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蔷薇、银牡丹和女儿红
发布时间：2021-08-20 来源于： 作者： 郭松林 点击数：次
（一）马加与“工农兵主体觉醒”
前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创作谈《金蔷薇》，在“金蔷薇”故事结尾，摘录老文学家的杂记说：
“恰如这个老清洁工的金蔷薇是为了预祝苏珊娜幸福而作的一样，我们的作品是为了预祝大地的美丽，为幸福、欢乐、自由而战斗的号召，人类心胸的开阔以及理智的力量战胜黑暗，如同永世不没的太阳一般光辉灿烂。”
西方首饰匠，“用金锭打成了一朵非常精致的蔷薇，花的旁边，在一条细枝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尖尖的花蕾。”很多年来，没有人关心过，沙梅这支金蔷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饰，也许它和“老渔妇的屋子里，在十字像架上，插着”的那“一朵做工粗糙，色泽晦暗的金蔷薇”，用处是一样的，也许就是一支插在胸前衣襟上的胸针。
中国的首饰匠，不会用蔷薇的图案，如果中国也有一个老清洁工沙梅存在，他会选择给中国的苏珊娜打造一个“花开富贵”的牡丹银锁。这也许就是法国哲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到的，“时代、种族与环境”三要素的综合作用。
创作谈《金蔷薇》，是十分取巧的，它避开了“文学是什么”这个沉重而博大的话题，我们也可以做类似的取巧，比如可以用酿造“女儿红”美酒的过程来作以比喻，详细说说马加的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金河短篇小说《不仅仅是留恋》，是如何诞生的？
在鲁迅与张恨水的时代，热销的是张恨水，传世的是鲁迅。当然鲁迅小说传世的背后，确实有红色政权的推手；伟大的工农兵时代，造就了知识分子对下层苦难的集中关注，产生了足以传世的工农兵文化主潮，也产生了马加足以传世的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
马加1910年正月生于新民农村一个姓白的满族旗人家庭，与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群主体作家年岁放佛，“九·一八事变”后萧军等人困顿在上海、用小说感怀沦陷的家乡时，马加也在北京加入了“左联”，并且发表小说、编辑刊物、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七七事变”后，马加比身在上海的“东北作家群”，更早地辗转到了延安，之后他亲耳聆听郭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直以书写工农兵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主线。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派遣大批干部奔赶东北，开展革命斗争，巩固革命成果。马加等人于1946 年5 月，由延安出发，经张家口、承德、赤峰、通辽前往哈尔滨。但是，他们到了通辽后，方知四平失守，要去北满必须通过科尔沁草原。当他们与同行的曹志学团长、王耀东副团长等路过草原上的三家子村时，同一支国民党叛匪发生了战斗，王耀东副团长血染绿草，英勇牺牲。革命者的悲壮事迹，深深感染着身临其境，目睹烈士风采的作者，他满怀敬意和激情，写成了《开不败的花朵》，1950年将其在《小说月刊》连载。
鲁迅先生曾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也说“路在脚下”。毛泽东《沁园春·雪》结尾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马加在小说《开不败的花朵》结尾处，也说：“……蒙古草地上，到处都是开不败的花朵。”
马加小说《开不败的花朵》，不是金蔷薇，也不是银牡丹，是蒙古草原上不知名的野花，绽放出的是邻家女孩穿上新娘喜装时淳朴的笑脸，就放佛父辈在她出生时深埋地下的“女儿红”，香醇而委婉。
和伟大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小说家马加，见证了“工农兵主体觉醒”的伟大时代，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道路”，开拓出了辽宁小说界的一条方向。
