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文学梦及其生命形式

　　2010年，我在辽宁文学院担任院长时，为沈阳市大东区举办了一期文学培训班。班上有一位面容坚毅、独臂拄拐的学员，每天由他的妻子用两轮摩托车接送来上课，风尘仆仆，风雨无阻，其情景令人难忘。后来我了解到，他虽然四肢三残，仅存左手，却是个非常成功的创业者，不但独自经营着相当不错的企业，而且已坚持文学写作数年。他听课时十分专心，不仅认真记笔记，还常提出一些颇有深度的创作问题与老师探讨。他曾向我提出过一个问题：怎样让深刻的题材更幽默？这个学员名叫宋欣。
　　  2011年，他的长篇纪实小说《放飞囚禁的星辰》节选发表，曾特意送到我的办公室，谦逊地希望得到指教。2013年春节前，大东区作协颁发年度优秀作品奖，邀请我前去颁奖，又意外地遇到宋欣，他是获奖作者之一，而其获奖作品仅看题目就很特别——《硬梆梆的爷儿们羞答答地活》，兼有现实的幽默和超现实的荒诞感，读后令人不禁莞尔也不禁眼眶湿润。再后来，2014年，盛京文学网举办首届全国征文大赛，我听说宋欣又以满票荣获优秀奖，是短篇小说《奉天除夕的爆竹》，那在冰天雪地中凌空炸响的爆竹，我觉得不仅安慰了当年那个身残少年的梦，或许也是为他今天的成绩和幸福预演了祝贺吧。
　　  宋欣是个刚强的男子汉，对他而言，“身残志坚”这样的大众话语已不足以说明他独立独特的生存意义，他有过生命的苦难和残损，但他的精神和梦想却是完整的。这种完整性，让我每次看到他，就会想起美国诗人朗费罗笔下的那个“乡村小铁匠”的动人形象：头发卷曲，额头湿透，面孔充满力量，两只快活的眼睛似乎在向世界宣告，他是独立的，并不欠任何人的账。是的，他就是这样精神抖擞地站立起来并力求端正地行走在大地上，不仅通过奋斗拥有了幸福的生活与爱情，而且也实现了更高的精神追求，那就是读书与写作的欢乐。
　　  特别是当我读到这部长篇小说《格尔尼卡的欢乐颂》的初稿，我对宋欣以及整个残疾人群体，几乎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个群体所承载的生命苦难的确可以用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来命名，而这个群体的精神旋律也的确可以用贝多芬的《欢乐颂》来象征和比喻。一幅世界名画，一首世界名曲，两个经典意象，让这部表现残疾青年生活奋斗的小说显示了一种心灵净化与升华的力量。　　  宋欣是个有梦想的人，他同时也收集着同伴们的梦想。
　　  我个人在去年出版了英文译诗集《北方船》，曾签名送给宋欣一本，他认真读过之后，对我说让他最喜欢也最感动的是美国诗人休斯的那首《藏梦者》：“把你们所有的梦想都拿给我/你们这些做梦的人/把你们心中所有的/忧伤也拿给我”,他说他之所以要写这部以福利工厂为背景的小说，就是要把当年同伴们的梦想和忧伤用文学的“蓝云细布”包上，然后捧献给读者。
　　  我相信他这种真诚。以往描写残疾人题材的作品，往往都类同于励志书或悲情录，不是把残疾人描写成为走向神坛的圣者，就是如何艰难困苦，博取人们的同情的可怜人。而《格尔尼卡的欢乐颂》则不然，它是以小品式的幽默语言真实刻画了一群在福利厂工作和生活的残疾人形象。这里的每个人物都是那么鲜活而独具个性，不论是机智幽默的公孙文、痴情果敢的慕容霞，还是憨直可爱的牛大智、貌美心稚的关之玫、亦正亦邪的“瘸孙”，敢爱敢恨的“常流水”……这些特殊群体中的特殊人物，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是并不常见的，其人性中的忧伤与梦想，以及他们的言行状貌、性格风采、情感历程，均显得别样、灵动、腾挪有致，特别是作者倾注了极大心血和情感写出的牛大智，也许带有更多自画像的成分，在这组群像中尤显突出和令人难忘。
　　  灾难、涅、励志、创业、改革、时代症候、企业的经营及管理、爱情、师徒情、同事情、亲情、友情……这部小说承载的信息量如此丰富、驳杂，一如我们斑驳陆离的人生。
　　  《当代》杂志原主编、著名评论家何启志先生评价《格尔尼卡的欢乐颂》，说“这是继《推拿》之后又一部反映残疾人生活的优秀作品。”《推拿》是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而作为那届评奖的评委之一，我认为何先生这样比较主要是就题材而言，同时也考虑了艺术格调：《推拿》的悲悯叙事中有一种深刻的轻松与精准，而《格尔尼卡的欢乐颂》则以喜剧性的幽默呈现了梦想与忧伤的辩证。
　　  这其实不仅是艺术格调的差异，也是桑塔格所谓的“生命形式”的不同。就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来说，《推拿》的作者毕竟是那个特殊群体的局外人，他更需要的是入乎其内的移情体验，而《格尔尼卡的欢乐颂》的作者则是那个群体中的一员，身在其中，似更需要出乎其外的视野。因此，叙述的小品化，就成了后者特立独行的艺术选择。
