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自然・必然――读刘文艳散文作品

　　读刘文艳的作品，总会触动到内心深处尘封已久的那种朴实真诚的感动。她的散文作品《爱的诉说》及《任是无人也自香》中美丽慈祥贤良坚忍的母亲、《外公的尊严》中外公高贵的品格、《珍贵的回报》中赵恩海“扭过头哭去了”的无以言表的感恩、《青春在这里闪光》中在生死考验面前临危不惧的80后90后、《一纸情深》中带着温度的书信、《山花》中像山花一样美丽坚强的耿秀华、《大美无色》中寄情水墨丹青的抱儿峰抒怀、《绿柳情思》中对柳树秀美含蓄坚韧奉献品格的赞美、《难舍的礼物》中的那两双“用麻绳和布做底、用钩针钩织鞋面”的拖鞋……都成为我挥之不去的生动记忆，不仅眼泪为之纯净、纯粹、纯朴、纯真，更使心灵被那些故事那些人所洗礼所净化所感动。

　　2015年9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会议强调，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的前进的号角。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崇高使命，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是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但是，在社会转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艺繁荣着也曲折着、寂寞着也喧嚣着。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法则、实惠哲学像无形的手主导并驾驭着文学创作的倾向和走势，无论历史题材、还是现代题材，无论写战争、还是写生活，无论写都市、还是写乡村……近年来的许多文学文艺作品，都更适合读者娱乐消遣。在某种程度上，“好看”成了创作者至关重要的着力点和刻意追求的目标，市场成了文艺作品立意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艺离生活、离人民群众、离理想信仰、离使命和责任越来越远了。比如，近年来的影视文学创作，呈现了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的倾向，为市场需求而量身定制成为一种新的创作模式。因此，屏幕上的作品，刻意“设计”的人物故事多，轰轰烈烈的大制作多、明星轰炸式堆积的现象多、过度炫耀物质化的场面多……创作已背离了它的初衷和根本。为了市场，即使是严肃的历史题材、战争题材，也充满浓厚的商业气息和味道，并且，这种倾向已经成为一种的潮流和文化现象。虽然文学丰富、多元的表现形态，对推动其发展繁荣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是如不梳理把控，也会对繁荣文艺事业，影响社会文化，推动社会进步，起到负面作用。巴金先生曾经说：“当个作家并不难，只要向读者捧出鲜活的心！”可是，当下的一些创作恰恰不用“心”了。

　　刘文艳虽身居官位，但她的创作却始终情系人民、贴近生活、根植沃土。一直以来，她把创作的热情和视点始终放在最平凡最普通的人物和故事中，在文学的寂寞和喧嚣相拥而行的文化背景下，始终坚守自己的关切，用真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真实、朴素、感人的故事。关注普通人及普通人的命运，珍重普通人的朴素情感，讴歌普通人的品格和境界，发现挖掘普通人身上蕴藏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是她一系列散文作品的共同主题。可以说，刘文艳的作品是对当下浮躁文风的逆反，是返朴归真的文学，是置身于生活深处有感而发的文学，是承载着使命和责任的文学，是带有方向性启示的文学。

　　作者的散文《难舍的礼物》，写的是一段与普通人凝重深沉的情感故事。作品讲述了她的一位品学兼优、能歌善舞、气质高雅、才华横溢的同学及她的命运，也写了她和同学情谊及同学为“报答”她送给她的那双自己亲手做的两双色彩鲜艳的拖鞋。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一个文化官员面对这双自制的拖鞋可能会不屑一顾，或弃之若尘，但在刘文艳眼里，它是值得永远珍藏的纯朴的友谊和真挚的情感，是珍贵的美好的回忆……所以，在《难舍的礼物》中，她不惜笔墨地对这双鞋做了深情、细致的描写“我接过来仔细地看了，这两双鞋做得真是很精细：用麻绳和布做的底儿，用钩针钩织的鞋面，一个网络状，用丝线勾织成的，一个是毛片状用毛线编织成的，两双鞋一双粉红色，一双火红色，很是喜庆。我十分高兴地收下了这两双鞋。我说这两双鞋做得这么精致，样子也好看，我一定小心穿，她这时又十分开心地笑了。我知道这两双鞋是她精心设计的，也是她一针一针勾织成的，不善于做家务的她，也不知用了多少夜晚，也难以量得出这里面究竟凝聚了她多少情感！”几年过去了，作者虽然痛下决心清理旧物，不为物累，但在她看来，“这两双拖鞋的意义却非同一般”，“始终难以割舍”，所以，“即使被女儿毫不犹豫地清理”，却又被“我”毫不犹豫捡了回来。“我”的关切、“我”的不舍、“我”的珍惜都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作家心之所系，情之所动，价值观所在。

