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云下的北方歌者

　　圣经说：“好天气来自北方”。大约N年前，我随一个作家团去俄罗斯，在飞机上听一个美国人这样感叹——他当时恰好坐在我旁边，而飞机正盘旋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和美丽的贝加尔湖上空，我听见他用英语说：Fair weather comes out of the north，just as the Bible says。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句话都深感不解和好奇，并为此请教过许多学者和牧师，问这句话有何深意，而且，南方就没有好天气吗？回答皆语焉不详，只有一个说法还算不错，说南方并非没有好天气，南方可能有更好的天气，但南方总是深不可测的，英语中有个表述，叫deep south, 即“深南”，或可证之。

　　诗人王莘所生活和工作的新西兰，坐拥碧海蓝天，迤逦大洋深南，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这样深不可测的地方，南有嘉鱼，南有木，而且有长白云。新西兰被称为“长白云的故乡”，这也许是南方有更好天气的证明吧。此刻，当我在中国的北方，打开电脑翻阅这本题为《最后的港湾》的诗集，首先想到的就是白云，在惠灵顿，新西兰，在那片遥远如英格兰的梦境，神秘如大洋洲的幽思，飘逸如中国书法的长白云之下，用汉语写作的王莘，他是要讲述些什么呢？

　　或许他要讲述天气：“这里的街道/没有方向// 这里的风/也没有方向”（《风之都》），而“在这个海峡之城/ 雨是风的承诺/ 诺言吹过，昭告全城/ 大雨小雨，从不落空”（《大雨小雨》）。或许他是要讲述爱情：“然，朝得爱/夕死可矣”（《敬待》），而“夜半/月亮睡了/ 你睡了吗?/我不睡//我只是想/ 给你一段贴心的安全”（《猫头鹰》）。或许他是要讲乡愁：“当我再次睁开双眼/我看见落叶萧萧//飘落儿时的故乡”（《洗礼》），而“在这意外的雨中/我思乡了/ 思念太平洋上/那个多雨的港湾// 我多雨的港湾/我已经离不开你”（《思乡》）——

　　“我思乡了”，这如同宣告，标志了王莘诗歌写作的基调和品格。在他的笔下，天气、爱情和乡愁这三种元素仿佛是互为底色的，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画面，昭示着他内在的本源性风景。他是一个关怀心灵的诗人：“这里缺的是高楼/泛滥的是花园/国家是花园/城市是花园/公园是花园/院落是花园/心灵呢”？（《花园》）这样的诗，当然可以从“离散文学”（diaspora literature）的视角进行考察，王莘的诗所记录的，是从离散到回归的精神之旅：“旅行的时间/枯燥，平淡/不给记忆/添任何麻烦”（《最后的港湾》）。

　　这是一种长白云式的乡愁，伴着款款风吹，绵绵雨意，有时由远及近，有时由近及远。近在太平洋上的港湾，远在中国北方的家园。“我这只船已经走得太远/已不可能再回/北方……的河”（《最后的港湾》）。正所谓“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作为八十年代的理工学子，出生在中国北方的新世纪移民，王莘的乡愁是流散的,也是充满张力的，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决定了文化情感的复杂性，但无论是咸阳还是并州，中国还是新西兰，在王莘看来，他乡愁的地标总是一路向北。北方是神性的，如果说思乡是他诗歌视界的起点，北方则是他诗歌意象的核心，这是诗人精神的象征，虽若隐若现，却如惠灵顿街头的长风阵阵，让人感到振奋而清新：“你的心/ 是北方耸入云端的松/ 笔直/没有弯曲”（《在曲折的路上》）。这样发自内心的挚诚诗句，就其精神向度而言，我觉得可以和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曼德尔斯塔姆那种朴素而强烈的北方情怀相比：“在遥远的花园里，我荡起了/普通的木头秋千/在含混不清的梦境中/我怀念高高的黑云杉”。

　　是的，王莘的诗具有北方性，他在南方和北方之间，在移民身份和中国文化血脉之间，为自己的诗歌气质找到了准确的定位。其乡愁的张力感，视野的纵深感，低调而深情的述说，孤寂而天真的思念，都表征了他诗歌写作内驱力的绵长。而除了乡愁和思念之诗，这本诗集中还有较多的爱情之诗、信仰之诗、感悟之诗，诗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从“心灵”到“理工”、“美食”，从“杂感”到“说文”、“歌词”，所涉情趣之广，可以说涵盖了新西兰中国移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其中有些篇章显然写得更好，可读可思，可圈可点。我甚至想，如果把这些诗译成英文，放在当代新西兰英语诗歌的潮流中，或许也并不逊色。

