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美华服上的蚤子：一部热播剧引发的价值思考
发布时间：2021-08-20 来源于： 作者： 晓 宁 点击数：次
当下的电视荧屏，已然成为类型剧的天下，穿越剧、谍战剧、宫斗剧、家庭剧、乡村剧，几乎每一类型的剧集都会非常地集中地“泛滥”一段时间，而每个类型剧中无论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叙事手段等等又多有雷同之处，多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第一部往往看似新鲜，而后便无多新意，乏善可陈。
而2012年出现的一部“宫斗戏”—— 《甄 传》，可谓“大热”， 靓丽的华服、美艳的造型、精致的设计、曲折的情节、精良的制作，一时间赚人眼球，收视飘红，令媒体热议。“甄 体”的时尚话语走红网络，“明星小主们”更是赚得眼球，附加的商业价值飙升，影响力甚至播撒到了国外。该剧从拍摄的技巧、手法、演员的演技等层面来讲，无疑是一部成功的电视剧。该剧的导演表示：“我希望拍一个有历史厚重感的戏，体现出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对封建社会进行理性批判。近期的许多古装剧都是对封建社会进行歌功颂德，全部是王侯将相和才子佳人的动人故事。我觉得这是一种倒退，对于落后的封建制度应该持批判态度的，后宫的种种斗争和皇帝坐拥后宫三千佳丽的事情不应该被提倡……古代皇帝娶妃是为了延绵子嗣，这里面关乎皇族的兴衰，跟个人的情感没多少关系，现在的电视剧都把皇帝描述成痴情种子，这是不符合现实的。在后宫中不存在一枝独秀，只能够百花齐放，这里没有‘一夫一妻’或感情上的长久，因此过度渲染帝王如何至情至性并不真实，年轻人都被现在的电视剧误导了，拍这部戏就是要让他们看到真实的历史。”[1]如果从导演的创作意图上讲，这部戏还是有很大的正面意义的，即通过揭示、再现这种历史的“残酷之美”，达到“警醒”大众之目的，特别是年轻人不要被误导，要正视“现实”。
但是，非常吊诡的另一个问题接踵而至，该剧在被传播、被接受的过程中，是否完全达到了导演的创作意图？或是已经偏离其最初的创作意图，按照艺术的自身逻辑走到了相反的方向？答案是，偏离是肯定的，它甚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套用一个文艺理论上非常传统的命题来解读这部戏，即“形象大于思想”，其内涵是说，艺术形象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它是立体地、多向地、多层面地反映生活，所以,虽然艺术家只是从自己感受的特定角度来创造形象，但他们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的这种立体性、多向性、多层面性，往往比艺术家主观上对现实的把握丰富得多，深刻得多，活跃得多。正如《甄 传》它的整个戏剧表达效果，其在接受过程中的焦点已经表现为宣扬一种尔虞我诈、以恶抗恶，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已然超出了创作者所划定的界限，它被欣赏、被解读、被阐释的过程已经不受创作者的掌控，而是遵从着受众群体对它的不同理解和再度阐释。
在观众一边为宫斗乱象沉醉其中时，很快，媒体就提出了批评这类剧的文章。一篇名为《荧屏宫斗何时休？》的文章指出：“‘重口味’的后宫题材电视剧，充斥着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相互算计，人性中恶的一面被无限放大。这种对历史的解构背后隐藏着对权力、恩宠、一夜走红、一夜暴富的向往和对享乐主义的崇拜，既无益于认识历史，也无益于思考人生……大量后宫戏存在内容雷同、人物设置脸谱化，情节大同小异，以及更严重的对历史胡编乱造、价值观混乱扭曲的问题。在这些后宫剧中，后宫佳丽一个比一个靓丽、光鲜，内心一个比一个刁钻、凶狠。这里没有真诚善良，只有丛林法则……这些没有历史文化根基的后宫戏，提供的思想价值观也有问题……这使得今天充斥荧屏的后宫剧，只有成败没有是非，只有你死我活的阴谋、陷害、争斗，不见引人向善、向上的积极力量，更奢谈道德坚守和人文关怀。”[2]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批驳了这类题材电视剧的弊端，并且，让人深深地感到这类电视剧的确是与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但它们又常常以华丽的外衣来掩饰内在恶毒与空虚和对恶俗价值观的宣扬，表面上让人上瘾，欲罢不能，过后却发现毫无正面价值，只能让人咋舌于社会的黑暗、人性的堕落，更难保会让人有所“借鉴”，滑向以恶抗恶的深渊。并且，这种现象亦不是“宫斗戏”所独有，本文开头提及的那几种类型剧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如此的“危害”更令人忧心。
