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诗歌：回溯与展开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15年诗歌：回溯与展开

何言宏

　　“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常态化的‘诗歌时代’。2015年的中国诗歌，基本上也较为寻常，并未发生什么非常重大或根本性的变化，要想对它作某种概括，似乎也殊为困难。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冷静地透过这一年里中国诗歌的种种表象，透过它的喧哗与骚动来作认真深入的清理，就会发现其中还是有几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方面。

　　2015年，随着新诗百年的日趋临近，新世纪又进入了它的第15个年头，因此在频频的历史回溯的同时展开我们的诗歌实践，便成为2015年中国诗歌的基本特点。”

　　充满活力的诗歌文化

　　2015年的中国诗歌，在制度文化、节庆文化、出版文化、网络文化和诗歌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结合与“跨界”等方面，都有颇多新的实践。

　　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发生了较为深刻和明显的历史转型，其重要标志就是它在创生着丰富多彩和充满活力的诗歌文化。2015年中国的诗歌文化，在诗歌的制度文化、节庆文化、出版文化、网络文化和诗歌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结合与“跨界”等方面，都有颇多新的实践。

　　在诗歌的制度文化方面，以各级作协和其所属的“诗歌学会”、“诗歌委员会”等为主的体制性的诗歌制度开展了大量工作。2015年12月9日，诗人黄怒波当选为中国诗歌学会的新一任会长。同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驻校诗人”制度继续发展与完善，翟永明、陈育虹和冯娜分别入驻三所高校。“驻校诗人”制度以学院为主体，突出了诗人遴选的学术标准，其对我国诗歌制度的拓展与创新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对于丰富与活跃诗歌文化开启了新的可能。

　　2015年中国的诗歌评奖种类繁多，相当活跃，各种各样的诗歌奖计有100多种，较为重要的如“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和“中坤国际诗歌奖”等，分别颁发给了诗人沈苇、亚历山大·库什涅尔(俄罗斯)和邵燕祥。在此方面，我以为由诗人黄礼孩所主办的“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特别值得肯定。这一奖项开始于2005年，每年一届，2015年，该奖项颁发给了美国诗人丽塔·达夫和我国诗人西川。这一奖项的成功充分说明，即使是一个个体，他的文化创新的潜能一旦被激发，也能释放出不可小视的文学、文化甚至是制度性的正能量。

　　2015年，中国诗歌的节庆文化非常发达。仅从见诸媒体的报道中就能发现，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形形色色的“诗歌节”、“诗歌朗诵会”和“诗人雅集”等活动就达千种。这些活动对于活跃诗歌文化，营造社会的诗歌氛围，传承和接续中华民族爱诗、读诗的文化传统都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另一方面，如何避免这些活动过于泛滥和它对诗人创作心态的负面影响，如何集中力量打造出具有标志性的、高水准、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诗歌节，是我们诗歌的节庆文化工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015年的中国诗歌在印刷/出版文化方面成果丰厚，最具标志性的就是三联书店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均为9卷本的《北岛集》和《杨炼创作总集》，对北岛和杨炼的创作道路做了系统性的回顾与总结；在这两部个人“总集”外，2015年值得注意的个人诗集还有《芒克诗选》(芒克)、《潜水艇的悲伤》(翟永明)、《大是大非》(欧阳江河)、《为你消得万古愁》(柏桦)、《韩东的诗》(韩东)、《杨克的诗》(杨克)、《骑手和豆浆》(臧棣)、《山水课》(雷平阳)、《新疆诗章》(沈苇)、《梦蛇》(田原)、《灰光灯》(王寅)、《词语中的旅行》(马永波)、《侯马诗选》(侯马)和《故国》(曾蒙)等。

