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边的黑土地上喜爱英文诗
发布时间：2021-08-20 来源于： 作者： 陈晓明 点击数：次
在一切文学形式当中，翻译被赋予特殊的使命，那就是见证原作语言不断的成长过程以及体验它自身诞生时的阵痛。
——瓦尔特·本雅明《写作与救赎》
对“贝加尔海”（其网名）心向往之的高海涛先生含而不露，了解他的朋友知道他读书甚多甚勤，称得上“旧学邃密，新知深沉”。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与海涛相识，当时《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主办一次十分重要的文学研讨会，海涛时任该刊编辑。后来我知道他曾在大学做过英语教师，英语和法语都相当好，并读过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这样的经历，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应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这造就了他学识和视野上的某种丰富性，也注定了他像自己所译的菲利普·拉金笔下的“北方船”那样，人生的航程广阔且辽远。
海涛一直把专心重心放在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上，他的文章，如《文学在这里沉思》、《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位置》、《解构的意义》、《精神家园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批评家》、《后现代批评的美国学派》、《寻找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以及对辽宁和全国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应该说都有很大很好的影响。而且他还写了不少散文，比如《新华文摘》转载的那篇《青铜雨》和《故乡海岸桃花》、《英格兰流年》、《贝加尔湖与烟斗》等，曾有好几位作家、评论家向我大力推荐。后来找来读了，果然可圈可点，既是乡土散文也是文化散文，融合了本土和域外的两种记忆，写出了一种鲜见的格调和气势。
海涛在从事理论批评、散文写作的同时又译了很多诗，这是我比较意外的。何况他还有许多事务性工作，在文学院当过院长，现又担任《当代作家评论》主编。这些工作，都是非常具体，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的，但他总能做得比较从容和圆满，他是个谦逊而有亲和力的人，而且有些不知疲倦。他曾这样对我描述他的生活路线，往往是整天都在忙工作，偶尔有个下午是没事的，他就开始写散文，而译诗通常在晚上，一个人在灯下，坐在电脑前，时而翻一翻英汉辞典。现在，读他的这些译作，我总觉得字里行间似有灯光流泻，淡淡的、静静的，摇曳着内心深处的温暖。
我和海涛兄总是匆匆遇见，深谈的机会并不多，比较长时间的一次相处是在2011年的八月，我们作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在北京香山附近的八大处，集中参与了二十天的评奖工作。那些日子我们每天见面，晚上有时一起散步，或喝酒聊天。后来他写了一篇题为《八月之光》的文字，借用美国作家福克纳小说中那种奇异的、象征“人类昔日荣耀”的意象，不仅隐喻了那次文坛盛事，也记述了我们之间难忘的交流和友情：“那云集京师一隅的众多精英，旧雨新知，音容笑貌，历历难忘，而那八月里的二十个日日夜夜，则在我的记忆中散发着奇异的光芒”。
今年三月份，在北师大为作家余华创作三十年举办的研讨会上，我们再次相遇，他告诉我说要把近年来所译的英文诗结集出版，书名借用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的代表作题目，就叫《北方船》，并希望我为之作序。虽然我对外国文学和文学翻译（或称翻译文学）没有太多的研究，但承蒙海涛兄的信赖，出于对译者的友情和对译诗的好奇，我欣然同意了。
浏览这本译诗集的电子稿，洋洋100多首诗，总计近70位诗人，首先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里有我们所熟悉的如朗费罗、叶芝、奥登、桑德堡、史蒂文斯、休斯、拉金、毕晓普，以及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等著名诗人的代表性作品，但更多的则是当代英美诗人的“未名之作”，也就是说，有的是重译，更多的是新译。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值得赞佩的，既不弃诗歌经典的意义，更追求新的经验和价值；既接受已经传世的译作所构成的“影响之焦虑”，更乐于面对独自体会陌生诗人对异域生活的歌吟所带来的理解和阐释的挑战。而在这两方面，可以说译者都处理得很好。
