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在飞升与回归之间

　　关于诗歌，聂鲁达曾自述说：那年秋天，诗歌来找我。
    我不知道，诗歌是什么时候找到孙阳的，但当他走进辽宁文学院并让我认识他，也恰好是几年前的一个秋天。那时候我还在文学院工作，为了推出优秀人才，提高培训水准，我们举办了全省首届中青年作家创作研讨班，孙阳就是这个班里的学员。
    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沉默的，衣着很简朴，身材瘦而高，轻易不说话。在基本上都是70后的学员中，特别是在以女生为主体的写诗的学员中，他表现出一种来自草根、来自民间的低调，除了偶尔显露的天真——比如听课时，当讲课人提出一个其实不须回答、仅仅是为了强化语气的提问，别的学员都没有反应，孙阳却往往会给予非常认真而爽朗的回答。还有一点比较像诗人的，就是他风尘仆仆的面容中似乎总透着一种叶芝式的忧郁和苍白，在我看来，那是独属于诗人的标志，是特别能让人感动的气质。
    后来他们这个班就结业了，后来我也离开了文学院，回到作协。再后来，孙阳到了北京。但直到此刻，读着孙阳这本诗集的电子稿，我仍能回想起当初的印象和感动。虽然我不太懂诗，却凭直觉由衷地感到，这些诗的起点是很高的，表现了惊人的潜质和深厚的心灵底蕴，或者可以说，至少诗歌为了它的某一方面，比如沉默、质朴、天真、忧郁和在大地上独行的美，而找到了孙阳，就像夜色中的马（如美籍俄裔诗人布罗茨基所写的）找到了它的骑手。
    低调奢华，质朴深邃，是孙阳诗歌的基本特点。我特别喜欢《灵魂与大地》这个书名，它既是这本诗集的书名，也是诗集的一部分和一首诗的标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作者及其同代人情感经历的命名也并不为过。正是在这样充满神圣感和虔诚感的诗意空间，我们看见作者就像美国童话诗人谢尔.希沃尔斯顿笔下的“长发少年”（long-haired Boy），长发飘动，从大地上飞升起来：“在飞往成都的夜航班机上/……高山是我年幼时伸向天空的手臂/……灵魂啊，我要从天国的茧中抽出一根丝线/缠绕在大地母亲的脐带上/让我的灵魂顺着这条丝线/偶尔回到大地上。”飞升意味着回归，在孙阳的想象中，大地和天国是一样的，都充满了神性，足以让灵魂与自我上下栖居并无倦求索。于是他这样走近《乌兰察布的中午》：“被神灵呼唤的人/从远方来到了这里/中午，万物安于各自的位置/只有一条乡间土路不断向下午延伸......路边的树上乌鸦在窃窃私语/我想加入其中/轰的一声，乌鸦飞走了/把秘密留给了天空/把黑影留给了我/......起风了,在路的拐弯处/遗忘已久的往事又一次迷住了我的双眼/那些远去的青春，失去的爱，无望的等待/在时间的荒原上摇曳而来......”诗人在这里融合了象征与写实，写出了远在异乡的个体或群体的身世感，也是对他自己的生命记忆和生存状态的真切描述。
    是的，哪一代人都有过苦难，失去的爱，无望的等待，可能都曾是孙阳的真实经历。身居底层，物质生活拮据而简朴，个人命运不幸而充满挫折，他的人生际遇，生存状况，在当今写诗的群体中可能是十分特殊的。这同时也造就了他作为诗人的特殊品质和感悟力，那就是敏感，犀利，担当，甚至有点神经质。如《纪念碑》，在悲悼了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之后，陡然一笔，“在纪念碑的后面/我发现这组雄伟的塑像是用廉价的树脂材料建造的/内部中空/几只蜘蛛/正在暗处编织一张让人不易察觉的网”，锋芒所指，是对现实轻慢历史的精确狙击。还有《煤窑.天梯》，是对贪婪成性的煤老板现象的无情揭示：“我担心他们这样无休止地挖下去/有一天会打通地狱的巷道/并放出地狱中的火/而农民在煤窑上面修筑的梯田/也许会成为我逃命的天梯”。
    现实感是孙阳诗歌的重要方面。他挚爱山川自然，感怀万物生灵，弃绝虚假丑恶，向往真诚善美，因此除了揭示的诗，他还有更多同情的诗，其中对普通劳动者自然亲切的认同感，对生活艰辛和底层经验的细致体察，也同样可圈可点。在《天涯海角》中，他看到“所有穷人和富人在这里相遇/权贵和富豪们住在s形的海边酒店里/夜晚粉红色的灯光在大海上变城一盆胭脂水”，而诗人自己，却是一个“戴着命运的枷锁来到此地/寻找念动咒语的人”；在《夜行高黎贡山》中，他想到危险正像猛兽一样威胁着旅客的安全：“黑暗中某些不确定的东西似乎伸手可捉/又渺无踪影,令我无处安身，无处逃遁/我在自已的心里跪了下来”——这句“我在自已的心里跪了下来”是最低调、质朴也是最奢华和意味深长的，我觉得，这正是孙阳不同于其他诗人的特殊精神姿态。在心里跪下来，是面对道路，也是面对乡愁；是面对信仰，也是面对苍生和大地。
