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风信子：高海涛散文创作寻踪

 
　   “我们能像巴特写《恋人絮语》那样写作吗”——
　    最早走近高海涛的内心世界，是从他的理论随笔《解构的意义》开始的，那是二十一年前，当时年少懵懂的我深深迷恋罗兰·巴特，却苦于不得其门而入，正是有缘靠着海涛对巴特的著名文本《恋人絮语》那充满灵性、动人心弦的解读与索隐，才逐渐懂得原来文学批评的真正魅力在于你的符号和话语可以随处散发着风信子一般的芬芳，给人带来“一种异国情调的信心和美的诱惑。”
　    然而，写批评注定要受到种种先在因素的制约，包括传统，体制和规范性的压力，即如海涛所言，“写批评就意味着你不应想起公园的长椅，而只能想起和长椅类似的一些概念”，这是无奈的思维陷阱。
　    或许，我猜测，近年海涛之向往和实践他的文化乡土散文写作，从根源上说，等于复活了他青年时代的灵魂渴望，就像初恋的巴特那样和一位法国姑娘依偎在公园的长椅上，彼此进行着“狂热的语言活动”和“意义的撩拨”，那不正是青春梦想的当下激活吗？那不也是心灵和万物亲近抚触谈心说爱之际的款款絮语和娓娓倾诉吗？
　    有幸的是我见证、贴近和分享了海涛对于文学本身的缱倦不已的爱，亲人一样的依恋，故旧式的“相濡以沫相以湿”。而此愿绵绵，潜滋暗长，自会天宽地阔，构筑起属于他自己的丰美独树的精神殿堂。　    已故作家史铁生曾经有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表达，“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
　    其实，人来到世上，就是怀揣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的。那家园可以是自己故土阡陌纵横的悠悠乡路，可以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牵系与顾盼，自然也不妨是“我去见我的父亲, 说父亲我很忧伤”（引自高海涛译兰斯顿·休斯的诗）的那般心怀戚戚的沧桑告白……
　    概而言之，家园从来不仅仅标示抽象的概念，更关乎风物、地理、气息、思绪，萦绕着一个人心灵的终极依托和记忆的刀刻斧劈般的年轮，叠印着蓦然回首中如烟往事的亦真亦幻的细节和个性化的打捞汲取与诗意的寻寻觅觅，氤氲渗透着他的体温、表情、心跳和脉动。
　    我读海涛散文，最为着迷于他对故乡故园故人所做的那种贴心贴肺的深层次勾勒、点染和描摹。
　    应该说他的作品如同耐旱的植物一样充满了浑厚深沉浓郁的家园感和念兹在兹色授魂与的故土心怀。
　    试以他的《父亲的菜园，母亲的花园》为证，请看如下一段文字：“据说，果园的甜味容易使人困倦。那年秋天，母亲收菜的时候，竟一个人在园子里睡着了。那是一个金阳温煦的午后，我放学回家找不到母亲，后来才发现母亲在菜园东墙根的果树下睡着了，那样悄然，那样秀气，那样闲适，衣襟上落着一只绿色的蝴蝶，嘴角还微微漾出笑意。然而我却被吓坏了，连推带喊地把母亲叫醒。看到我满眼惊恐的泪花，母亲有些不好意思，站起身拍拍衣襟，说哎呀，我忘了做饭了。”