在工农兵文化逐渐成为社会主潮的时候，所谓“右派”知识分子的资产者情调和士大夫审美，一直被压抑着，直到邓小平同志力主改革开放，才迎来了“又一种文学道路的春天”。
（二）金河与“士大夫身份重构”
张恨水的才子佳人小说、周作人的文人情趣散文，逐渐被摘掉“毒草帽子”、并移栽回文学百花园的时，辽宁小说家金河用《重逢》《不仅仅是留恋》《打鱼的和钓鱼的》《市委大院的门柱》等短篇小说，为“右派和知识分子”干部逐渐抬头的“官僚主义”和“贵族情怀”敲响了警钟。
有人说，金河的短篇小说《重逢》，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如果纵观《重逢》《打鱼的和钓鱼的》《市委大院的门柱》这三个短篇，我们宁愿相信金河是沿着鲁迅先生所开创的“改造国民性”道路，在努力地继承士大夫文化的精华，并且也在着力弘扬工农兵主体的先进性。
《重逢》中，作者是有些中庸之道的，他不认为“伤痕”是单方面的，也不认为“伤痕”是可以避免的，正如美国著名作家亨德里克·房龙所著《宽容》的序言结尾处所说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不过将来（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不再发生了。”
《打鱼的和钓鱼的》《市委大院的门柱》应该算是《重逢》的发展，作者将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分别向着两个方向发展开去。先后回答了工人是不是都进步、知识分子是不是都可敬，以及上级是不是都睿智、下级是不是都教条等等问题，他用不同的视角切入人物灵魂深处，将复杂的球状人性切割出独特的多棱曲面，折射出思想者的光芒来。
苏联解体之前的中国，满眼都是“右派”翻身得解放的狂欢，然而金河对个别“右派”高高在上的士大夫身份，提出了质疑；可惜他的这种质疑，在那个书呆子们集体犯了“政治幼稚病”的年代，没有被文学批评界给予足够的重视。
金河的上述三个短篇，不仅仅是“伤痕”或者“反思”那么简单，对于 “公社”金河《不仅仅是留恋》，对于“工农兵”更不仅仅是批判。
王蒙在2013年的青创会上“寄语青年作家”，他说到：第四是不要跟风。不要跟着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跑。要尽量维护文学这一行当的纯正风气……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人云亦云的胡说八道，我希望我们的青年同行珍重自己的头脑，不跟着起哄。
我们的作家、批评家应该警醒的是：哪一个年代，没有人云亦云的胡说八道呢？
农民起义是不是都进步？贵族文化是不是都腐朽？这两个问题，在建国初期，没人问。“右派”领导是不是都进步？工人农民是不是都落后？这两个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没人问。
作家金河，选择了“不人云亦云”，他在1986年4月发表的《市委大院的门柱》，就从侧面回答了这些纠结过无数共产党人的问题，也等于强调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担心：
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当我们回过头来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不能忽视了俄罗斯贵族文化精神的回归。幸运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身份，在邓小平同志的警醒下，得到了重构；而苏联的“工农兵文化”则彻底被俄罗斯联邦的“贵族文化”所取代，完成了一次逻辑上的否定之否定。俄罗斯的“工农兵”们，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金河是喜欢丹纳《艺术哲学》的，他在小说集《不仅仅是留恋》的后记中，审视过自己的创作，他说：“个性只有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才具有文学价值。”“文学……还应该有思想，即表现时代前进的愿望”。
小说《大车店一夜》所展现出的中华美德，是润物细无声的，可见金河对马加开拓的“工农兵”主体小说，是采取“肯定之肯定”的态度的。同样，金河对于鲁迅的“批判国民性”，也是持“肯定之肯定”的态度的，这也正是符合中华传统哲学逻辑发展的特有规律的。
