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找到了自己的花园
发布时间：2021-08-20 来源于： 作者： 高海涛 点击数：次
林 ：海涛老师好！首先你是一位文学评论家，现在做《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我们是同行。但你同时还写了很多散文、译了不少英美诗歌，特别是近年来成绩突出，在全国有特殊的反响，也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和诗歌翻译家。所以我很高兴和你对话。尤其是你的散文，我看过多篇，感受颇多。那么我们就从散文谈起。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开始写散文的，另外想知道你是怎么认知现代“散文”这一文体的。我们中国有着悠久的散文创作传统，无论我国古代文论中所指的“文”和“文章”的涵义多么广泛，其实和传统的“散文”都是相关的。至于现代散文的具体定义已经约定俗成了，但近年来似乎有泛化的趋势。对此你有什么见解？
高海涛：林 主编好！感谢你和《渤海大学学报》给我这次机会。实际上我的散文和译诗并不足以被贵刊关注，可能是考虑我多年搞评论的身份，从事文学评论的人同时也写作品、译作品，这样的情况以前鲜见，近些年也不是很多，作为某种特例，关注一下也无不可。有人曾断言，说我的散文虽然起步较晚，但会远远超过我的评论。这虽是夸赞，但也令人伤感。我觉得这与中国的学术体制和文化内部权力结构的不平衡是相关的。一个搞评论的人，如果你不是在北京、上海、南京或名牌大学，不拥有相应的平台或资源，你就不会有什么话语权。我写过《文艺批评家的外省书》，对这个现象深感不平。外省评论家不管是否足够勤奋、聪明、博学，足够有思想和才华，都是很难被认可的。但文学写作就不一样了，不管你在哪里，在文化中心还是穷乡僻壤，只要能写出好作品，总是会被认可的。这是我从评论转向散文写作的内驱力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评论本身的局限性和对想象力的压制。乔治.斯坦纳说过：“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许多批评家其实都在做着时髦、肤浅、看似辉煌而实则毫无创造性的工作。而且，就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来说，理论批评本身的人文价值也值得怀疑。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曾这样描述他那个时代的爱情观：“爱，爱谁呢？长久的爱是不可能，短暂的爱又没有什么意义”。借用此诗，我觉得也可以描述我们当前文学批评的困境：评论，评论谁呢？长久的评论是不可能，短暂的评论又没有什么意义。
这些，就是我为什么要写散文的思想动因。当然，我还要坚持写评论，写好评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也是一种习惯。
至于现代散文的界说，我没有研究，总的感觉确实如你所说，近年来有泛化的趋势，散文的疆域被不断拓展，乃至“散文”这一概念在很多散文家那里开始变得新奇和怪异。就个人而言，我不喜欢那些太过自我、太过虚构、太过炫技的所谓“新散文”，但也不喜欢那些过于拘泥“真实性”而缺乏想象力的老套散文。在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中，昆丁的父亲有一句名言，说人是他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总合。对此哲学家萨特表示质疑，他认为人不仅是他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也是他自己所渴望经历的一切的总合。而另一位哲学家海德格尔说的更好，他的名言是“可能性高于现实性”（Possibility is higher than actuality），这句话成了我的座右铭，它代表了我的散文观（甚至也是某种人生观）。散文是专注于记忆的文体，但现代散文应该并已经有所突破。现代散文的“现代性”之所在，我认为就是不仅需要记忆，还需要想象；不仅需要感觉，还需要精神；不仅需要现实性，还需要可能性。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散文标准，我心目中的好散文就是这样。或者说，至少世界上应该有一种散文，那就是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散文。
林 ：其实，现代散文与中国古代散文相比，问题范围已经是大为缩小了，但同其他文体相比较而言还是比较宽泛的，尤其是涉及的写作内容更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以随“意”涉笔地抒写真情实感，直接表达某种审美体验为基本特征的，作者对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景观的再现，其实也是反射或者融合于作者主观感情的。就你创作散文的实际情况看，你比较喜欢游记、阅读感受以及富有文化思考的乡土抒怀，是这样吧？
高海涛：你说的很对，世界文化和故土家园是我精神的两极。对于我的散文，省内外作家、评论家朋友们给予了许多关注和解读，如有说是文化散文向域外题材拓展的尝试的，有说是文化乡土散文的，还有“绅士散文”、“新左派散文”、“仪式性写作”、“金蔷薇式写作”等命名。这些多少有些溢美的解读和命名，对我来说是不同方面的激励和启示，但我觉得最准确和实在的定位，还是秦朝晖给我的评价：在世界与乡土之间。因为学过外语，我对欧美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有着特殊的偏爱，如果让我写文化散文，那一定是世界文化的，而不是中国文化的，因为我对中国文化和文学虽也深爱，但没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相比较而言，还是西方文化在我的知识结构中更占优势。但不管写什么，哪怕涉及古希腊，我也一定要和自己的故乡及生活经历联系起来，不这样我就觉得没有底气，也没有述说的激情。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有个阿克梅派，曼德尔斯塔姆解释其诗学纲领时说，阿克梅派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恋”。在某种意义上，就兴趣而言，我也是阿克梅派，只是我对世界文化的眷恋也同时伴随着无边的乡土情结，我喜欢世界和乡土之间的那种距离感、陌生感、张力感。我不喜欢写单纯的游记，也不惯于写故纸堆或锦灰堆里的随笔，如张中行式的、董桥式的。我理想的作品是乡土散文中有文化散文的优雅，文化散文中有人生散文的沉实。
林 ：散文创作是讲究技巧的，在这方面能结合你个人散文创作的具体情况谈谈吗？或者谈谈你的美学观。
