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之城与“想象”之城――当前城市文学的城市品格及写作期待
发布时间：2021-08-20 来源于： 作者： 俞敏华 点击数：次
新世纪以来，关于城市经验及城市书写的话题越来越丰富而又高频率地进入我们的视野，这应该与新时期以来中国进行的城市化进程有关，也与新一代拥有强烈的城市生存体验的作家正渐趋成为文坛创作的主力有关。换言之，如果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以乡土叙事为中心的话，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史则将越来越突出城市文学的显要地位。这一方面，来自于城市以不可阻挡的趋势作为场景或背景在作品中大量存在，另一方面，来自于越来越多的人对自身成长和生活中所面临的城市生存体验的自然而然地关注。即在一个城市已经不是一道背景，而是一种生活的时代，城市文学必将越来越成为阅读者关注的话题。那么，文学作品如何建构和书写城市，城市生活（或生活经验）如何在文学作品中被展示、被虚构？这些都是当下作家所面对的一个看似自然而然却十分严肃的问题。
在笔者对小说作品的阅读经验中，如果从作品所书写的城市的审美品格来看，新世纪以来，有两类城市叙事令人印象深刻，一类是地域特征鲜明的城市文学，我将其概括为本土化之城；另一类却往往以非现实的手法刻意地去创造一个城市为乐，我将其概括为想象之城。我以为，这两类写作方式中产生的优秀作品，将中国城市文学的书写推向了一种个性化写作的高度，不仅从文学史的角度丰富了城市经验的表达方式，也将成为未来城市文学写作的期待。
关于地域特征鲜明的城市文学作品，我们很容易将其与诸多描述各大城市的独特性的作品相联。比如，池莉笔下的武汉小市民生活，王安忆的上海弄堂人家，程乃珊的新旧上海风尚，范小青的苏州小巷韵味，徐则臣笔下无法安然的北京，以及邓一光、南翔等人笔下躁动的深圳之城，等等。这些作品风格各异、作品主题也各不相同，然而，无论是展示日常生活的琐碎还是都市情感的迷离，或者是直指城市生存体验的哲性之思，一定意义上，这些作品都努力地寻找着表达主人公生活着的某城的文学意象和符号。相较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压抑和被遮蔽的城市经验表述而言，这些文学意象和符号，就像一道新增的菜肴，为文学史的宴席带来了新的感受。而作品给读者留下的鲜明的城市地域特征，则展示了中国城市文化特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并且，在一种关注日常生活的气韵中触摸着主人公各自生活着的城市的温度。
这里，我们不妨以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例。小说开篇以相当长的篇幅描述了弄堂、流言、闺阁、鸽子之后，一出手，作者便刻意地将王琦瑶融进了上海这个城市中，似乎只有上海，只有有了这些标示着上海的弄堂的事物，才有了王琦瑶。王琦瑶的人生经历了沪上淑媛、爱丽丝公寓女主人，建国后过着沉默而又平民化的生活，直到一个物欲时代中碧落黄泉。一个女人四十余年的情与爱、幸与不幸，都与上海这所大都市四十余年的时代变革、沧海桑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我们都有理由认为，王琦瑶的生活代表了一种从旧社会走向新时代的上海弄堂女人的生存范式。在动荡和飘摇的年代里，只有上海都市的繁华才能成就出三小姐王琦瑶，也只有上海的弄堂和上海生活的那种世俗和从容，才容得下这样一位女子的生存。而王琦瑶及其周边人群的举手投足，也十足地展示出了上海风情。王琦瑶的精彩故事与上海弄堂的风物人情，在作品中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融合。
又如，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这样的作品，以一种外乡人在北京城寻找立足之地的视角书写城市。一群青年人带着理想和激情来到北京，北京之于他们却是一个冷漠而又困顿的都市。他们努力与城市对话着、接近着、对抗着，却常常陷于边缘人的身份困境。然而，面对这座都市，一群又一群的青年持续不断地梦想着自己的城市人生。换言之，对于这座城市而言，梦想和执著从未停歇。这是一种外乡人所追赶着的城市，也是现代大都市生机勃勃却又杂乱不堪的重要一维。
若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种城市书写，体现出了作家通过书写日常生活来感知城市的生活气息的写作特征，这种写作显然是生动地、充满城市生活的地道感。因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我们对于城市的感受有一个很强势的介入姿态，即认同乡土经验或从乡土经验出发的书写。像茅盾的《蚀》三部曲和《子夜》，就是以一种乡村和城市进行对比的方式书写城市的，《子夜》开篇吴老太爷眼中那个光怪陆离的“可怕的”世界，可算得上是现代作家乡土视野眼中的城市典范。