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从过去被扭曲的社会主义观念中寻求解放，见证中国传统哲学“肯定之肯定”的成长逻辑，以宽广的胸襟面向大海，准备着迎接“春暖花开”的新征程，到十八大时终于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组十二个概念，汲取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创作模式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但分析小说的“思想、生活、文笔”三要素，却是写作文学批评的一条捷径。如果用酿造“女儿红”来比喻小说的创作，那么思想就是酒曲、生活就是粮食、文笔就是技艺。
如此，我们就能知道，金河小说的酒曲和思想，毕竟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加工提炼而成的。进一步说，金河止步于中短篇小说而悄然封笔，不能不说是辽宁小说界的一个损失。
（三）陈昌平与“商业大潮的冲刷”
“退休工人老高，溜溜哒哒，就来到了人民广场。”他并不知道有个叫做陈昌平的坏小子，受《作家》杂志委托，从2002年底，就在偷偷地观察他。新世纪初的大连，是解决了温饱之后的大连，也是广场文化越来越繁荣的大连。“老高发现，这些老人虽然经常争吵抬杠，但是在离退休之前却非等闲之辈。……而且，这些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
于是乎老高明把一个道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只要昨天他在图书馆里已经装满了子弹，今天老高就会像一个成竹在胸的老猎人，慢慢地扣动了扳机。老高毕竟不是职业枪手，肚子里的子弹也有不够用的时候。终于有一天，真正的枪手出现了。
首长的问话就像射击。他可不像毛头小子一样一梭子一梭子地扫来扫去，他是老兵，他的每一句问话都是点射，精确无误地击中在老高心窝。首长的拐杖在地板上啪地一敲，最后的一颗子弹是：“你是一个骗子！”
走进市井的陈昌平，没有满足于诠释老高的市井英雄身份，他用真正“英雄”的出现，给了老高一个“当头棒喝”。
2003年的大连，也许比陈昌平笔下的老高更有闲情逸致，《作家》杂志很满意陈昌平的调查，商业大潮将人民广场冲刷得清如水、明如镜，却也让温饱有余的陈昌平开始静下心来思考关于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问题。
小说家的文学资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前辈经典，二是读书有感，三是生活积淀。陈昌平2003年发表的《英雄》，无疑是大连广场文化的积淀所致， 陈昌平自己也承认：《英雄》带给我诸多第一次。第一次上了《小说选刊》头题，第一次得了作品奖，第一次进入权威选本，哼——也是第一次差一票获得鲁奖。
陈昌平是一个狡猾的叙述者，他站在退休工人老高的立场上，分析知识分子身上的固执和虚荣，却要用“1945年，大连是日本的殖民地，叫关东州”来开始故事。“以前教书”的李徵，被迫去日本鬼子那里教“书法”。依旧是一个教与学的关系，却因为传授者不再是老高、而接受者不在是中国人，引发了更多的可能性。于是乎，我们想到了陈昌平的历史轨迹，他本是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的，是最有资格用“教学相长”这个词的。
陈昌平的中篇小说《肾源》，又一次扭曲了“教与学”的关系，“学生”小刘和“老师”张大鹏之间，一直酝酿着感恩和计算，当意外的结局将知识分子的小算计彻底摧毁的时候，从天而降的却又是意外的惊喜。陈昌平这时，已经长出的一对“鲁迅”似的八字胡，陈述“知识分子不如市井小民”这个主题，对陈昌平来说，是快感十足的，也是惊喜无限的。因为他无意间，借助经商的历练，开拓出了中国古典小说大团圆结局的新形式。
一样米养百样人，一样的辽宁省，也会有宽甸农村《九月的玉米地》。县文化馆的创作员于晓威，喜欢把自己钉在田间地头儿，分享20世纪末“村姑”和“林子”的夫妻笑谈；当然，他也关注某某市卫生防疫站光线暗淡的一楼走廊里，出现的那条黄色的卷毛狗，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尴不尬的机关怪现状。
和闲散的退休工人老高不同，“村姑”和“林子”夫妻，乃至于那条黄色的卷毛狗，都是陷入了温饱无以为继的状态，难以自拔的，他们和它会被某一个莫名其妙的灾难降临到头上，而老高总会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惊喜砸昏了头。