　　几乎是不约而同地，2015年，不同代群的诗人纷纷以出版诗集的方式对自己的创作进行追溯和总结。这一倾向还很突出地表现在以往介绍较少的一些台湾老诗人的诗集，如周梦蝶的《鸟道》、向明的《外面的风很冷》、杨牧的《杨牧诗选1956—2013》、张默《张默的诗》、碧果《碧果的诗》和管管的《管管闲诗》。2015年，中国诗歌的“选本文化”也颇有特点，除了几种连续出版的年度诗歌选本，洪子诚、奚密主编的《百年新诗选》和何言宏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1010)·诗歌卷》等，均对百年以来或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做了系统性的回顾和遴选，中国作家协会还启动了《中国新诗百年志》的大型项目。

　　诗歌微信传播的兴盛是2015年诗歌文化中的重要现象。无论是年初的“脑瘫诗人”“余秀华现象”，还是后来马永波诗集《词语中的旅行》等所发起的网络众筹，微信传播都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2015年，不同的组织、机构、个人或同仁申请设立了大量诗歌类的微信公号与平台，形形色色诗歌类的微信群也纷纷建立。“为你读诗”、“诗人读诗”、“读首诗再睡觉”和《诗刊》社的微信公号等都有着相当巨大的订阅量，“为你读诗”还快速做大，形成了较有规模的产业。有些刊物充分开发与利用微信传播的独特功能来发起研讨、组织活动、促进交流，广泛联络作者与读者，以进一步扩大刊物的影响，像《诗刊》社的微信公号由于拥有高达19万的订阅量，刊物的受众面与阅读量大幅递增；内蒙古的《鹿鸣》杂志还率先利用自己的微信平台综合根据作品的点击量、读者投票和专家意见等，评选出了唐月的《阴山行》等优秀的年度最佳诗歌作品，引发了微信评选的一股热潮。

　　在2015年中国的诗歌文化中，“诗歌+艺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诗歌和其他艺术门类的跨界融合，在很多网络/微信空间、纸质媒体和地面活动中，都有非常丰富的体现。在“诗歌+艺术”的大量实践中，深圳市文联“第一朗读者”活动的“诗歌+戏剧”、上海民生美术馆“诗歌走进美术馆”活动的“诗歌+美术”、程璧“诗遇上歌”的“诗歌+音乐”、建筑设计师林江泉所倡导与实施的“诗筑主义”(Poetrachitism)、“诗邸”(Poetic House)中的“诗歌+建筑”等，已在诗歌界与艺术界分别产生了很大影响。而《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和《诗江南》等诗歌刊物，更多地结合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一方面丰富与充实刊物内容，另一方面，还很切实和有效地挖掘和显示了许多诗人的书画艺术修养与才能，非常有利于中国新诗和诗人文化形象的塑造。

　　个体诗学的自觉追求

　　2015年，李瑛、杨炼、柏桦、雷平阳、沈苇、李少君、胡弦、汤养宗、阿信等不同代群、年龄的诗人以他们的创作实践，在各自的新作中继续探索着自己的诗歌美学，体现出个体诗学的多样性。

　　某种意义上，女性诗歌已经构成了中国诗歌的半壁江山。2015年，以翟永明、李轻松、唐月为代表不同代群的女诗人，都有自己代表性的作品出现，表现出对个体诗学的自觉追求。

　　2015年，许多不同代群、年龄和性别的诗人都以他们的创作实践，体现出他们各自独特的个体诗学。

　　李瑛在老一辈诗人中至今仍保持旺盛的创作活力。我一直以为，晚年李瑛“生命诗学”的转向为我们的诗歌研究所长期忽略。在组诗《对生命的赞美》(《人民文学》2015年第8期)中，李瑛一如既往地关切“生命”，无论是在一棵古树、一片青稞，还是在雄鹰身上，他都能发现“生命的尊严”和“生命的美”，“生命诗学”又一次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雄健和硬朗的体现。

　　作为“朦胧诗”的重要代表，杨炼在其新作《画：有桥横亘的哀歌》(《上海文学》2015年第1期)和《永乐梅瓶》(《作品》2015年第11期)中，表现出他作为一个漂泊中的华夏之子植根于个体生命而又能够心系故国、关怀人类的流散诗学，不管是明朝的永乐梅瓶，还是西方画家鲁本斯的《阿马凇之战》，都能引发他在巨大的历史时空之中充分展开其宏阔的抒情和深邃的历史思考。