而如三十年代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穆时英、刘呐鸥等人，则通过聚焦于霓虹灯、舞场、赌场、电影院等都市新兴事物来书写城市的新奇和迷离，只可惜这样的作品聚焦的只是外相的都市，或都说只是少数人的都市，这就像一个刚刚走入新奇领域的游客，迫不及待地描述着他的新奇感受，还没有来得及定居下来偿偿柴米油盐的滋味。倒是“新感派”的另一位代表作家施蜇存，以其作品《梅雨之夕》，深深地触地动了都市生活的心境。“我”在车站上看到那个美丽少女而触发了一种男性荷尔蒙，并最终鼓起勇气邀她与自己同撑一把雨伞走了一段路。作者意在阐释一种性的意识，然而这种意识却明显是属于城市的时空的。特别是在小说结尾，作品如此写道：“妻问我何故归家这样的迟，我说遇到了朋友，在沙利文吃了些小点，因为等雨停止，所以坐得久了。为了要证实我这谎话，夜饭吃得很少。”一语道破都市生活的心灵的突围与限制。另一个能够如此感受到都市的节奏的作家，当然非张爱玲莫属，因为她的土生土长的城市生活经验，使她的作品充满了真正的上海生活气息。
然而，这样的叙事并没有维持多久，或者说，一开始就成了被遮蔽的对象。进入新中国后，城市与资本主义生活的标签间建立一种无法抹除的联系，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所展示的城市生活作风与革命时期生活的对照化写作视点，可算作是未来三十余年间中国文学对待城市的隐喻式描述。在这里，城市乃是一个将人拉向腐败、堕落的陷阱，是需要引起高度的警惕甚至是必须采取防范或教育手段的。而作品被批判的命运，则进一步彰显了政治意识强势控制文学的时代中城市书写的虚无缥缈的命运。
可以说，我们的城市叙事是从八十年代才开始走向自由化的，不过，八十年代的文坛似乎更关注于叙事的变革和小说的怎么写，并未将到底写的是乡土经验还是城市经验作为重要的话题。直至今天，城市文学已悄然地走到了展示个性化的城市特征的层面。在此，我并不想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的文学史进程，然而，就城市文学这一话题而言，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前进的步伐。如果要对这样一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展示了某个城市的叙事特征进行概念式的阐释的话，我们不妨借用城市叙事的本土化这一词汇，本土化的叙事也意味着拒绝抽象化、概念化的城市书写，而展示城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二
关于作品中对城市的想象和刻意创造，似乎是一个不必言明的概念，作为有经验的读者，大概都会明白，作品中的城市都有着虚构的成分，而且，越是在一个虚构的空间中，作家的想象力往往会拥有一个更大的释放空间。不过，这里强调的虚构的城市，主要指那些往往用非现实的手法，超越现实主义的写作要求来创造的城市。更确切地说，在作品中，作家总是以一种奇思遐想的方式书写城市经验，有时，作品也融合日常生活琐事，甚至给人一种现实世界的感觉，但是，不管怎样，作者对这个世界有明显的虚构指向，刻意地去告白书写对象的超现实性。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以及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1Q84》。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城市在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的对话中呈现，然而，一个个城市被呈现的时候即是城市被不断地解构和重组的时候，在这些没有时间、空间甚至没有历史感的城市中，那些实实在在的地名似乎只在标示着一场难以分辨真实与想象的旅程，而关于城市的描述也成为了一个寻找未来之城和人类自我拯救的途径。就如同卡尔维诺在《序言》中所写的：“我相信这本书所唤起的并不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城市概念，而是在书中展开了一种时而含蓄时而清晰的关于现代城市的讨论……它就像是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作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2）是伤感亦是期待，城市的存在成为了一个关乎人类生存的体悟和沉思。
村上春树的《1Q84》是一部有趣的小说，作品以主人公青豆从首都高速公路的避难电梯走下来的方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世界，也是现实世界的影像，奇特的故事便在这个错乱而又差异的世界中展开了。正如文中青豆突然意识到的：“发生了错乱的不是我，而是世界。”“在某个时间点，我熟知的世界消失了，或说退场，由另外一个世界取而代之。就像铁轨被切换了道岔一样。”“1Q84年——我就这么来称呼这个新世界吧。青豆决定。”（3）在这个世界中，作家完成了对现实世界的暴力控诉和反思，完成了对人类内心阴暗世界的呈现和决斗，完成了对美好初心的回归和追寻。这个虚构之城必将成为人类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