来自宽甸乡村的悲剧和大连广场的喜剧，有着鲜明的对比，显露出于晓威和陈昌平对于苦难或者幸福的不同视角，“村姑”比那条因为无法抗争转而悠闲自得的卷毛黄狗更不如，而陈昌平则始终不能同退休工人老高一样充满惊喜。于晓威的悲悯有些残忍，带有世纪末知识分子的冷酷和深沉；而陈昌平一直试图让老高说服他自己，希望他本人也能充满闲情逸致，安于市井的乐观和庸俗的荣誉。
陈昌平不愿意重复自己，尽管在他2004年发表的《国家机密》中，他借助“说谎”的能力，将人民广场上的退休工人老高，变成了1970年“会做梦的”小六子。当然，于晓威也一定不想承认，卷毛狗身上有着村姑的影子。他们宁愿承认，博尔赫斯启发了我，也不愿意承认马加、金河影响过我。
这也是我们试图给辽宁小说家断代时，最最苦恼的事情，他们不大认可“前辈的文学经验可以传承到他们身上“。或者说，前辈所写作的小说，往往只是告诉他们，不要再这样重复前辈了，否则就没有前途。
（四）于晓威与“读书看报的启示”
被辽宁文学院亲手培养出来的于晓威，不可能成为陈昌平“以前教书”的李徵，只能是喜欢读书看报、印证钩沉的“我”。《陶琼小姐的1944年夏》开头就在“小引”中说，“我的一位朋友的祖父……是东北沦陷时期的作家，早年曾在萧军主办的报纸谋过事。……在该书第四篇文末……那则新闻我读了三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于晓威的小说资源，主要来自于“读书有感”，这也符合他从20岁左右开始，就一直在宽甸县文化馆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的职业特征。
于晓威的中篇小说《陶琼小姐的1944年夏》中，主人公依旧是冷峻和残忍的悲剧结局，这和陈昌平《肾源》中的温暖和惊喜结局，再一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村姑”和“林子”的对话，到了这里变成了陶琼小姐和军官沙夫的对话，他们依旧是平等地注视着对方，并且努力地问对方做出牺牲。女主人公细腻入微的心理刻画，稍稍有些小资的形象设计，都很有亮点。夫唱妇随、不谋而合的情侣关系，在于晓威小说中多次出现，尤其是备受批评家推崇的《北宫山纪旧》，能够将一段很没有来头的精神之恋，刻画得唯美而不乏睿智，极不容易。
相比之下，陈昌平笔下的常多尴尬的“师生关系”，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出现，也会制造出更好的意外效果。当然也有一个遗憾，陈昌平的笔触还是太多的男性强势，缺少毕飞宇《玉米》中女人的纤柔与坚韧，尽管写柔美似乎本就不是东北大汉的特长。当然，于晓威笔下的陶琼小姐，也不仅不是纤柔的南方美女，反而更像是泼辣果敢的巾帼英雄。
《北宫山纪旧》中，女尼琪云将李能忆度化成了男僧慧望，并且用“你既然不过来，那么只有我过去了”继续他的冷峻和残忍。《在深圳大街上行走》也始终让男女主人公保持着平等的相互关怀，并没有展现出大男人的担当和果敢，反而是沉浸于知识分子对于商业大潮的警醒与疏离。
于晓威的笔下，从来没有人物的高低贵贱，而陈昌平则处处强调着人与人之间，身份、地位、心智的区别，也许这就是这是知识分子视角与市井小民视角的区别。当然，随之而来的，于晓威就难以将视角延伸到生活的更宽阔领域，而陈昌平则容易将强势男人的招式用老。
但愿于晓威笔下，“世纪末低沉化情绪”，有所扭转；也但愿陈昌平笔下，“世纪初大男子朝气”，进一步内敛。
所以，我们宁愿称呼于晓威是辽宁小说界的“小老人儿”，而称呼陈昌平是辽宁小说界的“大男孩儿”，虽不中，不远矣。
每一位小说家，酿造 “女儿红”时，都有自己独特的酒曲和思想，更有他感兴趣的生活和粮食；即便是酿造好的“女儿红”原浆，其写实、虚构、主体、客观等要素经过作家独特的叙述视角转化，也可以勾兑不同风格、口味的美酒来。酒，好不好喝？好酒的、懂酒的、爱酒的，会知道；一般不会喝酒的，也就只能大概知道一个高低贵贱。
纵观马加、金河、于晓威、陈昌平小说所反映出的时代思潮，我们似乎可以确定马加是辽宁省作协成立以来的第一代小说家，而金河是第二代小说家，于晓威是第三代小说家，陈昌平是第四代小说家。尤其是对于晓威这个所谓“70后作家”和陈昌平这个所谓“60后作家”断代批评，应该算是比较符合其小说创作实际的。
赏玩银牡丹、比打造金蔷薇容易，品尝女儿红、比酿酒容易，写作小说批评、比创作小说容易。虽然我们可以对“能够摆脱时代思潮束缚的金河”倍加推崇，也不能不体谅其他三位小说家“映射时代发展”的文学功绩，毕竟“女儿红”可以有多种配方、多种口味，不同年份的“女儿红”自然会有不同的香气。
留不下时代特征的“女儿红”，还不如新酒，您说呢？
