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译者和他的“北方船”
发布时间：2021-08-20 来源于： 作者： 王家新 点击数：次
但是那数英里的星光——在傍晚——
揭开了最辽阔的燃烧——
那银灰色的国度——还
从未——被耗尽——
这是我翻译的艾米莉·狄金森《红色——闪耀——是黎明》一诗的后半部分。每当我读到——尤其是在灰暗、沮丧的日子读到那些真正让我激动的东西，我就想到了这几句诗。
感谢《北方船》的译者，让我再次有了这样的经历。新年刚过的一天，正要出门时收到一个快件，打开一看,是高海涛的译诗集《北方船》。我和海涛并没有太多交往，在他任辽宁文学院院长时曾请我去讲过学，我知道他是文学批评家，没想到他也“悄悄”译诗，更没想到这本译诗集会给我带来如此的欣喜。在地铁里我埋头读着这些译诗，我真希望地铁能一直开下去，以不中断我的阅读，甚至希望它能钻出地面，把我带向一片闪耀的晴雪或满天的星光下！
回到这本我已读了数遍的《北方船》，它收有近70位诗人的作品，除了朗费罗、叶芝、奥登、桑德堡、史蒂文斯、拉金、毕晓普、阿什贝利、默温等诗人，更多的是我们尚不熟悉的当代英美诗人的作品；这些译诗也多半是从美国出版的各种诗选和美国诗人学会的网页上选译的，大多都属于译者独到的“发现”，因此读起来首先让我有一种新鲜感。如译自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主编的《十年美国诗歌精选》（1988—1997）中的女诗人安妮·卡尔森的组诗《小镇生活》（The Life of Towns），就让我深为激动，所谓“小镇生活”都是诗人想象出来的，它打开了一幅幅奇异的人类精神生活地图，如《李尔王小镇》：
再比如《普希金小镇》：“当我活着，我就活在古老的未来”，开头一句就颇堪回味；这样的诗不仅是对想象力的召唤，也让我们去体会什么是生命与永恒、当下与久远。女诗人的缪斯穿行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有时也进入个人记忆的某个特定瞬间，如《我和你告别的小镇》：
今朝风色好。看啊，怎样的风，
千百种蓝千百种白千百种蓝千百种
白千百种蓝千百种白的风，和两只手臂
一起刮向道路的风。
诗看似简单，但在我这里却好像刮起了一阵奇异的穿堂风。我也相信这样的语言创造不仅令人愉悦，它还会引发我们的创作冲动。
像这样的好诗在这本译诗集中比比皆是。我总以为，如同一个诗人，一个译者必须“有所发现”，这是他存在的理由。海涛没有使我们的这种期望落空。他不仅译介了大量的“新诗人”，对熟悉的诗人诗作也能“翻新”，令我们刮目相看。如他对菲利普·拉金的翻译（《北方船》收入拉金的诗最多，有12首），拉金被公认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英国诗人，在中国已有大量译介，但在对比了几首诗的原文和不同译文后（其中有的译者甚至是我的诗人朋友），我不得不说，海涛译得最好。如拉金早期的名诗《北方船》：“我看见三只大船驶过海面，／其中一只注定要远航。／晨风从天空浩荡升起，无边的大海沸沸扬扬”，诗一开始就译得气势不凡，扣动人心。诗中描述第一只大船驶向西方的富庶之邦，第二只则驶向东方，“风如猎手，船如疲狼，／最后抛锚囚禁在异乡”（“And the wind hunted it like a beast／To anchor in captivity”），译者所精心再造的节奏和意象，读来令人印象深刻。而在这首诗的最后，东方船、西方船一一归来，或载回快乐或装满忧伤，但北方船仍有长路漫漫，“它头上是一颗流火的星辰，它注定的命运严峻而宽广”。海涛从汉语的传统（“七月流火”）出发，把原诗“Under a fire-spilling star”译为“它头上是一颗流火的星辰”，这太好了！相比于其他译文（如“在一颗喷洒火焰的星下”），这样来译，更能把我们引向一种“天启”，引向一种严峻而奇异的命运对位。的确，读完全诗，最后留在我们视线中的，就是“北方船”上空那颗“流火的星辰”了。
