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咽的乳房――苏珊・桑塔格及其《疾病的隐喻》

　　43岁，一向特立独行的苏珊•桑塔格患上20世纪除了感冒以外最平庸最大众的疾病, 乳癌。对于突如其来的疾病，冷静理性如桑塔格者也不免震惊和慌乱，以至于弱弱地问了医生一句，是否她的某些不当的生活方式导致了患病？此前她曾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性生活太少了，之所以这样联想是因为，彼时的癌症甚至今天的癌症依然被认为是心绪压抑不得释放的结果；反过来说，得了癌症似乎就可断定此人必然心路狭窄心情压抑，至于原因，要么是身心遭受外界重创，要么是某些心理和身体习惯不当。这些于疾病之外附加的解释，往往使患者在遭受病魔缠身的痛苦之外，又增加了纷繁驳杂的来自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压力——愧疚、羞耻、自卑……显然，桑塔格在还没来得及思考疾病以前，她也上了这种隐喻的当——被反省所缠绕, 被自责所折磨。还好，不幸之幸，她遇到了一位特别的医生，之所以说他特别，是因为普通的医生会欣然肯定甚至表扬患者的反思，而他却回答，NO。“NO”初步否定了桑塔格的联想，也就是说将患癌和所谓的“心绪压抑不得释放”联系起来无非是扯淡！停止对癌症的道德和情感联想！这位独特医生的独特解释使苏珊从患病的愧疚中得以解脱和警醒，并踏上思考和破解疾病之旅。在两年半的治疗中，她幸获痊愈，虽然永远地失去了一只乳房，却携着新作《作为疾病的隐喻》脱胎换骨重返人间，而《隐喻》的问世既是对苏珊的安慰，也是对“乳房”的拥抱。
　　2003年12月上海译文版的《疾病的隐喻》（以下简称《隐喻》），分为《作为疾病的隐喻》和《艾滋病及其隐喻》两部分，然而这两部主题相同的文章，写作时间却相隔十年。《作为疾病的隐喻》写于苏珊患病期间，《艾滋病及其隐喻》完成于首次患病后的第十二年，彼时苏珊的乳癌已被治愈，当翻看从前的《作为疾病的隐喻》时，她萌生了续写疾病的想法，只缘十年之间，情况发生诸多变化——癌症的普遍化已使其失去了某些隐喻功能，但类似的文化暴力并没有就此停歇，它找到了可以使之变本加厉的替代物，艾滋病。就这样，《艾滋病及其隐喻》应运而生了。
  
　　在《作为疾病的隐喻》中，苏珊只字未提她的患病经历，甚至连患病情感也不曾流露，她十分专业而成功地保持了一位优秀批评家的风度——克制小我，但激扬卓越的文字还是暴露了疾病带给她的复杂情绪，并且在后来的文章中她也如是表述，“十二年前，当我患上癌症时，尤使我感到愤怒的，是看到该疾病的恶名声怎样加剧了癌症患者的痛苦。”（ 苏珊•桑塔格:《作为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89页。）显然，身处其中的苏珊能够感同身受于来自患癌的各个层面的苦恼，身体的病痛、对未知死亡的恐惧，还有隐形的社会偏见笼罩下的无处躲藏的羞耻感和自卑感。纵然这些情绪在苏珊饱受病痛摧残的身体里暴涨，但她并不打算向上帝和命运讨债，她不怨天，只尤人，并且所“尤”之人不是她自己也非人类个体，那么，该是谁呢？那些附着于疾病之外的痛苦、羞耻、负罪、内疚、自责，是谁创造的？基于何种原因？目的又是什么？苏珊苦苦追寻和思索，以求为那些深受其害的患者讨回公道。尽管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苏珊从未不自量力地想要为自己和病友找到癌症的诱发因素和治疗方法，但她所想要探寻的奥秘，和医学难题一样艰难而价值非凡。
　　苏珊在书尾表述：“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光靠回避不行。它们必须被解释、批评、细究和穷尽。”（ 同上，第77页）她希望通过《隐喻》还原疾病本身，像外科医生通过手术刀剥离附着于器官之上的癌瘤一样，剥离附加于疾病之上的所谓意义。隐喻，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以他物之名名此物”，对于苏珊来说，当以他物命名和解释此物的时候，此物已经不再是此物，它物作为描绘性词语携同此物一道背离了本质。显然，苏珊在貌似合理的普遍适用的逻辑中，辨识出了它的虚假性，她把那些经由阐释而形成的隐喻，称之为“影子的世界”。细读《隐喻》可以嗅出“反对阐释”的味道，不错，它是“反对阐释”在疾病领域的现实应用。为破解隐喻制造出来的幻觉，以及由这种幻觉所引发的道德批判和伦理困境，苏珊以结核病、癌症、艾滋病为例，详细分析和挖掘了这些隐喻的形成机制。
