诗人，即使算不上贬低，也绝不是一种很高的赞美。布鲁姆所谓的“高度客观性”作为权威话语，我觉得主要是表现了一种批评策略，即他是要借毕晓普的客观性和情感的内敛来强调诗歌的独创精神，也就是“人个化的修辞立场”，从而对自白派诗风的泛滥给予反思，以避免自我迷恋和浮泛的抒情。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用“客观性”来简单化地理解毕晓普的诗，仿佛毕晓普的仅仅是一位客观描绘生活现象的大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作为诗人的她就不值得被特别羡慕。
毕晓普的有些诗作确实很像散文，如《三月末》和《冷春天》，甚至作为散文的叙事也显得简单而凌乱，但其本质仍然是诗。《三月末》的叙事结构是沿着一条风筝线寻找，却没有找到风筝，于是引出了“太阳狮”的比喻，而设想“太阳狮”把风筝掷上了天空，以便自己玩耍，这设想本身也是怪诞的。与之相比，《冷春天》的意象更显细碎，除了把飞蛾想象为“中国的扇子”，把流萤想象为“香槟的泡沫”，几乎无可圈点，但正是在这无可圈点的细碎中，一个寒冷的春天显示出自己独有的特质：一些练习，一些准备，一些降生，一些犹豫，一些预言性的明亮和温暖。也许，诗人毕晓普在艺术精神上能让人想到她同时代的小说家雷蒙德.卡佛（Ramond Carver）,写出的往往是简约，但意蕴却很丰饶。而且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意蕴。卡佛说：“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对此毕晓普一定会赞成说，那当然可以做到。
仍以小说家来比。帕斯曾把毕晓普的诗称之为“幻想现实主义”，我没找到这个概念的英文表述，不知这和拉美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 （magic realism）以及中国作家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ationary realism）有什么不同。肯定是有所不同，但考虑到毕晓普多年旅居拉美（巴西），她接受某些影响更是必然的。比如《雨季歌》和《河之人》，从表面上看，诗的语言也都是朴素无华,注重客观描述,但其中却显露着出人意外的幻想特质。我之所以选译了那首篇幅有些过长的《河之人》，就是因为它粼粼波动的幻想细节和整体上的幻想构思，尤其是河里的精灵之一，其力量与月亮有关的“蓝丁赫”，这是个女性的语言权威的形象，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就是女诗人毕晓普自己的形象：“这是大名鼎鼎的‘蓝丁赫’吗？/不会错，正是她走进来迎接我/她向我致意，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但当她吸起雪茄，并把烟气/吹进我的耳和鼻，我就懂了/虽然仍然不会说，却像狗一样/理解了她那莫名其妙的讲话”。我就想，这是大名鼎鼎的毕晓普吗？不会错，正是她的诗吸引着我。《雨季歌》也是这样，那只会从一数到五的猫头鹰，因为青蛙在雨中的求爱和交配，跺跺脚飞走了。的确，我更赞成这样的说法，毕晓普诗歌最本质的风格，除了“观察世界”，还有“探索奥秘”，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更显著的，至少对中国诗人和读者来说是如此。她的写作更像是一种幻想天性的自然表露，她幻想总有什么藏在事物的背后,这幻想是如此的沉溺和诚笃，以致她必须同时依赖敏锐、客观和精雕细琢的描述，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找到自然和世界的隐秘。
看过一篇中国教授的论文，认为毕晓普诗歌的关键词是“逃避情感”。对这样的所谓学理，我倒是更想避而远之。不是说“逃避情感”是不可能的，而是说这对毕晓普是不适用的。《卡萨比安卡》那种仿佛发自年轻母亲的理想主义呼唤，《香波语》那种闺中轻唱般的自我关爱，还有《北黑文》中对友人的真诚怀念，《粉色狗》中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深切同情，都让我确信，毕晓普没有逃避任何东西，她的诗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深沉挚爱和奇思异想，并用这种奇思异想为世界命名。走进她的诗，就仿佛走进了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所描写的那个叫马孔多的小村落：“清澈的河水急急地流过，河心那块光滑、洁白的石头，宛若史前动物留下的巨大的蛋。这块天地如此之新，许多东西尚未命名，提起它们时还需用手指指点点”。
真的，毕晓普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创生感，这来自美国诗歌的独特传统，其源头可追溯到美国最伟大的启示录哲学家爱默生。爱默生说：诗人的职责是用“一种新东西”装扮自然，也就是为自然饰以新物（to adorn nature with a new thing），这样的创生诗学影响了美国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所以布鲁姆把爱默生看作是美国诗歌中所有最强大、最有生机的那些因素的先驱者，在美国这个实用主义/理想主义的文化模式中，创生论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中介。所有杰出的美国诗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创生论者，毕晓普也不例外。毕晓普式的奇思异想和狄金森式的幽思冥想一样，都可以说是对创生诗学的确认和重新想象。也正是从这个至关重要的角度，人们才有充分的理由确认毕晓普是继艾米莉.狄金森和玛丽安娜.莫尔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女诗人，并把她牢固地安置在爱默生、坡和惠特曼开创的传统中。