    行走，是孙阳这本诗集的主题之一，但作者的行走不是波西米亚式的，也不是伊丽莎白.毕晓普式的，在从陌生出发再到新的陌生的旅途中，与前者相比，他始终不忘乡愁；与后者相比，他高扬主观感受。《怒江岸边》里有这样的诗句：“怒江岸边，我叛逆的青春从我的脚下流了过去，它不属于我/也灌溉不了我干涸的爱情稻田”，怀旧的情感和生命的现实呈现为一种分裂，但二者的并置同时又提供了弥合。而“这条路我在梦里多次走过/这次我留下了足迹/并看见山坡上有炊烟弥散/太阳落山之前与山顶白色的教堂擦肩而过”，这段诗几乎是令人着迷的，它不是简单的画面介入，而如同是指出一种迹象，精神家园的召唤，让行走者同时也在回归。有时候，连叛逆也构成了回归的前导，如《午后两点，车过潮白河大桥》：“我是一个没有族谱的外乡人/并被告之脑后长了反骨/对不起，在晚年/我要以这块反骨为镜/照亮我回乡的路/虽然这条路上已经没有我熟悉的路标”。
    都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这句话对中国诗人的“中国经验”来说，应该主要具有反思的意义。在城市化时代，故乡不仅是回归的问题，而首先是寻找的问题。而在孙阳这里，他诗中所表达的，则可能更多的是“异乡人”身份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命运，注定的“离乡”行走和无法实现的“还乡”之间，构成了一种奇异的张力。如《一滴水》：“我猜你也是一滴水/……我注定与你遥遥相对/相会无期/我不可能穿过那么多的水滴/水滴与水滴之间/横亘着那么多的岸/游曳着那么多的鱼”。还有《我爱我未抵达的地方》：“……我爱我没见过面的爱人/她住在我生活之外/我无路可以抵达”。孙阳的诗是高度陌生化的，不同的是他的陌生化不仅在于语言形式，也在于生命和精神形式，那就是弥漫于文本中的异乡感和陌生感。这就像你根本无从猜测他的一首诗如何结尾一样，诗的偶然性、突变性和现实生活与实际生存的不确定性其实是息息相关、互为表里的。
    孙阳诗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信仰。人既是自己的主导者，也是自己的守护者，任何人的诗歌都会与其理想和信仰密切相关。但在孙阳这里，信仰具有多重的意义，很特殊地表现为灵动畅达的哲理思索，隐忍可见的宗教情怀，以及对平常事物、普通经验、生活细节的深度体验。如《存在与虚无》：“地上两片看不见的影子/拼了命地想要结合在一起/通过爱虚无的对方/证明自已的存在/我置身事件之中/与虚实之物互为犄角”；《偶然与虚妄》：“一只鸟儿从天上掉了下来/我是说影子掉了下来/这次,又是只有我一个人看见”；《初冬》：“两座山夹着一个中午/风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大/杨树叶子象贬值的纸币/从天而降/光秃秃的树干/从反面证实了叶子存在过”；《标本》：“我只好把自已风干成人偶/挂在城楼上当做干旱的标本”。诗歌一种生命痕迹，也能同样阐述未知，这样的诗句具有一种隐秘的知性，或曰独特的体验，就像是作为现代诗歌资源之一的泛神论思想，《让万物都闪烁出自己的光芒》：“我独享了这份幸福/没对任何人说/今天，我要把苍天赐给大地所有的尘埃/一粒一粒拣起/用阳光把它们擦得钻石一样闪光/然后，把它们悬浮在空中/让万物都闪烁出自己的光芒”。
    因此，诗人的行走就并非是简单的旅行。在行走中，他的脚步不仅和空间，也和时间相遇；不仅和历史，也和文化相遇，而且还更多地和他内心的信仰相伴随。见到《桃花》，童年的记忆让他怅然若失：“冬天远离了我/我退守到了春天/多少年了，我没碰上一场把我冻回童年的雪”；《回到宋朝》，他感叹：“一个李白就能把唐朝/写成纸上的国家”，那博大的气宇，是盛唐诗歌的灵魂。而宋词，逼仄的天空，则变成了无奈而美丽的吟唱。孙阳到过许多地方，但不论是天涯海角，黄河岸边，还是阳关、海西堡、白帝城，都不过是暂定性的符号，他在旅途中真正看到的只是“大地”。这是神性的大地：“地上的事物都是天上事物的影子/每一个影子的后面/都蹲伏着一只无名的小兽”(《远去的时光》)。