基于上述现象，笔者认为这仅是表象，其产生根源是两种社会思潮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一个来源在现代社会，另一个来源在传统文化。即，其一，这种现象是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一种表达。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代西方一种主流文化形态，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它的进步性和负面效应也是鲜明的。在以“解、破、去”为思维逻辑方式的指挥下，那种对其认为不合理的一切规则、秩序、本质、中心的解构和颠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陈腐的、僵化的、专制的社会体制的颠覆和反抗。但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负面因素，则是在否定一切价值、理性的同时，拒绝经典、反对崇高，追求闲适、娱乐的感官享受，凭借先进的科技手段对文化产品进行着复制、拼贴、改写、戏说一类的加工。同时，受着快乐原则、利益原则的双向驱动，后现代主义又倡导并提供文化工业化制度下、流水线复制下的大众娱乐“产品”，市场化主导的“文化快餐”。因而，后现代文化思潮影响下的文化产品，它必须有包装良好的外表，有看点、有卖点，迎合在先，“娱乐至死”，这就是为何《甄 传》一类影视剧有着华丽的外表，吸人眼球，同时价值立场和情感倾向本身又背离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空洞化、空心化的的原因。
其二，这类“宫斗剧”、“黑幕剧”的热播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很大的关系。从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法、术、势”并用的思想开始，中国历史文化就存在着一个阴暗角落，其围绕着操纵权术、勾心斗角、攀比倾轧、以恶抗恶等方式，对人进行操纵控制。驭人之术、弄权之术、奸佞之术大行其道，构成了权术斗争的血泪史，之后 生出了所谓“厚黑学”、“黑幕小说”、“谴责小说”“官场小说”，后又演化成今天令人乐此不疲的“宫斗剧”。国人因而产生出一种对黑幕、权术复杂的“看客”心态，一方面深知其恶毒，人人有谴责之意；另一方面又津津乐道，身陷其中不能自拔，无意识地成为权术的帮凶。中国还有一个不良的民族积习，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负面的东西永远比正面的东西传播快、传播久，影响深，关注者多。《甄 传》一类影视剧之所以被诟病，大抵由于它的负面效应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远超其正面效应，人们所窥视的是其中的尔虞我诈的黑暗权术，而无意识地弱化了其批判性，人人知其恶，却人人沉溺其中。如果拿文学史上两部经典作品《红楼梦》和《金瓶梅》来类比一下，我们会发现，二者对封建末世社会的矛盾、人性复杂性揭示得都可谓深刻，都有批判性在里面，但是为什么《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明显地要高于《金瓶梅》，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曹雪芹能让人于黑暗末世中看到希望，看到一种解脱；而《金瓶梅》更犹如一幅疯狂末世的审丑百态图，充斥着疯狂的恶魔性因素，人们赏玩它多因它大胆露骨的性描写，而弱化了它批判现实的社会意义，从对未来的召示意义上，它与《红楼梦》更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面对后现代文化思潮与民族传统文化共同作用下的不良社会文化心理，我们也不能否认，《甄 传》这类电视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折射，人们很容易“对号入座”在现实中找到相似的情境。这正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种特有的浮躁、虚夸、迷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不良心态与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又与我们主流意识形态是背道而驰的，是要积极摒弃的。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对此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要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来探寻解决之道。