高海涛：实际上，我写散文就像我在生活中一样，毫无心计。我极少读别人的散文作品，却一直喜欢读小说、诗歌、哲学，中国的外国的都喜欢读，特别是外国的。所以，如果说在我的散文中有技巧的话，那可能主要是小说的叙事、诗歌与哲学的情趣，而不是散文本身的方法。关于散文，谁都知道“形散神聚”之类的话，“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偏舟”，这就是散文的境界。但相对而言，聚是相对容易的，而真正的散却很难。对于散文来说，柏拉图的“美是难的”可以具体化为“散是难的”。散文之“散”是一个悖论，也是一种品位和气量。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所有的好作品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因为可以这样理解，只有“王”，才能“顾左右而言他”，反过来说，只有“顾左右而言他”，才能像一个“王”或王者。生活中，领袖或高官往往就是这样说话，或指桑骂槐，或指鹿为马，或指东说西，或颐指气使，而实话实说、直奔主题的却基本是老百姓。创作中也是这样，聪明的写作者总是善于离题。不仅散文，小说也是如此，卡尔维诺就钟爱离题，他说离题是能让“时间本身也会迷路，甚至连死亡也找不到我们”的伟大艺术。还有许多电影，如《美国往事》，我觉得也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杰作。影片中写了那么多黑社会、暴力、但其主旨却是一群男孩的成长，一个国家的成长。男孩们的初恋与色情、乡愁与犯罪，回归与忏悔，构成了美国梦最摇曳多姿的神话。
我不太注意美学，但我喜欢“总体性”，包括这个概念本身。卢卡奇说：“人应该渴望总体性”，对此我深表赞同。我多么渴望为人为文都能体现出这种气质，让德国古典美学的精神、俄罗斯崇高美学的境界、中国情趣美学的风致集于一身。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使我的散文往往显示出“中西合璧”的驳杂气质，旁征博引是最大特点，“文本间性”层出不穷。我不怕别人说我是“掉书袋”或“獭祭鱼”。当别人说我是“仪式性写作”，我就想起了“獭祭鱼”，我甚至渴望变成一只那样的水獭，以银灰色的身段，把鱼一条条地摆在岸上，然后行礼如仪，仿佛在证明自己是远古巫师或祭司传统的真正继承者。我们知道，那个行礼如仪的传统正是文学的源头。
林 ：你说的很有意思，其实“文本间性”也能成就名作和大师，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你的旁征博引，一般都是很恰当的，比如《父亲的菜园，母亲的花园》里，你开头就引证了美国女作家沃克的话：“在寻找母亲花园的路上，我找到了自己的花园”。我们这次访谈就以此为题：找到了自己的花园，你觉得合适吗？下面我们再谈谈散文的语言，你的散文语言别具风格，而且在字里行间能看出一种特殊的追求，你认为是这样吗？还有，你作品中的主要精神元素有哪些？比如在《南极往事考》中，你提到：“那个人是谁？那个我们身边或许有之的奇异的同行者是谁？那个幻觉或神秘的存在，他对我们的生活究竟有怎样的意义？”，这具有神秘主义色彩是吧？
高海涛：首先我同意这个题目，不是因为我多么喜欢“花园”或到过多少“花园”，而是因为这个意象和母亲有关。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美学观其实更接近一种语言哲学。有时候，我对散文的语言能做到像诗人那样敏感，具体写作过程往往是在寻找一个恰当的词语，一种充分陌生化而又大方得体的修辞、意象、语境，甚至连别致的语气也是我追求的目标。许多诗人说他们往往会为一个词而痛苦，我也是。有时候，我甚至会陷入对词语本身前生今世的流连而不能自拔，就像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人或写作《词与物》的福柯。我知道在自己现在的年龄上，不应该把一些想法说得很玄，但我必须真实地讲述自己，我特别希望自己的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能够像英国诗人多贝尔所描述的那样：“宽阔如莎士比亚的灵魂，庄严如弥尔顿笔下无法追忆的主题，富饶如乔叟那充满智慧的玄想，美丽如斯宾塞的梦幻......”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等于真正做到了。实际上，一个人作品中的精神元素也在于语言。在这方面，我特别赞赏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的话：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比如，因为多年搞评论，我比较熟悉批评语言，我的散文中就不可避免地有文学批评的精神元素，而文学批评，用利维斯（F. R. Leavis）的话说，它无可争议地是人文核心（the central humanity），是理想、道德、社会价值的展示者和捍卫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散文中的精神可能主要是人文主义的。
关于神秘主义，没想到你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我非常乐于回答。其实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没有什么确定的宗教信仰，但对世界的感觉和想象也并非完全是唯物的。不过就主流文化而言，对神秘主义还是排斥的。多年前我曾“主译”过一本小说集《美国神秘小说大观》，本来是很严肃的书，但出版后却总觉得“神秘”二字过于俗气、怪癖，以致竟羞于对人提起，就连评职称等需要填报成果，我也从没有把它填上。直到去年，女儿告诉我说在豆瓣网看到了对这本译作的介绍，我才觉得或许自己才是俗气的，我不仅误解了这本译作的价值，也误解了“神秘”这一所有宗教、哲学与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和元素。我想起莫言的一篇小说《枯河》，一个孩子被误解了，他就躺在枯干的河道上，等待死去。
维特根斯坦还说过一句话：“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世界是这样的”，包括一本书的失而复得，难道不是神秘的吗？我认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作家，可以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总该多少有点泛神论的情怀和气质，如果没有别的理由，至少泛神论是文学想象及文学修辞的基础和本源之一。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一个世纪前提出的文化“祛魅”之说是一个深刻的启示。他认为，没有上帝年代的特征就是世界的祛魅感，当现代人不再相信先知和神秘的力量，就会陷入另一种文化的困境。“祛魅”的世界意味着曾经有一个“附魅”的世界，也意味着重新“返魅”是文化发展的必要过程。而所谓的“魅”，分而言之，就是世界的家园感、时间的纵深感，心灵的神秘感。王元化先生曾经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对社会转型期价值取向商品化、功利化的忧虑：“世界已不再令人着迷”。所以当代作家就被赋予了一项使命，无论何种写作，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电影也好，本质上都应该是一种文化“返魅”的写作，你必须让你笔下的世界和生活重新变得奇妙动人。这就是我对神秘主义的理解，即对文学而言，适当的神秘主义是一种正能量。如今铺天盖地的网络文学，玄幻也好，穿越也好，都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精神文化需求。
《南极往事考》是一个特殊的文本，其实我更关心的不是神秘，而是象征。如果说我的散文中有什么比较自觉的意识的话，那可能是一种弥赛亚意识。我觉得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散文，好的作品总应该有点这样的精神，应该让人感到一种改变现实、向往未来的振奋的力量。