（编辑：moyuzhai）
正是出于这种乡愁般的特殊情感，我译出了毕晓普的《地图》，对其中“印刷工也该同样激动不已，因为不管为什么工作，超越它的总是情感”这两句尤为感怀，就仿佛是为当年的我而写的。也许毕晓普在这里更应该提到的绘图员，因为在印刷工之前，绘图员是最先为地图激动的人。
伊丽莎白.毕晓普（1911-1979），出生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该州也恰好是艾米莉.狄金森的故郡）。童年在加拿大外祖母家度过。1934年从哈德逊河畔的瓦萨女子学院毕业后，曾数十次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欧洲、北非之间漫游和迁移。1946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南与北》，确立了她在美国诗坛的地位。1952年起在巴西定居。前后长达18年，1970年返回美国，9年后溘然长逝，年仅68岁。
毕晓普生前只发表过101首诗，但研究她生平与创作的论文却不可胜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篇，即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伊丽莎白·毕晓普：太阳狮》，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的《伊丽莎白.毕晓普:缄默的权利》，谢默斯.希尼的（Seamus Heaney）《数到一百:论伊丽莎白.毕晓普》。
地理和旅行，是毕晓普终生为之着迷的主题，但这与其说出自爱好，不如说发自心结。毕晓普从小失去父母，在加拿大度过的童年岁月在《六节诗》中显示出一种因爱的缺失所带来的神秘气息和无可言说的哀伤，特别是历书意象的预言性显现，在欧美诗歌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是种植眼泪的时候了，历书说/老祖母正对着小火炉哼唱什么/而孩子画出了另一所神奇的房子”。这首诗感动了许多中国读者，可以说它不仅暗示了诗人生活转移于其间的空间座标，也象征着她艺术中回环往复的情感极限。还有《夏日梦》，虽然叙事者貌似游客，却明显地融汇了诗人童年小镇的经验，这经验是放大的、变形的，确如一个前语言状态的幻象，一个寓言或童话般的梦境。而最有意味的是诗中末尾的几句：“在黑暗中我们常被惊醒/那是一条神经质的小河/在海边独自梦游，然后/又继续作梦，水声楚楚”。这条小河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也代表了长大成人后的毕晓普的精神形象，正如她的朋友们所观察到的，她身上总有“一种闪烁无定的随意”（莫尔），以及“一种无边的、细碎的、闪烁的孤寂”（希尼）。
毕晓普的诗风无疑是独特的，布鲁姆曾经用“高度客观性”这个术语区分毕晓普的诗歌和美国流行的自白派诗歌。自白派诗歌更多关注个人情感的抒发和发泄，而毕晓普却不是这样，她的诗十分重视客观性事物，对大自然和世界充满了难能可贵的尊重和好奇，因而她的诗在整体上具有这样的质地，那就是素雅而精致，准确而奇特。而这样的诗相对而言是更难译的，如《海湾》中对海鸟的描写，对堆积木船的描写，对码头的描写，都在准确和奇特之间保持了一种均衡的张力：“鹈鹕正以不必要的猛烈/撞入这奇异的空气，在我看来/就像尖嘴锄，比不上衬托它的/景物，遂带着滑稽的翅膀飞走”。我喜欢这首诗，它就像一幅画，既是印象主义的，又是超现实主义的。如果把这幅画挂在房间里，一定具有恰到好处的装饰性效果。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毕晓普的诗风，我想最恰当的就是“冷艳”。听说最近有个搞诗评的人，写文章为一位女诗人未能获奖而大放厥词，并坚持他有用“冷艳”来形容女性诗歌的权利。我没看过那篇文章，也不屑去看，但我觉得他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假如他愿意，他甚至也有用“哀怨”来形容男性文章的权利。但一方面为获不获奖而哀怨，一方面又为冷不冷艳而悲愤，这就难免会让人有一种不伦不类的可笑感觉。真正的冷艳是什么他并不知道。
真正的冷艳，我认为就该像毕晓普，不扯什么旗号，置身圈子之外，得不得奖更是一派淡然。据说在美国诗坛上，许多女诗人都曾因和毕晓普有过交往而引为骄傲，但毕晓普却拒绝自己的作品被收录到任何女诗人选集。她只有一部薄薄的《诗歌全集》奉献给世人，她与诗歌中的事物和诗歌外的事务都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冷静超然，芬芳自现。
实际上，冷艳是灵魂的品位与格调，是内在的生命形式，并不完全等于诗的客观性。而用客观性来概括一个诗人，即使算不上贬低，也绝不是一种很高的赞美。布鲁姆所谓的“高度客观性”作为权威话语，我觉得主要是表现了一种批评策略，即他是要借毕晓普的客观性和情感的内敛来强调诗歌的独创精神，也就是“人个化的修辞立场”，从而对自白派诗风的泛滥给予反思，以避免自我迷恋和浮泛的抒情。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用“客观性”来简单化地理解毕晓普的诗，仿佛毕晓普的仅仅是一位客观描绘生活现象的大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作为诗人的她就不值得被特别羡慕。
