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精神家园》注疏

　　张翠的《文学与精神家园》这部书稿，我是在电脑上浏览的，但却像读一本印出来的书，有翻阅感，也有不忍释卷感。这可能是因为我对作者比较熟悉，包括她在辽宁文学院进修和在辽宁大学读研期间，我都由于多种机缘，看过她的多篇论文与评论。
　　论文与评论是不同的，美国的著名期刊《二十世纪文学》（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就只设两大栏目，一是“论文”（Essays），一是“评论”（Reviews）,区分很明确。这种区分是否必要，或对当下中国学术界有什么意义且不谈，我想说的是，张翠似乎也为她自己编了一本《二十世纪文学》，一半是论文，一半是评论，一半是理性清澈的梳理，一半是感性充盈的阐释，而联系全书两部分的最重要的关键词，则是她心向往之的“精神家园”。 　　“精神家园”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应该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是在精英层面，然后是在大众层面。而在此过程中，文学批评以及后来兴起的文化研究起到了不可忽略的推进作用。近二十多年来，国内难以数计的理论批评和社科学术文本，几乎随处可见类似的概念与表述。以至“精神家园”的语义变得很复杂，既通俗又深刻，既宽泛又独异，既是一个哲学概念，也像一个美学术语，还像一种批评视角或研究方法，并由此很快融入了大众话语，从报刊、影视到互联网，人们对这个词已不再陌生。直到“精神家园”被引入十七大报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话语整合的过程，从哲学命题到美学思考，从文学探求到政治理念，呼唤精神家园，寻找精神家园，建设精神家园，成为上世纪末到新世纪初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话语之一。
　　张翠作为一个青年学者，选择了这样一个具有宏阔时代感和广泛认同感的研究论题，可谓立意不凡，体现了一定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她首先从“历史追溯”入手，阐析中外与此相关的哲思与经典，在此基础上，论及精神家园作为文学主题的特殊性和创造意义。这是一个很让人动心的论题，普鲁斯特说：“一种思想的强有力，让它的挑战者也充满力量”，张翠虽不是挑战者，但显然对这一思想谱系情有独钟。我甚至觉得，她作为女性，对精神家园的那份执著探求，与女性本身所特有的家园意识、家园情怀也可能不无关系。我尤其赞赏作者的梳理功夫，那份清晰和细致，几乎能令人想起俄罗斯女画家谢列布里亚科娃的著名自画像《梳妆》，凡所例举，既可以作为其他学者进行深入研究的参照，也可以让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直接感受到那种穿透历史、照亮时代的思想和精神的诗意。
　　众所周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是“精神家园”概念集大成的阐述者。《剑桥哲学研究指针丛书．海德格尔卷》（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收入了一篇题为《海德格尔与艰难时世》的文章，其中一段这样写道：“1918年12月23日，星期一，正当圣诞前夕，怀着八个月身孕的年轻的海德格尔夫人，决心冒着弗莱堡的严寒，穿越市区，去找到曾为他们当初证婚的克莱伯教授，向其诉说她的丈夫、哲学讲师马丁.海德格尔在信仰上的一些变化”。这段话本身就让人感动，关心信仰问题，才是对精神家园的真正寻求。而也许正是从那个艰辛难忘的日子开始，海德格尔的“精神家园”之思逐渐走向深邃与成熟。这个过程应该是贯穿了“二战”前后，也贯穿着他的整个哲学体系。无论是他对“存在被遗忘”的揭示，还是他对技术的追问；也无论是他对现象学的质疑，还是他对荷尔德林的诗与梵高的画的卓越诠释，都可以归结为两句话，即人类失去了精神家园，人类需要重返精神家园。作为出身于农家的孩子，海德格尔有时用“大地”来表述这种宏大的家园感，他从荷尔德林的诗中看到“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美，从梵高的画里听到“大地无声的召唤”。对此，伽达默尔后来说，“大地”被海德格尔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几乎如同一个哲学概念。