我喜欢预言、仪式、童话、歌谣、藏匿、巧合、流浪、孤独这些古老的精神元素。有一次我读到美国批评家桑塔格（Susan Sontag）对卡夫卡作品的分析，她说卡夫卡小说的主人公K，也许正是弥赛亚的象征，而《城堡》和《审判》的故事证明，弥赛亚其实已经多次降临人间，以“土地测量员”或别的什么身份，只是人间并不准许他走入近在咫尺的“城堡”，而且还对他进行荒诞绝伦的“审判”。我觉得简直要热泪盈眶。
林 ：你作为评论家，自己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能否具体地说一说。另外，你曾提出了“成长散文”的概念，的确很新奇，如果没记错，你大概是这样理解的：一个有阅历的作者，以散文的形式，集中或反复地，同时又是真诚而深情地叙述了他的人生历程，展现了这一历程的精神价值及其与时代的关系。我们想进一步得到你对“成长散文”的理解和阐释。
高海涛：到目前为止，我的散文数量还不是太多，自己比较满意的不过二十篇左右吧。而其中被《新华文摘》转载的那篇《青铜雨》和获得冰心散文奖的《故乡海岸桃花》是被评价最多的，也是我最喜欢的。其次，我也喜欢《贝加尔湖与烟斗》，那是我在面临空前的人生压力下写出的作品，因而有一种格外的凝重感，可以说是我和俄罗斯大地的某种心心相印。相比之下，《美国的桃花》则显示了轻快和别样的乡愁。还有《英格兰流年》，最能代表我对散文的审美追求。《父亲的菜园，母亲的花园》那种中西文化交融的思绪，我觉得是对父亲母亲以及我的童年岁月的最好纪念，为什么要有那么多英美的元素，其实我是想向父母证明，他们当年凭辛勤的劳作供我上大学学英语是非常值得的事情。而有关学英语的这段往事我写在了另一篇《故园白羽》中。
许多读者说，最让他们感动和震撼的是《三姐九歌》和《四姐在天边》，读者之所以感动，是因为其中情感的真挚和姐姐们命运的悲剧性。在回忆姐姐们的人生往事的时候，我反复想着斯坦培克《愤怒的葡萄》中的故事情节：那些到美国西部去的阿克拉荷马农民，因倍受轻蔑而处于无名状态，每到一个果园，人家总是问他们“有几个人手”，而从来不问姓氏和名字。姐姐们就是这样，她们的名字淹没在故乡的山野草丛间。也许她们并不需要自我确证（self-identity），但我作为她们唯一的弟弟，却有责任为她们鲜活生命的存在留下印记。实际上，三姐和四姐的故事是不同的，通过三姐我实际上是怀念了那个时代，三姐在某种意义上是她那个时代的精神肖像，而四姐只有一个人，她仿佛史前神话中的女子，独自面对茫茫荒野般的命运。不过总的看，我并不认为这两篇是能代表我风格的散文，因为散文和别的文体一样，仅有情感是不够的，我觉得它们还缺少应有的文化蕴涵和艺术境界。我曾打算把《三姐九歌》改名为《我的姐姐凯瑟琳》，因为三姐当年的意气风发和爱情经历实在太像诗人叶芝所毕生爱恋的爱尔兰女革命家Maud Gonne了，而后者也正是叶芝的著名诗篇《当你老了》和诗剧《凯瑟琳女伯爵》的主人公原型。我想以此把故乡的三姐和世界文化联系起来，但很多朋友反对，认为那会显得故意、造作和夸张。所以最后没有改，只在文中保留了这个诗意、浪漫而凄美的联想。
关于“成长散文”，我之所以提出它是因为散文批评概念的贫乏，提到散文，人们就会以“真情实感”或“形散神聚”之类似是而非的标准来言说和考量，好像除此之外就无话可说。所以我觉得除了历史文化散文、人生散文、乡土散文、田园散文之外，还有一类涵盖性更广、意义空间更大的散文，可以命名为成长散文。成长散文的具体界定可能并不重要，我的思路很简单，因为有成长小说，所以也应该有成长散文，因为小说和散文都可以展开人生叙事，也就都可以展开成长叙事。所以，成长散文这一概念我认为是完全成立的，关键是证明这一类散文存在的范本。前苏联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如《金蔷薇》和《面向秋野》等，我认为是成长散文的某种先声，而美国当代作家拉塞尔.贝克（Russell Baker）的代表作《成长》，以及《我们那时候》，则更直接地激发了我提出这一概念的冲动。中国当代作家中，我觉得最突出的是史铁生，他的《我与地坛》完全称得上是成长散文的经典之作。还有许多作家的散文，不必在此一一例举。实际上，成长散文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既是为了拓展散文批评的视野，也是为了提升散文创作本身的精神层次，它是一种召唤，泛泛的人生记录、历史钩沉、家国忆旧、文化情趣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涵盖散文家内在的精神追求，而成长主题却可以让散文的叙事宏大起来，产生真正的启示力和震撼力。
就“成长散文”的创作实践而言，有些朋友表示他们从这个概念中受到了很大启发，而我则是在去年的几篇散文中比较自觉地践行了“成长散文”的精神主旨，那就是《苏联歌曲》、《记恋列维坦》和《寻找男孩克拉克》。其中写的最费力的是《苏联歌曲》，构思了很长时间，且经过反复修改，我是想通过对文革后期苏联歌曲曾一度被传唱的过程的追忆，表现一群乡村中学生对文化的向往。这篇散文有点像小说，而且中间有些地方显得拖沓，不过那种时代氛围，那种精神成长的诗意，毕竟让我心动不已。《记恋列维坦》本来是应一本艺术理论刊物之约，让我评析一位画家的，说可以适当散文化一些，没想到写完之后，他们认为太散文化了，没法发表。于是我又给了《红豆》杂志。我对列维坦的记忆和对苏联歌曲的记忆一样，都有特殊年代的生活质感，列维坦的《三月》在我心中其实就是对那个年代的一种比喻。《寻找男孩克拉克》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特别是那种美国式的童年想象。美国作家总是更喜欢写男孩，马克.吐温、海明威、福克纳都是如此，福克纳曾说过：“每个男孩都是一部伟大的成长小说”，正是这句话直接让我想到了“成长散文”的概念。
林 ：为什么你对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情有独钟？翻译对你的评论和散文写作有什么关系和影响呢？
高海涛：其实我搞翻译在大学时代就开始了，毕业留校当教师，也是教翻译课。记得我尝试译了一些小说，还有惠特曼的《草叶集》中楚图南的译本所没有译的那部分诗歌，后来还译过一些散文，如吴尔芙的《在果园里》，但主要还是喜欢译诗。到辽宁作协工作后，有个非常要好的同事跟我开玩笑，说汉语是我的母语，英语是我的继母语。后来他去世了，每当想起这个纯属善意的玩笑，我总是感动不已。我想，如果说写散文是我对母语的回报，那么译诗歌就是我对继母语的回报吧。
实际上，从事文学评论的人都离不开翻译，尽管现在有许多不懂外语的评论家，他们甚至构成了评论家队伍的主体，但要获得新的资源和话语，他们主要还得靠翻译。他们的阅读范围，基本上是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和外国理论批评。当然，搞评论的人如果自己能读原著那就更方便了，我可以算是有这种方便的人，在这么多年默默无闻的批评生涯中，正是年轻时学过的英语和法语给了我信心、勇气和力量。特别是当我一个人在灯下写书评或论文的时候，偶尔翻翻英文书，那些新鲜而生动的思想和概念，甚至一个陌生的词语，都让我感到亲切和鼓舞。它们就像是远在异国他乡的导师，以类似书信那样私密和值得信赖的方式向我传递着来自欧陆、来自北美、来自历史与当今世界的思想资源和信息。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那么，多掌握一种语言是否就多有一个家呢？我觉得可能是这样。所以我有个爱好，收藏英文原版书，这个爱好是在美国访学时养成的，直到现在，也经常通过轻松亚马逊从网上邮购。如今英文书已占了我家里书架的半壁江山，大约有上千本。我特别喜欢把英文书和中译本对照着浏览，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就对照读了不止一遍，通过对照，可以体会不同语言之间具体表达的微妙差异，这是令人快乐的。不久前有朋友送我一本程虹翻译的美国自然文学代表作、约翰.巴勒斯所著的《醒来的森林》，正好我有这本书的英文原著，于是就对照着读起来，程虹的译笔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精确而细腻，但女学者翻译男作家的作品，其中也或有语气上的差异，比如这句，是描写蓝 鸟会在三月的某个清晨突然飞至的情形—— It falls like a drop of rain when no cloud is visible——程虹译为：“它的飘然而至，就像没有一丝云而落下的一滴雨”，已经是恰到好处了，但原作者是个老人，满头白发像托尔斯泰，所以我觉得也不妨译得更男人气些，如“就像万里无云的天空落下的一滴雨”。这样的体会具体而微，但乐趣自在其中。