首先，从“正向”的层面来讲，艺术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必须把握舆论导向的正确性，意识形态的倡导性，积极探索对核心价值观、社会正能量，对人生意义作正面的阐发，助推社会正面价值观的建立，并且更多地思索如何让正能量值超越负能量值；同时注重对大众文化趣味的培植，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艺术传播方式，让各个不同层次的受众均获得精神与艺术层面的浸润和陶冶。这里而比较关键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国家引导”问题。我们文学艺术创作的主线依然应当遵循着的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崭新的现代意识的一种追求、一种引导的原则。艺术家必须有能力去感知当下中国社会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从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当中汲取力量，用进步的历史观和开放的现代眼光来观察、定位价值取向，用光明、希望、美好、善良、正义等等诸多美的范畴，去感染人、引导人，尽量让文艺作品的社会正能量所辐射的范围和力度超越社会负能量所辐射的范围和力度。
同时，对大众文化趣味也存在着培植培育的过程，这个过程犹如“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过程，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悖论，即，在由市场为主导的社会经济体制之下，其实我们的文化处于一个高度市场化、工业化的进程之中，这势必要求文化的发展要遵从市场化的发展规律，文艺在某种程度上或很大的比例上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业制成品，因为如此它才有市场。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各类良莠不齐，浅薄平庸的类型剧占据着大部分的荧屏。商业利益像一个无孔不入的幽灵，浸透着每个文化产品的细胞。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两难选择的境地，才考验着我们文艺创作者的智慧。我们需要有创作的自觉、文化的自信，既创作出反映正能量的作品，反映先进的文化走向、代表时代精神的作品；同时又要明确认识到精神产品工业产品与的不同，注重对市场机制的有效引导，又能兼顾商业收益，做到双赢，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其次，从“反向”的层面来讲，则涉及我们在创作中对后现代主义弊端的认识和规避；对传统文化积弊如何进行化解和破除两个方面。后现代主义文化作为西方的主流文化，虽然对我们当下的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毕竟它属于“舶来品”，并没有占据我们文化的主流，它的影响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它的“反本质主义”、“矮艺术化”、“去经典化”等艺术倾向，我们还是应该给予一定的警惕和反拨的。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弊端，我觉得依然应该与对大众文化趣味的培养相联系，我们必须正视长期的封建文化毒素，在每个人骨子里积淀下来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意识，正对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的现代意识存在一种潜在的伤害。文艺作品就是积极地革除与现代文明不适应的“流毒”，要表现对人性的尊重，包括对自然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正视，这不单纯是个体的意识，而是要整个民族、整个大众接受群体所必须建立起来的意识，更是文艺创作每个环节的群体所必须接纳的事实，缺什么就得补什么，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在具体的创作中，我们还面临着如何在文艺创作中表现恶，表现负面的元素的考验，怎样将负面的元素纳入警示意义范畴，而不是一味自由放任，让充满负面元素的亚文化无所顾忌的扩张，而与主流文化形成尖锐的对抗关系，成为问题的关键。我们知道，在当下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的背景下，泥沙俱下，各种利益关系博弈厮杀，社会“乱像”似乎特别多，不长时间就能听到骇人听闻的事件，人们普遍被一种焦虑所笼罩，人心浮动，信仰缺失，从而助长了与主流文化圈偏离的亚文化圈的负面能量，并且很容易形成风潮，如前一阵在网络上捕风捉影，发布虚假消息的大微们就是例证。艺术创作表现的“恶”，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审美上的“恶”，作为文艺创作的元素，这个“恶”之后应该给人以思索，以启示，而不是津津乐道于“恶”的深重，或仅是欣赏把玩“恶之花”，仅此而已。如果文艺作品无距离切近生活的丑恶面时，创作主体迷失了自己的主导意识、正确的价值取向与社会担当，必然会导致价值判断的失控，艺术走向“媚俗”、继而陷落尘埃。因此，我们所思考的要义在于让剖析人性“恶”的艺术成为真正的艺术，成为剖析根源，洞明世事后，能够指引灵魂走向的经典艺术。