　    很显然，在这里作者是用米勒似的白描手法，细腻而幽微地为我们打开一幅农家田园的安谧静态的生活画卷，母亲在菜园的果树下睡着了，那是劳作之余的小憩，而她的衣襟上又居然落着一只绿色的蝴蝶，此番情景令我们油然想念海德格尔的经典说法，“人首先得筑造，然后才得栖居”，为母亲筑造精神乐园的是父亲，那鲜灵蓬勃的蔬菜则无处不在地点缀了母亲明亮爽快的心情。此刻，海涛仿佛聆听到了大地脉息的律动，只因他是辽西地域文明的儿子，他懂得该用美丽优雅痴心的文字为隔世的父母念诵悠远苍凉的安魂诗句，以生花妙笔祭奠岁月的风霜雨雪。《父亲的菜园，母亲的花园》既是父性的，又是母性的，它有着源于自然的生生不已的家园气息，更浸润了人类文明的精华的洗礼与创化。在高海涛超越的精神视野里，乡土人生，不仅连接着大地、植物、耕种，而且还升腾着历史的折光、人伦的情调和诗意的色彩。这个家园并非抽象的形而上的，它接地气，依托具体具象的时空地理环境，然而，由于作者摆脱了散文写作的单一指向，这个家园与此同时又跨越了单纯老家的价值定位，进而获得了通往永恒艺术审美精神的别一重可能和境界。这从开篇援引艾莉丝·沃克的句子“在寻找母亲的花园的路上，我找到了自己的花园”即已初露端倪，接着又以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文字加以烘托相衬，点染了东方之美和西方之美的共性和差别，使得乡土散文的文本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传统的拘泥的写法和路数，所谓别开蹊径，异彩纷呈。
　    我以为这其实也是若干年前海涛在其具有标志性价值的写作纲领《解构的意义》中所阐发的“文本间关系”带给他的无穷启示和召唤。那就是努力在经典和当下文本创构中找到人类心灵的撞击、复合与共鸣，从而让它们互为助力互相激发推动。也许，营造灵魂的不分国界地域的统一体写作风格，已经构成高海涛文化乡土散文的独有姿态和风度。而我还想说，《父亲的菜园，母亲的花园》由于加入了异域精神因子，造成了体验视角上的相对游离和间隔，故而弄不好就会影响到文章的感染力和整体之美的和谐，所幸作者称得上斫轮老手，注意到中西合璧嫁接过程里有可能出现的创作盲区，因此他的写法还是中体西用，譬如文中写到一位朋友送给他的《草叶集》里夹着芸香，结尾处，则补写了母亲当年把二十尺布票忘记放在何处的酸涩细节，等事隔多年竟然在老家柜子里发现它们夹在一本旧书《苦菜花》中，“清明去上坟，二哥把二十尺布票都烧了，他说妈妈，亲爱的妈妈，布票找到了，就在坟前大哭起来。”而这不正是那种话到沧桑句便工的汉语言文学自身所辐射出来的魅力和情致所在吗？忧伤哀婉至极，但又回旋节制，哀而不伤，不失风雅。　    故乡，在海涛的文本里，大概指认两个处所，一是老家故园，二是身心历经之地，甚至是依托于心灵呼吸和想象中的乌托邦式的存在。因有前者，我们觉得他的文字随处充满了“此在”的亲和力，那是灼热的游子深情和故土心结的水乳交融的铸造化合。而奠基于后者的形而上探寻，则又强化了他的乡土写作的超越地域界限的跨文化根性。
　    故乡与人，当然是永远的文学母题之一，其复杂、纠结、渗透着苍凉甚或充满凄美内核与格调的普遍性，让古往今来东西方不同精神语境里的人们，如同抓住大地的根脉一样为之神魂颠倒，呕心沥血地栽植着自己心灵的敬畏、赞美、疼惜、斥责乃至摒弃，即使是恨怨，其动机实质仍旧归于爱出于爱。
　    不必讳言，读海涛的《三姐九歌》和《四姐在天边》，我是落了泪的。这是一个人的情怀和心灵都越来越趋于冷硬麻木的年代，而这两篇散文如同挽歌和安魂曲，让我们仿佛回归了本真的来路，在故乡蓬勃的老槐树底下，倾听着三姐和四姐那痛彻肝肠的命运呢喃。