比如朗费罗，作为十九世纪美国诗坛的领军人物，他的诗不仅在本土广为传诵，也是被译介最多的，仅在中国，自清末董恂译《人生颂》以来，胡适、吴宓、郭沫若等中国文学大家都对其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关注，甚至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影响。胡适曾把朗费罗的Daybreak 译成五言古体诗，吴宓曾改编朗费罗的叙事诗《伊凡吉林》为古典戏剧《沧桑艳传奇》，50年代诗人穆旦也翻译过朗费罗的多篇诗作。朗费罗的诗风是晓畅的，似乎译起来不难，但在众多已有译作的比较中，要译出独特的境界和韵味，却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此集中，高海涛选译了朗费罗的三首诗，即《剑与歌》、《乡村铁匠》和《青春祭》。仔细品读，我觉得足以见出他的语言转换功力。特别是《青春祭》，英文原题是My Lost Youth，直译该是“我逝去的青春”，早年有穆旦的译文，海涛这里译为“青春祭”另有一种意味。或许海涛是要彰显汉语的神韵，以契合原诗那种一唱三叹的挽歌情调。特别是诗中所引的那句拉普兰小调的歌词：“少年的意志是风的意志，年轻的思想是漫长的思想”，全诗共十段，每段结尾都出现这同样的两句话，带有很强的旋律感，但译成汉语，就应该避免这种重复，而对此译者是这样处理的，第一句保持不变，第二句则根据原诗的具体叙述，逐段变换“思想”的修饰语，即年轻的思想不仅是“漫长的思想”，也分别是“梦的思想”、“海的思想”、“岸的思想”、“船的思想”、“树的思想”、“路的思想”、“歌的思想”、“云的思想”，不仅生动具象，而且摇曳多姿，读之令人感叹。我相信这首诗的中文译本，无论是已有的还是将有的，都不会超出这个译本。当然，我之钟爱朗费罗由来已久，甚至是我少年时代的情怀。至今我无数次在课堂上与学生谈起朗费罗的诗给我少年时代的抚慰，这缘于他的那首短诗：“我的得到与我的失去，我所到达与我所错过，简直没有什么可自豪！”不知何故，也许是当时我抄自一个朋友的手抄本，不知出于哪里的译本，后来一直没有找到朗费罗的这首诗。但诗句却是深深地印入我的记忆中，成为我人生的某种心语。
海涛选译的诗虽然此前也或有名家译作，而他却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他对英文理解和中文表达的自信显然包含了独特的人生体悟和语言哲学。像叶芝的那首《当你老了》，袁可嘉的译本堪称权威，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但海涛的译笔仍有独特之处，如最后一段：“炉火静燃，看你正俯首于双膝/喃喃地叹息说：爱竟这样离去/爱已置身远方天际的群山之间/并将他的脸藏在一伙星辰那里”,反复体味，我觉得不仅更接近原诗的情境，也关照到了汉诗的韵律感和中国人想象力的边界。
美国批评家维克斯勒（Robert Wechsler）曾对“文学译者”的情感世界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真正的翻译家从来也不指望从翻译中得到名声、财富、喝彩，“他之所以翻译，是因为爱，因为要分享他的爱，因为他爱自己的工作”。高海涛就是这样的译者。他对英文诗的选择主要是凭兴趣的，他的来源很便捷，网购英美诗人的个人诗集或多人选集，包括美国诗人学会每年一卷的年度选本《美国最佳诗歌》,在大量的阅读中，他选择那些真正让他心动的篇章。一首诗只要喜爱，他不会去想这首诗有没有被译过，他甚至也不会去查找已有的译文来做参照，所以这本译诗集的副题就是“我喜爱的英文诗”。也许对诗歌译者而言，“喜爱”既是最初的驱动力，也是整个转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关键词。因为喜爱，他选择了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如果说那首《北方船》是一个现代神话与生命寓言，另一首《我记得，我记得》则定格了人在旅途、似是而非的乡愁瞬间，而那几乎是我们共同的经验：“从另一条铁路线北上英格兰/那一次，是新年刚过的日子/我们停下来，然后看那些人/手持号码牌，从站台涌向熟悉的站门/啊，考文垂！我惊叹，我出生在这里。”也同样因为喜爱，他选择了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并且在他看来，毕晓普并不像某些批评家所说的是以“逃避情感”的客观性为标志的，比如《卡萨比安卡》：“爱，是那个站在燃烧的甲板上/试着背诗的男孩。他念着：‘男孩/站在燃烧的甲板上’。爱就是这个孩子/他站在那里结结巴巴地练习朗诵术/而可怜的船在大火中行将沉没”，这里的理想主义喻指着年轻母亲的呼唤，而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中，爱被升华了。