显然，海涛之所以这样来译，凝聚了他对自身命运的深切体验，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把这首《北方船》作为他的译诗集的开篇和书名。他借拉金来书写他自己的人生之诗。当然，人生不仅有命运的严峻，还有更丰富的爱，还有满含着温情的幽默，等等。这就是海涛对拉金的翻译为什么会如此投入，他带着他的喜爱、认同和心领神会，如《春天》中的这一节：“所有的季节，春天最无端／她是没上过学的野花的叛逆，／是河水与溪流的哗变，是大地／最会感动的女儿，并追求新奇无限”；再比如《我记得，我记得》，诗人描述他乘火车北上英格兰，中途停靠时看着人们从站台涌向熟悉的站门：“’啊，考文垂！’我惊叹，’我出生在这里。’”这样的译文，是语言的聚焦，也如梦初醒般地再现了一个让我们难忘的瞬间。
看得出，这本《北方船》记录了译者多年的爱，里面既收有在早年曾深深影响了他的一些作品，如朗费罗的名诗“My Lost Youth”（直译应为“我逝去的青春”，海涛译为“青春祭”，显然包含了他对自己少年时代的追怀：“少年的意志是风的意志，年轻的思想是漫长的思想……”），更多的译作则体现了他近些年来的阅读和关注点。可以说，海涛的这本译诗集贯穿了英美诗歌从浪漫主义到早期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的历程。从作品和风格的丰富性上看，他既有传统的品味和处理音韵旋律的能力，如他所译的朗费罗，也能以鲜活的口语把查尔斯·布可夫斯基（Charles Bukowski）这样的“酒鬼诗人”译得活灵活现；他既能“怀着巨大的沉默和坚忍”来翻译桑德堡这样的“人民诗人”，也能以精确、细腻的译笔再现毕晓普这位杰出女诗人的特有感受力和作品质地。而这一切，不仅体现了一个训练有素的译者“化身万物”、驾驭不同风格的能力，也体现了他随时“向好诗开放”的艺术敏感和吸收能力。
更让我欣喜的，是这本《北方船》（其副题为“我喜欢的英文诗”）的附录部分：“英译本中的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它收有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以及纳博科夫和布罗茨基的诗。展读这些译作，一种俄罗斯诗歌特有的精神气息扑面而来，如阿赫玛托娃《你将听到雷声》一诗的第一句“你将听到雷声，并将记住我的名字”，一读就让人有点颤栗，就让人听到那种苦难、高贵、尊严的声音。再比如曼德尔斯塔姆，这位天才的悲剧性诗人的作品已有多个中译本，我本人也曾试着译过一些，但以下这首《我多爱》，不仅第一次读到，而且让我对曼氏有了新的感受和发现：
我多爱这重压之下的人民，
他们像钉子一样坚守土地，
挺直着生活，睡眠、叫喊、生儿育女，
并把每一年当成一个世纪。
从异乡传来的任何消息，
听起来都那样奇妙无比，
就连怨恨、诅咒和叹息，
也像丛林一样，顽强有力。
真高兴海涛能为我们“发掘”出这样的好诗！看来我们有着相同的“俄罗斯情结”，而且他还能以此来反观和见证我们自己的命运。在“附录”的译者前记中他说他在翻译英文诗的过程中，一些俄罗斯诗歌也进入了视野，因为读着喜欢，就“忍不住转译了部分诗作”。当然他也有对从英译本转译的疑虑，但最终还是肯定了其意义：“翻译是一种文化密码的转换……正如白银时代诗歌是我们反观英文诗的重要维度，英译本中的白银时代诗歌，或许同样能为我们提供某种参照。”
现在看来，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转换”，是借助英译本对心灵密码的破译。经过这样出色的“转译”，俄罗斯诗歌不仅没有“丢失”，而是焕发了更多的新意。如他译的曼氏流放在沃罗涅日期间写下的《农鞋大的土地》：
你拿走了大海和所有的空间，
只给我留下农鞋大的土地，
还在四周布满栅栏。
但这样做对你有何益处？
没有。因为只要你留下我的双唇，
在沉默中，它们也有辽阔的语言。
我为这样的译文所吸引，同时我也深感惊讶，因为我恰好也曾依据另一个英译本译出了这首诗《你们夺去了》：
你们夺去了我的海我的飞跃和天空
而只使我的脚跟勉力撑在暴力的大地上。
从那里你们可得出一个辉煌的计算？
你们无法夺去我双唇间的咕哝。
