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欲望与文学的批判

　　二十一世纪初，苏童面对充满诱惑又充满喧闹的城市，在《蛇为什么会飞》中，用象征的笔法写了蛇涌般的城市欲望诱惑，更写了城市人对欲望诱惑的无可抵挡。如今，十几年过去，“蛇”这个已经飞起来的圣经中的诱惑者，越来越密集地涌动于充满焦渴的欲望的城市，它浸淫着城市人的灵魂，驱动着城市人的行为，带动着城市的喧嚣与繁荣。不过，用走过来的姿态回视汹涌腾跃的城市欲望，它又岂止仅具有“蛇”的含义？
　　　　
　　城市，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是人的欲望的集聚地，因“市”而“城”的城市，就是在汹涌腾跃的欲望中发展与繁荣起来。古希腊城邦的建立，源于城市的跑马占地可以给航海业、手工业生产、商业交换带来更大的欲望空间，为了能满足欲望的获取，人们割断了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个人与氏族的人身关系，以市民的新身份聚集于此。伦敦，欧洲著名城市，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经济过速发展带来城市雾霾漫天，即使如此，也挡不住揣着淘金的梦想前来“朝拜”的欲望人群。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型也首先体现于城市，与市场经济相依相伴的消费、娱乐、图像化、直接利益交往等消费文化、大众娱乐文化率先在这里成势，并直接导致城市人生活与心态的变化。曾几何时，利益最大化与直接化便成为中国城市人简洁又直截了当的生活目标，利益竞争的空前激烈与享乐文化的浸染，使人们在拉拢与就范、被迫与情愿等多种复杂情形下越来越偏离传统道德的轨迹，沦为欲望的奴隶。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欲望陷阱，将城市人拉入其中，越陷越深；也诱惑着乡下人，使他们背井离乡，远离故土，涌向城市，加入城市由利益牵引的欲望追逐者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之中，“尽管在城市里心灵已伤痕累累力不从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很难再回到贫困的家乡——这就是‘现代’的魔力：它不适于所有的人，但所有人一旦遭遇了‘现代’，就不再有归期。”城市人与涌入城市的乡下人，由此在城市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人生悲喜剧，也由此以他们各自不同的行为选择展露着人性的底色。
　　激发欲望，感受欲望，面对欲望，这是人进其中的生活常态。而汹涌腾跃的城市欲望则是城市人的生活常态。从这个角度说，苏童等十多年前着手就城市欲望著述作文，算不上什么先智，那只是一种文学写作，而且，就当时作家所感所受，像以蛇喻指欲望，也只是西方圣经智慧的移用，因为中国传统中很少有以蛇示欲的哲学与文学先例。苏童所唤起的是人们对习以为常的欲望的文学面对，而且，由于作家本身当时对欲望理解的茫然，读者感受的便也只是迷惘困惑，是一个迷惘困惑的虚幻化的欲望城市。不错，欲望是当代城市重要的动力特征，但却不止是“蛇”的特征，“蛇”只是苏童对那个时代城市的感受，是苏童的感受。通过苏童“蛇”的感受与书写，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学地征服城市，征服城市欲望，绝非易事。
　　苏童之后热衷于书写城市的作家们对欲望有着大体如是的描写：王十月的《国家订单》，惨烈地书写了前来城市淘金的“打工者”的悲惨命运。国家订单背后的巨大利润如同魔鬼的诱惑，使本还存有人性温馨的人们瞬间异化为金钱的奴隶。“好心的小老板”为了经济利益成了夺取工人性命的刽子手；尚念及友情的李想终于走上“背叛”与落井下石之路；“有点侠士风范”的周城借机趁火打劫；“农民工”则为此“贡献”了健康甚至生命。