近年来，作家晓航的创作对此类城市叙事涉及颇多，晓航或许不是一位让人十分熟悉的作家，虽出生于六十年代，却直到新世纪才开始驰骋于文坛，二○○七年以中篇小说《师兄的透镜》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其他如《努力忘记日落时分》《断桥记》，以及最近新发表的长篇新作《被声音打扰的时光》是其代表作。从晓航的个人经历和创作题材来看，他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城市生活经验的表达者，不过，他的城市体验不是以一种现实描述的方式呈现的，而是通过一个个有趣的、甚至是充满探索精神的故事描述的。有评论家称其为拒绝庸常经验的智性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我的观念中，文学的任务应该是这样：它必须创造一个迥异于庸常经验的崭新世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解决之道。”（4）他也说：“对于‘智性写作’，我从个人的角度对这个概念给出如下一个阐释：‘智性写作’就是以复杂震荡式的多学科组合方式，以不断扩展的想象力，运用现实元素搭建一个超越现实的非现实世界，并且在关照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完成对于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终极意义的寻找。”（5）
为此，在一系列充满想象力的文本中，晓航执著地叙述着城市经验，特别有意思的是，一些作品中以创造城市的方式来书写人们关于城市的感觉、理想和感悟。比如，《被声音打扰的时光》是一个多线索并置展开的小说，随着故事的展开，各条故事线索的主人公们最终都集中到了一个叫做“日出城堡”的地方。这是瑰丽的奇幻之地：
“每当薄雾散去、阳光晴好的日子，人们总能看到一座庞大而宏伟的城堡瑰丽地展现在生活的面前。那些巨大的褐色的石块、那些哥特式的色彩斑斓的尖顶、那些弯曲的城墙，还有远古时代的各种旗帜，都似乎在成就一个无与伦比的传奇。城市中，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关于城堡的想象，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象征，以某种突兀性打破了生活的平凡；有人认为它外表光鲜内心寂寥，恰好是欲望与空虚的体现；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何止符，它有一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的渴望。”
这里的城堡已不仅是一个自然意义上存在的空间，而是一个充满了人们的各种“心思”的城堡。在城堡的拥有者青哥眼中，它是他的一切，是要孜孜以求不断地去缔造的王国。而在冯慧桐的眼中，城堡便是长期折磨她的幻听中那些噪音的来源，是一个计划去击败的对象。虽然，在情节的结构上，主人公们面对城堡时萌发的那种创建和击败的豪情及可为性，显得过于简单了。但是，这个梦幻的世界如此真实地象征了现代人梦想着并正在制造的现代化都市，这是人们释放着欲望、梦想、激情的场所，人们迷恋、失落、成就、虚妄的空间。一方面，它是如此的绚烂、如此的热闹，如此执著而又丰富的包裹着人们或开放或隐匿的欲望，让人流连不已；一方面，它又是如此的喧闹、虚假和让人不安，冲撞着自我的真实心灵，让人想逃离。所以，在这样一个虚构的城市空间中，作者以种种超越世俗琐事的意象，真实地表达了人群的挣扎以及对内在纯真世界的追寻，这种追寻也成为作品中永远闪动的美妙音符。
这样一种充满想象力的创造，或许能够给未来的城市写作带来新的维度，起码可以成为超越中国读者已经十分习惯的现实主义审美原则的有效手段。
三
诚然，将城市书写进行本土化之城和想象之城的区分，两者之间的界线无法给出实质性的、明确化的理论描述，作此区分，主要是为了表明，从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学的审美品格看，作家描述城市的方式和对待笔下的城市的姿态有所不同。无论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城市叙事，还是充满形而上的想象力的城市叙事，从本质上来讲，一个优秀的作品都给人一种把握到了城市的呼吸的那种极具饱满感的阅读体验，或者说，感受到了城市的生命温度。这种感觉有时来源于作品对城市的某一街角的人群的描述，有时来源于对城市的落日、天空或某一株植物的书写，来源于作家与城市间的一种真正的融合和渗透于生命感觉之中的体会。说到底，这是一个城市、城市中的人及风物如何成了作家叙事对象的问题，是一个在城与人已经构成了现有生存模式的重要维度的世界中，我们如何诉说她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建构与冲突的故事。