　　当然，早在海德格尔之前，哲学家对家园的叙事就已经浮现，即使不是“前人之述备矣”，也自成渊源体系。如黑格尔就对“家园”一词有过明确的哲学体认，说只要提起希腊这个名字，就会在欧洲人心中唤起家园之思。还有康德，他对“星空”与“道德律”的言说传达了对世界精神的终极关怀。如果再往前推，在圣经的《出埃及记》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我们也同样能体悟到到文化乡愁的美丽、深刻与丰富。包括我们中国的孔子。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说：“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克己复礼”，这些不仅是他的政治观，更是他的文化观。而孔子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他以宠辱不惊的姿态站在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深处，证实着一种文化还乡的可能性。其实不仅孔子，所谓“更有南华供细读，逍遥游拟学蒙庄”，中国的道家文化，老庄思想，也同样印证了家园之思的理趣与风神。正如张翠以其散文化的诗性语言所阐述的：
　　大树上的鸟巢是家园的意象，它本身就是家园；屋檐下悬挂的红辣椒串和金玉米是别一种家园意象，因为相对于鸟巢，它是家园中世俗生活的温馨标志。而鲲鹏畅意遨游往往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整体意象。
　　这种家园意识，像雨像雾又像风，挥之不去，梦萦魂牵，以精神能量的方式不断释放，驱动人们不停去寻找，却又始终在寻找的路上。在寻找精神家园的旅途中，真正的路就是不懈地寻觅。精神家园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既是道路又是家园，它让人类在永恒的追寻中收获诗意的栖居。               　　精神家园不仅有其哲学谱系，也有其悠久的文学传统。荷马史诗《奥德赛》中英雄的还乡历程，不仅是回到作为实体的家园与妻儿团聚，更是为了寻找心灵的乡土。18世纪，德国诗人诺瓦利斯唱出了“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的悲歌；而浪漫派的先驱荷尔德林，更是以庄重的忧伤和神圣的歌吟，塑造了一个为重返家园而在黑夜里走遍大地的诗人形象。19世纪，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俄罗斯灵魂”找到了归宿，而在大洋彼岸，马克.吐温笔下神奇的密西西比河却意外地成了全世界孩子们的精神乐园。20世纪，卡夫卡坚持孤独地寻找自己的精神“城堡”，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的孤独中祈盼新家园的重建，等等。实际上，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拉长，比如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们，仅以近年为例，从奈保尔、库切、帕慕克、斯特朗姆、门罗到莫蒂亚克，谁的作品没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过文化乡愁的主题呢？可以说，家园之思不仅可以是具体作品的主题，也几乎是全部文学最核心的母题之一。但就理论探讨而言，我并不赞成对精神家园的文学表现作过于普泛化的理解，要是选一部最典型的作品，我会选契诃夫的《樱桃园》，因为恰如张翠所说，《樱桃园》“具有现代启示录的意义”。
　　我曾写过《契诃夫：戏剧与精神家园》一文，评析《樱桃园》和《三姊妹》。我认为契诃夫的这两部剧作，都属于现代人命运与乡愁的经典和杰作，其现代启示录的意义可圈可点。“三姊妹”是一位已故将军的女儿，她们在一个边远的小镇上过着庸常的生活，婚姻不幸，真爱难寻，唯一支撑她们的就是有朝一日能重返她们的“莫斯科”。整个剧情是“自然主义”的，但三个女主人公是那样天长日久、不厌其烦地怀念“莫斯科”，这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首都莫斯科构成了她们精神家园的象征。我印象很深的是这样一个细节，三姊妹中最小的伊琳娜，因为自己想不起意大利语中的“窗子”一词而深感沮丧，仿佛那个明亮的外国词能够立即把她从绝望的苦海中救出去似的。与《三姊妹》相比，《樱桃园》的家园主题更具有整体性和象征性，如果说《三姊妹》表现了对精神家园的不屈向往，那么，《樱桃园》就是表现了精神家园如何被破坏、被失去的挽歌般的历程。而这种破坏和失去，是发生在所谓“新生活开始了”的历史时刻。“樱桃园”是一个象征，作者的好友蒲宁曾指出，实际上在俄罗斯并没有这样的“樱桃园”，它只是契诃夫的“心灵风景”。而庄园的命运是被树木被砍伐的声音所提示的，那无情而又意味深长的声音就像历史和生活的脚步，令人感动并惊心。庄园被出卖了，等候搬家的一家人坐在长椅上，“如同依偎在同一根树枝上的几只燕子”，真是伤心人语，如诗如画。