（编辑：moyuzhai）
前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创作谈《金蔷薇》，在“金蔷薇”故事结尾，摘录老文学家的杂记说：
“恰如这个老清洁工的金蔷薇是为了预祝苏珊娜幸福而作的一样，我们的作品是为了预祝大地的美丽，为幸福、欢乐、自由而战斗的号召，人类心胸的开阔以及理智的力量战胜黑暗，如同永世不没的太阳一般光辉灿烂。”
西方首饰匠，“用金锭打成了一朵非常精致的蔷薇，花的旁边，在一条细枝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尖尖的花蕾。”很多年来，没有人关心过，沙梅这支金蔷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饰，也许它和“老渔妇的屋子里，在十字像架上，插着”的那“一朵做工粗糙，色泽晦暗的金蔷薇”，用处是一样的，也许就是一支插在胸前衣襟上的胸针。
中国的首饰匠，不会用蔷薇的图案，如果中国也有一个老清洁工沙梅存在，他会选择给中国的苏珊娜打造一个“花开富贵”的牡丹银锁。这也许就是法国哲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到的，“时代、种族与环境”三要素的综合作用。
创作谈《金蔷薇》，是十分取巧的，它避开了“文学是什么”这个沉重而博大的话题，我们也可以做类似的取巧，比如可以用酿造“女儿红”美酒的过程来作以比喻，详细说说马加的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金河短篇小说《不仅仅是留恋》，是如何诞生的？
在鲁迅与张恨水的时代，热销的是张恨水，传世的是鲁迅。当然鲁迅小说传世的背后，确实有红色政权的推手；伟大的工农兵时代，造就了知识分子对下层苦难的集中关注，产生了足以传世的工农兵文化主潮，也产生了马加足以传世的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
马加1910年正月生于新民农村一个姓白的满族旗人家庭，与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群主体作家年岁放佛，“九·一八事变”后萧军等人困顿在上海、用小说感怀沦陷的家乡时，马加也在北京加入了“左联”，并且发表小说、编辑刊物、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七七事变”后，马加比身在上海的“东北作家群”，更早地辗转到了延安，之后他亲耳聆听郭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直以书写工农兵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主线。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派遣大批干部奔赶东北，开展革命斗争，巩固革命成果。马加等人于1946 年5 月，由延安出发，经张家口、承德、赤峰、通辽前往哈尔滨。但是，他们到了通辽后，方知四平失守，要去北满必须通过科尔沁草原。当他们与同行的曹志学团长、王耀东副团长等路过草原上的三家子村时，同一支国民党叛匪发生了战斗，王耀东副团长血染绿草，英勇牺牲。革命者的悲壮事迹，深深感染着身临其境，目睹烈士风采的作者，他满怀敬意和激情，写成了《开不败的花朵》，1950年将其在《小说月刊》连载。
鲁迅先生曾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也说“路在脚下”。毛泽东《沁园春·雪》结尾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马加在小说《开不败的花朵》结尾处，也说：“……蒙古草地上，到处都是开不败的花朵。”
马加小说《开不败的花朵》，不是金蔷薇，也不是银牡丹，是蒙古草原上不知名的野花，绽放出的是邻家女孩穿上新娘喜装时淳朴的笑脸，就放佛父辈在她出生时深埋地下的“女儿红”，香醇而委婉。
和伟大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小说家马加，见证了“工农兵主体觉醒”的伟大时代，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道路”，开拓出了辽宁小说界的一条方向。
在工农兵文化逐渐成为社会主潮的时候，所谓“右派”知识分子的资产者情调和士大夫审美，一直被压抑着，直到邓小平同志力主改革开放，才迎来了“又一种文学道路的春天”。
（二）金河与“士大夫身份重构”