　    写亲情友情的文字，多如恒河沙数，但其若能充满灵魂的光泽而不被岁月湮没，却是难事和憾事。不知因何缘故，看《三姐九歌》和《四姐在天边》，我感觉总是好像走入了老杜壮年抑或晚岁的诗歌光景里，默默濡染于那“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歌哭人生的气象。
　    也许海涛已过天命之年的经验阅历，经过记忆和诗性的打磨，别有一种新发于硎的触机而成的底气和韵味，于是他笔端饱蘸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就有了岁月的重量，空间的容量，历史的生息和沧桑质感的魅力。
　    故乡，是人的憩园，也是心的墓碑。三姐和四姐，带着她们各个人生阶段的喜怒悲欢淋漓鲜活的生命影像，与山川日月大地庄稼河流鸟兽共享光阴的赐予命运的轨迹。在作者跳荡着生之悲悯死之哀切的笔墨中，我们分明目睹了她们柔肠百感心意难偿的悲剧人生的落寞苍凉的剪影。
　    “四姐的泪水是太多了，从小到大，她都有一颗善于感动的心，有野菜吃，就为野菜而感动，没有野菜吃，就为盐水而感动；有小狗叫，就为小狗而感动，没有小狗叫，就为蟋蟀而感动；有家回，就为家而感动，没有家回，就为路而感动。如果什么都没有了，那就为自己的寂寞、自己的苦难而感动。这就是四姐，她能像诗人所说的，即使在苦难中，也会因幸福而哭泣。”然而，正如斯宾格勒所言，“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四姐凄凉飘零的苦命，宛如乡间窄道旁那任凭车轮不停碾压的车轱辘菜，在风雪交加的际遇里却还折射出底层草根的人性光泽。
 　   在此玩味而不是玩赏人生，呼吸吐纳沉滞却也美丽的乡韵民俗，疏解时代的风烟迷雾，破译命运的密码肌理，就构成了高海涛独树一帜的“如歌的行板”式的语态和抒情的笔调。
　    如果说怀念四姐，作者借鉴了一唱三叹，复合重叠的歌咏般的杂沓的旋律与笔法，有汉赋的铺排回旋之美，那么祭奠三姐，则更多采用了诗经的赋的形式，夹杂楚骚浪漫主义的题旨余味，譬如，下面这段文字，“我想还像小时候那样，再给三姐念一遍屈原的诗句：‘反省我的志向，遭受委屈何妨’，却忽然觉得这其实很没力量，还不如《九歌》中那句：‘若有人兮山之阿, 被薜荔兮带女萝’,一半高贵，一半忧伤，还有若隐若现的神秘，仿佛那是山坡上最惊艳的风景。”读起来荡气回肠的语句，实则充满了弦断有谁听的落寞与凄美，惟恍惟惚，飘渺难寻，痛定思痛，一言九鼎。
　    当然，“我心安顿的地方其实就是故乡”，有时候这已经完全不是地理意义上，人生实体意义上的真实所在，毋宁说，那是心灵或者灵魂里遥遥牵挂惦记的精神驿站，应对了史铁生言及的“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的内涵。
 　   换而言之，我觉得海涛笔下的故乡除了生于兹长于兹的辽西乡原，具体说就是黑城子北票朝阳，那根深叶茂寄予了作者无限遐想回味和追忆的现实空间场所之外，还有另一处故乡，她闪烁在作者的梦境里呼吸中，那是由文学情愫、历史记忆、时代馈赠乃至飘忽迷离的诗与思构成的奇异缤纷的精神故地。
  　  毫不矫饰地说，一个人的身心里倘若埋藏着一实一虚两个故乡，那么他自身的创作也必定保藏着一座心灵的富矿。　    在高海涛心驰神往的散文创作理念中，他认同“精神成长”和“精神升华”，他说，“比之小说，散文可以是更本真、更在场、更贴近生命体验的心灵史”。苏珊·桑塔格曾经指认罗兰·巴特的写作是“捍卫感觉，但从未出卖精神。”这一点太重要也太必要了。其实，高海涛散文作品中所浸润蔓延开来的故乡风信子的气息，那种成熟散淡迷离令人恍惚沉醉的美感，不正是罗兰·巴特《恋人絮语》所倡导的在细微感性间捕捉透视哲理和思辨性的妩媚风色？