　　毫无疑问，以精神家园为主题的世界文学传统是伟大的，而就中国文学而言，如果我们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列入其中，不仅名至实归，而且别具神韵和风采。曹雪芹是诺瓦利斯与荷尔德林的同时代人，也和他们一样，怀着十八世纪特有的文化乡愁，写出了观照民族和人类心灵的杰作。荷尔德林曾被海德格尔称为德国“最在家”的诗人，那么曹雪芹也可以被称为中国“最在家”的诗人。《红楼梦》在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空间中，承接汉唐以来的中国诗学传统的，熔铸了“天书与人书相融合的品格”（杨义语），彰显了传统文化无可比拟的精神魅力。可以说，这部产生于十八世纪封建末世的文学杰作，其实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心灵秘史和几千年精神家园的挽歌，它所叙述的是纯粹的中国经验，特别是中国人的家园感和家族意识，因此有着巨大的文化亲和力、感召力和慰藉力。张爱玲曾这样谈她30年代在中学时的感受：“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流言》）这个“详”字正说明了《红楼梦》通贯全书的诗意关怀与文化关怀的特质，那种史诗和风情画卷般的全面展示，足以象征我们民族的文化家园和精神家园。正因为如此，这部杰作才像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德国的《浮士德》、西班牙的《堂吉诃德》、法国的《巴黎圣母院》、俄罗斯的《复活》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样，成为中华文化的优秀代表。有海外学人说，带着《红楼梦》远行，书在身边，故乡和祖国就在身边，贾宝玉、林黛玉这些最纯最美的兄弟姐妹就在身边，家国的欢笑和眼泪就在身边。确实，对于中国人而言，无论走到天涯海角，这部杰作都会引起你的故国之情和家园之思，这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几乎是惟有《红楼梦》才能广泛证明的阅读体验。
　　陈寅恪先生在《南渡北归》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这段话岂止是在悼念王国维，也是在谈论《红楼梦》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他提示我们，《红楼梦》式的文化叙事在近代以来，可能已成为”中国故事“的某种强有力的典范和传统。如巴金的《家》，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使这部小说在”五四“时代得以风行并支撑起其文学性的，首先并不是小说所展示的”革命“或”反封建“的主题，也不是什么“新人”的塑造，而恰恰是被反叛的家族史和家园梦，以及那种凄美幻灭的美学格调。　　文艺作品表现精神家园的主题，其重要特征和标志，就是能让人的精神有所慰藉，有所皈依，有所归属。人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这注定了他是具有内心深度的存在，也注定了他要坚持一种高更式的追问：“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又往何处去？”无论古今，寻找心灵的安顿处都是人生的要义之一。于是就有了宗教和神话，也有了文学和艺术。如果说在过去的年代，人们可以忍受物质的贫乏，却无法忍受生活的无意义，那么在物质日益丰裕的今天，精神空虚则更加成为普遍的危机。人类如何找回自己失去的“草帽”，现代人如何重返精神家园，正日益成为哲学的课题和文学的主题。
　　张翠对精神家园之思的梳理是必要的，也是独具个性的，学理与诗意兼具，思辨性与可读性融通，足以让人产生联想并引发继续探讨的兴趣。而尤其不仅必要，也堪称美好的是，她还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通过对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现状与作家作品的评述，以更多的篇幅为精神家园之思提供了中国经验的参照。
　　这是独具特色的作家作品论系列，其中包括“《白鹿原》对失落民族精魂的寻觅”、“贾平凹对精神家园的执着探求”、“张炜对精神家园的顽强坚守”、 “阎连科神秘的精神体验”、“莫言本土性的世界写作”，以及“女性作家对精神家园的构想”等专题。可以说，这是从精神家园的视角，对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几位作家及其最具代表性作品的集中阐释和解读，这是一项非常有建设性的工作，虽然不敢肯定是否以前有人做过，但张翠的个性化解读还是显示了非常扎实的功力，其关注点的周密，以及鲁迅评萧红所说的那种“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是能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参照和借鉴的。仅以她对贾平凹《带灯》的言说为例，就可见对其作家作品的敬重和真诚——  