其实，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大量作品一直在不断地定义着日新月异的城市及城市生活，诸如欲望都市、情爱都市、困境都市等等，大量的作品通过书写人物如何在都市中成功、沉沦或迷失来展示现代社会人性和精神价值的面向。比如，邱华栋的《沙盘城市》中，用“沙盘”来概述北京，在“我”的眼中，城市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甚至高大的建筑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会在轻轻的一弹间倒下。我们无法否认在这样一个作品中，作者借助城市的空间所呈现的欲望的膨胀、人性的丑恶给人一种强烈的刺激，并引发了人们对欲望都市的思考。这也是九十年代大量的作家书写城市时，习惯赋予城市的标签。然而，当这种标签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时候，我们也更有理由期待作品更生动地展示出城市本身的生命逻辑，展示出城市之于人的生存的恒久而又日常的生活景观。换言之，告别了诸如欲望、困境等概念的城市，对生存着的人们来讲，更真实、更可靠、更丰富。而在诸种告别方式中，将城市作为作品本身建构和想象的对象，并将城市与人的生活的放于一个平等的地位，甚至把城市作为一个令人值得尊敬的地方，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源自于对现实俗物本身的超越，源自于建构理想之城的想象力。
同样，充满想象力的文本同样不会缺失个性化的城市的书写，或者，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方式，在诸种日常生活经验的建构中，展示出一个个充满强烈的地域色彩的城市。比如，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之时，有评论家就城市文学书写的地域性提出过要求，一九九五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杨扬曾说：“我注意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相当一部分城市文学与以往乡土文学差距不大！”“我想我们谈到城市文学倒是应该注意到文学、文化的这种地域分布情况，不要被城市的物质外观所迷惑。”（7）时至今日，关于城市文学的地域性和本土化写作依然值得重视，作家只有在触摸不同城市的不同感觉中，才能书写出真正的城市灵魂。
在中国，城市文学的自由发展才短短几十年，甚至我们所概述出的城市文学发展成了什么模式还为时尚早，但是，不管怎么书写，如何表达一个时空中的人的独特的生存状态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既然城市已经成为了人的生活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必将有理由期待越来越多的作品去表现城市，去表现城市生活，对未来城市文学的期待正源自于此。
【作者简介】俞敏华，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副教授。
（编辑：moyuzhai）
在笔者对小说作品的阅读经验中，如果从作品所书写的城市的审美品格来看，新世纪以来，有两类城市叙事令人印象深刻，一类是地域特征鲜明的城市文学，我将其概括为本土化之城；另一类却往往以非现实的手法刻意地去创造一个城市为乐，我将其概括为想象之城。我以为，这两类写作方式中产生的优秀作品，将中国城市文学的书写推向了一种个性化写作的高度，不仅从文学史的角度丰富了城市经验的表达方式，也将成为未来城市文学写作的期待。
一
关于地域特征鲜明的城市文学作品，我们很容易将其与诸多描述各大城市的独特性的作品相联。比如，池莉笔下的武汉小市民生活，王安忆的上海弄堂人家，程乃珊的新旧上海风尚，范小青的苏州小巷韵味，徐则臣笔下无法安然的北京，以及邓一光、南翔等人笔下躁动的深圳之城，等等。这些作品风格各异、作品主题也各不相同，然而，无论是展示日常生活的琐碎还是都市情感的迷离，或者是直指城市生存体验的哲性之思，一定意义上，这些作品都努力地寻找着表达主人公生活着的某城的文学意象和符号。相较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压抑和被遮蔽的城市经验表述而言，这些文学意象和符号，就像一道新增的菜肴，为文学史的宴席带来了新的感受。而作品给读者留下的鲜明的城市地域特征，则展示了中国城市文化特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并且，在一种关注日常生活的气韵中触摸着主人公各自生活着的城市的温度。
这里，我们不妨以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例。小说开篇以相当长的篇幅描述了弄堂、流言、闺阁、鸽子之后，一出手，作者便刻意地将王琦瑶融进了上海这个城市中，似乎只有上海，只有有了这些标示着上海的弄堂的事物，才有了王琦瑶。王琦瑶的人生经历了沪上淑媛、爱丽丝公寓女主人，建国后过着沉默而又平民化的生活，直到一个物欲时代中碧落黄泉。一个女人四十余年的情与爱、幸与不幸，都与上海这所大都市四十余年的时代变革、沧海桑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我们都有理由认为，王琦瑶的生活代表了一种从旧社会走向新时代的上海弄堂女人的生存范式。在动荡和飘摇的年代里，只有上海都市的繁华才能成就出三小姐王琦瑶，也只有上海的弄堂和上海生活的那种世俗和从容，才容得下这样一位女子的生存。而王琦瑶及其周边人群的举手投足，也十足地展示出了上海风情。王琦瑶的精彩故事与上海弄堂的风物人情，在作品中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融合。