　    应该说，《贝加尔湖与烟斗》和《青铜雨》的成功，——前者荣获辽河散文奖，后者为权威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印证了如下事实：乡土文化散文的真正价值和意蕴，在于它是本土性地域性和世界性跨文化性的整一契合，是历史记忆和时代观感与个人心灵情怀的交织汇集之所，是第一故乡（即原乡）与第二故乡从现实经验层面转化为艺术审美的形而上层面的亲密协作和共同升华的过程和结果。
　    仔细展读《贝加尔湖与烟斗》，于那洋洋洒洒却又精雕细刻的文字律动中，你会感到它其实就如同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俄罗斯风情画，有希施金的蓬勃活泼，列维坦的大气开阔，兼容列宾式的将人物形象予以典型深层次聚焦的艺术化表现。
　    不必讳言，在海涛的内心深处浸润埋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对苏俄文化精神情有独钟的心结，其实，他的另一篇散文《苏联歌曲》已经对此有过生动淋漓长歌当哭般充满奇情异彩的描绘勾勒，“如果我知道一首苏联的歌，一首关于伟大的列宁领导我们前进的歌，一首关于辽西、乡村、野菜，以及海芳姐的喀秋莎的歌，苏联知道我的歌吗？树瑟哥的山楂树会不会因我对它们的生动描绘而颤抖？或者三套车将以米国林的名字跑过冰河？或者田野上的白桦会洒下殷红的影子？或者高尔基的‘海燕’会来找我？”在这里，故乡渗透着异域的浓郁风情，伙伴朋友恋人也都诗意地濡染上了一层俄罗斯民谣的气息，以及契诃夫小说和戏剧的那般疏淡沧桑之美。
　    再看《贝加尔湖与烟斗》里的一段文字，“在远东湖城伊尔库茨克，当六月之光像王子或《胡桃夹子》中的女孩那样用真爱吻过大地，曾肆虐过整个冬天的凛凛寒风早已显得纯洁无辜，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似的北方神逍遥复逍遥，我们看到的只是被解除了咒语般的绿色，那是西伯利亚特有的绿色，劫后复生，柔情无限，芳草芊芊，连紫丁香、白桦树都睁着绿汪汪的眼睛。”
 　   这饱满鲜润多姿多彩的语言，读起来宛如在俄罗斯经典作家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尤其是普里什文那些亲近自然天籁的散文之中回应穿行，这是汉语之美借鉴苏俄文学精神洗礼而得以重塑自身风韵的别开生面的尝试和践诺。
　    其中，“烟斗”作为标志性意象，更是光彩照人，况味别传。因为那是十二月党人灵魂桀骜不驯的信物，如同文中的诉说，“这就是十二月党人的美学吧，当他们从一批高贵的生命沦为一群苦难的灵魂，最需要的就是质朴与温馨。但总有些东西比质朴更沉重，如他们戴过的镣铐，伐过的松木，采过的乌煤；也总有些东西比温馨更隽永，如他们读过的书籍，抽过的烟斗，用过的茶炊，甚至还有他们写过的诗篇——所有这些符号所表征的意义，我想概括起来不过两点，那就是直面苦难，坚持生活，既使墨面蒿莱，也要歌吟动地。因此十二月党人在最初流放中的形象应该是这样的：他们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点燃茶炊；他们不得不放下架子，努力学做好木匠、好矿工、好劳力；他们有时也喝酒，或者流着泪在小木屋给远方的妻子写信。”