高海涛在大学曾教过翻译课，因此他对各种翻译方法和技巧想必是了然于心，如对于所谓的“异化”（Foreignization）与“归化”（Domestication）这两种翻译策略，他的把握可以说恰到好处，总能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世界的相互审视中，保持一种超然的文化身份和修辞张力，母语的淡淡乡愁与诗本身的异域风情如秋水长天，澄然一色。而最可贵的，我认为还是他在目标语的经验中，充分发挥主体的创造性，追求译文与原文的精神契合，实现译诗的再生效果。在此仅举一例，毕晓普的《地图》是她的代表作，也是美国现代诗的名篇，其中最后一段有两句：Are they assigned, or can the countries pick their colors?/---What suits the character or the native waters best.这两句如果直译会显得很繁赘，较好的直译也无非是这样处理：“被指定，还是国家能挑选它们的颜色？/——最适合本国个性与领海的颜色”。但高海涛的译本却与众不同，他选择了深层的重构，译出了原诗的气韵：“国土的色泽是规定的，还是可以任选？/ 有不同的人民，就有不同的海岸”，原诗的所有意象都尽纳其中，但却回避了生硬与盘折，代之以广阔和生动，特别是“人民”一词的大胆引入，读来不仅是“归化”了中国价值，而且铿锵有力，堪称警句。
这样的创造性译笔，在这本译诗集中还有很多处，不禁令人想起美国的菲茨杰拉德对《鲁拜集》的英译以及当年麻省理工学院的黄克孙教授对此英译的汉译，用黄先生的话说，就是“衍生其义而译之”。实际上这种译法，与美国诗歌的创生观念不无联系。高海涛在其《伊丽莎白·毕晓普：冷艳的权威》一文中对此深有体认：“爱默生说：诗人的职责是用‘一种新东西’装扮自然，也就是为自然饰以新物（to adorn nature with a new thing）。这样的创生诗学影响了美国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所有杰出的美国诗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创生论者，毕晓普也不例外”。
除了拉金和毕晓普，译者关注较多的还有美国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他没有重译休斯的代表作《黑人谈河流》等被意识形态“锈化”了的篇什，而是选译了几首既有生活质感也更见诗人性情的轻快短章，如《红土地之恋》、《家乡的矿山》、《严父》《当年轻的春天到来》、《藏梦者》、《蓝调歌》等，特别是《藏梦者》，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下可以说具有认同和反思的双重意义：“把你们所有的梦想都拿给我/你们这些做梦的人/把你们心中所有的/忧伤也拿给我/我将用蓝云的细布/包上它们并藏起来/以免被这世界/最粗粝的手指弄破”。也许所有的诗人，包括作家和翻译家，都应该是这样的“藏梦者”，我想。
海涛英诗汉译的范围是广泛的，他漫步英美诗坛，流连二十世纪，旁涉俄罗斯白银时代，博观约取，并充分考虑了不同年代、诗风流变乃至价值观念的代表性。包括那些主要身份并不是诗人的思想者和作家的作品，如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先驱、《瓦尔登湖》与《论公民的不服从》的作者亨利·戴维·梭罗，英国著名小说家、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儿子与情人》驰誉世界的D.H.劳伦斯，美国极简主义小说大师雷蒙德·卡佛及其夫人泰丝.卡拉尔，美籍俄裔作家、因传奇人生和长篇小说《洛丽塔》而饱受争议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这些名家的诗作，与纯粹诗人的精品佳构相映生辉，更能展示现代英文诗的复杂背景和深闳风貌。总之，高海涛先生以他的“喜爱”为标准，怀着对母语和自己所受英文教育的感恩之心，在各种权威的译本之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现代英文诗的别样范本。或者说，不仅让我们了解英文诗，也更了解译者本人，他在东北的辽宁，在那片海边的黑土地上多才多艺的思考和追求。
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但却对翻译家充满敬意，他说：“与作家相比，翻译家要更巧妙，更有文化内涵；翻译家显然不在作家之后。翻译是更高层次的文明。”确实的，仅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论，我认为翻译家的工作和贡献，并不在作家和批评家之下。而如果一个人，他的本职岗位是文学批评，却又同时从事文学写作和文学翻译，尤其是敢于尝试对被视为“不可译”的诗歌的翻译，虽然水准究竟如何，还有待翻译大家和诗人们的评判，但这本身就是很让同行们羡慕的。
作为他的同行和朋友，我祝贺《北方船》的出版，也希望这只大船在星光照耀的航道上走得更远、收获更多。