　　在《山花》中，作家倾情营造了山花烂漫的美丽的诗意的情境，在这个背景下，深情地推出她敬重的主人公耿秀华。耿秀华这位坚强乐观的农村妇女，曾做过直肠癌、盆腔癌晚期手术，大小便改道，但是，为了还清家里拖欠别人的债务，她还要每天打三四捆草绳子，而且还帮助村里其他躺在病榻上的老人。作者用赞赏的目光，写了她因化疗头发全部脱落后戴上的“一头浓密并卷曲着的黑发”，写了她满脸释放着的亲切的笑容，写了她说话时的神情和清脆悦耳的声音，也写了她看着“后东山墙墙角处塌倒一大块、西屋房梁已经折了”，“东屋烟囱边儿上的墙壁裂了很宽的缝儿，再下雨就危险了”的房子，表现出的坚强及她病弱身躯中蕴含的巨大能量，也描写了在各级政府的关怀及她的拼搏努力下，住进新房子后更加灿烂笑容，写了她在与绝症乐观顽强的抗争中，六十七岁了，却“看上去有五十多岁”奇迹。有评论说，她“不被任何艰难所挫败的生活态度，深深感染了作者，她觉得眼前这个达观的农村妇女，像烂漫的‘山花’一样向家庭和社会呈送无尽的馨香和美丽。”

　　从《难舍的礼物》到《山花》，她始终把创作的视点放在最普通的农村妇女身上，尊重她们、珍视她们、欣赏她们、敬重她们、赞美她们，在她们身上发现真善美，帮助她们渡过人生中的难关。这是作家的品格，更是境界和胸襟。

　　今年八月，她作为省作协主席，率辽宁作家一行从黄海之滨丹东中朝友谊桥至渤海之滨葫芦岛止锚湾，在辽宁两千多公里的边海防线上，实地考察了边防检查站、边防支队、边防机动大队，深入走访了十多个边防派出所和警务室，近距离接触的大多都是80后、90后的青年边防官兵。《无悔的青春》是她与他们同吃、同住、同活动，在切身感受了他们火热的战斗生活和精神风貌之后，完成的作品。在深入生活之前，她对青年人一直心存担忧：“我担忧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惧怕艰苦；我担忧他们个性自我，对百姓缺少感情；我也担忧他们未经磨练，缺少临危不惧的血性；我更担忧中华民族敬老孝亲的优良传统，能否在这一代继续传承。”但是，“几天的采风，我的心灵被震撼了，无数次被深深地感动”。她带着感动写下了他们的故事。那位为了免于渔民奔波，背着办公用品到渔民家办公服务的梁文龙；那个被村里临终老人儿子般念叨着的大魁；那个在“北风裹着清雪，寒气袭人”的北方，脱下冬装赤裸着上身，为战士们讲解动作要领的姚林；还不满30岁就牺牲了的教导员孙吉平；在穷凶极恶的歹徒把手枪顶上脑门而临危不惧的“辽宁省十大缉私先锋”王俊刚；在与挥舞尖刀的歹徒搏斗中，鲜血染红了手臂的孙超……作家写的一系列人物，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熟悉却已陌生起来的记忆。这样的故事曾经是陪伴我们成长及我们儿时就生根发芽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结的源头，商品经济让根植于我们生命中的大树枝叶凋零了。奔波中行色匆匆的人们似乎已经忽略了为了社会安宁安全付出青春和生命的他们及他们的存在和奉献。刘文艳的作品，重新震撼到了我们的灵魂，也扣响了社会意识形态的警钟。我们惊异地发现，当我们这一代人在用怀疑的目光审视80后、90后的时候，我们离我们曾经的拥有也渐行渐远了。刘文艳的作品，唤起了我们熟悉的记忆，引发了我们温暖亲切的怀旧情感和理想主义情怀。