张恨水的才子佳人小说、周作人的文人情趣散文，逐渐被摘掉“毒草帽子”、并移栽回文学百花园的时，辽宁小说家金河用《重逢》《不仅仅是留恋》《打鱼的和钓鱼的》《市委大院的门柱》等短篇小说，为“右派和知识分子”干部逐渐抬头的“官僚主义”和“贵族情怀”敲响了警钟。
有人说，金河的短篇小说《重逢》，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如果纵观《重逢》《打鱼的和钓鱼的》《市委大院的门柱》这三个短篇，我们宁愿相信金河是沿着鲁迅先生所开创的“改造国民性”道路，在努力地继承士大夫文化的精华，并且也在着力弘扬工农兵主体的先进性。
《重逢》中，作者是有些中庸之道的，他不认为“伤痕”是单方面的，也不认为“伤痕”是可以避免的，正如美国著名作家亨德里克·房龙所著《宽容》的序言结尾处所说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不过将来（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不再发生了。”
《打鱼的和钓鱼的》《市委大院的门柱》应该算是《重逢》的发展，作者将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分别向着两个方向发展开去。先后回答了工人是不是都进步、知识分子是不是都可敬，以及上级是不是都睿智、下级是不是都教条等等问题，他用不同的视角切入人物灵魂深处，将复杂的球状人性切割出独特的多棱曲面，折射出思想者的光芒来。
苏联解体之前的中国，满眼都是“右派”翻身得解放的狂欢，然而金河对个别“右派”高高在上的士大夫身份，提出了质疑；可惜他的这种质疑，在那个书呆子们集体犯了“政治幼稚病”的年代，没有被文学批评界给予足够的重视。
金河的上述三个短篇，不仅仅是“伤痕”或者“反思”那么简单，对于 “公社”金河《不仅仅是留恋》，对于“工农兵”更不仅仅是批判。
王蒙在2013年的青创会上“寄语青年作家”，他说到：第四是不要跟风。不要跟着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跑。要尽量维护文学这一行当的纯正风气……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人云亦云的胡说八道，我希望我们的青年同行珍重自己的头脑，不跟着起哄。
我们的作家、批评家应该警醒的是：哪一个年代，没有人云亦云的胡说八道呢？
农民起义是不是都进步？贵族文化是不是都腐朽？这两个问题，在建国初期，没人问。“右派”领导是不是都进步？工人农民是不是都落后？这两个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没人问。
作家金河，选择了“不人云亦云”，他在1986年4月发表的《市委大院的门柱》，就从侧面回答了这些纠结过无数共产党人的问题，也等于强调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担心：
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当我们回过头来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不能忽视了俄罗斯贵族文化精神的回归。幸运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身份，在邓小平同志的警醒下，得到了重构；而苏联的“工农兵文化”则彻底被俄罗斯联邦的“贵族文化”所取代，完成了一次逻辑上的否定之否定。俄罗斯的“工农兵”们，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金河是喜欢丹纳《艺术哲学》的，他在小说集《不仅仅是留恋》的后记中，审视过自己的创作，他说：“个性只有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才具有文学价值。”“文学……还应该有思想，即表现时代前进的愿望”。
小说《大车店一夜》所展现出的中华美德，是润物细无声的，可见金河对马加开拓的“工农兵”主体小说，是采取“肯定之肯定”的态度的。同样，金河对于鲁迅的“批判国民性”，也是持“肯定之肯定”的态度的，这也正是符合中华传统哲学逻辑发展的特有规律的。