翻译对我创作的好处可能更大一些，特别是诗歌翻译。诗歌是散文的伟大训导者，我从来不喜欢没有诗意的散文，无论叙事还是论述，能用诗来说明的我都尽量用诗。每当散文写不下去的时候，我都觉得缺少的不是记忆和想象本身，甚至也不是细节，而是某个句子、某种诗意，我需要等待它的带来，然后再继续往下写。我知道这样做是很笨的，因此我总是写得很慢。我喜欢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这是我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唯一歌颂翻译的诗句：“鞑靼人，乌兹别克人和涅涅茨人/整个乌克兰民族/甚至伏尔加流域的德国人/都在等待自己的翻译/或许在此一刻/某个日本人正在/把我翻译成土耳其语/直接渗透进我的灵魂”。
另外我还有个习惯，写散文时往往是先用英语来构思，使整个思路陌生化、异本土化，然后再用汉语使之本土化，美文化。这里面可能有一种潜在的、双向的翻译过程。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是这样做的，心里很没底。直到我后来读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无比芜杂的心绪》，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找到了安慰，村上说：“因此我认为，不妨说迄今我一直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将母语日语在脑中先做一次‘假性外语化’，规避意识中语言那与生俱来的日常性，然后再构筑文章，用它来写作小说。反思过去，我觉得自始至终都是这么做的。”事实上从这段话中，我不仅找到了安慰，甚至也找到了力量。
林 ：辽西是你梦寐难忘的故乡，是你笔下的故园，正如鲁迅的浙东、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等，你对辽西故土有着深长久远的感情，谈谈这片土地吧。
高海涛：辽西是以干旱与贫穷而闻名的土地，她和浙东、湘西乃至山东高密都没办法比，就像她的热爱文学的儿子也远远不能和那几位大师相提并论一样。但对家乡的爱是人所共有的情感，在这方面大师和一般人都是平等的。实际上，这么多年我曾有过羞于提起故乡郡望的经验，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却越来越为家乡而骄傲。辽西有什么不好呢？她有绵延百里的热东丘陵（要知道，连莫斯科也属于丘陵地区），还有足可让女人临水照花的大凌河（古称“白狼河”，多么充满灵性和诗意），辽西更有历史深远的文化积淀，不用说以“龙鸟”为代表的古生物化石的沉积，也不用说以“女神”为代表的红山文化遗址，仅自汉唐以来的文物古迹和历史传说就够丰厚的了。三燕故都，营州少年，柳城太守，龙城飞将……所以我在《故园白羽》那篇散文中写道：“这是一片风吹白羽的土地，是燕山脚下的白净草原”，虽是比喻，却出自我的真诚情感。故乡的山不高，但就像燕山山脉的主体一样，玄鸟飘飘，气象峥嵘，王气至今犹在。所以当朝阳的龙翔书院成立，请我写一幅字的时候，我就写下了“青铜土地，白银山水，辽西故园，黄金记忆”这四句话，把青铜时代、白银时代，黄金时代都空间化为家乡的地理，以表达我对辽西的深情致敬。我觉得，正如有些地方因为人为的炒作而浪得虚名一样，有些地方也因为历史的歧视而变成“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而正如童话中的灰姑娘一样，再破旧的衣裳也掩藏不住她那高贵的品性和天生丽质。朝阳乃至整个辽西就是这样的地方。
因此在散文《西方美人之思》中，我由葡萄的品格、冰酒的历史而联想到土地的尊严。土地是有尊严的，比如葡萄的生长要有适宜的土地，而它所选择的却不是风光旖旎的旅游胜地，而恰恰是贫瘠、荒寒、艰辛的土地，最好是沙石遍地，荒草凄凄，连风都是粗粝的，因为只有这样的土地，才配得上葡萄的高贵，冰酒的神奇。可以这样说，世界上自从有了葡萄，特别是有了冰酒，那些相对贫瘠、相对荒寒的土地就被赋予了尊严，从而所有的土地都被赋予了尊严。
这样说是否有点极端我不知道，但我就愿意这么说。而且我还愿意让我的散文和译诗，甚至我的评论，都能变成无愧于艰辛土地培育的葡萄美酒，最好是冰酒，以飨读者和世人。因为据说葡萄酒的风味是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有的葡萄酒不仅有花香草气，甚至也有矿石和石油等独特的香味。特别是从历尽天华、饱经风露的冰酒中，你能品出优雅的荒草味道，沉静的风沙味道，乃至风笛般的丘陵阳光的味道，版画似的边地河谷的味道，如果继续分辨，好像在那味道的深处，还有质朴的无花果在散布着忧伤，也有寂寞的甜樱桃在蜂箱边歌唱。
这就是我对辽西的认识，也是我对自己的期许。辽西在我心中永远是仪态万方的“西方美人”般的母亲。
林 ：你说得太好了，高老师。《渤海大学学报（哲社版）》自2010年10月以来，一直关注当代辽宁作家的文学创作，我们也专门开设了“当代辽宁作家研究”的栏目，目的很明确，就是做好我们区域文学的研究和梳理工作。我个人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栏目有自己的作家选择标准，也建立了相应的研究团队，关于这方面，我们也交流过，你觉得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以便我们有提升。
高海涛：既然是同行，也不妨交流几句。在我平时的浏览范围中，《渤海大学学报》应该是很有特色的大学学报之一，特别是近年来立足本土，设立特色栏目，一是关注辽宁作家，二是弘扬辽西文化，我觉得都非常难能可贵。这甚至能让我想到美国大学的“地方精神”。美国的大学教育不仅资源分布均衡，小地方也往往会有名牌大学，而且人文研究也趋向地方化。这样的研究成果，其实恰恰会很实际，很有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战略的生动体现。无论是辽宁作家研究还是辽西文化研究，其价值绝不会低于那些看似面向全国文坛和学界，故作高深宏大，实则是人云亦云、话语繁殖、重复炮制、了无新意的所谓的“学院派”知识生产。现在大学体制内的学术研究，给人的印象是一方面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史、文化史选题没人做，一方面则是蜂拥而上，追逐这样或那样的热点。这让我想起解构主义批评大师德里达在一篇题为《明信片》的文章中所写到的情形，他说他遇见一位学文学的女大学生，后者正为毕业论文选题发愁，德里达于是就建议她不妨写一写电话“接线生”的形象史，在从巴尔扎克到普鲁斯特的小说中都可以找到素材。但对此女大学生却表现出不屑，说她还是更关心文学本身。我觉得时下中国的许多学者、批评家的眼界也就如同这位让德里达感叹不已的女大学生，动不动就拿文学本身说话，拿中国和世界说话，可天知道他们的“文学本身”到底在哪里，而没有地方经验，何来中国经验，又怎么会走向世界呢？当然，我不想说渤海大学这样做是很前瞻，很先锋的，但至少是比较适当的独辟蹊径的选择。特别是作为地方性大学，学术研究确实应该走向地方，走向实际。说到对“当代辽宁作家研究”栏目的具体建议，我只提一点，那就是能不能多请省外的评论家来写辽宁作家，这样容易让研究和关注变得更客观，而且有与省外及全国的比较，辽宁作家的整体实力和特点也会得到更好的彰显。同样，本省的学者和教授可以多写写省外的和全国的。这个建议仅供参考吧。我们都是办刊物的，希望以后能多多交流。谢谢你！