　　当浮华成为一种潮流和一个群体共同追逐的时候，当价值观在喧嚣的大潮下，被倾斜，甚至被颠覆，被扭曲，甚至被异化的时候，当意识形态的危机潮水般奔涌而来的时候，文学也在随波逐流并推波助澜着。我们分享着盛世繁荣，却忽略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消极变化。但是，刘文艳的创作却始终逆风而行。她乐于走出繁华，风尘仆仆地走进田间地头，走进耿秀华家“四处透风的三间土房”，在耿秀华家的土炕上，为她家打井、盖房、治病等种种难心事操心尽力，从雪花纷飞到山花盛开……她肯于远离喧嚣，深入边防，与那些在生死线上奉献着的战士们同吃同住，促膝谈心……她不为功利牵绊，倾情关注普通人，并和他们成为心贴心的朋友……刘文艳对普通人情感的珍惜，对朴素情怀的尊重，在奢华浮躁成为社会风尚的背景下，如久违的清风，带着清新扑面而来，给人以感动和思考，唤醒了我们曾经拥有的美好情愫和记忆，对我们情感心灵及世俗浮躁风气都是一种净化和冲击，传达给我们的是作家的品格和境界。

　　“文以载道”由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文以贯道”发展而来，经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解释得到完善。宋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文辞》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意思是说，“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之货物，通过车的运载，可以达到目的地。文学是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强调了文学的社会作用。

　　《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最完备的文艺理论专著。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这样写：“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这也就是儒家传统的“文以载道”。

　　虽然关于“文以载道”在文学批评史上有诸多争议，虽然当代文学曾经为“主题先行”和“高大全”的左倾文艺思想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是，文学担负着社会责任和使命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现实，更是时代的呼唤。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刘文艳的作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弘扬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成为代表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的佳作。

　　一个作家，面对纷繁的世界，可以有很多选择，无论题材、内容、思想、语言、风格……刘文艳的选择出自天然，顺其自然，实则必然。她的生活道路、她的人生经历、她的理想信念、她的情怀品格，让她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她创作的方向和品位。熟悉刘文艳的朋友，都知道她经历了艰苦的农村生活的磨砺，在尊儒厚德的家庭文化熏陶下成长，17岁即开始了从政基层的人生，刚过而立之年便有了大公报记者的历练，刚近不惑之年就有了厅级文化官员的阅历……丰富的人生经历、深厚的百姓情怀、开阔的政治文化视野及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和认识，使她自觉不自觉将她的综合素养及社会责任、担当意识行于笔端。从《任是无人也自香》到《外公的尊严》，从《山花》到《无悔的青春》，从《一纸情深》到《大美无色》到《珍贵的回报》到《绿柳情思》、《难舍的礼物》……刘文艳不仅对那些普通的人和事始终“用真情，用眼泪，用一颗纯净的心灵去热爱，去拥抱，为他们而歌、而泣，而捧洒一掬真诚的泪”，更以宁静而坚定的心绪走出喧嚣，逆势而行。不迎合，不媚俗，不随波逐流。她始终以真挚的情感描述着那些被世俗的路上忙于追逐的人们所忽略所遗忘的一个个普普通通人和他们的故事，挖掘他们品格中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她作品独特的品位格局，具有方向意义和启示。

　　天然、自然、必然。刘文艳的创作与生活、与人生、与生命相伴而行，不刻意、不矫情、不追求。花开花谢、冬夏春秋，她在日子里沉浸，在生活中品味，在人生交集过往中感受感动写作，所以，她的作品自然天成。

　　在《任是无人也自香》中，她写了母亲的几件小事：

　　母亲为了捡垃圾的人方便，“总是把能卖钱的东西，比如说纸盒、瓶子、塑料等放在一个袋子里，把不能卖钱的垃圾放在另一个袋子里。”母亲为了让没坐过飞机的“嫂子“坐次飞机，去上海看病时，专门让她同去。身患重病的母亲，为了给”嫂子”在上海买件衣服，又不让嫂子有负担，拖着虚弱的身体，答应女儿为自己买衣服，可是到了商店让母亲试衣服，母亲总是说：“这件我穿不合适，让你嫂子试试吧。”嫂子试了，母亲说：“挺好看，给你嫂子买了吧！”后来我才明白，母亲去商店不是为自己买衣服，而是为了给嫂子买衣服。