　　多云的新西兰，多风的惠灵顿，风吹之处总有诗。新西兰诗歌肇兴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但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除了知道著名诗人顾城曾在新西兰的激流岛（Waiheke Island）隐居并消失之外，对那里的诗歌潮流了解甚少，直到近年，新西兰的英语诗歌才开始得到译介。作为英语诗歌的读者和喜好者，我也曾试着从网上转译过几位诗人的作品，如Cliff Fell， Dinah Hawken，Brian Turner，Serie Barford和Peter Bland等。我觉得新西兰的诗风就像哪里的天气和风景，有着本土性的平易与清新，而用汉语写作的王莘，他也许并不认识那些用英语写作的诗人，但诗风的平易和清新却是一致的：“思念/是孩子的积木城/一碰/便洒落一地”（《思念》），只是有时，也会突然出现被母语唤醒和照亮的奇绝想象： “你的歌/是来自天堂的诏书/只一道/我已魂飞魄散”(《歌》)，把“天堂”和“诏书”的意象交汇在一起，这样的中西合璧，又让人有一种特殊的感动。

　　“我爱东坡南海句，兹游奇绝冠平生。”美国诗人史蒂文斯说，真正的诗人不管在那里，总会“为自己找到属于他的土地、天空和大海”，王莘是否找到了这些我不能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这些绝大部分写于惠灵顿的诗，在传达了诗人中国经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某种大洋洲气息（Oceanian Flavour）或新西兰特质（New Zealandness）——

　　　　

　　你怎么可以/如此之白？/如冰世纪的/ 大理石/ 你怎么可以/ 如此之丰？/ 如鲁本斯的/ 天使/ 你怎么可以/ 之柔？/ 如哈特河的/静谧/ 灯塔已灭/我心摇曳/野花飘香/谁在仰望/爱丽丝镇的圆月/ 散下了幽香的金线/ 使我这异乡人/ 不再发出摩西之叹。

　　

　　这首《爱丽丝镇的圆月》，我认为可视作王莘诗歌的一个标本，这里既有中国式的典雅和安详，也蕴籍着新西兰及西方欧美文化的典象和神性的光芒，而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还标志着诗人的精神超越，及其诗歌写作个人语感与风格的确立。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就其大部分诗作而言，王莘的诗风是简约的、温婉的，而在这如唐宋绝句的语言形式中，却似总有白云缭绕，长风吹过。那应该是大洋深南港湾城市所特有的风，能让人想到用“第八个音符”为爱人歌唱的风：“让我为你唱首/八个音符的歌/节奏是屋檐滴答的雨/旋律是随风翻卷的叶”（《第八个音符》）。在这风中，他有时也喜欢谦卑的口琴，因“唯其谦卑， 才能在质朴的旋律中， 向你呈上忠诚的心”（《口琴》），而更多的时候，他的精神姿态，好像还是在吹着家乡的短笛；他的语言姿态，好像还是在唱着异乡的歌谣。

　　王莘的诗具有音乐感和歌谣性，这不仅在于这本诗集涉及了“音乐”的主题，更在于他的诗歌写作在整体上对韵律的自觉。不必说《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天使雨天也会飞来》这样优美风雅的“歌词”，也不必说《过了河的兵》《老陆的自白》这样杂感式的谐虐曲，实际上他的大部分诗作都是适合朗诵的，有些甚至可以吟唱，就像是加拿大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那些歌谣诗，有虔诚的赞美也有低徊的告白，有深情的感叹也有轻微的抗议，有长久的思念也有瞬间的禅意。看似不动声色，其实已动人心。

　　诗的歌谣性是诗的本源，木心先生曾这样写道：“可吟可诵可唱的诗，是诗的童年，而后来的诗，只适宜阅读，不需发声，完全脱出音乐的襁褓。诗神加冕之夜是寂静的”。确实，诗的寂静已经太久了，而寂静又是多么的接近沉寂。所以新诗发展到今天，人们已开始更喜欢songwriter 或singer-poet, 即民谣歌手或歌手诗人了。而王莘的诗，在我看来，似乎正介于诗与歌之间，比诗更像歌谣，也比歌谣更像诗。如果说他是歌手，那他是书斋式的、居家式的，而如果说他是诗人，那他是旅途式的、行吟式的。像他这样写诗的人，我想称之为“歌者”可能更适当，其英文不是songwriter或singer-poet，而应该是psalmist。这是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Wadsworth Longfellow）所喜欢的意象，他的代表作《生命礼赞》（A Psalm of Life）的副标题就是：What the Heart of the Young Man said to the Psalmist——“年轻的心对歌者的宣告”。

　　总之，王莘就是这样一位北方的歌者，他来在遥远的新西兰凝望着北方。他的诗有从唐诗宋词到徐志摩、余光中的中国印痕，也有从雪莱、彭斯到莱昂纳德.科恩的精神气息。他是执着于生活的诗人，也是执着于信仰的诗人，他那种坚持母语表达的赤诚，其实已包含了他的心路历程，包含了这位海外游子对多元文化语境中移民、情感、信仰、文化等主题的个人注释和总结。毫无疑问，这样的注释和总结是弥足珍贵的。只是此刻，当我在中国的北方写下以上的文字，却不仅是为了祝贺《最后的港湾》付梓出版，也是为了让这“港湾”从“最后”的位置上前移，变成新的、可以让年轻的水手和诗人们能够再度启程的港湾，在长白云下，在北方和南方，在岛屿和大陆，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