　　《带灯》显示了贾平凹处理中国乡土经验的能力和勇气，同时代许多作家当遁入历史时，才能言说中国乡村，而《带灯》却能直抵中国当下乡村的真相……带灯说：“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与陈忠实的笃定不同，贾平凹确实是一个一等的伤心人。他是一个凄惶又执拗的行者，不停地在回家，却无家可回。他以一颗赤子之心始终在奔向家园的路上，不停地寻找、失落，失落、寻找……自《废都》开始，贾平凹的长篇系列创作本质上是对回家的言说。如果说《废都》叙述了知识分子在文化转型中的“无根”状态，那么《秦腔》则书写了农民在乡村变革中的“拔根”状态。而无论怎样看，《带灯》都和以前的小说构成了巧妙的呼应，从而反观了农村的变迁、乡土的消逝。
　　农村或乡土对中国人的内心世界而言，从来都是寄托文化乡愁的广袤空间，甚至还具有超越乡愁的精神再生意义。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费孝通先生则明确提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因为“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而且“乡土还是我们复兴的基地”（《乡土中国》）。考察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我们都可以看到，乡村的回归与家道的复兴，作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理原型，具有深远的历史基础。仅以《红楼梦》为例，关于贾府败落之后，王熙凤的女儿巧姐远嫁乡村的情节安排是独具深意的，美国的夏志清教授据此断言：“至少贾家的一房，由于在乡村生活环境中得到了精神上的复元而得救”。这是一次真正的精神还乡，它暗合着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的情节，要她在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并设立私塾，如将来家道中落，子孙即可回乡读书务农。这一奇特梦境与其说体现了个人的遗愿，不如说体现了封建家族共有的忧患意识，更不如说体现了中国人家族观念中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农村的变迁、乡土的消逝”是严重的，而深刻表现这一悲剧性、史诗性进程的作品，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指出：“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作为健全的读者阅读，以精确、敬畏和快乐为榜样。相比于创造行为，这是次要的任务。但是它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没有批评，创造本身或许也会陷入沉默”。张翠就是这样，无论是她的论文还是评论，都是在“精确、敬畏和快乐”的基调中展示批评的力量，她的评析是质朴的，也是灵动的，没有刻意显露的锋芒，却有知人论世的温婉与坦诚。这种评论风格，在本书的下编“地域文学行旅”中，表现得更充分也更鲜明。
　　纵观张翠对辽宁作家作品的数十篇评论，我不禁想起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感叹：读评论的人可以一目十行地浏览，写评论的人却要一行一行地落笔。确实，写评论是不容易的，尤其在这个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学术却越来越项目化的时代，作为一个高校教师，能以和面对全国一流作家同样“精确、敬畏和快乐”的态度来关注身边的、本域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成果，这不仅需要爱与知，也需要宁静和淡定的情怀。或者说，这需要一种发自生命本真的乡愁，需要对精神家园之本意的深刻理解，因为所谓的“精神家园”，也即是人的心灵归宿或精神安顿处，它意味着超越世俗功利的精神探求与对话。 
　　广袤的乡土，是人类文明的起源，童趣盎然的村庄，是历代文人无法摆脱的原乡……在城镇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村落文化结构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空心化”的解体倾向，城乡之间进一步拉近混搭难解难分。面对着一个“缱绻与决绝”的“离土中国”和“无土时代”，作家应该以一种新的叙事策略书写变化的乡土中国。(《陇上行》)
　　诗人宋晓杰说过一个特别温暖的词——母土。地域就是一个人身体和心灵安放的母土，对于在精神世界里探寻的诗人而言，母土是诗意背后的底色、灵性与力量。她是老家的月光，是母亲的棉花，是牌坊下流动的春天，是风吹稻浪的秋野……(《辽西母土上的心灵之约》)