两种译本区别很大，但这就是翻译所带来的丰饶和奇妙。我的译本依据的是企鹅版詹姆斯·格林的英译本，海涛依据的是纽约书评版克拉伦斯·布朗和诗人默温的合译本。两种英译各有着重点和强调，格林的英译本重视节奏、气势和声音的传递，而布朗和默温的英译本更重视意象（“农鞋大的土地”）以及逼仄与辽阔、有形与无形、沉默与声音之间的张力（“只要你留下我的双唇，／在沉默中，它们也有辽阔的语言”）。这两种英译都富有创造性。一般来说，英美译者尤其是诗人译者在翻译观念上更大胆，也更着重在英文中重写原诗的可能性，在这方面，他们继承了庞德的传统。诗人帕斯就曾这样谈到：“庞德的译诗是否忠实于原作？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正如艾略特所说，庞德’发明’了’英语的汉语诗歌’。从中国古诗出发，一位伟大的诗人复活并更新了它们，其结果是不同的诗歌。不同的——却又正是相同的（Others:the same）。”
“不同的——却又正是相同的”，这也正是创造性翻译给我们带来的诗歌。那么，作为一个英诗中译的译者，海涛的创造性体现在何处呢？除了其他一些方面，在我看来，这主要体现在他擅长以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化的修养和功力来改造和重写原文上，比如他以《诗经》的“七月流火”来译写拉金的“北方船”，并创造出“它头上是一颗流火的星辰”这一令人难忘的意象，比如他以中国古典诗词中常用的“风色”来形容安妮·卡尔森的风（“今朝风色好。看啊，怎样的风”），这些都增添了原作的魅力。再比如布罗茨基的《天使》，此诗也有其他人译过，我也读过，但未曾留下什么印象，但海涛译本中的一个“衣袂飘飘”，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
一个洁白的、纯棉似的天使，
至今衣袂飘飘，在我的橱柜,
在金属的衣钩上，飞来飞去。
正是因为她，这许多年来，我从未
遇上过麻烦事，连这寓所，也宁静
安逸。你会说，她是一个适度的神，
有自己的半径，很明确，也很谦虚。
上帝创造天使，和我们不同却又相似，
天使是无形的，却有颜色和飞的能力，
而后者，决定了她们无所不在的品质。
这就是为什么，她至今仍然与我同在，
不需要躯干，也不需要有形的四肢，
甚至不需要爱本身，仅仅靠翅膀和
肩上的带子，就凡事都可以去处理，
并且珍惜自己的匿名状态，让身体
伴随着幸福发芽，而那幸福的直径
在加利福尼亚冬夏常青，无可比拟。
布罗茨基的这首诗实在令人喜爱。“天使”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衣橱间的一只飞蛾，诗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入一个私密的语境。对照原文“A white, pure-cotton angel／till this day hovering in my closet……”海涛把“hovering”（盘旋）译为“衣袂飘飘”真是很奇妙，这样译既忠实于原作精神，也几乎等于从汉语中召来了一个幽灵。这是一个受到祝福的隐秘世界，有自己的“半径”和“幸福的直径”，而这个“衣袂飘飘”的“纯棉天使”，“适度”而又“谦虚”，具有“飞的能力”却又珍惜其“匿名状态”。这样的译文显然倾注了译者很深的爱，因为这也就是他自己多年来的精神写照。对照原文，我们还会发现海涛所做的某些变动，如原英译中指称天使的“him”（“他”）被译为“她”（“她是一个适度的神”），这种变动显然更适合中国读者接受；不过到了后面，“她至今仍然与我同在”的“她”，最好能译为“你”，因为原英译就是这样转换的：“That's why you are still with me”。这种由“他”（“她”）到“你”的转换，使诗人直接对他的“天使”讲话，诗的语调也会变得更亲密一些。
纵然如此，这首译作还是很动人的。总的来看，海涛从英译本中转译的这些俄罗斯诗人的作品，构成了这部译诗集的一抹异彩。看来借助优秀、可靠的英译进入俄罗斯诗诗歌，不失为一条途径。这样的翻译实践证明，像曼德尔斯塔姆、布罗茨基这样的诗人，完全可以通过英译来“转译”。陌路相逢，会是一种更令人惊喜的相遇。
当然，判断一首译诗的，最终不是看直译还是转译，而是要看翻译本身。甚至也不是看是否在字面上“合乎原作”，而是要看在忠实于原作精神的前提下，能否在汉语中创造出无愧于原作的“对等物”。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设想：是一个译者在翻译吗？是，但从更根本的意义上看，是诗歌在翻译它自己——是诗在翻译它的每一行。而我们译者，不过是语言的工具，如同原作者一样。美国著名诗人、杜甫等中国诗人的译者雷克斯罗斯（王红公）在谈他的翻译时就这样说道：“我们俩个一起为它工作”（“two of us working on it together”）。译者与原作者不仅要有一种“神交”，还有着这样一种“合作”关系：为了让一首诗完成并更新它自己，或者说，为了在汉语中创造出原作的“来世”（“afterlife”）。