　　结核病曾被阐释为一种优雅的贵族病,甚至就连笼罩于其上的死亡雾霭也是美丽和诗意的，并且，它暗示着只有生性敏感、多情、富有激情的人才能患此病。尽管结核病人的身体常常散发恶臭，而这种味道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优雅的体现，但结核病的优雅形象却长期盛行于贵族阶级，甚至它还普遍化至整个社会，这不能不使人惊讶和怀疑。结核病是贵族的疾病，而癌症却被阐释为失败者的疾病，它被赋予的解释是此人消沉、低落甚至无能，在现实中饱受压抑无处释放，终得此病。热情洋溢还可以令人骄傲，缺乏热情就只剩下羞耻了。生理病变，最终陷入道德的囹圄，遭受道德的评判和惩罚，这是苏珊所不能忍受的。
　　时值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贵族阶级逐渐失去话语权，然而，他们并不打算向历史宿命缴械投降，而是寄希望于垂死一战。显然，经济失势已无法挽回，但他们发现，相对资产阶级小市民式的浅薄和粗鄙，自己还有一大优势，那便是由所谓的修养和形象建构的绅士风度，尽管这种风度无非是他们所处的特定阶级的美学理念和伦理诉求的投射，并非先验的普遍的本质的，但为了打败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它们便以普适的姿态呈现，甚至连疾病领域也不放过。不幸的是，结核病因某些与之相适的病症而被利用，因由疾病导致的柔弱的气质、潮红的面庞都与优雅相近，因此也最易接受将要加之于其身的隐喻，即结核病是一种优雅的多情的疾病，只有具有贵族气质的人才能生这种病。疾病被划分为三六九等，而结核病因沾染“贵族气质”而被视为高等疾病，由此可见贵族的自恋，以及为了与资产阶级争战不惜大费周章绞尽脑汁，简直可笑可怜至极。
　　链霉素发明之后，结核病得以治愈，因为它不过是一种细菌感染，与患者气质秉性、所属阶级没有半点关系，而那些随之附着的隐喻和神话也难逃陨落的宿命，疾病终于还原为疾病本身。而癌症和艾滋病，因其至今依然难以捉摸的脾性为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它们仍然延续着结核病的隐喻逻辑，但苏珊预言，当它们确切的诱发原因和治疗方法被发现和确定以后，那些隐喻的影子必将随同笼罩于其上的雾霭一起烟消云散，因为它们本来就不属于疾病本身，不过是权力争夺战中为我所用的工具罢了。
  
　　当疾病成为一类人的疾病时，所幸的是，结核病被涂抹上优雅、浪漫、诗意的色彩，而癌症却被视为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种种负面行为的象征：“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和花费。”（同上，第58页）并且，癌症的隐喻还常常为政治和军事暴力合法化贡献力量。它被认为是身体受到了外来攻击而最终导致自然失序，治疗则意味着让身体得到有效调控以使其正常运转。既然癌症是因为癌细胞攻击了身体，那么最好的治疗就是给予其反击，放疗和化疗就是通过杀死癌细胞这种激烈的反击手段以期达到治愈的。癌症的这种治疗逻辑和策略特别为政治和军事所青睐，它们常常将社会比喻为肌体，将内部的失序和外在的隐患比作癌瘤，为了获得社会肌体的健康运转，驱逐“癌细胞”则是分内之事。然而，社会是否真的雷同于肌体，又根据什么标准来区分它的健康和病态，谁是癌细胞而谁又是健康细胞？癌症被阐释为负面话语，常常穿梭于社会口舌之间，那些患者的感受是否被照顾到？这些关乎个体和生命本身的问题似乎一直被忽略和无视。
　　福柯曾通过考察疯癫，领教了话语建构的威力和人们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的健全”的景观，并从中窥视到无论是对于疯癫的阐释还是处置都充满了主观色彩，而主观的倾向往往取决于当时社会各种利益所需。与其说疯癫史是一部医学史不如说是一部话语建构史，它的性质和面貌如何，不取决于医学，而取决于权力。桑塔格沿此线路继续深入到结核病、癌症和艾滋病甚至全部的疾病领域。结论依旧，时至今天，一元仍然通过将另一元打入非法境地，来确立自己的合法化和话语权，甚至，当权力网络隐秘遍布的时候，本质真相往往被遮蔽，而显露出来却是欺人的影子假象。