又如，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这样的作品，以一种外乡人在北京城寻找立足之地的视角书写城市。一群青年人带着理想和激情来到北京，北京之于他们却是一个冷漠而又困顿的都市。他们努力与城市对话着、接近着、对抗着，却常常陷于边缘人的身份困境。然而，面对这座都市，一群又一群的青年持续不断地梦想着自己的城市人生。换言之，对于这座城市而言，梦想和执著从未停歇。这是一种外乡人所追赶着的城市，也是现代大都市生机勃勃却又杂乱不堪的重要一维。
若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种城市书写，体现出了作家通过书写日常生活来感知城市的生活气息的写作特征，这种写作显然是生动地、充满城市生活的地道感。因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我们对于城市的感受有一个很强势的介入姿态，即认同乡土经验或从乡土经验出发的书写。像茅盾的《蚀》三部曲和《子夜》，就是以一种乡村和城市进行对比的方式书写城市的，《子夜》开篇吴老太爷眼中那个光怪陆离的“可怕的”世界，可算得上是现代作家乡土视野眼中的城市典范。而如三十年代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穆时英、刘呐鸥等人，则通过聚焦于霓虹灯、舞场、赌场、电影院等都市新兴事物来书写城市的新奇和迷离，只可惜这样的作品聚焦的只是外相的都市，或都说只是少数人的都市，这就像一个刚刚走入新奇领域的游客，迫不及待地描述着他的新奇感受，还没有来得及定居下来偿偿柴米油盐的滋味。倒是“新感派”的另一位代表作家施蜇存，以其作品《梅雨之夕》，深深地触地动了都市生活的心境。“我”在车站上看到那个美丽少女而触发了一种男性荷尔蒙，并最终鼓起勇气邀她与自己同撑一把雨伞走了一段路。作者意在阐释一种性的意识，然而这种意识却明显是属于城市的时空的。特别是在小说结尾，作品如此写道：“妻问我何故归家这样的迟，我说遇到了朋友，在沙利文吃了些小点，因为等雨停止，所以坐得久了。为了要证实我这谎话，夜饭吃得很少。”一语道破都市生活的心灵的突围与限制。另一个能够如此感受到都市的节奏的作家，当然非张爱玲莫属，因为她的土生土长的城市生活经验，使她的作品充满了真正的上海生活气息。
然而，这样的叙事并没有维持多久，或者说，一开始就成了被遮蔽的对象。进入新中国后，城市与资本主义生活的标签间建立一种无法抹除的联系，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所展示的城市生活作风与革命时期生活的对照化写作视点，可算作是未来三十余年间中国文学对待城市的隐喻式描述。在这里，城市乃是一个将人拉向腐败、堕落的陷阱，是需要引起高度的警惕甚至是必须采取防范或教育手段的。而作品被批判的命运，则进一步彰显了政治意识强势控制文学的时代中城市书写的虚无缥缈的命运。
可以说，我们的城市叙事是从八十年代才开始走向自由化的，不过，八十年代的文坛似乎更关注于叙事的变革和小说的怎么写，并未将到底写的是乡土经验还是城市经验作为重要的话题。直至今天，城市文学已悄然地走到了展示个性化的城市特征的层面。在此，我并不想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的文学史进程，然而，就城市文学这一话题而言，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前进的步伐。如果要对这样一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展示了某个城市的叙事特征进行概念式的阐释的话，我们不妨借用城市叙事的本土化这一词汇，本土化的叙事也意味着拒绝抽象化、概念化的城市书写，而展示城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二
关于作品中对城市的想象和刻意创造，似乎是一个不必言明的概念，作为有经验的读者，大概都会明白，作品中的城市都有着虚构的成分，而且，越是在一个虚构的空间中，作家的想象力往往会拥有一个更大的释放空间。不过，这里强调的虚构的城市，主要指那些往往用非现实的手法，超越现实主义的写作要求来创造的城市。更确切地说，在作品中，作家总是以一种奇思遐想的方式书写城市经验，有时，作品也融合日常生活琐事，甚至给人一种现实世界的感觉，但是，不管怎样，作者对这个世界有明显的虚构指向，刻意地去告白书写对象的超现实性。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以及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1Q84》。