格非的《隐身衣》极力用音乐营造一个的纯净世界，而恰恰是这所谓的“纯净”反衬了欲望城市的无序与混乱，亲姐姐为了房子置弟弟的死活于不顾，对之有恩的“发小”因利突然变脸六亲不认，黑社会老大在更大势力的威逼下神秘消失，年轻美丽女子被残忍毁容，这说明着在物欲横流的城市，借助音乐寻求精神上的隐身庇护，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痴人梦想，尽管格非精神地沉浸在他虚构的“桃花源”中。邱华栋的《沙盘城市》叙写了一座沙堡对年轻人爱情理想的“谋杀”，“男人和女人只是因为互相需要才在自己的眼睛中高看对方。……人就是物，女人尤其如此”，生活告诉人们，有着美术艺术细胞年轻美丽的女孩子林家琪嫁给五十岁的茶叶商是真实，她与后现代青年钢琴艺术爱好者陈灵疯狂的爱却是过眼烟云飘渺虚幻的生活“假象”。慕容雪村的《天堂在左，深圳往右》，则在说“在这个城市，在这个时代，谁把自己卖得最彻底，谁就会出人头地”，你走进城市，走得越深，离地狱越近，离天堂越远，直至跌入地狱的深渊……这些书写城市的作家们在自己的欲望中看到欲望的诱惑，欲望的强迫，欲望的可怕。他们把这种诱惑、强迫、可怕的感受，文学地传达给读者，唤起读者近乎绝望的叹惋。然而，难以想象，一群在欲望中沉沦的男女老少们，竟能充满活力地创造着中国生机勃勃的当代城市，创造着这些城市的空前繁荣与文明。
　　　　
　　欲望一词，并非一定是贬义。
　　欲望是人的生命能量之源，是人的生命本能体现，人不可能没有欲望。欲望，有不断地蒙生于机体的生理根据。几亿年前，正是欲望，令人类的祖先不满足于爬行式的捕获猎物，不满足于采撷野果的树间攀援，不满足在暗夜中恐怖地缩，在暴雨和寒风中瑟瑟地战栗，不满足于不知身前身后事的默默死去，不满足于仅止是繁衍后代的做爱，不满足于赤身裸体的徘徊……正是这一系列的生存的不满足，使人类的祖先发明了工具，发现了火，挖掘了可以驱寒避热的洞穴（这又正是后来的房舍、高楼大厦），发明了文字，记述了历史，学会了思维，创造了美与科学，并进而有哲学、政治、经济、宗教、艺术，各种乐趣无穷的社会文化与生活享受，有了爱情，有了理想，有了永恒的人性与敬畏的超越。正是欲望之于人的巨大力量，之于人类发展的巨大贡献，很多智者哲人给予“欲望”以肯定。中国古人指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人之所以勤事者，必系利之所驱。民之利者：信可倚、酬可取、荣可显、情可寄；二十世纪的西方的哲学家们针对西方文明对感性生命压抑的情形，给予感性欲望本体意义的肯定，如尼采热烈推崇张扬自然生命欲望与生命力量的狄俄尼索斯酒神精神，弗洛伊德则将最能体现人的原始欲望的俄狄浦斯情结视为人的伟大创造力的根本所在。
　　由此可见，芸芸众生的生活之欲，既具有现实生存的合理性，也具有历史生存的合理性。文学对于城市人们的欲望叙事，合于人的生存规定性，从艺术规律来看，它也合于艺术是对人的生命本质展现的艺术规定性。
　　欲望具有两面性。欲望是人的发展的原动力，而又正是这欲望，引发了贪婪，设计了计谋，知道了欺骗并因此不断地行骗与被骗，有了欺诈，有了谋杀，有了面对权势的谄媚，有了手足相残，有了出卖，有了背叛，有了腐败和堕落，以及无休止的压抑、烦恼、恐惧、绝望乃至自杀。弗洛伊德看出了人的欲望的两面性，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在欲望中建立的人格结构——本我、自我、超我，无意识、前意识、意识，它们在欲望中生命一体化，并不断地进行生命提升。而任何“我”的压抑，又都是欲望的压抑，进而是人格与精神压抑。超越压抑便是升华，欲望本身就有超越性，欲望的动力结构是超越结构。参悟欲望的本质，沉入生命的内核，方能真正地书写欲望，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欲望书写恰恰缺失沉入生命的对欲望本质的参悟。
　　欲望的两面性构成人的生存的两面性，人的生存的两面性又进而演绎出丰富多彩的人生。这便是欲望的悖论，这悖论使书写城市欲望的作家们既沉痛又无奈，既迷惘于欲望的世俗欢愉，又绝望着欲望的世俗欢愉，致使很多作家成为尚未参悟欲望真谛的欲望的绝望描写者。