毕晓普的有些诗作确实很像散文，如《三月末》和《冷春天》，甚至作为散文的叙事也显得简单而凌乱，但其本质仍然是诗。《三月末》的叙事结构是沿着一条风筝线寻找，却没有找到风筝，于是引出了“太阳狮”的比喻，而设想“太阳狮”把风筝掷上了天空，以便自己玩耍，这设想本身也是怪诞的。与之相比，《冷春天》的意象更显细碎，除了把飞蛾想象为“中国的扇子”，把流萤想象为“香槟的泡沫”，几乎无可圈点，但正是在这无可圈点的细碎中，一个寒冷的春天显示出自己独有的特质：一些练习，一些准备，一些降生，一些犹豫，一些预言性的明亮和温暖。也许，诗人毕晓普在艺术精神上能让人想到她同时代的小说家雷蒙德.卡佛（Ramond Carver）,写出的往往是简约，但意蕴却很丰饶。而且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意蕴。卡佛说：“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对此毕晓普一定会赞成说，那当然可以做到。
仍以小说家来比。帕斯曾把毕晓普的诗称之为“幻想现实主义”，我没找到这个概念的英文表述，不知这和拉美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 （magic realism）以及中国作家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ationary realism）有什么不同。肯定是有所不同，但考虑到毕晓普多年旅居拉美（巴西），她接受某些影响更是必然的。比如《雨季歌》和《河之人》，从表面上看，诗的语言也都是朴素无华,注重客观描述,但其中却显露着出人意外的幻想特质。我之所以选译了那首篇幅有些过长的《河之人》，就是因为它粼粼波动的幻想细节和整体上的幻想构思，尤其是河里的精灵之一，其力量与月亮有关的“蓝丁赫”，这是个女性的语言权威的形象，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就是女诗人毕晓普自己的形象：“这是大名鼎鼎的‘蓝丁赫’吗？/不会错，正是她走进来迎接我/她向我致意，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但当她吸起雪茄，并把烟气/吹进我的耳和鼻，我就懂了/虽然仍然不会说，却像狗一样/理解了她那莫名其妙的讲话”。我就想，这是大名鼎鼎的毕晓普吗？不会错，正是她的诗吸引着我。《雨季歌》也是这样，那只会从一数到五的猫头鹰，因为青蛙在雨中的求爱和交配，跺跺脚飞走了。的确，我更赞成这样的说法，毕晓普诗歌最本质的风格，除了“观察世界”，还有“探索奥秘”，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更显著的，至少对中国诗人和读者来说是如此。她的写作更像是一种幻想天性的自然表露，她幻想总有什么藏在事物的背后,这幻想是如此的沉溺和诚笃，以致她必须同时依赖敏锐、客观和精雕细琢的描述，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找到自然和世界的隐秘。
看过一篇中国教授的论文，认为毕晓普诗歌的关键词是“逃避情感”。对这样的所谓学理，我倒是更想避而远之。不是说“逃避情感”是不可能的，而是说这对毕晓普是不适用的。《卡萨比安卡》那种仿佛发自年轻母亲的理想主义呼唤，《香波语》那种闺中轻唱般的自我关爱，还有《北黑文》中对友人的真诚怀念，《粉色狗》中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深切同情，都让我确信，毕晓普没有逃避任何东西，她的诗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深沉挚爱和奇思异想，并用这种奇思异想为世界命名。走进她的诗，就仿佛走进了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所描写的那个叫马孔多的小村落：“清澈的河水急急地流过，河心那块光滑、洁白的石头，宛若史前动物留下的巨大的蛋。这块天地如此之新，许多东西尚未命名，提起它们时还需用手指指点点”。
真的，毕晓普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创生感，这来自美国诗歌的独特传统，其源头可追溯到美国最伟大的启示录哲学家爱默生。爱默生说：诗人的职责是用“一种新东西”装扮自然，也就是为自然饰以新物（to adorn nature with a new thing），这样的创生诗学影响了美国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所以布鲁姆把爱默生看作是美国诗歌中所有最强大、最有生机的那些因素的先驱者，在美国这个实用主义/理想主义的文化模式中，创生论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中介。所有杰出的美国诗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创生论者，毕晓普也不例外。毕晓普式的奇思异想和狄金森式的幽思冥想一样，都可以说是对创生诗学的确认和重新想象。也正是从这个至关重要的角度，人们才有充分的理由确认毕晓普是继艾米莉.狄金森和玛丽安娜.莫尔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女诗人，并把她牢固地安置在爱默生、坡和惠特曼开创的传统中。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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