我想，作为一个译者，海涛正是这样来工作的。他虽然并不写诗，但具有深厚的诗学修养，具有在一般学人译者中少见的诗的敏感和语言表现力。他的翻译也力求完美，比如布罗斯基的诗，他其实译过多首（见他的“贝加尔海”博客），但收入该译诗集的，就《天使》一首。在翻译中，除了艺术表现的其他方面，他还比较讲究押韵，比如拉金的《北方船》：“第三只大船朝着北方，它的海面幽暗而苍茫，但没有一丝风的迹象，甲板上只有凛冽寒霜”，这样的译文读起来琅琅上口，而又没有伤及诗的质地。翻译是一种综合的创造活动，在海涛的译作中我也感到了这一点。他注意押韵，但他也深知一首诗所包含的鲜明意象及音质、气息、语调以及内在节奏，这些才是一首译作得以获得生命力的最根本因素。
当然，在我看来，海涛的翻译还可以更有勇气一些。帕斯在谈翻译时就这样说：“庞德并不追求格律上的对等形式，他吸收汉诗意象系统与表意文字的神韵，用英语自由体形式实现了诗歌写作的升华。” 海涛从事翻译已有多年，他的翻译观及其译诗方法可能正处于一个蜕变期。他那些注重韵脚的诗大体上都处理得挺好，他也译有不少“自由诗”或叙述性的诗，显示出他处理不同“调性”的能力。他完全可以更大胆一些，也就是说，完全摆脱老一套译诗路数的束缚，从而迎来一个更自由的“化蛹为蝶”的时刻。
在《北方船》译后记中，海涛回顾了自己一生学外语、教外语、译诗的历程，这里我要特意提到“1976年的外语课”，因为它让我深受感动，并唤起了我自己作为同代人的生命记忆。1976年，一个荒凉而封闭的时代的尽头，海涛有机会参加了县里举办的英语培训班，而启蒙他的老师，是因言获罪、被下放到辽西的世界宗教学者于锦绣先生，于先生早年曾留学英法德多国，“在他即将离开我故乡那片贫穷土地的前夕，他对我们的教诲几乎是倾其所有。先生教我们英语是从ABC开始，而他所传授的却不仅仅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哲学、世界历史，中西文化。”的确，我相信，在那难忘的日子里，不仅是一门神秘的外语，而是另一个世界对他展开了，这正如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所说：“但是那数英里的星光——在傍晚——／揭开了最辽阔的燃烧——”！
这也就是海涛为什么会视翻译为一种“回报”：“我的本职工作是文学批评，但之所以还要写散文和译诗歌，动力之一就是回报语言，写散文是对母语的回报，译诗歌是对继母语的回报。”的确，这是一种“回报”，因为正是人类的这些伟大语言——它既包括了母语也包括了外语——哺育了我们，造就了我们。如果说荷马史诗中返乡的奥德修斯以故乡的语言讲述异乡见闻，可视为一个翻译的隐喻，在海涛的译文中，也恰好有一种“故乡”与“异乡”的对照，“归化”与“异化”的辩证。他以“故乡的语言”来翻译异乡，而他的“继母语”也使他重新发现了他的“母语”。在这个过程中，归来的水手给故乡带来了新的语言财富。我想，这就是海涛和其他译者对我们的语言文化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回报。
使我感动的正是这种爱，这种充满感恩之心的“回报”。在译后记中，海涛还引用了美国作家、诗人雷蒙德·卡佛的诗句以表明心迹，这几句诗是：“多年以后/我还是愿意/放弃朋友、爱欲，和满天星光/来换取一座没人在家的房子/也没有人回来/而我可以开怀畅饮”。显然，这里的“开怀畅饮”，指向的是独自投入一种忘我的语言劳作：在阅读与翻译之间，在“故乡”与“异乡”之间，它带来折磨，但它也带来了最隐秘的愉悦，甚至，它还让我想起了雷克斯罗斯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最后，尤其是，翻译把你从你的同时代人中拯救出来”（Last and not least, translation saves you from your contemporaries）。
注：王家新，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已收入作者论文集《黄昏或黎明的诗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5月版。