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城市在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的对话中呈现，然而，一个个城市被呈现的时候即是城市被不断地解构和重组的时候，在这些没有时间、空间甚至没有历史感的城市中，那些实实在在的地名似乎只在标示着一场难以分辨真实与想象的旅程，而关于城市的描述也成为了一个寻找未来之城和人类自我拯救的途径。就如同卡尔维诺在《序言》中所写的：“我相信这本书所唤起的并不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城市概念，而是在书中展开了一种时而含蓄时而清晰的关于现代城市的讨论……它就像是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作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2）是伤感亦是期待，城市的存在成为了一个关乎人类生存的体悟和沉思。
村上春树的《1Q84》是一部有趣的小说，作品以主人公青豆从首都高速公路的避难电梯走下来的方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世界，也是现实世界的影像，奇特的故事便在这个错乱而又差异的世界中展开了。正如文中青豆突然意识到的：“发生了错乱的不是我，而是世界。”“在某个时间点，我熟知的世界消失了，或说退场，由另外一个世界取而代之。就像铁轨被切换了道岔一样。”“1Q84年——我就这么来称呼这个新世界吧。青豆决定。”（3）在这个世界中，作家完成了对现实世界的暴力控诉和反思，完成了对人类内心阴暗世界的呈现和决斗，完成了对美好初心的回归和追寻。这个虚构之城必将成为人类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
近年来，作家晓航的创作对此类城市叙事涉及颇多，晓航或许不是一位让人十分熟悉的作家，虽出生于六十年代，却直到新世纪才开始驰骋于文坛，二○○七年以中篇小说《师兄的透镜》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其他如《努力忘记日落时分》《断桥记》，以及最近新发表的长篇新作《被声音打扰的时光》是其代表作。从晓航的个人经历和创作题材来看，他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城市生活经验的表达者，不过，他的城市体验不是以一种现实描述的方式呈现的，而是通过一个个有趣的、甚至是充满探索精神的故事描述的。有评论家称其为拒绝庸常经验的智性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我的观念中，文学的任务应该是这样：它必须创造一个迥异于庸常经验的崭新世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解决之道。”（4）他也说：“对于‘智性写作’，我从个人的角度对这个概念给出如下一个阐释：‘智性写作’就是以复杂震荡式的多学科组合方式，以不断扩展的想象力，运用现实元素搭建一个超越现实的非现实世界，并且在关照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完成对于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终极意义的寻找。”（5）
为此，在一系列充满想象力的文本中，晓航执著地叙述着城市经验，特别有意思的是，一些作品中以创造城市的方式来书写人们关于城市的感觉、理想和感悟。比如，《被声音打扰的时光》是一个多线索并置展开的小说，随着故事的展开，各条故事线索的主人公们最终都集中到了一个叫做“日出城堡”的地方。这是瑰丽的奇幻之地：
“每当薄雾散去、阳光晴好的日子，人们总能看到一座庞大而宏伟的城堡瑰丽地展现在生活的面前。那些巨大的褐色的石块、那些哥特式的色彩斑斓的尖顶、那些弯曲的城墙，还有远古时代的各种旗帜，都似乎在成就一个无与伦比的传奇。城市中，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关于城堡的想象，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象征，以某种突兀性打破了生活的平凡；有人认为它外表光鲜内心寂寥，恰好是欲望与空虚的体现；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何止符，它有一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的渴望。”
这里的城堡已不仅是一个自然意义上存在的空间，而是一个充满了人们的各种“心思”的城堡。在城堡的拥有者青哥眼中，它是他的一切，是要孜孜以求不断地去缔造的王国。而在冯慧桐的眼中，城堡便是长期折磨她的幻听中那些噪音的来源，是一个计划去击败的对象。虽然，在情节的结构上，主人公们面对城堡时萌发的那种创建和击败的豪情及可为性，显得过于简单了。但是，这个梦幻的世界如此真实地象征了现代人梦想着并正在制造的现代化都市，这是人们释放着欲望、梦想、激情的场所，人们迷恋、失落、成就、虚妄的空间。一方面，它是如此的绚烂、如此的热闹，如此执著而又丰富的包裹着人们或开放或隐匿的欲望，让人流连不已；一方面，它又是如此的喧闹、虚假和让人不安，冲撞着自我的真实心灵，让人想逃离。所以，在这样一个虚构的城市空间中，作者以种种超越世俗琐事的意象，真实地表达了人群的挣扎以及对内在纯真世界的追寻，这种追寻也成为作品中永远闪动的美妙音符。