　　在王文军的诗语场里，我们自始至终感触到的，都是浓得化不开的乡土情怀，是葱郁的生活气息，是他的辽西之爱，是他对美的痴情和灵知。(《乡土书写与田园言说》)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作为诗人，慕白用诗替自己找到了适合自身的还乡之路。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行者》，无疑，诗是他行走的一种方式，是他回家的方式……慕白的诗歌语言是在故乡的土地上定性的，故乡语言作为他诗歌的底色是诗人精神支柱的外壳，这种表现是为人与为文的一致，也是生命与存在的一致。(《诗是唯一回家的路》)
　　张翠的这些评论话语，似乎同样充满了乡愁和家园之思，换言之，“精神家园”对于她不仅是概念和研究对象，也是一种批评信念和批评视角。正是凭借这种信念和视角，她才获取了一种评析的自由和言说的张力，用她评价李万武先生的话说，这种批评是“漫溢过家乡的文学之河，流向波澜万丈的中国文学之海”。这是比喻，也或是联想，张翠生活在辽西的海边，她家乡的河是辽西的大凌河，古称白狼河，恰好是在她执教的那个城市，这条河纵身跃入大海，或许她推窗就能看，那个被称作“白狼入海”之奇观的景象。
　　而且这种批评的关注面是很广阔的，综观其范围，不仅涵盖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也有评论和诗歌，乃至古体诗赋。这种多样性的选择，我觉得也同样值得感动，因为这需要耐心，需要不断从头开始把握一些新的资源和话语。而这其中，我觉得对诗歌的言说是尤为突出的。按新批评的说法，诗歌是一种高度自治的文体，有人称之为“诗格兰”，尤其近年来的中国新诗，以模仿为时尚，以时尚为圭臬，仿佛自有一套典章制度、价值密码，被一些装模作样的诗人及诗评家们把持着所谓的“话语权”。但张翠却不理会这些典章和密码，她凭着自己对诗歌的感受说话，对李见心等辽宁诗人给予及时的关注和推介，诗评数量之多，远超其他门类。美国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说过：“诗歌不仅是翻译所丢失的东西，也是阐释所丢失的东西”，而张翠对辽宁诗人的阐释，或许是丢失最少的，她的这些有品格也有张力的诗评，正如她所评价的诗人诗作，“像辽西的风一样劲健，像辽西的水一样深情，以心灵之光灼照那些普通的汉字，开掘出别样的情感深度与审美空间”。                        　　 如果说“文本”（text）一词的最初含义就是“编织”，那么在这本书中，张翠所“编织”的就是一幅关于“文学与精神家园”的全景壁毯，密实挺括，耐用美观，看上去令人愉悦而温暖。以家园之思照亮本土文学，以本土文学印证家园之美，构成了这本书的独特风貌。
　　作为一个地方高校的教师和评论者，张翠对辽宁文学群体的关注既是自然的，也是充分自觉的。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地域和地方才更应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这就是所谓“全球本土化”战略的要义所在。现在体制内的学术研究，给人的印象是一方面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文化选题没人做，一方面则是蜂拥而上，追逐这样或那样的理论热点。这就如解构主义批评大师同德里达在《明信片》中所写到的情形，一位学文学的女大学生正为毕业论文选题发愁，德里达建议她不妨写一写电话“接线生”的形象史，但女大学生却对此十分不屑，说她还是更关心文学本身。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在多元取向中凸现出来的价值趋同与好高骛远，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高于这位女大学生。宁可人云亦云、重复炮制、进行毫无创意的所谓“知识生产”，也不愿接点地气、立足本土、扎扎实实地关注身边的文学群体，以及他们所提供的独特经验与话语。
　　而张翠却难能可贵地做到了这一点。她说：“辽宁的文学无疑是有地域特点、有整体实力的，它健康而质朴，清澈而神秘”（《后记》），也许正是这种清澈而神秘的特质吸引和激励着她，让她引一腔豪气，化一派静气，以诗意的柔情附丽于思想的侠骨，写出了这些浓浓淡淡、可读可思的文字。用她的话说，这是在某一个早晨发生的动机：“......那个早晨那种感动和思绪令我自己也惊呆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我无限珍重情缘，感恩语言的奇迹和文学的力量。于是我决定把我十多年来的关于辽宁作家的研究文字整理出来，献给我的文学我的故乡，在我的精神家园里种下一株思想的芦苇”。（《后记》）
　　张翠的愿望很小，又很大，因为“思想的芦苇”就是人本身。这个比喻出自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据说法国当年曾经有一伙强盗，托人到巴黎，买了最好版本的《思想录》，行劫之暇读几页，心中快乐。这故事是否真实不知道，但由此可见，有一个“精神家园”是多么必要，种一株“思想的芦苇”是多么美好。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