（编辑：moyuzhai）
揭开了最辽阔的燃烧——
那银灰色的国度——还
从未——被耗尽——
这是我翻译的艾米莉·狄金森《红色——闪耀——是黎明》一诗的后半部分。每当我读到——尤其是在灰暗、沮丧的日子读到那些真正让我激动的东西，我就想到了这几句诗。
感谢《北方船》的译者，让我再次有了这样的经历。新年刚过的一天，正要出门时收到一个快件，打开一看,是高海涛的译诗集《北方船》。我和海涛并没有太多交往，在他任辽宁文学院院长时曾请我去讲过学，我知道他是文学批评家，没想到他也“悄悄”译诗，更没想到这本译诗集会给我带来如此的欣喜。在地铁里我埋头读着这些译诗，我真希望地铁能一直开下去，以不中断我的阅读，甚至希望它能钻出地面，把我带向一片闪耀的晴雪或满天的星光下！
回到这本我已读了数遍的《北方船》，它收有近70位诗人的作品，除了朗费罗、叶芝、奥登、桑德堡、史蒂文斯、拉金、毕晓普、阿什贝利、默温等诗人，更多的是我们尚不熟悉的当代英美诗人的作品；这些译诗也多半是从美国出版的各种诗选和美国诗人学会的网页上选译的，大多都属于译者独到的“发现”，因此读起来首先让我有一种新鲜感。如译自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主编的《十年美国诗歌精选》（1988—1997）中的女诗人安妮·卡尔森的组诗《小镇生活》（The Life of Towns），就让我深为激动，所谓“小镇生活”都是诗人想象出来的，它打开了一幅幅奇异的人类精神生活地图，如《李尔王小镇》：
钟声在沉寂之前
总会此起彼伏地
喧响不已。就像
冬天之前的疯癫，
父亲之前的童年。
总会此起彼伏地
喧响不已。就像
冬天之前的疯癫，
父亲之前的童年。
今朝风色好。看啊，怎样的风，
千百种蓝千百种白千百种蓝千百种
白千百种蓝千百种白的风，和两只手臂
一起刮向道路的风。
诗看似简单，但在我这里却好像刮起了一阵奇异的穿堂风。我也相信这样的语言创造不仅令人愉悦，它还会引发我们的创作冲动。
像这样的好诗在这本译诗集中比比皆是。我总以为，如同一个诗人，一个译者必须“有所发现”，这是他存在的理由。海涛没有使我们的这种期望落空。他不仅译介了大量的“新诗人”，对熟悉的诗人诗作也能“翻新”，令我们刮目相看。如他对菲利普·拉金的翻译（《北方船》收入拉金的诗最多，有12首），拉金被公认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英国诗人，在中国已有大量译介，但在对比了几首诗的原文和不同译文后（其中有的译者甚至是我的诗人朋友），我不得不说，海涛译得最好。如拉金早期的名诗《北方船》：“我看见三只大船驶过海面，／其中一只注定要远航。／晨风从天空浩荡升起，无边的大海沸沸扬扬”，诗一开始就译得气势不凡，扣动人心。诗中描述第一只大船驶向西方的富庶之邦，第二只则驶向东方，“风如猎手，船如疲狼，／最后抛锚囚禁在异乡”（“And the wind hunted it like a beast／To anchor in captivity”），译者所精心再造的节奏和意象，读来令人印象深刻。而在这首诗的最后，东方船、西方船一一归来，或载回快乐或装满忧伤，但北方船仍有长路漫漫，“它头上是一颗流火的星辰，它注定的命运严峻而宽广”。海涛从汉语的传统（“七月流火”）出发，把原诗“Under a fire-spilling star”译为“它头上是一颗流火的星辰”，这太好了！相比于其他译文（如“在一颗喷洒火焰的星下”），这样来译，更能把我们引向一种“天启”，引向一种严峻而奇异的命运对位。的确，读完全诗，最后留在我们视线中的，就是“北方船”上空那颗“流火的星辰”了。
显然，海涛之所以这样来译，凝聚了他对自身命运的深切体验，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把这首《北方船》作为他的译诗集的开篇和书名。他借拉金来书写他自己的人生之诗。当然，人生不仅有命运的严峻，还有更丰富的爱，还有满含着温情的幽默，等等。这就是海涛对拉金的翻译为什么会如此投入，他带着他的喜爱、认同和心领神会，如《春天》中的这一节：“所有的季节，春天最无端／她是没上过学的野花的叛逆，／是河水与溪流的哗变，是大地／最会感动的女儿，并追求新奇无限”；再比如《我记得，我记得》，诗人描述他乘火车北上英格兰，中途停靠时看着人们从站台涌向熟悉的站门：“’啊，考文垂！’我惊叹，’我出生在这里。’”这样的译文，是语言的聚焦，也如梦初醒般地再现了一个让我们难忘的瞬间。