这样一种充满想象力的创造，或许能够给未来的城市写作带来新的维度，起码可以成为超越中国读者已经十分习惯的现实主义审美原则的有效手段。
三
诚然，将城市书写进行本土化之城和想象之城的区分，两者之间的界线无法给出实质性的、明确化的理论描述，作此区分，主要是为了表明，从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学的审美品格看，作家描述城市的方式和对待笔下的城市的姿态有所不同。无论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城市叙事，还是充满形而上的想象力的城市叙事，从本质上来讲，一个优秀的作品都给人一种把握到了城市的呼吸的那种极具饱满感的阅读体验，或者说，感受到了城市的生命温度。这种感觉有时来源于作品对城市的某一街角的人群的描述，有时来源于对城市的落日、天空或某一株植物的书写，来源于作家与城市间的一种真正的融合和渗透于生命感觉之中的体会。说到底，这是一个城市、城市中的人及风物如何成了作家叙事对象的问题，是一个在城与人已经构成了现有生存模式的重要维度的世界中，我们如何诉说她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建构与冲突的故事。
其实，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大量作品一直在不断地定义着日新月异的城市及城市生活，诸如欲望都市、情爱都市、困境都市等等，大量的作品通过书写人物如何在都市中成功、沉沦或迷失来展示现代社会人性和精神价值的面向。比如，邱华栋的《沙盘城市》中，用“沙盘”来概述北京，在“我”的眼中，城市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甚至高大的建筑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会在轻轻的一弹间倒下。我们无法否认在这样一个作品中，作者借助城市的空间所呈现的欲望的膨胀、人性的丑恶给人一种强烈的刺激，并引发了人们对欲望都市的思考。这也是九十年代大量的作家书写城市时，习惯赋予城市的标签。然而，当这种标签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时候，我们也更有理由期待作品更生动地展示出城市本身的生命逻辑，展示出城市之于人的生存的恒久而又日常的生活景观。换言之，告别了诸如欲望、困境等概念的城市，对生存着的人们来讲，更真实、更可靠、更丰富。而在诸种告别方式中，将城市作为作品本身建构和想象的对象，并将城市与人的生活的放于一个平等的地位，甚至把城市作为一个令人值得尊敬的地方，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源自于对现实俗物本身的超越，源自于建构理想之城的想象力。
同样，充满想象力的文本同样不会缺失个性化的城市的书写，或者，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方式，在诸种日常生活经验的建构中，展示出一个个充满强烈的地域色彩的城市。比如，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之时，有评论家就城市文学书写的地域性提出过要求，一九九五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杨扬曾说：“我注意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相当一部分城市文学与以往乡土文学差距不大！”“我想我们谈到城市文学倒是应该注意到文学、文化的这种地域分布情况，不要被城市的物质外观所迷惑。”（7）时至今日，关于城市文学的地域性和本土化写作依然值得重视，作家只有在触摸不同城市的不同感觉中，才能书写出真正的城市灵魂。
在中国，城市文学的自由发展才短短几十年，甚至我们所概述出的城市文学发展成了什么模式还为时尚早，但是，不管怎么书写，如何表达一个时空中的人的独特的生存状态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既然城市已经成为了人的生活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必将有理由期待越来越多的作品去表现城市，去表现城市生活，对未来城市文学的期待正源自于此。
【作者简介】俞敏华，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副教授。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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