林 ：谢谢。
（林 ，文学博士、《渤海大学学报》主编，渤海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编辑：moyuzhai）
高海涛：林 主编好！感谢你和《渤海大学学报》给我这次机会。实际上我的散文和译诗并不足以被贵刊关注，可能是考虑我多年搞评论的身份，从事文学评论的人同时也写作品、译作品，这样的情况以前鲜见，近些年也不是很多，作为某种特例，关注一下也无不可。有人曾断言，说我的散文虽然起步较晚，但会远远超过我的评论。这虽是夸赞，但也令人伤感。我觉得这与中国的学术体制和文化内部权力结构的不平衡是相关的。一个搞评论的人，如果你不是在北京、上海、南京或名牌大学，不拥有相应的平台或资源，你就不会有什么话语权。我写过《文艺批评家的外省书》，对这个现象深感不平。外省评论家不管是否足够勤奋、聪明、博学，足够有思想和才华，都是很难被认可的。但文学写作就不一样了，不管你在哪里，在文化中心还是穷乡僻壤，只要能写出好作品，总是会被认可的。这是我从评论转向散文写作的内驱力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评论本身的局限性和对想象力的压制。乔治.斯坦纳说过：“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许多批评家其实都在做着时髦、肤浅、看似辉煌而实则毫无创造性的工作。而且，就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来说，理论批评本身的人文价值也值得怀疑。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曾这样描述他那个时代的爱情观：“爱，爱谁呢？长久的爱是不可能，短暂的爱又没有什么意义”。借用此诗，我觉得也可以描述我们当前文学批评的困境：评论，评论谁呢？长久的评论是不可能，短暂的评论又没有什么意义。
这些，就是我为什么要写散文的思想动因。当然，我还要坚持写评论，写好评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也是一种习惯。
至于现代散文的界说，我没有研究，总的感觉确实如你所说，近年来有泛化的趋势，散文的疆域被不断拓展，乃至“散文”这一概念在很多散文家那里开始变得新奇和怪异。就个人而言，我不喜欢那些太过自我、太过虚构、太过炫技的所谓“新散文”，但也不喜欢那些过于拘泥“真实性”而缺乏想象力的老套散文。在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中，昆丁的父亲有一句名言，说人是他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总合。对此哲学家萨特表示质疑，他认为人不仅是他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也是他自己所渴望经历的一切的总合。而另一位哲学家海德格尔说的更好，他的名言是“可能性高于现实性”（Possibility is higher than actuality），这句话成了我的座右铭，它代表了我的散文观（甚至也是某种人生观）。散文是专注于记忆的文体，但现代散文应该并已经有所突破。现代散文的“现代性”之所在，我认为就是不仅需要记忆，还需要想象；不仅需要感觉，还需要精神；不仅需要现实性，还需要可能性。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散文标准，我心目中的好散文就是这样。或者说，至少世界上应该有一种散文，那就是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散文。
林 ：其实，现代散文与中国古代散文相比，问题范围已经是大为缩小了，但同其他文体相比较而言还是比较宽泛的，尤其是涉及的写作内容更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以随“意”涉笔地抒写真情实感，直接表达某种审美体验为基本特征的，作者对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景观的再现，其实也是反射或者融合于作者主观感情的。就你创作散文的实际情况看，你比较喜欢游记、阅读感受以及富有文化思考的乡土抒怀，是这样吧？
高海涛：你说的很对，世界文化和故土家园是我精神的两极。对于我的散文，省内外作家、评论家朋友们给予了许多关注和解读，如有说是文化散文向域外题材拓展的尝试的，有说是文化乡土散文的，还有“绅士散文”、“新左派散文”、“仪式性写作”、“金蔷薇式写作”等命名。这些多少有些溢美的解读和命名，对我来说是不同方面的激励和启示，但我觉得最准确和实在的定位，还是秦朝晖给我的评价：在世界与乡土之间。因为学过外语，我对欧美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有着特殊的偏爱，如果让我写文化散文，那一定是世界文化的，而不是中国文化的，因为我对中国文化和文学虽也深爱，但没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相比较而言，还是西方文化在我的知识结构中更占优势。但不管写什么，哪怕涉及古希腊，我也一定要和自己的故乡及生活经历联系起来，不这样我就觉得没有底气，也没有述说的激情。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有个阿克梅派，曼德尔斯塔姆解释其诗学纲领时说，阿克梅派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恋”。在某种意义上，就兴趣而言，我也是阿克梅派，只是我对世界文化的眷恋也同时伴随着无边的乡土情结，我喜欢世界和乡土之间的那种距离感、陌生感、张力感。我不喜欢写单纯的游记，也不惯于写故纸堆或锦灰堆里的随笔，如张中行式的、董桥式的。我理想的作品是乡土散文中有文化散文的优雅，文化散文中有人生散文的沉实。
林 ：散文创作是讲究技巧的，在这方面能结合你个人散文创作的具体情况谈谈吗？或者谈谈你的美学观。
高海涛：实际上，我写散文就像我在生活中一样，毫无心计。我极少读别人的散文作品，却一直喜欢读小说、诗歌、哲学，中国的外国的都喜欢读，特别是外国的。所以，如果说在我的散文中有技巧的话，那可能主要是小说的叙事、诗歌与哲学的情趣，而不是散文本身的方法。关于散文，谁都知道“形散神聚”之类的话，“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偏舟”，这就是散文的境界。但相对而言，聚是相对容易的，而真正的散却很难。对于散文来说，柏拉图的“美是难的”可以具体化为“散是难的”。散文之“散”是一个悖论，也是一种品位和气量。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所有的好作品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因为可以这样理解，只有“王”，才能“顾左右而言他”，反过来说，只有“顾左右而言他”，才能像一个“王”或王者。生活中，领袖或高官往往就是这样说话，或指桑骂槐，或指鹿为马，或指东说西，或颐指气使，而实话实说、直奔主题的却基本是老百姓。创作中也是这样，聪明的写作者总是善于离题。不仅散文，小说也是如此，卡尔维诺就钟爱离题，他说离题是能让“时间本身也会迷路，甚至连死亡也找不到我们”的伟大艺术。还有许多电影，如《美国往事》，我觉得也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杰作。影片中写了那么多黑社会、暴力、但其主旨却是一群男孩的成长，一个国家的成长。男孩们的初恋与色情、乡愁与犯罪，回归与忏悔，构成了美国梦最摇曳多姿的神话。