　　柏桦自《水绘仙侣》以来一直提倡“逸乐美学”，在他发表于《扬子江诗刊》2015年第3期和《山花》第12期的两组(《柏桦的诗》《春天之忆》)共计23首的诗作中，他的“逸乐美学”已经不仅表现在他对日常生活、自然万物的耽溺与迷恋，更演变为一种“至深的逸乐”——即“词语的逸乐”，在对包括自我在内的古今中外各种本事和文本中灵活自如地穿梭引证、自由互文，成了柏桦“逸乐美学”的最新尝试。

　　当下中国的诗歌界，有一批诗歌成就主要取得于21世纪的诗人，如雷平阳、李少君、沈苇、胡弦、汤养宗、阿信、庞培、泉子、胡桑等。雷平阳的诗集《基诺山》和沈苇的新版诗集《新疆诗章》都有着非常突出的身份焦虑，表现出他们内涵不同的个体文化诗学。《基诺山》中的雷平阳并没有过于简单地将自己安顿于某一文化、地域或某一族群，而是不断地“讨伐”和拷问自己，使诗人的自我日渐丰满、日渐复杂，不断获得新的深度与新的内涵。这一特点，正如他在《基诺山》的“序”中所说的：“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这时代的一个偷渡客。价值观、文化观、审美观，我所奉行的往往就是我内心反对的，而我真正以文字竭力捍卫的东西，却又连说出声的勇气都早已丧失，我的身份缺少合法性、公共性和透明度，总是被质疑、被调侃、被放逐”。所以他在《基诺山》中的抒情主体，也正像他所写的那样，“早就生活在一场自相矛盾的闹剧中/是一个梦想偷渡又从渡口/退回来的人……”置身于“天地之间，一个人守渡、摆渡，领受/昏天黑地的孤独”，“甘愿接受”“一阵又一阵闪电的凌迟”，近乎成了诗人根本性的精神文化困境。

　　沈苇的身份焦虑主要来自于他对身份认同本身的警觉与思考，对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互相包容和睦相处的祈盼与倡导贯穿于整个《新疆诗章》(特别是《寒冷融化内心的冰雪》一诗)中，沈苇愤激于“异族”这个词，不仅追问着“‘异族’这个词是谁发明的？”还“希望它滚得越远越好”——“想到世上异族像我同族/一样的奔忙生计/一样的牢骚满腹/一样的孤单寂寞/一样的生老病死/我在内心焐热‘异族’一词/并把它轻轻挪开、放下/希望它滚得越远越好”。沈苇的诗歌和他的诗学观念强调个体，但又主张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多元交融，相应于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积极倡导，沈苇的诗歌，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价值。

　　李少君常被称为是“自然诗人”，在《著名的寂寞》《自然之笔》《过临海再遇晚秋》(《扬子江诗刊》2015年第3期)和《在坪山郊外遇萤火虫》(《花城》2015年第6期)等诗作中，他仍然载欣载奔地体悟自然，诗风率真，平易亲切。正如他在《著名的寂寞》中所写到的，“这个初春，我不是在饮酒/就是在窗前听春水暴涨”，对于自然的谛视与感怀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刻未稍息。我注意到，李少君2015年的诗作平添了许多寂寞与忧愁，他以往的明亮也蒙上了不少阴翳与伤感。这样一来，他的自然诗学反而更加能够充分真切地表达其个体经验，他的个体诗学的特点与内涵因此也变得更加丰厚、更加明确。