因此，我们必需以正能量来占据文艺主导地位，端正我们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否则，如《甄 传》一类的作品，浮华之下尽是虚弱，生命的袍子做得再精美，一旦爬上了蚤子，亦是满盘皆输，始料未及。
（编辑：moyuzhai）
而2012年出现的一部“宫斗戏”—— 《甄 传》，可谓“大热”， 靓丽的华服、美艳的造型、精致的设计、曲折的情节、精良的制作，一时间赚人眼球，收视飘红，令媒体热议。“甄 体”的时尚话语走红网络，“明星小主们”更是赚得眼球，附加的商业价值飙升，影响力甚至播撒到了国外。该剧从拍摄的技巧、手法、演员的演技等层面来讲，无疑是一部成功的电视剧。该剧的导演表示：“我希望拍一个有历史厚重感的戏，体现出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对封建社会进行理性批判。近期的许多古装剧都是对封建社会进行歌功颂德，全部是王侯将相和才子佳人的动人故事。我觉得这是一种倒退，对于落后的封建制度应该持批判态度的，后宫的种种斗争和皇帝坐拥后宫三千佳丽的事情不应该被提倡……古代皇帝娶妃是为了延绵子嗣，这里面关乎皇族的兴衰，跟个人的情感没多少关系，现在的电视剧都把皇帝描述成痴情种子，这是不符合现实的。在后宫中不存在一枝独秀，只能够百花齐放，这里没有‘一夫一妻’或感情上的长久，因此过度渲染帝王如何至情至性并不真实，年轻人都被现在的电视剧误导了，拍这部戏就是要让他们看到真实的历史。”[1]如果从导演的创作意图上讲，这部戏还是有很大的正面意义的，即通过揭示、再现这种历史的“残酷之美”，达到“警醒”大众之目的，特别是年轻人不要被误导，要正视“现实”。
但是，非常吊诡的另一个问题接踵而至，该剧在被传播、被接受的过程中，是否完全达到了导演的创作意图？或是已经偏离其最初的创作意图，按照艺术的自身逻辑走到了相反的方向？答案是，偏离是肯定的，它甚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套用一个文艺理论上非常传统的命题来解读这部戏，即“形象大于思想”，其内涵是说，艺术形象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它是立体地、多向地、多层面地反映生活，所以,虽然艺术家只是从自己感受的特定角度来创造形象，但他们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的这种立体性、多向性、多层面性，往往比艺术家主观上对现实的把握丰富得多，深刻得多，活跃得多。正如《甄 传》它的整个戏剧表达效果，其在接受过程中的焦点已经表现为宣扬一种尔虞我诈、以恶抗恶，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已然超出了创作者所划定的界限，它被欣赏、被解读、被阐释的过程已经不受创作者的掌控，而是遵从着受众群体对它的不同理解和再度阐释。
在观众一边为宫斗乱象沉醉其中时，很快，媒体就提出了批评这类剧的文章。一篇名为《荧屏宫斗何时休？》的文章指出：“‘重口味’的后宫题材电视剧，充斥着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相互算计，人性中恶的一面被无限放大。这种对历史的解构背后隐藏着对权力、恩宠、一夜走红、一夜暴富的向往和对享乐主义的崇拜，既无益于认识历史，也无益于思考人生……大量后宫戏存在内容雷同、人物设置脸谱化，情节大同小异，以及更严重的对历史胡编乱造、价值观混乱扭曲的问题。在这些后宫剧中，后宫佳丽一个比一个靓丽、光鲜，内心一个比一个刁钻、凶狠。这里没有真诚善良，只有丛林法则……这些没有历史文化根基的后宫戏，提供的思想价值观也有问题……这使得今天充斥荧屏的后宫剧，只有成败没有是非，只有你死我活的阴谋、陷害、争斗，不见引人向善、向上的积极力量，更奢谈道德坚守和人文关怀。”[2]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批驳了这类题材电视剧的弊端，并且，让人深深地感到这类电视剧的确是与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但它们又常常以华丽的外衣来掩饰内在恶毒与空虚和对恶俗价值观的宣扬，表面上让人上瘾，欲罢不能，过后却发现毫无正面价值，只能让人咋舌于社会的黑暗、人性的堕落，更难保会让人有所“借鉴”，滑向以恶抗恶的深渊。并且，这种现象亦不是“宫斗戏”所独有，本文开头提及的那几种类型剧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如此的“危害”更令人忧心。