（编辑：moyuzhai）
——瓦尔特·本雅明《写作与救赎》
对“贝加尔海”（其网名）心向往之的高海涛先生含而不露，了解他的朋友知道他读书甚多甚勤，称得上“旧学邃密，新知深沉”。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与海涛相识，当时《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主办一次十分重要的文学研讨会，海涛时任该刊编辑。后来我知道他曾在大学做过英语教师，英语和法语都相当好，并读过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这样的经历，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应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这造就了他学识和视野上的某种丰富性，也注定了他像自己所译的菲利普·拉金笔下的“北方船”那样，人生的航程广阔且辽远。
海涛一直把专心重心放在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上，他的文章，如《文学在这里沉思》、《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位置》、《解构的意义》、《精神家园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批评家》、《后现代批评的美国学派》、《寻找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以及对辽宁和全国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应该说都有很大很好的影响。而且他还写了不少散文，比如《新华文摘》转载的那篇《青铜雨》和《故乡海岸桃花》、《英格兰流年》、《贝加尔湖与烟斗》等，曾有好几位作家、评论家向我大力推荐。后来找来读了，果然可圈可点，既是乡土散文也是文化散文，融合了本土和域外的两种记忆，写出了一种鲜见的格调和气势。
海涛在从事理论批评、散文写作的同时又译了很多诗，这是我比较意外的。何况他还有许多事务性工作，在文学院当过院长，现又担任《当代作家评论》主编。这些工作，都是非常具体，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的，但他总能做得比较从容和圆满，他是个谦逊而有亲和力的人，而且有些不知疲倦。他曾这样对我描述他的生活路线，往往是整天都在忙工作，偶尔有个下午是没事的，他就开始写散文，而译诗通常在晚上，一个人在灯下，坐在电脑前，时而翻一翻英汉辞典。现在，读他的这些译作，我总觉得字里行间似有灯光流泻，淡淡的、静静的，摇曳着内心深处的温暖。
我和海涛兄总是匆匆遇见，深谈的机会并不多，比较长时间的一次相处是在2011年的八月，我们作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在北京香山附近的八大处，集中参与了二十天的评奖工作。那些日子我们每天见面，晚上有时一起散步，或喝酒聊天。后来他写了一篇题为《八月之光》的文字，借用美国作家福克纳小说中那种奇异的、象征“人类昔日荣耀”的意象，不仅隐喻了那次文坛盛事，也记述了我们之间难忘的交流和友情：“那云集京师一隅的众多精英，旧雨新知，音容笑貌，历历难忘，而那八月里的二十个日日夜夜，则在我的记忆中散发着奇异的光芒”。
今年三月份，在北师大为作家余华创作三十年举办的研讨会上，我们再次相遇，他告诉我说要把近年来所译的英文诗结集出版，书名借用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的代表作题目，就叫《北方船》，并希望我为之作序。虽然我对外国文学和文学翻译（或称翻译文学）没有太多的研究，但承蒙海涛兄的信赖，出于对译者的友情和对译诗的好奇，我欣然同意了。
浏览这本译诗集的电子稿，洋洋100多首诗，总计近70位诗人，首先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里有我们所熟悉的如朗费罗、叶芝、奥登、桑德堡、史蒂文斯、休斯、拉金、毕晓普，以及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等著名诗人的代表性作品，但更多的则是当代英美诗人的“未名之作”，也就是说，有的是重译，更多的是新译。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值得赞佩的，既不弃诗歌经典的意义，更追求新的经验和价值；既接受已经传世的译作所构成的“影响之焦虑”，更乐于面对独自体会陌生诗人对异域生活的歌吟所带来的理解和阐释的挑战。而在这两方面，可以说译者都处理得很好。