　　苏童格外敏锐地感受着欲之于当代中国城市人的沉重、空前地活跃、可喜与可怕。他在充满忧虑的心境中画出了这幅欲望的人生百态图。然而，苏童看到更多的是人因有欲望而导致的弱点或者罪恶，是生活阴暗或凶险，于是有了面对物欲横流的城市的绝望。苏童把自己抛入千年莫解的欲望的悖论，他当然无力求解，他只是展示这段欲望的生活，只是在这段欲望生活的展示中完成他的思索。显然，苏童不是纵欲主义者，但他也无意于禁欲，他在欲望的诱惑中守护着平稳的生活，并把这种平稳的基调奏响在他所描绘的蛇飞的世界。平稳叙事，是苏童对于欲望之绝望的伴奏，平稳包含着通融，也包含着无奈。格非也在《隐身衣》中表现了他对城市欲望横流的绝望，他的绝望是以“逃离”的方式呈现，他费尽心机地营造一个音乐的“象牙塔”，宣扬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逃离哲学，且不说他的逃离哲学的现实合理性与可行性，单是他的既然不能“兼济天下”，何不妨“独善其身”的逃离态度，足见出他对欲望世界的绝望之程度。王十月的绝望表现在他让他笔下的主人公爬上高高的高压线铁架，让身处绝境的小老板俯瞰这个充满欲望的城市，领悟出人的渺小与卑微：人无论怎样惊心动魄地努力与挣扎，都会为由这个城市所代表的世界所吞没。慕容雪村、邱华栋们更是绝望，他们在作品中直接扼杀了对于年轻人来说如同阳光雨露的爱情与友谊，甚至用笔下主人公陈重、肖然的暴死街头扼杀了年轻人的生命，然后冷静地告诉你：“世界越繁华，人就越容易走丢。”对欲望绝望的单向度书写是中国当下城市欲望书写的主要形态，在如此的描绘下，城市充满罪恶，令人沮丧，令人绝望。
　　　　
　　苏童、格非、王十月、邱华栋、慕容雪村们的城市欲望叙事乃至对城市欲望泛滥的刻骨铭心的“绝望”之感受，是中国当下城市的欲望写照，无论怎样，都为中国当代城市文学创作增添了虽难免平庸但令人感奋的一笔。
　　但如果从文学应具有的文学价值去考量，除了感觉他们尚未沉入生命内核去领悟欲望真谛，进而全方位地叙写欲望外，还觉得他们的城市叙事缺失什么。海德格尔面对远离神性，物欲横流的世界，曾寄希望于诗。他认为形而上学的逻辑语言（哲学理性语言）与构成人“此在”生活的“日常语言”（公共话语与大众权力话语），都是对人的本真存在的遮蔽，使人们“在他们的语言中并不在家”，只有诗的语言才是“存在”的家，因为诗的语言是超越现实世俗最接近“神性”的语言，海德格尔所指“神性”，在伽达默尔看来是一种人所向往的呈现良知与美好的神圣的无限美妙之维度，海德格尔说：“诗从跃动、喧嚣不已的现实中召唤出幻境和梦，而我们早已习惯了这种现实。可是，恰好相反，诗人所相信的和所言谈的才是真实的。”他认定诗人是召唤“神性”的使者。海德格尔没有把自己的个人体验陈述为黑格尔的绝对真理，他在神性向往中启发着读者的神性向往。荣格看到了每个时代都具有的时代偏见与由此而带来的这一时代人们的精神疾患，也寄希望于文学，他认为文学所包含的集体无意识力量使其闪耀着神圣的光辉，可以成为人类社会的导师、先知和引路人。集体无意识作为人类共同具有的生命图示，展现着人类的普世性精神与情感，这些普世性精神与情感具有永恒有效性，是文学的魅力之所在。海德格尔与荣格都提到了文学的一个重要属性，即文学的审美超越性。文学的审美超越性使文学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人类文化样态（政治、道德、法律甚至哲学）的特质，在飞扬着文学想象的文学空间中，文学家可以俯视这个世界，可以做着超越于现实的理想的梦。文学的审美超越性，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属性，是文学价值呈现的重要维度。从这一维度去考量中国当下城市文学，便看到了苏童、格非、王十月、邱华栋、慕容雪村们这些作家笔下的城市文学缺失所在，即沉入下去又能超升出来的审美努力。
　　应该说，中国的作家们也做了超升出来的努力，如苏童曾说，他想通过金发女郎的塑造“表达一种亮色，表达对生活的信念与信心。那就是在一个非常混乱无秩序的社会，有一个东西始终存在，在金发女郎身上，寄托着某种不确定的东西。在饱受蹂躏之后，仍然保持着最后的信念。带着这种信念，和一颗破碎的心，最后命运驱使她，又带着一个女孩的身体，回到北方。这是比较温暖的”。阅读《蛇为什么会飞》，确实感受到了作者寄予金发女郎身上的某种“信念”，然而这“信念”是那样的模糊，那样的不确定，这证明着作者对他所说的“信念”认知的犹疑与不确定。对于这个物欲横流世界的认可与无奈，阻碍了作者对精神理想的坚定追求；格非也做着努力，他寄希望于音乐。