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创新刻不容缓

　　近10年，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步入“黄金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无论儿童的生活，还是儿童文学创作，都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儿童的本质与儿童文学的本质；儿童文学的功能；深入生活与提高儿童文学创作质量；作家的修养；儿童文学的评判标准；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推广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冲破了原有的儿童文学理论框架。因而，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亟待创新。

　　儿童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从18世纪中叶世界儿童文学产生以来，文学理论家们就一直在探讨的首要问题。两个多世纪前，由于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无论是世界童话大师安徒生的创作，还是法国文艺理论家保罗·亚哲尔的学术专著《书·儿童·成人》，都用艺术的或学术的语言表达 “儿童是天使”的儿童观。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实现高度信息化以后，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尼尔·波兹曼于1982年又提出“童年的消逝”的主张。目前我国也进入信息化时代，我国的儿童状况又如何？儿童是“天使”，还是“童年消逝”？这不仅是一个创作问题，而且是一个理论问题。这都需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做出符合中国国情、有说服力的回答。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还很不够。

　　儿童文学的本质即取决于我们对儿童与文学结合的认识，又与我们对儿童文学功能问题的认识一脉相承。长期以来，让儿童文学理论家们纠结的即儿童文学的本质是教育的，还是审美的。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家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说”。他既主张儿童文学应“以幼者为本位”，又将儿童文学的功能定位在“启蒙”上。鲁迅先生在他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就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他认为孩子的状况“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要拯救贫弱的中国，“首在立人”。鲁迅在1919年1月16日《致许寿裳的信》中又说，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责任应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也认为儿童文学问题是儿童问题，而儿童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可见“五四”运动的领袖们都认为儿童文学不仅有愉悦儿童的功能，更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亡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产生的儿童文学作品大都是表现贫苦儿童的饥寒，召唤他们觉醒与反抗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儿童文学创作，继承了“五四”传统，依然强调儿童文学的育人功能，曾经产生一大批优秀的儿童文学创作，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是新时期以来，不少儿童文学理论家提倡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的阶段。它反对把儿童文学当作狭隘的教育工具，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品格。这种新的理论在初期对以往儿童文学重思想内涵而忽略作品的艺术表现的倾向起到矫正的作用，对于推动新时期我国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曾产生一批意趣盎然、思想内涵深刻的好作品。特别是近10年中国儿童文学黄金期的到来，不能不说与这种理论的正面效应有关。然而，毋庸讳言，也有一些作家对于“游戏精神”的理解存在偏颇，用儿童文学的快乐功能代替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产生了一批形式表现较好但内容苍白的作品。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个别作家为了追求作品的发行量和经济效益，不惜用浅层次的搞笑的东西去迎合小读者，而把儿童文学作品应有的深刻思想内涵放逐了，这类作品很难发挥儿童文学良好的社会效应和教育作用。要解决这类问题，首先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澄清儿童文学的本质与功能问题，理论的澄明，有利于作家很好地把握自己的创作方向。

　　三是近年来，我们又开始重视并强调儿童文学的社会作用。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习近平总书记将文艺与“伟大的中国梦”相联系，既看重文艺的教育功能，也强调文艺的“审美功能”。他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既是对“五四”现代文学传统的回归，又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进一步发扬。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儿童文学的本质和创新儿童文学理论指明了方向。

　　深入生活，提高文学创作质量，是目前创作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要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就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中国是一个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家，他们分布在祖国的各个角落，要使儿童文学作品更好地反映少年儿童的生活，就必须了解当今中国少年儿童生存与灵魂的实际状况。作家不仅要了解城市的儿童，而且要了解乡村的儿童；不仅要了解汉族儿童，还要了解少数民族儿童。只有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创造出有中国特色、不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过去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虽然也提深入儿童生活的问题，但是强调不够，还需要根据今天儿童生存的实际状况，加大认识与实践的力度，以期作家对于生活有了切实的认识以后能写出精品力作。

　　作家问题也是原有的儿童文学理论中所有的，但是对于加强作家的修养问题强调不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讲品位，重艺德”的问题，直接针对当下一些作家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只重作品的经济效益的问题，是减少作品的“铜臭气”的关键之举。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帮助作家认识加强修养的紧迫感，从而使作家问题的理论阐释更有时代性。

　　儿童文学创作的评判标准不仅是儿童文学批评的准星，而且对未来儿童文学创作的走向影响极大。由于前一段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倡导，一些作家或文学评论家在评判作品的时候，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艺术性、轻思想性的偏向。评判标准就是一种导向。要实现儿童文学创作由“高原”向“高峰”的飞跃，端正评判标准就显得格外重要。对此儿童文学理论家有责任展开科学研究，以期制定出恰当的评判标准和评价体系，规范和保证儿童文学创作在正确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推广是新时期以来出现的新问题，在原有的儿童文学理论中很少提到。为了使儿童文学阅读推广工作更加卓有成效，有必要对于儿童文学阅读书目的遴选、阅读方法以及组织管理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而使这项工作的展开更有科学性和持久性。

　　无论是儿童的本质与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儿童文学的功能问题、儿童文学的评判标准问题，亦或是儿童文学的精品创作、作家修养与儿童文学阅读等问题，既是儿童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又是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遇到的新问题，囿于原来的理论框架来阐释这些问题显然已经力不从心，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儿童文学理论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