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中国故事且讲出深度

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给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最新鲜的、最独特的养分，作家们力图从中找到自己的叙事路径，作品中有很强的本土意识，包含着文学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认知，具有较强的现实品格和人文情怀

近些年长篇小说发展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它再次向人们展示了现实主义的强大力量。从创作方法上说，现在许多作家完全打破了现实主义疆界，充分吸收了非现实的元素，一个作家在创作方法上可能是非现实主义的，但他的世界观中仍然包含着现实主义的精神。正是现实主义精神拉近了作家与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的距离。

长篇小说之所以能够越来越有效地阐释中国经验，就在于作家们找到了最适合讲述中国故事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就是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的交汇与融合。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对立的状态。上世纪80年代文坛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对日常生活叙事的肯定和推广，但也由于过分依赖日常生活叙事而陷入形而下的困境之中，无法表现出社会现实巨大变化的恢宏和意义。近几年，随着小说叙述的发展和成熟，更由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强大启迪，作家们再次转向宏大叙事，但这一次转向是为了与日常生活叙事进行对话和交流——两种叙事的相互渗透、融合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趋势。

这种创作趋势也是与社会现实相贴切的，巨大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都是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呈现出来的，既发端于微末，又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细微变化。日常生活叙事使作家以更大的热情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而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的融合则让作家深化了对普通人的表现，脚踏大地，又能够感受到大地的温暖和坚实。如同迟子建的《群山之巅》所寓意的，既钟情于群山，又仰望群山之巅。她要让人们明白，哪怕是最卑微的人物，也有生命的尊严，“高高的山，普普通通的人，这样的景观，也与我的文学理想契合，那就是小人物身上也有巍峨。”因此这种创作趋势大大拓宽和深化了长篇小说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空间。陈彦的《装台》、路内的《慈悲》，包括周璞的《多湾》，对城市生活经验的叙写和肌理呈现具有特殊的表现。这些作品从写作方式上对于古典经验和现代表达的探索值得肯定。特别是年轻一代作家，他们虽然是在日常生活叙事热的语境中进入文坛的，但从创作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宏大叙事的极大兴趣。如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完全依赖于作者的生活体验，将自己的家乡花街与北京勾连起来，讲述了几个年轻人出走故乡、闯荡世界的故事。但他的写作意图十分宏大，要表现出一代年轻人对理想的追求。因此这部小说也被评论者称之为“70后”一代人的史诗。

如果说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的交汇与融合标志着长篇小说文体和叙述的日趋成熟，那么近些年长篇小说的发展还表现在小说精神内涵更加深邃。长篇小说虽然是建立在故事的基础之上，但作家们越来越不满足于讲好一个精彩的故事，而是努力挖掘故事蕴含的精神内涵。小说不再是一面客观反映现实的“镜子”，而是一面穿过现实表层深入到现实肌理的“内窥镜”，这时候，作家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发挥，同时也对把握和处理现实的能力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比如贾平凹一直坚持乡土叙事，对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特别敏感，但读他的小说并没有重复感，就在于他始终深化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古炉》中，他重新组织“文革”生活的记忆，展现民间生活伦理的兼容性；《带灯》里他对庸庸碌碌和浑浑噩噩的乡村环境中一丝微弱的光亮表达高度的敬意；《老生》则借一位唱丧歌的老艺人之歌喉，去问询历史和命运中隐藏的生死秘密；《极花》借一位被拐卖的乡村女孩，展现时代语境下的内心煎熬。可以说，小说是贾平凹一直走在现代性路上留下的一个又一个印记。

在精神内涵的开掘上做文章，就要敢于质疑，独辟蹊径，摆脱题材模式化和思维方式固化的束缚。一段时间里，乡土题材创作中表现乡村文化的衰败和乡土的困顿几乎成为作家首选的基本主题。这似乎是时代变革下不可避免的趋势。但这一写作趋势也滋长出一种现代化崇拜和现代化焦虑的精神症候，这种精神症候导致作家迷失自我，被“现代化观念”牵着鼻子走。付秀莹的《陌上》却提供了另外一种讲述乡村故事的文本，她不去追逐现代化的思维模式，而是从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寻找那条曾经蜿蜒了上千年的“陌上”。她并不是没有看到现代化给乡村造成的变化，但她同时去沉着地观察乡村伦理精神是如何支撑着普通老百姓好好过日子的，这一乡村伦理精神正是付秀莹所发现的“永不再变”的东西，是让我们面对现代化既不盲目崇拜也不一味焦虑的底气。

毫无疑问，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给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最新鲜、最独特的养分。当代作家曾经有一段时间主要依赖向西方文学的学习和借鉴来寻求突破，往往是以他者的眼光来处理自己的生活经验，因而缺乏自主性。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得到很大改观，作家们力图从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中找到自己的叙事路径，作品中有很强的本土意识，包含着文学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认知，具有较强的现实品格和人文情怀。长篇小说之所以能成为检验当代文学实力的标志性文体，不仅因为其体量宏大，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作者对世界的认知，以及他们的文学追求。如今，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都有数千部，尽管数量上的繁荣并不能必然产生人们所期待的当代文学高峰，但不妨将此视为作家们努力追求精品力作的“在路上”。而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经验，必将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旋律，是文学路上最令人瞩目的风景。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