他塑造了一帮不食人间烟火的音乐人，让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蔑视这个世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然而，这种“逃离”的努力之效实在微弱，当主人公“我”无家可归时，连格非自己都怀疑大隐于市的可能性；王十月在《国家订单》的结尾处用小老板站在铁架高处立誓要重现工厂光明的情节来寓意人性的复归，但这一情节和整部小说表现的人世苍凉、命运无奈相比显的微不足道且有矫揉造作之感；邱华栋、慕容雪村则完全沉沦于欲望的城市，陈重、肖然们不仅是欲望城市的受害者，更是城市欲望的追随者、制造者，他们搅动起城市的欲望，又牺牲于这欲望之中，邱华栋、慕容雪村感叹他们“牺牲”的命运，却缺失对他们放任欲望、制造欲望的道德谴责，对欲望的宣扬要远远大于对做人的基本正义感的强调。因而，与海德格尔、荣格这样的文学大师相比，中国作家缺失的是对文学价值本质认知的大视野、大襟怀，缺失的是文学家应具有的悲悯人生、引导民众的责任意识与写作努力。这一维度的缺失，使中国当下城市欲望的书写沦为概念的表述，诱惑、邪恶、倾轧、犯罪、毁灭，就是概念的展示。
　　文学审美超越性的缺失，在于作家的文学批判意识的缺失。文学是对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文学的认知不同于哲学认知、宗教认知，它是审美认知，是包含着文学的审美理想的审美认知，当文学所面对的世界偏离或背离文学的深刻性与神性时，文学就背离了自己。一个作家，只要他还坚守着审美的神性向往，他就会保持着对偏离或背离神性向往的现实的批判警觉与批判热情。批判意识，是不可或缺的文学意识，是文学的价值体现。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的西方，经启蒙运动推动并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与人的生存自由、社会公正相抵牾的种种情形，曾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启蒙同路人的文学开始转向与反叛，成为一种对社会审视的异质力量，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乃至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都自觉地承担起了对社会批判的文学职责，所以才有巴尔扎克向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开战的滚滚惊雷，才有卡夫卡面对人的异化发出人类归宿何在的呐喊的霹雳闪电，才有雨果、狄更斯、萨克雷、卡夫卡、萨特、加缪、贝克特等千古流芳的卓越作品。萨特提出文学介入生活的理论，他认为对社会生活种种异化现象批判，是文学家的职能，他的文学创作是他文学理论主张的践行。就是在中国，文学批判意识的展扬也常在时代的关键时刻发挥着作用，没有鲁迅的批判精神，何有中国现代文学在民族救亡时刻展现的民族之魂。文学批判来于文学的清醒，文学的清醒来于文学家领悟人生的深度，这是一个沉入生命又能超升出来的过程。
　　反观中国当下城市文学创作，这种建立在沉入生命又能超升出来的批判意识又有几许表现？格非在小说中向读者反复讲的道理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原本就是不明不白的啊，乱就让它乱吧！”“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不是吗？”慕容雪村告诉你的是，在一个激情充溢、喧嚣混乱的城市，彻底地把自己的所有都出卖吧，“否则，你就没有任何希望。”我们多么希望从苏童、格非、慕容雪村等中国作家的小说中得到的不是这种逃离充满欲望城市的“良策”，不是“声有哀乐，世事无解”的感叹，不是“出卖自己”的告诫，而是如何在这个欲望城市获取生存正能量的激励，或者能从积极的方面激发我们对物欲横流社会乃至更为深邃的人的生存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作者简介】王纯菲，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