为了破解疾病隐喻还原疾病本身，苏珊也曾不无偏激地反对关于疾病的一切话语阐释。然而，作为癌症患者的她也应该深有体会：疾病难道真的只归因于生理病变，而与心理和环境等因素毫无关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苏珊是不是也简单粗暴地从这一极走向了另一极，这与她提倡多元宽容的风格相悖啊。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苏珊曾在《反对阐释》中解释道，她所对抗的不是阐释而是唯一的阐释，即结核病是贵族病，癌症是失败病的总体归纳，如同，疯癫曾在不同的时期分别被一口咬定为，道德的反叛，兽性的放纵，体液的过剩……并依此接受相应审判和规训。 尽管殊途，但福柯和苏珊的同归之处都是期望真相不被话语的魔障所纠缠和控制，期望避免“意义的影子世界日益膨胀，真实世界日益贫瘠。”（ 同上，第5页）
　　疾病的隐喻逻辑并不仅通行于西方世界也密布于东方。就疯癫而言，无论东西方，它的个人和病理因素都长期地遭到忽视，而更多着眼于它的社会和法律因素，因此，对疯癫的判断与处置也都依据司法而非医学的态度。在中国，家庭承担监管和禁闭的角色，外在的法律通过社会公德施压于家庭，即将疯癫造成的破坏归罪于家庭的看管不到位。不仅疯癫，其他的疾病亦被涂抹上医学之外的色彩。比如，疾病在近代中国，就不只是个体性和家庭性的行为，而越来越被规划为集体甚至国家、民族的行为。西方文明强行进入后，国人被冠以“东亚病夫”，身体的康健被暗示为对国家的效忠，而疾病则有辱民族的尊严。并且，西医进入中国的初衷，也并非是从医学角度担当对肉体的医治，而更倾向于思想改造——全面接受基督教文化，只是，由于中国文化强大的同构能力，使其日益演变为医疗行为，但这被动的医疗行为最终也演化成了主动的通过对身体的医治来彰显慈善和人道的德行，从而更好地完成思想革命，达到对“他者文化”征服的目的。
　　几个世纪以来，疾病一直被裹挟于各种非疾病领域，而其本质和真相也始终被遮蔽，病人在遭受身体的疾痛的同时，还要承担附加于其上的其他领域的审判和责任，然而，这些都是为苏珊所不能容忍而欲加破解的。在《隐喻》中，苏珊致力于剥离疾病的隐喻，并借由癌症的例证和自己的经验大声疾呼：“正视癌症，就当它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它没有’意义’。” （同上，第91页）其实，“没有意义”的何止癌症，所有疾病依然。甚至，众多的人类肉体和灵魂的真相，至今依然在隐喻中被蒙蔽和遮掩，破解隐喻的行为自始至终有效。
  
　　在艾滋病“风靡”全球时，曾有人断言正是因为它侵袭了白人尤其是具有话语权的白色种族精英才变得如此著名，而桑塔格纵然反对所谓的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实施的文化殖民，也并不轻易苟同这种极端的简单归因，但承认它不无道理： “倘若艾滋病只是一种非洲病，那么即使死了几百万人，非洲之外也几乎无人关心它。……正因为艾滋病成了一个世界事件——这就是说，它侵袭了西方——它才不被仅仅视为一个自然灾难。”（同上，第153页）她说，死亡率高并非衡量“著名”疾病的重要指标，就好像并非人口众多就有幸成为著名国家一般。艾滋病不是死亡率最高的人类头号杀手，并且和结核病、癌症、梅毒等一样，都曾被赋予额外的意义，但唯有艾滋病既连接过去又通向未来，来自过去意指它与过去的性行为相关，于是过去的性行为必须被列入如今的考察和反思行列；而通向未来则是因为它被猜测为一种有可能引爆未来世界的灾难性疾病，并且这灾难具有改变历史轨迹的效应，而只发生在非洲或者亚洲或者其它第三世界是不足以动摇历史的，只有作为中心的欧洲大陆承受天灾人祸才有可能重塑历史，可见，艾滋病对于欧洲而言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个自然事件，还是历史事件；它不仅关涉个人和社会，还关涉民族和世界；当然，它还不仅与当下相关，更直指未来！
显然，这是第一世界附着于沉重的肉身和疾病之上的偏见！
　　《隐喻》自疾病而始却没有终于疾病，或者从疾病开始到疾病结束的过程，已经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完成了对疾病的超越。而这个超越的过程，是桑塔格刨根问底企图寻找疾病背后的隐喻及其根源的过程，在此疾病也超越了生理和医学范畴，而无孔不入于文化、政治、种族和军事等精神和社会层面。