比如朗费罗，作为十九世纪美国诗坛的领军人物，他的诗不仅在本土广为传诵，也是被译介最多的，仅在中国，自清末董恂译《人生颂》以来，胡适、吴宓、郭沫若等中国文学大家都对其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关注，甚至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影响。胡适曾把朗费罗的Daybreak 译成五言古体诗，吴宓曾改编朗费罗的叙事诗《伊凡吉林》为古典戏剧《沧桑艳传奇》，50年代诗人穆旦也翻译过朗费罗的多篇诗作。朗费罗的诗风是晓畅的，似乎译起来不难，但在众多已有译作的比较中，要译出独特的境界和韵味，却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此集中，高海涛选译了朗费罗的三首诗，即《剑与歌》、《乡村铁匠》和《青春祭》。仔细品读，我觉得足以见出他的语言转换功力。特别是《青春祭》，英文原题是My Lost Youth，直译该是“我逝去的青春”，早年有穆旦的译文，海涛这里译为“青春祭”另有一种意味。或许海涛是要彰显汉语的神韵，以契合原诗那种一唱三叹的挽歌情调。特别是诗中所引的那句拉普兰小调的歌词：“少年的意志是风的意志，年轻的思想是漫长的思想”，全诗共十段，每段结尾都出现这同样的两句话，带有很强的旋律感，但译成汉语，就应该避免这种重复，而对此译者是这样处理的，第一句保持不变，第二句则根据原诗的具体叙述，逐段变换“思想”的修饰语，即年轻的思想不仅是“漫长的思想”，也分别是“梦的思想”、“海的思想”、“岸的思想”、“船的思想”、“树的思想”、“路的思想”、“歌的思想”、“云的思想”，不仅生动具象，而且摇曳多姿，读之令人感叹。我相信这首诗的中文译本，无论是已有的还是将有的，都不会超出这个译本。当然，我之钟爱朗费罗由来已久，甚至是我少年时代的情怀。至今我无数次在课堂上与学生谈起朗费罗的诗给我少年时代的抚慰，这缘于他的那首短诗：“我的得到与我的失去，我所到达与我所错过，简直没有什么可自豪！”不知何故，也许是当时我抄自一个朋友的手抄本，不知出于哪里的译本，后来一直没有找到朗费罗的这首诗。但诗句却是深深地印入我的记忆中，成为我人生的某种心语。
海涛选译的诗虽然此前也或有名家译作，而他却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他对英文理解和中文表达的自信显然包含了独特的人生体悟和语言哲学。像叶芝的那首《当你老了》，袁可嘉的译本堪称权威，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但海涛的译笔仍有独特之处，如最后一段：“炉火静燃，看你正俯首于双膝/喃喃地叹息说：爱竟这样离去/爱已置身远方天际的群山之间/并将他的脸藏在一伙星辰那里”,反复体味，我觉得不仅更接近原诗的情境，也关照到了汉诗的韵律感和中国人想象力的边界。
美国批评家维克斯勒（Robert Wechsler）曾对“文学译者”的情感世界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真正的翻译家从来也不指望从翻译中得到名声、财富、喝彩，“他之所以翻译，是因为爱，因为要分享他的爱，因为他爱自己的工作”。高海涛就是这样的译者。他对英文诗的选择主要是凭兴趣的，他的来源很便捷，网购英美诗人的个人诗集或多人选集，包括美国诗人学会每年一卷的年度选本《美国最佳诗歌》,在大量的阅读中，他选择那些真正让他心动的篇章。一首诗只要喜爱，他不会去想这首诗有没有被译过，他甚至也不会去查找已有的译文来做参照，所以这本译诗集的副题就是“我喜爱的英文诗”。也许对诗歌译者而言，“喜爱”既是最初的驱动力，也是整个转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关键词。因为喜爱，他选择了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如果说那首《北方船》是一个现代神话与生命寓言，另一首《我记得，我记得》则定格了人在旅途、似是而非的乡愁瞬间，而那几乎是我们共同的经验：“从另一条铁路线北上英格兰/那一次，是新年刚过的日子/我们停下来，然后看那些人/手持号码牌，从站台涌向熟悉的站门/啊，考文垂！我惊叹，我出生在这里。”也同样因为喜爱，他选择了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并且在他看来，毕晓普并不像某些批评家所说的是以“逃避情感”的客观性为标志的，比如《卡萨比安卡》：“爱，是那个站在燃烧的甲板上/试着背诗的男孩。他念着：‘男孩/站在燃烧的甲板上’。爱就是这个孩子/他站在那里结结巴巴地练习朗诵术/而可怜的船在大火中行将沉没”，这里的理想主义喻指着年轻母亲的呼唤，而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中，爱被升华了。