　　与李少君一样，胡弦也常感怀于自然，但他的诗风要更加激烈，也更奇崛与惊险。他常注目和留心于自然万物、山河故土，深究与体味日常生活和我们的文化与文明的历史遗存，表达出某种浩茫或沉痛的主题。他的组诗《白云赋》(《诗刊》2015年第4期·上)中有一首短诗《平武读山记》——“我爱这一再崩溃的山河，爱危崖/如爱乱世。/岩层倾斜，我爱这/犹被盛怒掌控的队列。//……回声中，大地/猛然拱起。我爱那断裂在空中的力，以及它/捕获的/关于伤痕和星辰的记忆。//我爱绝顶，也爱那从绝顶/滚落的巨石一如它/爱着深渊：一颗失败的心，余生至死，/爱着沉沉灾难”。我很震撼于《平武读山记》中的抒情主体，一种上承老杜的孤绝与沉雄使他的诗学深厚独特，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与把握。

　　在对2015年诗歌的大量阅读中，我注意到两位分别地处东南与西北的诗人汤养宗与阿信。汤养宗居福建霞浦，按照他自己的描述，“迷宫”般的结构和曲折“蜿蜒”地游走的语言是其诗歌的基本特点，所以我将他的诗学称为“繁复的诗学”。他的诗歌开合自如，想象奇特，词语与细节经常如闪电般地招之即来，并且在文本中增殖与弥漫，但即使如此，一个他常自嘲为“走投无路”的个体，从来又都清晰可辨地隐伏于诗中，构成着诗的核心。在《致所有的陌生者》《汤养宗的诗》中，诸如“看！走投无路的困兽就是我……”(《睡后书》)、“这几天愁闷/身上有鬼气，有点走投无路”(《癸巳清明，天阴酒浊，浑话连篇》)、“坐在家山我已是外人，无论踏歌或长啸/抓一把春土，如抓谁的骨灰”(《春日家山坡上帖》)、“这岁末，什么都看不住，也抓不住”(《癸巳岁末，过福宁文化公园》)等等，不断显示出这样一个个体的基本情状。在汤养宗的个体诗学中，虽然词语无比繁复，他的个体主体性却更显示出令人揪心的不安与凄惶。

　　与汤养宗不同的是，身处西北高原的诗人阿信日日面对的自然环境要远远恶劣于前者，但在这样的地理空间和自然环境中，阿信却有内心的镇定与安详。在《那些年，在桑多河边》(《诗刊》2015年第4期·上)等诗作中，无论是从一座寺庙(《山间寺院》)、一丛野花(《词条：卓尼杜鹃》《安详》)，还是从“一小片树林”(《一小片树林》)和“一座孤零零的小屋”(《那些年，在桑多河边》)中，诗人都能找到深切的皈依与认同，一种凝定与沉着的个体自我处处可见地存在于阿信的诗中。阿信通过自己的诗歌写作来“寻找精神的皈依”，“寻找到自己”、“完成自己”，突显出在这个个体自我无以安顿的时代阿信诗歌的意义与价值。

　　像阿信这样通过自己的诗歌写作来表现个体自我精神安顿的诗人还有泉子。在泉子的组诗《在浮世》(《作家》2015年第2期)中，一种希圣希贤、对自己有着极高期许的诗学主体非常突出。泉子的诗学，应该被称为“心的诗学”。正是一个“心”字，构成了泉子诗学的核心内容。比如在这组《诗人的心》中，泉子这样写道——“一片树叶落下来，大地以微微的震动作为回应。/是又一片，又一片片的树叶，/落下来，/落下来——/直到大地获得一颗诗人的心。”而在另外一首《凡心》中，诗人又这样写道——“在对神持续的仰望与注视中，/光芒来自你的心，/来自身体的至深处。/这个终将被光芒浇筑的人是你吗？/而幽暗那无处不在的刀刃，/它无时无刻不在雕琢，在为一个伟大的时代赋形”。诗人于天地之间，欲立其心，仿佛古代的另一位浙人王阳明，欲以历史、时代和其个人的周遭际遇，皆为龙场，虽然“幽暗”“无处不在”，但却“此心光明”，足可以“为一个伟大的时代赋形”。泉子的诗学抱负，相当宏大。