    在灵魂不断飞升也不断回归的大地上，孙阳有他自己的精神方位，那就是北方，孙阳的诗与思，在我看来都一路向北。《北方.向上》这样指认：“北方是什么/北方是幽州/玄鸟飞过之后/河面上沉浮着的铁的叹息”,他思接汉唐，神游域外，进而说“北方是贝加尔湖的海边/苏武牧羊时留下的脚印”,而他自己是苏武“不经意间遗失的一只羊/时而漫步在云天/时而隐身在草原”。孙阳是一个北方的歌者，我喜欢他的诗，就是因为他那毫不矫饰的自我，回顾来时路，不忘旧时情，展望未来，心怀梦想，又有某些怅惘和隐忧，他的心灵世界有着北方的所特有的辽远、神奇、险峻、宁静。而如果让我从这本诗集中选一首最喜欢的诗，我觉得就是《祁连山》，它是大地的版画，高原的雕像，一曲北方精神、华夏古梦的颂歌——
          
          祁连雪山又一次浮现在我的面前
          这戈壁滩上唯一不落的白日梦
          在武威它是何等的威武
          远在百里之外，却与近处的戈壁相依了千年
          且没高过它头顶的一朵白云
          一辆拉煤的火车从我的眼睛里驰过
          没拉走祁连山上的一匹白纱
          只有张掖张开的臂膀才能把祁连雪山藏在腋下
          好让这河西走廊的梦不醒在长安
 
    整首诗坚实而空灵，大气而唯美，堪称孙阳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但这首兼容了游戏精神和天真意识的诗篇，让我想起的却不是后现代的诗人们，而是十八世纪德国古典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的那首久负盛名的《面包与酒》----“待到英雄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勇敢的心像从前一样/去造访万能的神祗/而在此之前，我却常感到/与其孤身独涉，不如安然沉睡/何苦如此等待，沉默无言，茫然失措/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他走遍大地”。也许，英雄、神、神圣的黑夜和诗人走遍大地这样的意象，与孙阳诗歌中信仰的力量是相通的，神性的想象，悲悯的情怀，家园的寻觅，让他的诗歌路向和这位异国前贤具有了某种可比较性。
     孙阳既有写作激情，又有对写作严肃而执着的态度，他作品不算太多，但呈现出较大面积稳产的形势，已经被国内重要诗歌媒体接纳。他在自己的诗中把前卫体验和传统精神融为一体，包括语言风格，既有现代诗的非韵律化，非节奏化，非逻各斯化的倾向，又注意汉语修辞的严密，优美，空灵和飘逸。并不显得刻意雕琢，而是自然流露出语言天赋。特别是他对日常词语的恢复能力，几乎是令人惊叹的，正如多丽丝·莱辛所说：“我们处在这个面临威胁的世界。我们长于反讽，甚至长于冷嘲热讽。某些词或观念几乎不用了，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了；但我们也许应该恢复某些已经失去其力量的词语”。在这个意义上，将审美、诗意、智慧寄寓于质朴的语言，或让日常词语在诗歌中重新获得力量，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和赞赏的选择。
    经历了漫长的准备和等待，孙阳在这个繁荣昌明的时代终于显示出了他的出色诗才，引起关注，得到鼓励，值得祝贺。我和孙阳之间不仅有师生之缘，更难得的是对世界和生活的理解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现在，当孙阳的第一本诗集即将付梓的时候，我也正在筹划出版我的第一本译诗集。我的译诗集题为《北方船》，是借用了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一首诗的名字。这首诗其实是讲了一个寓言，在大海上，当西方船和东方船已经归来，或载回快乐，或装满忧伤的时候，唯有北方船仍长路漫漫，因为闪耀在它上方的星辰，注定了它道路的严峻和宽广。此刻，我想以这个“北方船”的意象和孙阳共勉，因为在他的诗中，有弥漫如水的乡愁，有敏锐如风的感知，也有对现实人生倾情如火的关注，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种生命的信仰，那就如同一颗星辰，捍卫着诗人以及芸芸众生的真诚与尊严，并引导着诗人走向更远。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