看得出，这本《北方船》记录了译者多年的爱，里面既收有在早年曾深深影响了他的一些作品，如朗费罗的名诗“My Lost Youth”（直译应为“我逝去的青春”，海涛译为“青春祭”，显然包含了他对自己少年时代的追怀：“少年的意志是风的意志，年轻的思想是漫长的思想……”），更多的译作则体现了他近些年来的阅读和关注点。可以说，海涛的这本译诗集贯穿了英美诗歌从浪漫主义到早期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的历程。从作品和风格的丰富性上看，他既有传统的品味和处理音韵旋律的能力，如他所译的朗费罗，也能以鲜活的口语把查尔斯·布可夫斯基（Charles Bukowski）这样的“酒鬼诗人”译得活灵活现；他既能“怀着巨大的沉默和坚忍”来翻译桑德堡这样的“人民诗人”，也能以精确、细腻的译笔再现毕晓普这位杰出女诗人的特有感受力和作品质地。而这一切，不仅体现了一个训练有素的译者“化身万物”、驾驭不同风格的能力，也体现了他随时“向好诗开放”的艺术敏感和吸收能力。
更让我欣喜的，是这本《北方船》（其副题为“我喜欢的英文诗”）的附录部分：“英译本中的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它收有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以及纳博科夫和布罗茨基的诗。展读这些译作，一种俄罗斯诗歌特有的精神气息扑面而来，如阿赫玛托娃《你将听到雷声》一诗的第一句“你将听到雷声，并将记住我的名字”，一读就让人有点颤栗，就让人听到那种苦难、高贵、尊严的声音。再比如曼德尔斯塔姆，这位天才的悲剧性诗人的作品已有多个中译本，我本人也曾试着译过一些，但以下这首《我多爱》，不仅第一次读到，而且让我对曼氏有了新的感受和发现：
我多爱这重压之下的人民，
他们像钉子一样坚守土地，
挺直着生活，睡眠、叫喊、生儿育女，
并把每一年当成一个世纪。
从异乡传来的任何消息，
听起来都那样奇妙无比，
就连怨恨、诅咒和叹息，
也像丛林一样，顽强有力。
真高兴海涛能为我们“发掘”出这样的好诗！看来我们有着相同的“俄罗斯情结”，而且他还能以此来反观和见证我们自己的命运。在“附录”的译者前记中他说他在翻译英文诗的过程中，一些俄罗斯诗歌也进入了视野，因为读着喜欢，就“忍不住转译了部分诗作”。当然他也有对从英译本转译的疑虑，但最终还是肯定了其意义：“翻译是一种文化密码的转换……正如白银时代诗歌是我们反观英文诗的重要维度，英译本中的白银时代诗歌，或许同样能为我们提供某种参照。”
现在看来，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转换”，是借助英译本对心灵密码的破译。经过这样出色的“转译”，俄罗斯诗歌不仅没有“丢失”，而是焕发了更多的新意。如他译的曼氏流放在沃罗涅日期间写下的《农鞋大的土地》：
你拿走了大海和所有的空间，
只给我留下农鞋大的土地，
还在四周布满栅栏。
但这样做对你有何益处？
没有。因为只要你留下我的双唇，
在沉默中，它们也有辽阔的语言。
我为这样的译文所吸引，同时我也深感惊讶，因为我恰好也曾依据另一个英译本译出了这首诗《你们夺去了》：
你们夺去了我的海我的飞跃和天空
而只使我的脚跟勉力撑在暴力的大地上。
从那里你们可得出一个辉煌的计算？
你们无法夺去我双唇间的咕哝。
两种译本区别很大，但这就是翻译所带来的丰饶和奇妙。我的译本依据的是企鹅版詹姆斯·格林的英译本，海涛依据的是纽约书评版克拉伦斯·布朗和诗人默温的合译本。两种英译各有着重点和强调，格林的英译本重视节奏、气势和声音的传递，而布朗和默温的英译本更重视意象（“农鞋大的土地”）以及逼仄与辽阔、有形与无形、沉默与声音之间的张力（“只要你留下我的双唇，／在沉默中，它们也有辽阔的语言”）。这两种英译都富有创造性。一般来说，英美译者尤其是诗人译者在翻译观念上更大胆，也更着重在英文中重写原诗的可能性，在这方面，他们继承了庞德的传统。诗人帕斯就曾这样谈到：“庞德的译诗是否忠实于原作？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正如艾略特所说，庞德’发明’了’英语的汉语诗歌’。从中国古诗出发，一位伟大的诗人复活并更新了它们，其结果是不同的诗歌。不同的——却又正是相同的（Others:the same）。”