　　在纵览这个时代甚至每一年度的诗歌创作时，我们决不能忽视女诗人的写作。某种意义上，女性诗歌已经构成了中国诗歌的半壁江山。在2015年中国的女性诗歌中，不同的代群都有自己代表性的诗人表现出对个体诗学的自觉追求。比如翟永明，在其组诗《弗里达的秘密衣柜》(《诗刊》2015年第10期·上)中，她的“黑夜诗学”既没有了早期的颠覆与叛逆，也不像她前些年的创作，在对现实、历史(包括女性历史)的愤激与介入中显示出她所独有的犀利与力量，仍在“黑夜”的翟永明，已经有了略微的自闭(“世界依然危险 当我向晚年靠近/我能否拿起笔墨  向黑暗致意/我能否写下牌子 写下地址/写下日期 然后写下：闲人免进”)与灰颓(“我也曾双脚踮立地寻找/我现在累了，倒地寻找/如果找到了 我更加茫然无解/如果找不到 我必将终身抱憾”)，但正因此，她的“黑夜诗学”倒更加真切地表达了诗人的个体生命，具有了深厚独特的真实内容。

　　与翟永明相比，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女诗人李轻松在两组诗作《李轻松的诗》(《扬子江诗刊》2015年第3期)和《铁水与花枝》(《诗刊》2015年第6期·上)中，她的“铁与花的诗学”反而显得熠熠生辉。在这两组诗中，诗人写铁、写花——“铁如此俊朗，花枝如此羸弱”、“我粗粝的铁，硬、坚硬/也能爆出炽烈的天真/我柔软的花，水、水灵/都生在枝节之外/我的境内，花与铁的混合/……/铁水已缠绕了花枝/花枝已被铁水淹没”，这位曾经“爱上打铁这门手艺”的女性诗人，又一次高呼着“亲爱的铁”(《亲爱的铁》)。

　　不同于李轻松的激越和翟永明的“累”，出生于70年代的女诗人唐月的“月的诗学”却更冷静。在唐月的很多诗作中，她不仅经常以“月”为题材，以“月”自况，充分书写“月”的生存与“月”的情怀，“月”的高冷与纯净，还构成了诗人审视众生和反顾自我的独特视角。在《速冻》(《山西文学》2015年第5期)和《顽疾》(《延河》2015年第7期)等诗作中，诗人既会在“凌晨一点”不无自嘲地冷静自视，“看肌肤慢慢生出，/毛茸茸的月光”(《速冻》)，也会在寒冷的夜晚，在“零下二十度的枝头”，“捶打满月”，发出“分一半我给你”的热切呼喊(《分一半我给你》)……当代中国的女性诗歌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舒婷、翟永明以来，一些更加具有个体性甚至中国性的女性诗学不断自觉，李轻松“花与铁的诗学”和唐月“月的诗学”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诗歌批评的非学院趋向

　　2015年的中国诗歌批评，应该重视其中的非学院趋向，其中最为明显的标志就在于其批评文体。这样的批评厌弃和摆脱了盛行于学院的“学术八股”，代之而起的是更加自由与灵活、更加生动与活泼、也更加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批评文体和批评语言。

　　考察2015年的中国诗歌，决不应该忽略诗歌批评。在此方面，我以为我们更应该重视其中的非学院趋向。近些年来，文学批评包括诗歌批评中的学院批评对于文学灵性和基本感悟力的窒息，以及它们低水平的重复和缺乏有效的问题意识的学术空转，催生和激发出更具价值的非学院化的诗歌批评。

　　诗歌批评的非学院趋向，最为明显的标志就在于其批评文体。这样的批评厌弃和摆脱了盛行于学院中的“学术八股”，代之而起的是更加自由与灵活、更加生动与活泼、也更加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批评文体和批评语言。在2015年关于新诗百年的讨论中，《扬子江诗刊》特别开设“中国新诗百年论坛”，邀请著名诗人和诗歌批评家集中讨论百年中国新诗中的核心问题，如第2期叶橹的《主情乎？主智乎？》、第3期霍俊明、汪政等人的对话《新诗“自身传统”构建及其不足》、第4期徐敬亚的《论“新诗”概念的休止》、何同彬、王家新等人的对话《百年新诗的“公共性”及其边界》、第5期霍俊明、叶延滨等人的对话《诗歌的空间和地方性》、第6期罗振亚、李少君等人的对话《百年新诗：本土与西方的对话》等，具有突出的现实针对性，是我们当下的诗歌创作迫切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