我不太注意美学，但我喜欢“总体性”，包括这个概念本身。卢卡奇说：“人应该渴望总体性”，对此我深表赞同。我多么渴望为人为文都能体现出这种气质，让德国古典美学的精神、俄罗斯崇高美学的境界、中国情趣美学的风致集于一身。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使我的散文往往显示出“中西合璧”的驳杂气质，旁征博引是最大特点，“文本间性”层出不穷。我不怕别人说我是“掉书袋”或“獭祭鱼”。当别人说我是“仪式性写作”，我就想起了“獭祭鱼”，我甚至渴望变成一只那样的水獭，以银灰色的身段，把鱼一条条地摆在岸上，然后行礼如仪，仿佛在证明自己是远古巫师或祭司传统的真正继承者。我们知道，那个行礼如仪的传统正是文学的源头。
林 ：你说的很有意思，其实“文本间性”也能成就名作和大师，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你的旁征博引，一般都是很恰当的，比如《父亲的菜园，母亲的花园》里，你开头就引证了美国女作家沃克的话：“在寻找母亲花园的路上，我找到了自己的花园”。我们这次访谈就以此为题：找到了自己的花园，你觉得合适吗？下面我们再谈谈散文的语言，你的散文语言别具风格，而且在字里行间能看出一种特殊的追求，你认为是这样吗？还有，你作品中的主要精神元素有哪些？比如在《南极往事考》中，你提到：“那个人是谁？那个我们身边或许有之的奇异的同行者是谁？那个幻觉或神秘的存在，他对我们的生活究竟有怎样的意义？”，这具有神秘主义色彩是吧？
高海涛：首先我同意这个题目，不是因为我多么喜欢“花园”或到过多少“花园”，而是因为这个意象和母亲有关。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美学观其实更接近一种语言哲学。有时候，我对散文的语言能做到像诗人那样敏感，具体写作过程往往是在寻找一个恰当的词语，一种充分陌生化而又大方得体的修辞、意象、语境，甚至连别致的语气也是我追求的目标。许多诗人说他们往往会为一个词而痛苦，我也是。有时候，我甚至会陷入对词语本身前生今世的流连而不能自拔，就像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人或写作《词与物》的福柯。我知道在自己现在的年龄上，不应该把一些想法说得很玄，但我必须真实地讲述自己，我特别希望自己的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能够像英国诗人多贝尔所描述的那样：“宽阔如莎士比亚的灵魂，庄严如弥尔顿笔下无法追忆的主题，富饶如乔叟那充满智慧的玄想，美丽如斯宾塞的梦幻......”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等于真正做到了。实际上，一个人作品中的精神元素也在于语言。在这方面，我特别赞赏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的话：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比如，因为多年搞评论，我比较熟悉批评语言，我的散文中就不可避免地有文学批评的精神元素，而文学批评，用利维斯（F. R. Leavis）的话说，它无可争议地是人文核心（the central humanity），是理想、道德、社会价值的展示者和捍卫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散文中的精神可能主要是人文主义的。
关于神秘主义，没想到你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我非常乐于回答。其实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没有什么确定的宗教信仰，但对世界的感觉和想象也并非完全是唯物的。不过就主流文化而言，对神秘主义还是排斥的。多年前我曾“主译”过一本小说集《美国神秘小说大观》，本来是很严肃的书，但出版后却总觉得“神秘”二字过于俗气、怪癖，以致竟羞于对人提起，就连评职称等需要填报成果，我也从没有把它填上。直到去年，女儿告诉我说在豆瓣网看到了对这本译作的介绍，我才觉得或许自己才是俗气的，我不仅误解了这本译作的价值，也误解了“神秘”这一所有宗教、哲学与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和元素。我想起莫言的一篇小说《枯河》，一个孩子被误解了，他就躺在枯干的河道上，等待死去。
维特根斯坦还说过一句话：“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世界是这样的”，包括一本书的失而复得，难道不是神秘的吗？我认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作家，可以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总该多少有点泛神论的情怀和气质，如果没有别的理由，至少泛神论是文学想象及文学修辞的基础和本源之一。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一个世纪前提出的文化“祛魅”之说是一个深刻的启示。他认为，没有上帝年代的特征就是世界的祛魅感，当现代人不再相信先知和神秘的力量，就会陷入另一种文化的困境。“祛魅”的世界意味着曾经有一个“附魅”的世界，也意味着重新“返魅”是文化发展的必要过程。而所谓的“魅”，分而言之，就是世界的家园感、时间的纵深感，心灵的神秘感。王元化先生曾经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对社会转型期价值取向商品化、功利化的忧虑：“世界已不再令人着迷”。所以当代作家就被赋予了一项使命，无论何种写作，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电影也好，本质上都应该是一种文化“返魅”的写作，你必须让你笔下的世界和生活重新变得奇妙动人。这就是我对神秘主义的理解，即对文学而言，适当的神秘主义是一种正能量。如今铺天盖地的网络文学，玄幻也好，穿越也好，都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精神文化需求。
《南极往事考》是一个特殊的文本，其实我更关心的不是神秘，而是象征。如果说我的散文中有什么比较自觉的意识的话，那可能是一种弥赛亚意识。我觉得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散文，好的作品总应该有点这样的精神，应该让人感到一种改变现实、向往未来的振奋的力量。
我喜欢预言、仪式、童话、歌谣、藏匿、巧合、流浪、孤独这些古老的精神元素。有一次我读到美国批评家桑塔格（Susan Sontag）对卡夫卡作品的分析，她说卡夫卡小说的主人公K，也许正是弥赛亚的象征，而《城堡》和《审判》的故事证明，弥赛亚其实已经多次降临人间，以“土地测量员”或别的什么身份，只是人间并不准许他走入近在咫尺的“城堡”，而且还对他进行荒诞绝伦的“审判”。我觉得简直要热泪盈眶。
林 ：你作为评论家，自己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能否具体地说一说。另外，你曾提出了“成长散文”的概念，的确很新奇，如果没记错，你大概是这样理解的：一个有阅历的作者，以散文的形式，集中或反复地，同时又是真诚而深情地叙述了他的人生历程，展现了这一历程的精神价值及其与时代的关系。我们想进一步得到你对“成长散文”的理解和阐释。