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从过去被扭曲的社会主义观念中寻求解放，见证中国传统哲学“肯定之肯定”的成长逻辑，以宽广的胸襟面向大海，准备着迎接“春暖花开”的新征程，到十八大时终于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组十二个概念，汲取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创作模式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但分析小说的“思想、生活、文笔”三要素，却是写作文学批评的一条捷径。如果用酿造“女儿红”来比喻小说的创作，那么思想就是酒曲、生活就是粮食、文笔就是技艺。
如此，我们就能知道，金河小说的酒曲和思想，毕竟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加工提炼而成的。进一步说，金河止步于中短篇小说而悄然封笔，不能不说是辽宁小说界的一个损失。
（三）陈昌平与“商业大潮的冲刷”
“退休工人老高，溜溜哒哒，就来到了人民广场。”他并不知道有个叫做陈昌平的坏小子，受《作家》杂志委托，从2002年底，就在偷偷地观察他。新世纪初的大连，是解决了温饱之后的大连，也是广场文化越来越繁荣的大连。“老高发现，这些老人虽然经常争吵抬杠，但是在离退休之前却非等闲之辈。……而且，这些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
于是乎老高明把一个道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只要昨天他在图书馆里已经装满了子弹，今天老高就会像一个成竹在胸的老猎人，慢慢地扣动了扳机。老高毕竟不是职业枪手，肚子里的子弹也有不够用的时候。终于有一天，真正的枪手出现了。
首长的问话就像射击。他可不像毛头小子一样一梭子一梭子地扫来扫去，他是老兵，他的每一句问话都是点射，精确无误地击中在老高心窝。首长的拐杖在地板上啪地一敲，最后的一颗子弹是：“你是一个骗子！”
走进市井的陈昌平，没有满足于诠释老高的市井英雄身份，他用真正“英雄”的出现，给了老高一个“当头棒喝”。
2003年的大连，也许比陈昌平笔下的老高更有闲情逸致，《作家》杂志很满意陈昌平的调查，商业大潮将人民广场冲刷得清如水、明如镜，却也让温饱有余的陈昌平开始静下心来思考关于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问题。
小说家的文学资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前辈经典，二是读书有感，三是生活积淀。陈昌平2003年发表的《英雄》，无疑是大连广场文化的积淀所致， 陈昌平自己也承认：《英雄》带给我诸多第一次。第一次上了《小说选刊》头题，第一次得了作品奖，第一次进入权威选本，哼——也是第一次差一票获得鲁奖。
陈昌平是一个狡猾的叙述者，他站在退休工人老高的立场上，分析知识分子身上的固执和虚荣，却要用“1945年，大连是日本的殖民地，叫关东州”来开始故事。“以前教书”的李徵，被迫去日本鬼子那里教“书法”。依旧是一个教与学的关系，却因为传授者不再是老高、而接受者不在是中国人，引发了更多的可能性。于是乎，我们想到了陈昌平的历史轨迹，他本是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的，是最有资格用“教学相长”这个词的。
陈昌平的中篇小说《肾源》，又一次扭曲了“教与学”的关系，“学生”小刘和“老师”张大鹏之间，一直酝酿着感恩和计算，当意外的结局将知识分子的小算计彻底摧毁的时候，从天而降的却又是意外的惊喜。陈昌平这时，已经长出的一对“鲁迅”似的八字胡，陈述“知识分子不如市井小民”这个主题，对陈昌平来说，是快感十足的，也是惊喜无限的。因为他无意间，借助经商的历练，开拓出了中国古典小说大团圆结局的新形式。
一样米养百样人，一样的辽宁省，也会有宽甸农村《九月的玉米地》。县文化馆的创作员于晓威，喜欢把自己钉在田间地头儿，分享20世纪末“村姑”和“林子”的夫妻笑谈；当然，他也关注某某市卫生防疫站光线暗淡的一楼走廊里，出现的那条黄色的卷毛狗，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尴不尬的机关怪现状。
和闲散的退休工人老高不同，“村姑”和“林子”夫妻，乃至于那条黄色的卷毛狗，都是陷入了温饱无以为继的状态，难以自拔的，他们和它会被某一个莫名其妙的灾难降临到头上，而老高总会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惊喜砸昏了头。