基于上述现象，笔者认为这仅是表象，其产生根源是两种社会思潮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一个来源在现代社会，另一个来源在传统文化。即，其一，这种现象是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一种表达。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代西方一种主流文化形态，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它的进步性和负面效应也是鲜明的。在以“解、破、去”为思维逻辑方式的指挥下，那种对其认为不合理的一切规则、秩序、本质、中心的解构和颠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陈腐的、僵化的、专制的社会体制的颠覆和反抗。但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负面因素，则是在否定一切价值、理性的同时，拒绝经典、反对崇高，追求闲适、娱乐的感官享受，凭借先进的科技手段对文化产品进行着复制、拼贴、改写、戏说一类的加工。同时，受着快乐原则、利益原则的双向驱动，后现代主义又倡导并提供文化工业化制度下、流水线复制下的大众娱乐“产品”，市场化主导的“文化快餐”。因而，后现代文化思潮影响下的文化产品，它必须有包装良好的外表，有看点、有卖点，迎合在先，“娱乐至死”，这就是为何《甄 传》一类影视剧有着华丽的外表，吸人眼球，同时价值立场和情感倾向本身又背离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空洞化、空心化的的原因。
其二，这类“宫斗剧”、“黑幕剧”的热播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很大的关系。从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法、术、势”并用的思想开始，中国历史文化就存在着一个阴暗角落，其围绕着操纵权术、勾心斗角、攀比倾轧、以恶抗恶等方式，对人进行操纵控制。驭人之术、弄权之术、奸佞之术大行其道，构成了权术斗争的血泪史，之后 生出了所谓“厚黑学”、“黑幕小说”、“谴责小说”“官场小说”，后又演化成今天令人乐此不疲的“宫斗剧”。国人因而产生出一种对黑幕、权术复杂的“看客”心态，一方面深知其恶毒，人人有谴责之意；另一方面又津津乐道，身陷其中不能自拔，无意识地成为权术的帮凶。中国还有一个不良的民族积习，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负面的东西永远比正面的东西传播快、传播久，影响深，关注者多。《甄 传》一类影视剧之所以被诟病，大抵由于它的负面效应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远超其正面效应，人们所窥视的是其中的尔虞我诈的黑暗权术，而无意识地弱化了其批判性，人人知其恶，却人人沉溺其中。如果拿文学史上两部经典作品《红楼梦》和《金瓶梅》来类比一下，我们会发现，二者对封建末世社会的矛盾、人性复杂性揭示得都可谓深刻，都有批判性在里面，但是为什么《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明显地要高于《金瓶梅》，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曹雪芹能让人于黑暗末世中看到希望，看到一种解脱；而《金瓶梅》更犹如一幅疯狂末世的审丑百态图，充斥着疯狂的恶魔性因素，人们赏玩它多因它大胆露骨的性描写，而弱化了它批判现实的社会意义，从对未来的召示意义上，它与《红楼梦》更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面对后现代文化思潮与民族传统文化共同作用下的不良社会文化心理，我们也不能否认，《甄 传》这类电视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折射，人们很容易“对号入座”在现实中找到相似的情境。这正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种特有的浮躁、虚夸、迷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不良心态与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又与我们主流意识形态是背道而驰的，是要积极摒弃的。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对此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要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来探寻解决之道。
首先，从“正向”的层面来讲，艺术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必须把握舆论导向的正确性，意识形态的倡导性，积极探索对核心价值观、社会正能量，对人生意义作正面的阐发，助推社会正面价值观的建立，并且更多地思索如何让正能量值超越负能量值；同时注重对大众文化趣味的培植，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艺术传播方式，让各个不同层次的受众均获得精神与艺术层面的浸润和陶冶。这里而比较关键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国家引导”问题。我们文学艺术创作的主线依然应当遵循着的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崭新的现代意识的一种追求、一种引导的原则。艺术家必须有能力去感知当下中国社会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从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当中汲取力量，用进步的历史观和开放的现代眼光来观察、定位价值取向，用光明、希望、美好、善良、正义等等诸多美的范畴，去感染人、引导人，尽量让文艺作品的社会正能量所辐射的范围和力度超越社会负能量所辐射的范围和力度。