高海涛：到目前为止，我的散文数量还不是太多，自己比较满意的不过二十篇左右吧。而其中被《新华文摘》转载的那篇《青铜雨》和获得冰心散文奖的《故乡海岸桃花》是被评价最多的，也是我最喜欢的。其次，我也喜欢《贝加尔湖与烟斗》，那是我在面临空前的人生压力下写出的作品，因而有一种格外的凝重感，可以说是我和俄罗斯大地的某种心心相印。相比之下，《美国的桃花》则显示了轻快和别样的乡愁。还有《英格兰流年》，最能代表我对散文的审美追求。《父亲的菜园，母亲的花园》那种中西文化交融的思绪，我觉得是对父亲母亲以及我的童年岁月的最好纪念，为什么要有那么多英美的元素，其实我是想向父母证明，他们当年凭辛勤的劳作供我上大学学英语是非常值得的事情。而有关学英语的这段往事我写在了另一篇《故园白羽》中。
许多读者说，最让他们感动和震撼的是《三姐九歌》和《四姐在天边》，读者之所以感动，是因为其中情感的真挚和姐姐们命运的悲剧性。在回忆姐姐们的人生往事的时候，我反复想着斯坦培克《愤怒的葡萄》中的故事情节：那些到美国西部去的阿克拉荷马农民，因倍受轻蔑而处于无名状态，每到一个果园，人家总是问他们“有几个人手”，而从来不问姓氏和名字。姐姐们就是这样，她们的名字淹没在故乡的山野草丛间。也许她们并不需要自我确证（self-identity），但我作为她们唯一的弟弟，却有责任为她们鲜活生命的存在留下印记。实际上，三姐和四姐的故事是不同的，通过三姐我实际上是怀念了那个时代，三姐在某种意义上是她那个时代的精神肖像，而四姐只有一个人，她仿佛史前神话中的女子，独自面对茫茫荒野般的命运。不过总的看，我并不认为这两篇是能代表我风格的散文，因为散文和别的文体一样，仅有情感是不够的，我觉得它们还缺少应有的文化蕴涵和艺术境界。我曾打算把《三姐九歌》改名为《我的姐姐凯瑟琳》，因为三姐当年的意气风发和爱情经历实在太像诗人叶芝所毕生爱恋的爱尔兰女革命家Maud Gonne了，而后者也正是叶芝的著名诗篇《当你老了》和诗剧《凯瑟琳女伯爵》的主人公原型。我想以此把故乡的三姐和世界文化联系起来，但很多朋友反对，认为那会显得故意、造作和夸张。所以最后没有改，只在文中保留了这个诗意、浪漫而凄美的联想。
关于“成长散文”，我之所以提出它是因为散文批评概念的贫乏，提到散文，人们就会以“真情实感”或“形散神聚”之类似是而非的标准来言说和考量，好像除此之外就无话可说。所以我觉得除了历史文化散文、人生散文、乡土散文、田园散文之外，还有一类涵盖性更广、意义空间更大的散文，可以命名为成长散文。成长散文的具体界定可能并不重要，我的思路很简单，因为有成长小说，所以也应该有成长散文，因为小说和散文都可以展开人生叙事，也就都可以展开成长叙事。所以，成长散文这一概念我认为是完全成立的，关键是证明这一类散文存在的范本。前苏联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如《金蔷薇》和《面向秋野》等，我认为是成长散文的某种先声，而美国当代作家拉塞尔.贝克（Russell Baker）的代表作《成长》，以及《我们那时候》，则更直接地激发了我提出这一概念的冲动。中国当代作家中，我觉得最突出的是史铁生，他的《我与地坛》完全称得上是成长散文的经典之作。还有许多作家的散文，不必在此一一例举。实际上，成长散文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既是为了拓展散文批评的视野，也是为了提升散文创作本身的精神层次，它是一种召唤，泛泛的人生记录、历史钩沉、家国忆旧、文化情趣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涵盖散文家内在的精神追求，而成长主题却可以让散文的叙事宏大起来，产生真正的启示力和震撼力。
就“成长散文”的创作实践而言，有些朋友表示他们从这个概念中受到了很大启发，而我则是在去年的几篇散文中比较自觉地践行了“成长散文”的精神主旨，那就是《苏联歌曲》、《记恋列维坦》和《寻找男孩克拉克》。其中写的最费力的是《苏联歌曲》，构思了很长时间，且经过反复修改，我是想通过对文革后期苏联歌曲曾一度被传唱的过程的追忆，表现一群乡村中学生对文化的向往。这篇散文有点像小说，而且中间有些地方显得拖沓，不过那种时代氛围，那种精神成长的诗意，毕竟让我心动不已。《记恋列维坦》本来是应一本艺术理论刊物之约，让我评析一位画家的，说可以适当散文化一些，没想到写完之后，他们认为太散文化了，没法发表。于是我又给了《红豆》杂志。我对列维坦的记忆和对苏联歌曲的记忆一样，都有特殊年代的生活质感，列维坦的《三月》在我心中其实就是对那个年代的一种比喻。《寻找男孩克拉克》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特别是那种美国式的童年想象。美国作家总是更喜欢写男孩，马克.吐温、海明威、福克纳都是如此，福克纳曾说过：“每个男孩都是一部伟大的成长小说”，正是这句话直接让我想到了“成长散文”的概念。
林 ：为什么你对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情有独钟？翻译对你的评论和散文写作有什么关系和影响呢？
高海涛：其实我搞翻译在大学时代就开始了，毕业留校当教师，也是教翻译课。记得我尝试译了一些小说，还有惠特曼的《草叶集》中楚图南的译本所没有译的那部分诗歌，后来还译过一些散文，如吴尔芙的《在果园里》，但主要还是喜欢译诗。到辽宁作协工作后，有个非常要好的同事跟我开玩笑，说汉语是我的母语，英语是我的继母语。后来他去世了，每当想起这个纯属善意的玩笑，我总是感动不已。我想，如果说写散文是我对母语的回报，那么译诗歌就是我对继母语的回报吧。
实际上，从事文学评论的人都离不开翻译，尽管现在有许多不懂外语的评论家，他们甚至构成了评论家队伍的主体，但要获得新的资源和话语，他们主要还得靠翻译。他们的阅读范围，基本上是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和外国理论批评。当然，搞评论的人如果自己能读原著那就更方便了，我可以算是有这种方便的人，在这么多年默默无闻的批评生涯中，正是年轻时学过的英语和法语给了我信心、勇气和力量。特别是当我一个人在灯下写书评或论文的时候，偶尔翻翻英文书，那些新鲜而生动的思想和概念，甚至一个陌生的词语，都让我感到亲切和鼓舞。它们就像是远在异国他乡的导师，以类似书信那样私密和值得信赖的方式向我传递着来自欧陆、来自北美、来自历史与当今世界的思想资源和信息。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那么，多掌握一种语言是否就多有一个家呢？我觉得可能是这样。所以我有个爱好，收藏英文原版书，这个爱好是在美国访学时养成的，直到现在，也经常通过轻松亚马逊从网上邮购。如今英文书已占了我家里书架的半壁江山，大约有上千本。我特别喜欢把英文书和中译本对照着浏览，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就对照读了不止一遍，通过对照，可以体会不同语言之间具体表达的微妙差异，这是令人快乐的。不久前有朋友送我一本程虹翻译的美国自然文学代表作、约翰.巴勒斯所著的《醒来的森林》，正好我有这本书的英文原著，于是就对照着读起来，程虹的译笔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精确而细腻，但女学者翻译男作家的作品，其中也或有语气上的差异，比如这句，是描写蓝 鸟会在三月的某个清晨突然飞至的情形—— It falls like a drop of rain when no cloud is visible——程虹译为：“它的飘然而至，就像没有一丝云而落下的一滴雨”，已经是恰到好处了，但原作者是个老人，满头白发像托尔斯泰，所以我觉得也不妨译得更男人气些，如“就像万里无云的天空落下的一滴雨”。这样的体会具体而微，但乐趣自在其中。