“不同的——却又正是相同的”，这也正是创造性翻译给我们带来的诗歌。那么，作为一个英诗中译的译者，海涛的创造性体现在何处呢？除了其他一些方面，在我看来，这主要体现在他擅长以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化的修养和功力来改造和重写原文上，比如他以《诗经》的“七月流火”来译写拉金的“北方船”，并创造出“它头上是一颗流火的星辰”这一令人难忘的意象，比如他以中国古典诗词中常用的“风色”来形容安妮·卡尔森的风（“今朝风色好。看啊，怎样的风”），这些都增添了原作的魅力。再比如布罗茨基的《天使》，此诗也有其他人译过，我也读过，但未曾留下什么印象，但海涛译本中的一个“衣袂飘飘”，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
一个洁白的、纯棉似的天使，
至今衣袂飘飘，在我的橱柜,
在金属的衣钩上，飞来飞去。
正是因为她，这许多年来，我从未
遇上过麻烦事，连这寓所，也宁静
安逸。你会说，她是一个适度的神，
有自己的半径，很明确，也很谦虚。
上帝创造天使，和我们不同却又相似，
天使是无形的，却有颜色和飞的能力，
而后者，决定了她们无所不在的品质。
这就是为什么，她至今仍然与我同在，
不需要躯干，也不需要有形的四肢，
甚至不需要爱本身，仅仅靠翅膀和
肩上的带子，就凡事都可以去处理，
并且珍惜自己的匿名状态，让身体
伴随着幸福发芽，而那幸福的直径
在加利福尼亚冬夏常青，无可比拟。
布罗茨基的这首诗实在令人喜爱。“天使”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衣橱间的一只飞蛾，诗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入一个私密的语境。对照原文“A white, pure-cotton angel／till this day hovering in my closet……”海涛把“hovering”（盘旋）译为“衣袂飘飘”真是很奇妙，这样译既忠实于原作精神，也几乎等于从汉语中召来了一个幽灵。这是一个受到祝福的隐秘世界，有自己的“半径”和“幸福的直径”，而这个“衣袂飘飘”的“纯棉天使”，“适度”而又“谦虚”，具有“飞的能力”却又珍惜其“匿名状态”。这样的译文显然倾注了译者很深的爱，因为这也就是他自己多年来的精神写照。对照原文，我们还会发现海涛所做的某些变动，如原英译中指称天使的“him”（“他”）被译为“她”（“她是一个适度的神”），这种变动显然更适合中国读者接受；不过到了后面，“她至今仍然与我同在”的“她”，最好能译为“你”，因为原英译就是这样转换的：“That's why you are still with me”。这种由“他”（“她”）到“你”的转换，使诗人直接对他的“天使”讲话，诗的语调也会变得更亲密一些。
纵然如此，这首译作还是很动人的。总的来看，海涛从英译本中转译的这些俄罗斯诗人的作品，构成了这部译诗集的一抹异彩。看来借助优秀、可靠的英译进入俄罗斯诗诗歌，不失为一条途径。这样的翻译实践证明，像曼德尔斯塔姆、布罗茨基这样的诗人，完全可以通过英译来“转译”。陌路相逢，会是一种更令人惊喜的相遇。
当然，判断一首译诗的，最终不是看直译还是转译，而是要看翻译本身。甚至也不是看是否在字面上“合乎原作”，而是要看在忠实于原作精神的前提下，能否在汉语中创造出无愧于原作的“对等物”。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设想：是一个译者在翻译吗？是，但从更根本的意义上看，是诗歌在翻译它自己——是诗在翻译它的每一行。而我们译者，不过是语言的工具，如同原作者一样。美国著名诗人、杜甫等中国诗人的译者雷克斯罗斯（王红公）在谈他的翻译时就这样说道：“我们俩个一起为它工作”（“two of us working on it together”）。译者与原作者不仅要有一种“神交”，还有着这样一种“合作”关系：为了让一首诗完成并更新它自己，或者说，为了在汉语中创造出原作的“来世”（“afterlife”）。