　    精神的成长和心灵的升华归根到底是出自人的信仰，无论那信仰来于大地还是上苍，出自民间本性的激活和投奔，还是奠基于艺术庙堂之高贵理想，总而言之，它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存在原动力，是梦境里最自由鲜活的内心情愫的释放、依托和表达。
　    而如许坚固结实质朴甚至卑微的烟斗，与烟波浩瀚源远流长的贝加尔湖似乎构成了不可多得的精神意象的比照，这是纳须弥于芥子的智慧处理，抑或也是庄子乘美游心等量齐观的“齐物论”情怀的艺术心境的写照。我甚至经由海涛先生的烟斗想及梵高的著名油画《农鞋》，它们其实不都是人的使用品而又因为精神性的参与渗入而获得了超越具体时空和时代界限的终极之美？
　    海德格尔在分析阐释梵高《农鞋》时，曾经做过如下透彻澄明诗意盎然的精彩描摹，他说，“从这双穿旧的农鞋里边黑的沿口，可以窥见劳动步履的艰辛。在这双农鞋粗陋不堪、窒息生命的沉重里，凝结着那遗落在阴风猖獗、广漠无垠、单调永恒的旷野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与滞缓。鞋皮上沾满了湿润又肥沃的泥土。夜幕低垂，荒野小径的孤独寂寥，在这鞋底下悄然流逝。这双鞋啊！激荡着大地沉默的呼唤，炫耀着成熟谷物无言的馈赠，以及冬天田野休耕之寂寥中不加解释的自我拒绝。这双鞋啊！它浸透了农人渴求温饱，无怨无艾的惆怅，和战胜困苦时无语的欢忭……”那么，高海涛的“烟斗”不也同样凝结汇聚着俄罗斯大地的脉息，人之子的躯体的温度和手掌的热力，以及那苦难命运风暴骤然来袭之际的心灵惶惑、无助、茫然直至淡定、忍耐和战胜自我的圣徒式的洗礼与超脱？
　    至于《青铜雨》里边负载的地域文明之光和广阔悠远的世界文化潮流同呼吸共命运而形成的激昂高扬的交响、透视和比照，则又充满了海涛乡土诗意作品中最为深情质朴浑然天成的别一种心境、气息和味觉。在此，辽西的父性的雨同詹姆斯教授娓娓讲述中的异域风情的雨交织起来，从而构成海涛叙述口吻中既大气磅礴阳刚壮烈与此同时又不失温婉清丽内省之美的奇妙反差和“对位”。　    如果从散文写作的风格学角度来聚焦透视高海涛的这些厚积薄发情致饱满的作品，你会诧异于它的别具匠心，驳杂兼容，以及骨子里辐射开来的东西方精神贯通互补的品质底蕴。
　    也许任何一种好的文学状态其实都无法脱离开创作者自身心灵之源和文化传统的双重滋润、哺育和酿造。曾几何时海涛曾把乡土散文写作定位在“情感的回报”和“精神的再生仪式”的互相激发、渗透和筑造上，以此引发更具建设性和体验性的对写作意义及境界的多重寻觅、多层次探索与深度开掘。
  　  毋庸置疑，高海涛散文运思的笔法自始至终充满了一个乡土自然人文主义者的深沉、炽烈和朴素的情怀，如果从中西比较文学的影响和渗透角度而言，我想这些作品某种程度上是将卢梭的浪漫与梭罗的宁静致远和兰姆闲笔幽情的英式风度巧妙嫁接，而在深处的文化风致里又不时弥散着中国古典传统的“修辞立其诚”的精神因子，乃至将“出水芙蓉”之美和“错采镂金”之美取法乎上融汇为一炉的大胆熔铸，从而遍布着类如汉赋的积健为雄和唐人的高标逸韵的内在绳墨与张力。
　    以具体作品为证，我们当能获得不少情感上的洗礼和心智上的启迪。
