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体新诗”中国梦――《砚耕塘诗稿》随想

　　这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伊的《菊花》诗，副题是“为喜爱菊花的陶渊明而栽种”。布莱伊毕业于哈佛大学和衣阿华大学，二战期间曾服役于美国海军。后来定居在他的故乡明尼苏达州的穆斯湖畔。他的诗歌创作深受中国古典诗的影响，因为仰慕陶渊明，特意在自己的书房外面栽种了一丛白色的菊花。

　　在翻阅白炜先生《砚耕塘诗稿》的那个下午，我就一直想着这首《菊花》诗和与之相关的故事。白意味着纯粹，“炜”者，“青气之光辉也”，而如果说白色的菊花也有光辉，那么用“炜”来形容可能是最恰切的了，而对于中国古典诗，白炜先生不仅是深爱者，也是当之无愧的传承者。

　　实际上，我和白炜先生相识，不过是最近几年，在文艺理论界的一些会议上。他总是到得比别人早，发言却比别人晚，安详地坐在那里，谦和儒雅地微笑着。听他的发言，可以说是诚朴其外，光彩其内，实实在在的语气中，充盈着那么多真知灼见。但我从不知道他是大学的党委书记，而且曾做过几所大学的主要领导。这可能既是他的风格，也是我的问题，我是基本上不关心别人的职务和身份的，我只知道白炜先生和我是同龄人，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读过博士，现在是教授，执教于沈阳某大学，仿佛了解了这些就足够了似的。

　　直到打开这部厚重的作品——《砚耕塘诗稿》，其实何止厚重，简直堪称绮丽和恢宏，我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线装本书，连翻阅都要小心翼翼的。翻阅之后，不禁在心中感叹。一叹知人之难，二叹人可以这样多才多艺，一个文艺理论家和大学领导，不仅擅写旧体诗，其作品之丰赡，堪称生命记录；而且书法也好，好得令人震惊。想起198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捷克诗人塞弗尔特，瑞典人给他的颁奖词意味深长，认为他以自己的诗歌创作“表现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多才多艺地渴求解放的形象”。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表达对白炜先生的感叹，应该与这句评语很相近。

　　我不太懂诗，尤其不太懂旧体诗，因为不熟悉格律，也不熟悉那种特殊的诗论语言。但对于诗的解读，我想格律或许并不重要，而且，通观这部《砚耕塘诗稿》，令我欣喜的是那样一种内在的自由，不是不讲格律，而是不自拘于格律，洗却铅华，超越范式，从容淡定，蕴藉有味。毫无晦涩之弊，多见灵动之长，可以说从中既能见出作者的人生行迹、人格气度和情感本真，也充满了匡扶人心的正能量。如“宫声篇”中的《拜谒鲁艺旧址四首》《黄土高原纪行六首》《焦公赞》《绍兴鲁迅故居偶识》《许世友祭》；“商声篇”中的《清明祭父诗》《高考入学三十年纪念》《再读三国》《滕王阁》《岳阳楼诗记》；“角声篇”中的《江村印象》《丽水问农》《春风咏》《少年生活素描》《京杭大运河》；“徽声篇”中的《黄河壶口瀑布》《海上夜行》《北洋大学》《胡杨礼赞》《海南五题》《辽北康平》；“羽声篇”中的《中秋高原纪行》《青山对》《松花石》《井冈山》《金石滩》等，读后都足以让人神游历史，思接现实，教益良多。特别是作者那种淡而有味的诗风，看似轻易，却难能可贵，诗中所体现的中和通畅之美，似承传了其先祖白居易诗歌的薪火神韵，也好像有着宋诗的温馨清朗韵致，许多篇句都可圈点，如与友人对品佳茗。

　　记得南怀瑾先生曾说过：“文化的基础在文学，文学的基础在诗词”，能把诗词写好的人，其文学功底的坚实，文化功底的深厚，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是写得好与坏，怎么评判，还是要有一个标准。我认为评判诗词的标准，不能因为是古体或旧体，就降格到普遍的形式层面，旧体诗和现代诗的标准应该是一样的，那就是看其有没有创新的境界。现在搞诗词创作的人很多，而且似乎越来越多，有人称之为传统诗词的复苏或“文艺复兴”，但真正有创新境界（或哪怕有创新动机）的诗词并不多，大多还是“旧瓶装新酒”，沿袭古典诗词的思乡怀亲或咏古观今的范式与套路，总之是略无新意，乏善可陈。

　　而白炜的旧体诗创作却无疑有一种创新的自觉，或者是一种创新的自在。他并不刻意，但往往是意到神随，在形式上不泥古，在情感上不泥实，能让人在不经意间感受到一个现代人的襟怀见识和精神气质。比如他那首《母爱》：“你是风之缕，走进春光里；你是雨之滴。流入心田里”。这种直面亲情、不假文饰的讴歌，几乎是直接从现代汉语诗中得到的借鉴和启示，但就形式而言，又不乏唐宋五言绝句的风光流韵，而中国式母爱从古至今的承接与发扬，仅从这形式中即可联想。