　　  这部长篇小说不论是情节还是语言都让人联想到小品，那样一种喜剧性氛围已经很难说是结构元素还是叙述质地，但显然是作者自觉追求的写作风格。宋欣曾多次对我引述中外经典来论证优秀作品并不拒绝幽默这一简单道理，从《唐吉诃德》、《好兵帅克》、《第二十二条军规》到中国的《儒林外史》、《阿Q正传》、《贫嘴张大年的幸福生活》，其实不必引述，也不必论证，风格就是风格，说到趣味无争辩。更何况这也不仅是趣味问题，作者通过他的写作，尝试把小品和小说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其探索和创新精神不仅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相当成功的，《格尔尼卡的欢乐颂》的确能让人欢乐起来，把阅读变为真正的“悦读”，无论你是轻松一笑，还是掩卷深思，甚至潸然泪下，都会感受到一种“轻快美学”的力量。
　　  而且我认为，这种探索和创新来自生活。如果我们回溯到福利工厂的劳动生产环境，就不难认同那是一种原生态的、极为写实的生存境况。那些有着不同身世、遭遇、忧伤和梦想的青年男女，正是小品式的讲述、玩笑、交流，才让他们比常人艰辛百倍的生存与劳动有了奏响“欢乐颂”的理由和依据。不是吗？英国批评家洛斯金早就说过：“没有欢乐的劳动是卑贱的，没有劳动的欢乐也是卑贱的；没有忧伤的劳动是卑贱的，没有劳动的忧伤也是卑贱的”，常人如此，更何况残疾人这样的群体。伴随着忧伤的欢乐，赋予劳动以尊严，赋予人以梦想，也赋予这部小说以文本狂欢的艺术品格。　　  1937年春天，艺术大师毕加索应邀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创作一幅装饰壁画。构思期间，即当年的四月，发生了德国空军轰炸西班牙北部巴克斯重镇格尔尼卡的事件。正是这一震惊世界的暴行激起了毕加索的义愤和灵感，一幅注定被载入艺术史册的壁画杰作《格尔尼卡》由此诞生。
　　  这段历史缘由是人所共知的，其意义也是多方面的，比如现代艺术应该走出形式和技巧的象牙塔，而关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艺术家也要担当起社会和历史责任。但还有一点，往往被人们忽略，那就是这幅立体主义的杰作其实表现的是孩子们眼中的战争与灾难，因为在《格尔尼卡》充满了儿童画的元素，可以说，儿童天真无邪的心灵与目光同样是这幅画的主题之一。
　　  多年之后，在参观了一个儿童画展时，毕加索发表了这样的感想：“当我和这些孩子们一般大的时候，我就能画得很像拉斐尔了，但是我却花了很多年时间，来学会画得像这些孩子”。
　　  我之所以引证这句话，是因为我觉得，在我所读到的残疾人文学作品中，包括史铁生的散文和小说中，我总能感受到一种童心的想象力。这是不是残疾人文学的一种特质我不敢断定，但至少在这部题为《格尔尼卡的欢乐颂》的小说中，这是一种特质。小说中那种喜剧性的欢乐，总像是一种孩子般的欢乐，天使般的欢乐，而那种小品式的结构，也似乎有着儿童画般的意趣和境界，既是变形的、零散的，又是和谐的，完整的。画面感和戏剧性，也许是这部小说最能俘获人心的艺术质素，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妙趣横生的场景，富有生活质感的情节，以及小人物之间的斗智斗勇和剑拔弩张，使这个叙述文本不仅可“读”，甚至也可“看”。有人说这部小说出版后，也适合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我深有同感，它的文本的确具备了这样的潜质。
　　  从题材上说，这是第一部描写福利工厂的长篇小说；从文本上说，这是第一部小品式结构的长篇小说；而就作者的身份而言，这是一部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务虚笔记》更具原生性、草根性、狂欢性、个人励志性、时代当下性的残疾人文学作品。小说中的描写非常生活化，非常真实，非常接地气，它是献给残疾人的文学开心果，也是教人如何成为快乐的成功者的启示录。
　　  我曾问过宋欣，你对自己的创作有什么要求：他回答：一、好看耐读。二、独具特色。虽是闲谈，却可以看出他的不同流俗，特别是独具特色这一点，其实是很高的标准。我们看当下的许多作品，如果隐去作者的名字，一般读者会不知道是谁写的，但宋欣的作品却是难以混同的，《格尔尼卡的欢乐颂》可以证明，他正在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
　　  这种个人风格，无疑是与他的生命经历息息相关的，宋欣当年被隆隆火车扎过半身而致残的故事几乎是传奇的，在他生命垂危的瞬间，正是一篇自己的作文被发表的消息把他重新唤醒，直到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办厂创业，创业成功之时又弃商从文，回归文学，一心一意想实现少年时的文学梦想，这一切，都体现了文学的感召力，梦想的感召力。宋欣就是这样一个追梦人，藏梦者，在《格尔尼卡的欢乐颂》即将付梓出版之际，我仅祝愿他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梦想长存，自强不息，就像何启志先生当年对《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所说的那样：写出一生无憾的作品。宋欣在创作上经常以此自励，我相信他也一定会写出属于自己的生命史诗。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