来自宽甸乡村的悲剧和大连广场的喜剧，有着鲜明的对比，显露出于晓威和陈昌平对于苦难或者幸福的不同视角，“村姑”比那条因为无法抗争转而悠闲自得的卷毛黄狗更不如，而陈昌平则始终不能同退休工人老高一样充满惊喜。于晓威的悲悯有些残忍，带有世纪末知识分子的冷酷和深沉；而陈昌平一直试图让老高说服他自己，希望他本人也能充满闲情逸致，安于市井的乐观和庸俗的荣誉。
陈昌平不愿意重复自己，尽管在他2004年发表的《国家机密》中，他借助“说谎”的能力，将人民广场上的退休工人老高，变成了1970年“会做梦的”小六子。当然，于晓威也一定不想承认，卷毛狗身上有着村姑的影子。他们宁愿承认，博尔赫斯启发了我，也不愿意承认马加、金河影响过我。
这也是我们试图给辽宁小说家断代时，最最苦恼的事情，他们不大认可“前辈的文学经验可以传承到他们身上“。或者说，前辈所写作的小说，往往只是告诉他们，不要再这样重复前辈了，否则就没有前途。
（四）于晓威与“读书看报的启示”
被辽宁文学院亲手培养出来的于晓威，不可能成为陈昌平“以前教书”的李徵，只能是喜欢读书看报、印证钩沉的“我”。《陶琼小姐的1944年夏》开头就在“小引”中说，“我的一位朋友的祖父……是东北沦陷时期的作家，早年曾在萧军主办的报纸谋过事。……在该书第四篇文末……那则新闻我读了三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于晓威的小说资源，主要来自于“读书有感”，这也符合他从20岁左右开始，就一直在宽甸县文化馆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的职业特征。
于晓威的中篇小说《陶琼小姐的1944年夏》中，主人公依旧是冷峻和残忍的悲剧结局，这和陈昌平《肾源》中的温暖和惊喜结局，再一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村姑”和“林子”的对话，到了这里变成了陶琼小姐和军官沙夫的对话，他们依旧是平等地注视着对方，并且努力地问对方做出牺牲。女主人公细腻入微的心理刻画，稍稍有些小资的形象设计，都很有亮点。夫唱妇随、不谋而合的情侣关系，在于晓威小说中多次出现，尤其是备受批评家推崇的《北宫山纪旧》，能够将一段很没有来头的精神之恋，刻画得唯美而不乏睿智，极不容易。
相比之下，陈昌平笔下的常多尴尬的“师生关系”，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出现，也会制造出更好的意外效果。当然也有一个遗憾，陈昌平的笔触还是太多的男性强势，缺少毕飞宇《玉米》中女人的纤柔与坚韧，尽管写柔美似乎本就不是东北大汉的特长。当然，于晓威笔下的陶琼小姐，也不仅不是纤柔的南方美女，反而更像是泼辣果敢的巾帼英雄。
《北宫山纪旧》中，女尼琪云将李能忆度化成了男僧慧望，并且用“你既然不过来，那么只有我过去了”继续他的冷峻和残忍。《在深圳大街上行走》也始终让男女主人公保持着平等的相互关怀，并没有展现出大男人的担当和果敢，反而是沉浸于知识分子对于商业大潮的警醒与疏离。
于晓威的笔下，从来没有人物的高低贵贱，而陈昌平则处处强调着人与人之间，身份、地位、心智的区别，也许这就是这是知识分子视角与市井小民视角的区别。当然，随之而来的，于晓威就难以将视角延伸到生活的更宽阔领域，而陈昌平则容易将强势男人的招式用老。
但愿于晓威笔下，“世纪末低沉化情绪”，有所扭转；也但愿陈昌平笔下，“世纪初大男子朝气”，进一步内敛。
所以，我们宁愿称呼于晓威是辽宁小说界的“小老人儿”，而称呼陈昌平是辽宁小说界的“大男孩儿”，虽不中，不远矣。
每一位小说家，酿造 “女儿红”时，都有自己独特的酒曲和思想，更有他感兴趣的生活和粮食；即便是酿造好的“女儿红”原浆，其写实、虚构、主体、客观等要素经过作家独特的叙述视角转化，也可以勾兑不同风格、口味的美酒来。酒，好不好喝？好酒的、懂酒的、爱酒的，会知道；一般不会喝酒的，也就只能大概知道一个高低贵贱。
纵观马加、金河、于晓威、陈昌平小说所反映出的时代思潮，我们似乎可以确定马加是辽宁省作协成立以来的第一代小说家，而金河是第二代小说家，于晓威是第三代小说家，陈昌平是第四代小说家。尤其是对于晓威这个所谓“70后作家”和陈昌平这个所谓“60后作家”断代批评，应该算是比较符合其小说创作实际的。
赏玩银牡丹、比打造金蔷薇容易，品尝女儿红、比酿酒容易，写作小说批评、比创作小说容易。虽然我们可以对“能够摆脱时代思潮束缚的金河”倍加推崇，也不能不体谅其他三位小说家“映射时代发展”的文学功绩，毕竟“女儿红”可以有多种配方、多种口味，不同年份的“女儿红”自然会有不同的香气。
留不下时代特征的“女儿红”，还不如新酒，您说呢？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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