　　从艾滋病的起源可窥一斑。到目前为止，关于艾滋病的起源如同它的治疗方案一样神秘驳杂，但仅从各种流行看法仍能辨识出其背后的隐喻意义和权力机制。第一种，来自“他者”。主要是来自非洲。起初被认为可能是来自动物，苏珊认为这种可能性的来源并无科学依据。将艾滋病非洲化意即艾滋病是所谓的第三世界对欧洲大陆的又一次侵扰，而自视为中心的欧洲认为自己理所应当免于疾病甚至其它身体和精神灾难，如果有，也不是自源性的而是来自“他者”；而所谓的“他者”亦不善罢甘休，将艾滋病毒来自美国的细菌战作为反击。“艾滋病和梅毒一样被视为来自别处的疾病，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法国来说，是日耳曼病，对意大利来说是那不勒斯病，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 （同上,第121页）对于艾滋病缘起的第三世界想象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政治、军事、经济压迫之外，借用疾病的隐喻对文化实施的扩张，或者疾病隐喻是文化殖民的工具性隐喻之一呢？苏珊对此并没有正面回答，但显然持怀疑态度并流露出肯定的倾向。无论如何，人类自我保护推卸责任于他人的强词夺理的顽疾倒是从未断绝。第二种，来自性。尽管性仅仅是艾滋病传播途径之一，但似乎唯有它被最频繁地提及、关注、重视和利用，以至达到谈性色变的程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自从200多年前性别问题受到特殊的关注和“礼遇”之后，到如今仅仅借异性说事已是陈词滥调毫无创见，而“同性恋”则因为更加时髦新颖，聚焦了更多视点，即是说对性别的关注从单纯的男女拓展到更为复杂的男男、女女。回到艾滋病，并无证据表明它的异性恋传播少于同性恋，但以性为传播途径之一的艾滋病比癌症更容易被负载隐喻的功能，如果能在规训身体的同时捎带着也能对性别政治实施操控，岂不是一举两得？在苏珊看来，突出性和在突出性的基础上再突出同性恋 “是对当代各种形式的宽容忍让的更大抱怨的一个部分”。自古至今，性因为最容易与道德勾连，因而也最容易被纳入实施道德教化的工具行列，而艾滋病在此占据了双重“优势”——一是死、二是性。
　　总之，无论艾滋病最终归因于哪一种起源，它都是一种来自“他者”的疾病——无论是地缘性的还是文化性的，均是自视为中心的“我”与被视为边缘的“他”之间的对立，而这种简单的划分与敌对以及隐藏于其中的狭隘、偏执和自恋一直腐蚀和粉碎着多元、宽容的理性王国的建立。艾滋病被预测将走向流行而最终将引发世界性大灾难，然而千禧年已过，新世纪来临，寓言并未兑现，并且未来是否能够兑现还尚无定论，但社会肌体和精神领域是否也如个体肉身一般，在遭遇身体死亡之前遭遇社会性的死亡也未可知，是否罹难于艾滋病造成的世界灾难之前，蒙受由狭隘和自私所引发的精神艾滋病呢？
　　在《作为疾病的隐喻》中苏珊未曾提及她的乳癌，是希望自己令人着迷的是思想而非隐私；尔后在《艾滋病及其隐喻》中又选择公布是因为隐私也可以成为传递思想或者思想本身的组成部分，尤其是知行合一如她者——态度是理念的实践，理念来自对现实思考。写下这些貌似无用的句子，是缘于笔者的别有用心——尊重苏珊，因为她曾明确地对读者提出了要求——更关注我的思想，而笔者除此之外还关注、叙述和分析了她的癌症和乳房。这让人深深不安。但倘若本文对这二者的呈现，就像她本人在《艾滋病及其隐喻中》对自己患病信息的披露一样，是为了通达更贴切更透彻更完整的思想呢？苏珊会原谅此举的。
　　安妮•莱博维茨曾为苏珊拍下一组照片——水、浴缸、裸体、全切后的左侧乳房、完美饱满的右侧乳房……色调冰冷，对比强烈，触目惊心——那对乳房像颠沛流离中失散的伴侣，存在的和消失的都在低低地呜咽，胆怯地挣扎，那些藏而却露的痛苦胁迫着笔者联想起另一种相似的命运，作为文化符号的“乳房”。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连同身体和疾病一道+被视为他者的象征，并对应和凸显了作为主体的男性、灵魂和健康，后者是光荣的所在，而前者却是羞耻的居所。只不过作为肌体的乳房失落于疾病，而作为符号的乳房却失落于文化。而今天，有必要安抚已惊慌千年的颤抖而哭泣的她们，因为，只有你我他她共同存在才能构成丰富、和谐、宽容、多元的世界。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