　　在这些讨论中，不管是单篇论文，还是多人参与的圆桌对话都能直击问题，提出各自独特的思考与见解。比如徐敬亚的文章在一开头不仅明确提出应该停止使用“新诗”概念，而且还颇为明确地批评“学术八股”，自承“我不想正襟危坐、一句粘一句一段连一段地论点……论据……一是手艺操作上不屑，二是诉求意义上不值”、“至于本文是不是‘论’，这我就不管了”、“在我看，只要把论理的话说得明白，即是论”。正是以他这种极富个性化的文风，徐敬亚在文章的最后一方面指出“百年来，在中国现代文明的艰难进程中，在举世华人辗转逆行的精神呼号中，在汉民族庞大母语的复杂演变中，中国现代诗歌早已完成了它的初创”，因此他十分赞同“以‘现代诗’取代‘新诗’的概念”；另一方面， 他还进一步指出：“无论巨量的诗人规模、巨量的文本、巨量的逐时创作数量，还是内部的百十家风格流派，或是延展发育上的多重向度与多重维度，中国现代诗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同类艺术体裁中，均处于强势。在全球的诗歌参与、诗歌交流、诗歌影响上，与全球几大语种相比，中国现代汉诗亦不落下风”。

　　同样是非学院派的诗歌批评家，沈奇在《文身之石——现代汉诗诗学断想115则》(《钟山》2015年第2期)中提出了很多极富洞见和启发性的诗学见解。他和徐敬亚及前面所说的叶橹一样也认为“新诗的灵魂(诗心、诗性)已渐趋成熟”，因此提出应该放弃使用“新诗”这一概念，只是在对新诗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沈奇更加强调和突出语言问题，认为“百年中国新诗，要说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丢失了汉字与汉诗语言的某些根本特性，造成有意义而少意味、有诗形而乏诗性的缺憾，读来读去，比之古典诗歌，总缺少了那么一点什么味道，难以与民族心性通合”。这样的文字平白易懂，非常精准和警醒地揭示了问题。我们的文学批评自现代转型以来，越来越在批评文体上背离传统，走向偏至，像沈奇这样“诗话式”的“断想”，它的启发性和它的生命力，将越来越得到显示。

　　诗歌批评的非学院化趋向，还体现在《收获》杂志专门为诗歌批评新开设的“明亮的星”栏目，先后发表了钟鸣《翟永明的诗哀与獭祭》(第2期)、陈东东的《张枣：我要衔接过去一个人的梦》(第3期)、钟文的《记录北岛》(第4期)、张定浩的《顾城：夜的酒杯与花束》(第5期)和《海子：去建筑祖国的语言》(第6期)等关于当代中国诗歌史上代表诗人的精神评传。这些文字既具学院派批评难有的悟性与才情，在诗学见解与专业性上也为后者所难以具备。每一位作者在文体方面都各有追求，特别是钟鸣，他的近乎文言的文字深邃古奥，加之以他渊博的“杂学”，使得他的文章独具一格。

　　与此相似，2015年的《名作欣赏》杂志也开设了名为“新世纪文学十五年·诗歌卷”的专栏，以批评家主讲，参与者围绕着主讲进一步进行深度研讨与对话的方式，逐期关注了包括沈苇、陈先发、雷平阳、杨键、朵渔等在内的十来位诗人，在诗歌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正如诗歌探索往往会引领文学风尚一样，我们非常迫切地希望，诗歌批评的非学院化趋向，也能够矫治文学批评的学院化积弊，引领后者逐步进入健康与良性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