同时，对大众文化趣味也存在着培植培育的过程，这个过程犹如“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过程，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悖论，即，在由市场为主导的社会经济体制之下，其实我们的文化处于一个高度市场化、工业化的进程之中，这势必要求文化的发展要遵从市场化的发展规律，文艺在某种程度上或很大的比例上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业制成品，因为如此它才有市场。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各类良莠不齐，浅薄平庸的类型剧占据着大部分的荧屏。商业利益像一个无孔不入的幽灵，浸透着每个文化产品的细胞。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两难选择的境地，才考验着我们文艺创作者的智慧。我们需要有创作的自觉、文化的自信，既创作出反映正能量的作品，反映先进的文化走向、代表时代精神的作品；同时又要明确认识到精神产品工业产品与的不同，注重对市场机制的有效引导，又能兼顾商业收益，做到双赢，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其次，从“反向”的层面来讲，则涉及我们在创作中对后现代主义弊端的认识和规避；对传统文化积弊如何进行化解和破除两个方面。后现代主义文化作为西方的主流文化，虽然对我们当下的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毕竟它属于“舶来品”，并没有占据我们文化的主流，它的影响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它的“反本质主义”、“矮艺术化”、“去经典化”等艺术倾向，我们还是应该给予一定的警惕和反拨的。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弊端，我觉得依然应该与对大众文化趣味的培养相联系，我们必须正视长期的封建文化毒素，在每个人骨子里积淀下来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意识，正对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的现代意识存在一种潜在的伤害。文艺作品就是积极地革除与现代文明不适应的“流毒”，要表现对人性的尊重，包括对自然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正视，这不单纯是个体的意识，而是要整个民族、整个大众接受群体所必须建立起来的意识，更是文艺创作每个环节的群体所必须接纳的事实，缺什么就得补什么，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在具体的创作中，我们还面临着如何在文艺创作中表现恶，表现负面的元素的考验，怎样将负面的元素纳入警示意义范畴，而不是一味自由放任，让充满负面元素的亚文化无所顾忌的扩张，而与主流文化形成尖锐的对抗关系，成为问题的关键。我们知道，在当下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的背景下，泥沙俱下，各种利益关系博弈厮杀，社会“乱像”似乎特别多，不长时间就能听到骇人听闻的事件，人们普遍被一种焦虑所笼罩，人心浮动，信仰缺失，从而助长了与主流文化圈偏离的亚文化圈的负面能量，并且很容易形成风潮，如前一阵在网络上捕风捉影，发布虚假消息的大微们就是例证。艺术创作表现的“恶”，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审美上的“恶”，作为文艺创作的元素，这个“恶”之后应该给人以思索，以启示，而不是津津乐道于“恶”的深重，或仅是欣赏把玩“恶之花”，仅此而已。如果文艺作品无距离切近生活的丑恶面时，创作主体迷失了自己的主导意识、正确的价值取向与社会担当，必然会导致价值判断的失控，艺术走向“媚俗”、继而陷落尘埃。因此，我们所思考的要义在于让剖析人性“恶”的艺术成为真正的艺术，成为剖析根源，洞明世事后，能够指引灵魂走向的经典艺术。
因此，我们必需以正能量来占据文艺主导地位，端正我们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否则，如《甄 传》一类的作品，浮华之下尽是虚弱，生命的袍子做得再精美，一旦爬上了蚤子，亦是满盘皆输，始料未及。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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