　　把旧体诗写出现代情趣和境界，在白炜这里，还有一个最突出和最明显的例证，那就是幽默感。幽默在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古典诗中是鲜见的，所谓“诗庄词媚”，古典诗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其严肃性和庄重性使之与生俱来地排斥喜剧因素，更何况幽默本身就是外来的审美因子，并属于现代的审美范畴。而在白炜先生的旧体诗中，具有幽默情趣的篇什几乎俯拾即是。如《拜谒鲁艺旧址》之三：“枣园灯光照全国，杨家坪上纺线线”；《大寨情怀》：“永贵不老音容在，而今犹有郭凤莲”；《许世友祭》：“英雄自古谁无死，东邻老屋是旧家”；《给二姨》：“心想手到布尔乔，织绣勾连成大巧”，等等，还有一些写少年与青春往事的诗，如《少年生活素描》《二三工厂》，以及其他一些写亲情、写记忆、写动物的作品中，都可瞥见现代幽默元素的闪光，或机智、或反讽、或通感，或当今汉语新诗中的冷抒情，总之是贯穿着一种旷达、亲和、乐观的情怀，或者说贯通着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主张的“轻快美学”精神。这是我读《砚耕塘诗稿》的由衷感受。

　　“轻快美学”是卡尔维诺在他的《美国讲稿》中所发挥的美学思想，虽然主要谈的是小说叙事学，但我觉得也适用于诗，特别是对中国旧体诗创作而言，轻快而不轻浮，通俗而不媚俗，可能正是一种创新的突破口。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白炜的旧体诗，从其形式上是旧的格律体，但在境界上却体现着汉语新诗的精神风貌，为了明确体认，不妨称之为“旧体新诗”或“新格律诗”。而能写出这样诗作的人，应该是有着特殊美学理想的。马克思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对此蒋孔阳先生有过解释，说这样“就把选择什么样的美和是什么样的人联系起来了”。白炜选择了旧体诗的形式格律之美，也选择了现代诗的精神情趣之美，那么是否可以断言，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或一个具有传统精神的现代人，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经典价值的追求已成为某种“生命形式”，而这种生命形式正属于现代中国。

　　“好诗不须作，源自心头来，点染皆成趣，闳韵入襟怀”，这是白炜先生对诗的理解，也就是他的诗观。在他的作品中，对传统精神的建构和对传统范式的消解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自成风格、浑然一体的。这种状态就主体而言是他的性情使然，而就诗歌创作的内驱力来说，则可能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的焦虑”使然。

　　《影响的焦虑》是美国著名批评家哈洛德.布鲁姆的一部诗论著作，他从历史传承与影响的角度来探讨诗歌创作的真谛，影响很广泛。诗歌本身就是一部历史，是诗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延续。雪莱曾经设想，所有时代的诗人都在为一首不断发展着的“伟大诗篇”而作出贡献。所以布鲁姆指出，现代诗人都像是一个有着“恋母情结”的孩子，需要充满焦虑地面对和反抗“诗的传统”这一巨大的父亲形象和阴影。确实如此，尤其是中国的旧体诗，所面对的阴影简直是太大了，从诗经乐府、唐诗宋词、明清诗词直到近代，几乎所有的主题、所有的境界、所有的技巧都被前辈诗人求索殆尽，这和汉语新诗是不同的，面对的传统不同，命名机制也不同。有志于写作旧体诗的现代中国人，必须面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强大传统，它强大到几乎是所有英语诗的总合，就像中国的春节是西方的圣诞节、感恩节、新年的总合一样。所以，如果说诗歌的创新是难的，旧体诗的创新则尤其是难得，因为，用另一位美国批评家的话说：“由于以前统治者的辉煌业绩，王子的治国之责被加重了”。包括白炜先生在内的旧体诗写作者，我觉得就是这样一批负重的“王子”。但负重的王子毕竟也是王子，特别在民族复兴、文化振兴，人人都在寻求实现“中国梦”的今天，用诗来体验自己的梦想是可贵的，用旧体诗来展示自己的梦想是更加可贵的——

　　
　　然而，悠久的中国人是否会徒劳地

　　衣冠楚楚，在深山幽涧边打坐，

　　或者，在江畔苦吟，捻断胡须？
 

　　这是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我为了照应本文的开头重译了一遍，不论是布莱伊，还是史蒂文斯，他们的作品都证明了中国诗在世界上的影响。而代表中国诗歌走向世界的，恰恰不是汉语新诗，而是中国古典诗，因此毫无疑问，古典诗的现代形式——旧体诗，就不仅是文化怀旧，更意味着文化复兴，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梦”的一部分。

　　最后我想重述一下对白炜先生旧体诗创作的基本观感：乐天遗风，宋诗韵致，古典精神，现代情怀，既承文脉，复接地气，旧体新诗，独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