　   《记恋列维坦》由少年时的一本画册言及当年的对于异域文化的朦胧向往，结合几位恩师那生命如春酒荡漾起伏的流年光景和往事，书写了一个特殊年代的错落的迷梦。《英格兰流年》运用对比的视角，将两种文明的渊源内涵通过文学阅读和生命阅读两个层次予以对接融汇，把辽西本土的人生情怀和英格兰乡愁式的文化脉络气息交叉串联在一起，构成了奇妙而精致的诗意焊接。《故园白羽》字里行间充盈着深深的家园依恋，将故土心结和历史传奇、个人视野和文化之根亲密而熨贴地簇拥一处，浓墨重彩地镌刻了故地的风情和神韵，那是披沥肝胆贴心贴肺的赤子般的触摸和拥抱，里面升腾着灵魂的乡愁和立体鲜活的精神阵痛。至于《寻找男孩克拉克》则给了我们闲敲棋子落灯花的别样忧伤、怅惘和落寞的心怀，如果我们的童年记忆里也有像克拉克一样的对于黑夜的莫名恐惧，那出奇幻美的遐想和大胆跳跃的文学笔墨的点染，则作为读者，对于作者心领神会的憧憬和寄托的那些画面，应该说也会适时燃亮自己的悠悠忆念，而海涛正是通过他优雅散淡飘忽的笔触，帮助大家一起寻梦来了。
　    平心而论，这些作品枝蔓横生，张力具足，确实有一种摇曳多姿的美，是多层次文学意象和心灵素养的巧妙化合。我愿意将此种文体上的刻意追求称之为“娓语体”，它的行文特点是从宏观上大处着眼，微观上注重细节推敲，动若大江奔腾，静似小桥流水，为读者带来参差错落的富于变幻性的审美观照和享受。
　    实事求是地衡量，高海涛的文化乡土散文已经突破了狭窄的地域性，扫除了文明的痼疾，洗礼了大文化散文自身的板结和呆滞，它以其情致绵绵的生命意识、精耕细作的探索精神、温文尔雅的书卷气息、恢宏大气的行文风格，走出了当代散文创作的诸多瓶颈，为其注入了新的活水，创造了别样的空间和可能。　    如果用“辽西文明之子的诗性创作”来涵盖高海涛的散文行踪，我以为绝非溢美之词。只因他用自己身体力行的生命经验和阅历，带着融会贯通博采众长引经据典的书卷气息，以其旁逸斜出甚至充满炫技笔法的心游万仞吞吐八荒的气魄文采，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乡土精神的憩园和乐园，那是民俗和风物的纪念碑，是历史和人性抛锚停靠的港湾与驿站，是提供生命对生命深度造访的九曲回廊，抑或更是董桥说过的“心灵的后花园”……
　    在这心灵的后花园里，我们看着他留意激赏雨滴的总量，找寻三姐和四姐迷路失魂的踉跄步履，探测欧陆风情和辽西地域文化拼贴比照融汇的根系矿藏，更触摸故乡野菜的根深叶茂和旧时月色的明媚忧伤，去谛听远行的伙伴和故人那历历如在的呼吸与心跳……这是一个在故乡和大地、文明和心灵、历史与理性之间搭起一架性灵之桥的精神游子的乡愁自传，熨贴着怀乡的记忆和病痛的症结，打捞起现代化进程中人类越来越疏离失重的诗意的归乡意识。也许，当他发自肺腑地相信，“当年轻的春天到来/ 带着银色的雨滴/ 我们几乎都能/ 重新变得更好”（高海涛译兰斯顿·休斯的诗），那么我也相信他踏过乡土和故居旧地的心灵洗礼与眷顾之中，不仅仅是为了“来取悦很老很老的爱神”，或者寄予几分廉价的肤浅的希望和人伦归属感，而他所奉行的一切更是代已经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文明立言，祭奠，祈祷。只有在此处，我们才会对这故乡晚风吹送下的风信子的气息有了更真切的认知觉察体味，这是“故乡使人灵魂憔悴”之神韵的至美捕捉，回旋交接着创作者心灵脚步的踏实的萦绕和期许，悠悠南亩，郁郁北坡，而诗性和东西方传统于此通过大地的根茎和命运的洗礼投缘契合而得以嫁接贯通融会。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