我想，作为一个译者，海涛正是这样来工作的。他虽然并不写诗，但具有深厚的诗学修养，具有在一般学人译者中少见的诗的敏感和语言表现力。他的翻译也力求完美，比如布罗斯基的诗，他其实译过多首（见他的“贝加尔海”博客），但收入该译诗集的，就《天使》一首。在翻译中，除了艺术表现的其他方面，他还比较讲究押韵，比如拉金的《北方船》：“第三只大船朝着北方，它的海面幽暗而苍茫，但没有一丝风的迹象，甲板上只有凛冽寒霜”，这样的译文读起来琅琅上口，而又没有伤及诗的质地。翻译是一种综合的创造活动，在海涛的译作中我也感到了这一点。他注意押韵，但他也深知一首诗所包含的鲜明意象及音质、气息、语调以及内在节奏，这些才是一首译作得以获得生命力的最根本因素。
当然，在我看来，海涛的翻译还可以更有勇气一些。帕斯在谈翻译时就这样说：“庞德并不追求格律上的对等形式，他吸收汉诗意象系统与表意文字的神韵，用英语自由体形式实现了诗歌写作的升华。” 海涛从事翻译已有多年，他的翻译观及其译诗方法可能正处于一个蜕变期。他那些注重韵脚的诗大体上都处理得挺好，他也译有不少“自由诗”或叙述性的诗，显示出他处理不同“调性”的能力。他完全可以更大胆一些，也就是说，完全摆脱老一套译诗路数的束缚，从而迎来一个更自由的“化蛹为蝶”的时刻。
在《北方船》译后记中，海涛回顾了自己一生学外语、教外语、译诗的历程，这里我要特意提到“1976年的外语课”，因为它让我深受感动，并唤起了我自己作为同代人的生命记忆。1976年，一个荒凉而封闭的时代的尽头，海涛有机会参加了县里举办的英语培训班，而启蒙他的老师，是因言获罪、被下放到辽西的世界宗教学者于锦绣先生，于先生早年曾留学英法德多国，“在他即将离开我故乡那片贫穷土地的前夕，他对我们的教诲几乎是倾其所有。先生教我们英语是从ABC开始，而他所传授的却不仅仅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哲学、世界历史，中西文化。”的确，我相信，在那难忘的日子里，不仅是一门神秘的外语，而是另一个世界对他展开了，这正如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所说：“但是那数英里的星光——在傍晚——／揭开了最辽阔的燃烧——”！
这也就是海涛为什么会视翻译为一种“回报”：“我的本职工作是文学批评，但之所以还要写散文和译诗歌，动力之一就是回报语言，写散文是对母语的回报，译诗歌是对继母语的回报。”的确，这是一种“回报”，因为正是人类的这些伟大语言——它既包括了母语也包括了外语——哺育了我们，造就了我们。如果说荷马史诗中返乡的奥德修斯以故乡的语言讲述异乡见闻，可视为一个翻译的隐喻，在海涛的译文中，也恰好有一种“故乡”与“异乡”的对照，“归化”与“异化”的辩证。他以“故乡的语言”来翻译异乡，而他的“继母语”也使他重新发现了他的“母语”。在这个过程中，归来的水手给故乡带来了新的语言财富。我想，这就是海涛和其他译者对我们的语言文化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回报。
使我感动的正是这种爱，这种充满感恩之心的“回报”。在译后记中，海涛还引用了美国作家、诗人雷蒙德·卡佛的诗句以表明心迹，这几句诗是：“多年以后/我还是愿意/放弃朋友、爱欲，和满天星光/来换取一座没人在家的房子/也没有人回来/而我可以开怀畅饮”。显然，这里的“开怀畅饮”，指向的是独自投入一种忘我的语言劳作：在阅读与翻译之间，在“故乡”与“异乡”之间，它带来折磨，但它也带来了最隐秘的愉悦，甚至，它还让我想起了雷克斯罗斯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最后，尤其是，翻译把你从你的同时代人中拯救出来”（Last and not least, translation saves you from your contemporaries）。
注：王家新，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已收入作者论文集《黄昏或黎明的诗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5月版。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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