高海涛在大学曾教过翻译课，因此他对各种翻译方法和技巧想必是了然于心，如对于所谓的“异化”（Foreignization）与“归化”（Domestication）这两种翻译策略，他的把握可以说恰到好处，总能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世界的相互审视中，保持一种超然的文化身份和修辞张力，母语的淡淡乡愁与诗本身的异域风情如秋水长天，澄然一色。而最可贵的，我认为还是他在目标语的经验中，充分发挥主体的创造性，追求译文与原文的精神契合，实现译诗的再生效果。在此仅举一例，毕晓普的《地图》是她的代表作，也是美国现代诗的名篇，其中最后一段有两句：Are they assigned, or can the countries pick their colors?/---What suits the character or the native waters best.这两句如果直译会显得很繁赘，较好的直译也无非是这样处理：“被指定，还是国家能挑选它们的颜色？/——最适合本国个性与领海的颜色”。但高海涛的译本却与众不同，他选择了深层的重构，译出了原诗的气韵：“国土的色泽是规定的，还是可以任选？/ 有不同的人民，就有不同的海岸”，原诗的所有意象都尽纳其中，但却回避了生硬与盘折，代之以广阔和生动，特别是“人民”一词的大胆引入，读来不仅是“归化”了中国价值，而且铿锵有力，堪称警句。
这样的创造性译笔，在这本译诗集中还有很多处，不禁令人想起美国的菲茨杰拉德对《鲁拜集》的英译以及当年麻省理工学院的黄克孙教授对此英译的汉译，用黄先生的话说，就是“衍生其义而译之”。实际上这种译法，与美国诗歌的创生观念不无联系。高海涛在其《伊丽莎白·毕晓普：冷艳的权威》一文中对此深有体认：“爱默生说：诗人的职责是用‘一种新东西’装扮自然，也就是为自然饰以新物（to adorn nature with a new thing）。这样的创生诗学影响了美国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所有杰出的美国诗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创生论者，毕晓普也不例外”。
除了拉金和毕晓普，译者关注较多的还有美国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他没有重译休斯的代表作《黑人谈河流》等被意识形态“锈化”了的篇什，而是选译了几首既有生活质感也更见诗人性情的轻快短章，如《红土地之恋》、《家乡的矿山》、《严父》《当年轻的春天到来》、《藏梦者》、《蓝调歌》等，特别是《藏梦者》，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下可以说具有认同和反思的双重意义：“把你们所有的梦想都拿给我/你们这些做梦的人/把你们心中所有的/忧伤也拿给我/我将用蓝云的细布/包上它们并藏起来/以免被这世界/最粗粝的手指弄破”。也许所有的诗人，包括作家和翻译家，都应该是这样的“藏梦者”，我想。
海涛英诗汉译的范围是广泛的，他漫步英美诗坛，流连二十世纪，旁涉俄罗斯白银时代，博观约取，并充分考虑了不同年代、诗风流变乃至价值观念的代表性。包括那些主要身份并不是诗人的思想者和作家的作品，如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先驱、《瓦尔登湖》与《论公民的不服从》的作者亨利·戴维·梭罗，英国著名小说家、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儿子与情人》驰誉世界的D.H.劳伦斯，美国极简主义小说大师雷蒙德·卡佛及其夫人泰丝.卡拉尔，美籍俄裔作家、因传奇人生和长篇小说《洛丽塔》而饱受争议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这些名家的诗作，与纯粹诗人的精品佳构相映生辉，更能展示现代英文诗的复杂背景和深闳风貌。总之，高海涛先生以他的“喜爱”为标准，怀着对母语和自己所受英文教育的感恩之心，在各种权威的译本之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现代英文诗的别样范本。或者说，不仅让我们了解英文诗，也更了解译者本人，他在东北的辽宁，在那片海边的黑土地上多才多艺的思考和追求。
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但却对翻译家充满敬意，他说：“与作家相比，翻译家要更巧妙，更有文化内涵；翻译家显然不在作家之后。翻译是更高层次的文明。”确实的，仅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论，我认为翻译家的工作和贡献，并不在作家和批评家之下。而如果一个人，他的本职岗位是文学批评，却又同时从事文学写作和文学翻译，尤其是敢于尝试对被视为“不可译”的诗歌的翻译，虽然水准究竟如何，还有待翻译大家和诗人们的评判，但这本身就是很让同行们羡慕的。
作为他的同行和朋友，我祝贺《北方船》的出版，也希望这只大船在星光照耀的航道上走得更远、收获更多。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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