　　有一次母亲的腿被婶子家的狗咬了两个洞，出了许多血。可她怕婶子过意不去，告诉婶子“没事儿”，并忍着疼帮助婶子喂完猪，去医院打了狂犬疫苗。

　　作家在作品中感慨：一个人做好事容易，做了好事不张扬不容易；做了好事不但不张扬，还尽量不让人知道就更不容易；一个人做了好事尽量不让人知道，并想办法不让人感觉到是为人做好事，不让人承载感情债就更难能可贵了。母亲就是这后一种人。她的情操达到了为人忘我的如兰境界。

　　有学者评价她对母亲的怀念之作“是心语，是生命之语”，“作者的诉说，来自心灵深处、生命深处对母亲的至爱。因此，语言之水，随心而动，自然流淌，浑然天成。”她对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价值的挖掘和表达，她作品的思想品质及呈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人生生命相随，浑然天成，自然而然。

　　刘文艳发表在《芒种》2015年第1期的散文《外公的尊严》是她写亲人写亲情的又一力作。作品中“展示了尊严在一个普通农村老人身上绽放的高贵”。写了外公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屠刀，宁死不屈，绝不做侵略者走狗的骨气；写了外公作为村里的领头人，病中的外婆想吃毛豆，身为生产队长的外公宁可用自家的黄豆代替，也不去到生产队的田里去取的品格；写了外公宁可自己步行四十里路，也不愿回头再去麻烦别人的善良；写了外公偷偷从出嫁的女儿家门路过，不愿两手空空进去，看到女儿的身影后放心离去的好强……

　　刘文艳的《一纸情深》描述了一幅母女情深的至真至纯的画面。

　　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创作总根于爱”。 刘文艳的作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上，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笔端，刻画最美人物，讴歌崇高精神，践行文艺使命，她作品的一系列人物——母亲、外公、耿秀华、梁文龙、大魁、姚林、孙吉平、王俊刚、孙超……在刘文艳笔下，都是最“平凡”的，也是最高尚的；是最“底层”的，也是最闪光的；是最“普通”的，也是最珍贵的。她对他们的赞美，归根结底，源自内心的情感。

　　关于文学的社会作用，黑格尔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他说：“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状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它们直接本身或是它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人的心灵深处呼唤起反应和回响。”文学作为审美的社会意识形式，具有陶冶人的性情，塑造人的灵魂的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刘文艳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源于对亲人、对人民、对党、对民族的深情大爱。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总要有一种叫作高尚的精神要传承。娱乐至死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颓废的标志。一个没有崇高精神没有理想境界没有英雄情结的民族，也是没有力量的民族，没有希望和梦想的民族。

　　曾经的王朔作为“高大全”创作思潮的反叛，曾经引起社会强烈的共鸣。但是，文学在矫枉过正的变革中，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逃避高尚”成为文学创作领域一种新的创作倾向和文化现象，并且，这种倾向和现象，一经市场化商业化的复杂融入，就变得不仅逃避了高尚，也远离了曾经深刻撞击人们惯性思维并给人们带来新的思考的王朔。文艺在远离生活、远离人民的路上，渐行渐远。

　　《国歌》中有“我们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时刻，前进前进”的呼号，那是民族危难时期文学发出的声音，它曾经震撼过无数人的灵魂，鼓舞过无数人的斗志，它让一个民族在这种奋进的歌声中昂扬前行。今天的文学为何一定要束之高阁、渺小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成为小众的高雅的自言自语？为什么一定要放弃时代赋予文学的使命和责任？

　　实际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了艰难曲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危亡，不仅是个历史问题，也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文学没有理由没有承担，作家没有理由辜负使命。

　　《讲话》是对文学的呼唤，是对艺术家的号召，也是党中央为文艺指明的方向、提出的要求。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时代的要求，是文艺战线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艺术家必然的选择。

　　刘文艳的作品顺应了这一时代呼唤。这是一种源于生命的自觉，始于热爱，出于本色；这是一种来自心底的的呼唤，动之以情，感怀于心；这是一种品格和境界，关乎信仰，出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