翻译对我创作的好处可能更大一些，特别是诗歌翻译。诗歌是散文的伟大训导者，我从来不喜欢没有诗意的散文，无论叙事还是论述，能用诗来说明的我都尽量用诗。每当散文写不下去的时候，我都觉得缺少的不是记忆和想象本身，甚至也不是细节，而是某个句子、某种诗意，我需要等待它的带来，然后再继续往下写。我知道这样做是很笨的，因此我总是写得很慢。我喜欢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这是我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唯一歌颂翻译的诗句：“鞑靼人，乌兹别克人和涅涅茨人/整个乌克兰民族/甚至伏尔加流域的德国人/都在等待自己的翻译/或许在此一刻/某个日本人正在/把我翻译成土耳其语/直接渗透进我的灵魂”。
另外我还有个习惯，写散文时往往是先用英语来构思，使整个思路陌生化、异本土化，然后再用汉语使之本土化，美文化。这里面可能有一种潜在的、双向的翻译过程。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是这样做的，心里很没底。直到我后来读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无比芜杂的心绪》，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找到了安慰，村上说：“因此我认为，不妨说迄今我一直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将母语日语在脑中先做一次‘假性外语化’，规避意识中语言那与生俱来的日常性，然后再构筑文章，用它来写作小说。反思过去，我觉得自始至终都是这么做的。”事实上从这段话中，我不仅找到了安慰，甚至也找到了力量。
林 ：辽西是你梦寐难忘的故乡，是你笔下的故园，正如鲁迅的浙东、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等，你对辽西故土有着深长久远的感情，谈谈这片土地吧。
高海涛：辽西是以干旱与贫穷而闻名的土地，她和浙东、湘西乃至山东高密都没办法比，就像她的热爱文学的儿子也远远不能和那几位大师相提并论一样。但对家乡的爱是人所共有的情感，在这方面大师和一般人都是平等的。实际上，这么多年我曾有过羞于提起故乡郡望的经验，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却越来越为家乡而骄傲。辽西有什么不好呢？她有绵延百里的热东丘陵（要知道，连莫斯科也属于丘陵地区），还有足可让女人临水照花的大凌河（古称“白狼河”，多么充满灵性和诗意），辽西更有历史深远的文化积淀，不用说以“龙鸟”为代表的古生物化石的沉积，也不用说以“女神”为代表的红山文化遗址，仅自汉唐以来的文物古迹和历史传说就够丰厚的了。三燕故都，营州少年，柳城太守，龙城飞将……所以我在《故园白羽》那篇散文中写道：“这是一片风吹白羽的土地，是燕山脚下的白净草原”，虽是比喻，却出自我的真诚情感。故乡的山不高，但就像燕山山脉的主体一样，玄鸟飘飘，气象峥嵘，王气至今犹在。所以当朝阳的龙翔书院成立，请我写一幅字的时候，我就写下了“青铜土地，白银山水，辽西故园，黄金记忆”这四句话，把青铜时代、白银时代，黄金时代都空间化为家乡的地理，以表达我对辽西的深情致敬。我觉得，正如有些地方因为人为的炒作而浪得虚名一样，有些地方也因为历史的歧视而变成“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而正如童话中的灰姑娘一样，再破旧的衣裳也掩藏不住她那高贵的品性和天生丽质。朝阳乃至整个辽西就是这样的地方。
因此在散文《西方美人之思》中，我由葡萄的品格、冰酒的历史而联想到土地的尊严。土地是有尊严的，比如葡萄的生长要有适宜的土地，而它所选择的却不是风光旖旎的旅游胜地，而恰恰是贫瘠、荒寒、艰辛的土地，最好是沙石遍地，荒草凄凄，连风都是粗粝的，因为只有这样的土地，才配得上葡萄的高贵，冰酒的神奇。可以这样说，世界上自从有了葡萄，特别是有了冰酒，那些相对贫瘠、相对荒寒的土地就被赋予了尊严，从而所有的土地都被赋予了尊严。
这样说是否有点极端我不知道，但我就愿意这么说。而且我还愿意让我的散文和译诗，甚至我的评论，都能变成无愧于艰辛土地培育的葡萄美酒，最好是冰酒，以飨读者和世人。因为据说葡萄酒的风味是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有的葡萄酒不仅有花香草气，甚至也有矿石和石油等独特的香味。特别是从历尽天华、饱经风露的冰酒中，你能品出优雅的荒草味道，沉静的风沙味道，乃至风笛般的丘陵阳光的味道，版画似的边地河谷的味道，如果继续分辨，好像在那味道的深处，还有质朴的无花果在散布着忧伤，也有寂寞的甜樱桃在蜂箱边歌唱。
这就是我对辽西的认识，也是我对自己的期许。辽西在我心中永远是仪态万方的“西方美人”般的母亲。
林 ：你说得太好了，高老师。《渤海大学学报（哲社版）》自2010年10月以来，一直关注当代辽宁作家的文学创作，我们也专门开设了“当代辽宁作家研究”的栏目，目的很明确，就是做好我们区域文学的研究和梳理工作。我个人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栏目有自己的作家选择标准，也建立了相应的研究团队，关于这方面，我们也交流过，你觉得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以便我们有提升。
高海涛：既然是同行，也不妨交流几句。在我平时的浏览范围中，《渤海大学学报》应该是很有特色的大学学报之一，特别是近年来立足本土，设立特色栏目，一是关注辽宁作家，二是弘扬辽西文化，我觉得都非常难能可贵。这甚至能让我想到美国大学的“地方精神”。美国的大学教育不仅资源分布均衡，小地方也往往会有名牌大学，而且人文研究也趋向地方化。这样的研究成果，其实恰恰会很实际，很有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战略的生动体现。无论是辽宁作家研究还是辽西文化研究，其价值绝不会低于那些看似面向全国文坛和学界，故作高深宏大，实则是人云亦云、话语繁殖、重复炮制、了无新意的所谓的“学院派”知识生产。现在大学体制内的学术研究，给人的印象是一方面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史、文化史选题没人做，一方面则是蜂拥而上，追逐这样或那样的热点。这让我想起解构主义批评大师德里达在一篇题为《明信片》的文章中所写到的情形，他说他遇见一位学文学的女大学生，后者正为毕业论文选题发愁，德里达于是就建议她不妨写一写电话“接线生”的形象史，在从巴尔扎克到普鲁斯特的小说中都可以找到素材。但对此女大学生却表现出不屑，说她还是更关心文学本身。我觉得时下中国的许多学者、批评家的眼界也就如同这位让德里达感叹不已的女大学生，动不动就拿文学本身说话，拿中国和世界说话，可天知道他们的“文学本身”到底在哪里，而没有地方经验，何来中国经验，又怎么会走向世界呢？当然，我不想说渤海大学这样做是很前瞻，很先锋的，但至少是比较适当的独辟蹊径的选择。特别是作为地方性大学，学术研究确实应该走向地方，走向实际。说到对“当代辽宁作家研究”栏目的具体建议，我只提一点，那就是能不能多请省外的评论家来写辽宁作家，这样容易让研究和关注变得更客观，而且有与省外及全国的比较，辽宁作家的整体实力和特点也会得到更好的彰显。同样，本省的学者和教授可以多写写省外的和全国的。这个建议仅供参考吧。我们都是办刊物的，希望以后能多多交流。谢谢你！
林 ：谢谢。
（林 ，文学博士、《渤海大学学报》主编，渤海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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