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诗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向――评王立春诗集《梦的门》

　　几年前，王立春出版过一本薄薄的诗集，我从中看到了童诗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向，颇为之激动，写过一篇不算短的诗评。我在文中对中国童诗作了点粗略的描述：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成功的儿童诗，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以童趣见长的，柯岩、任溶溶、鲁兵等都属此类，它们突出童趣之真，因而较为写实，台湾的林焕彰也近于此；另一种以抒情见长，袁鹰、金波、王宜振、萧萍等属这一类，柯岩也写过不少抒情诗······在童诗中强调意境，有如《春江花月夜》那类诗美的作品，历来很少，这可能和儿童喜动不喜静有关。但也不是没有，比如郭风的《蝴蝶•豌豆花》——

　　
　　一只蝴蝶从竹篱外飞进来，

　　豌豆花问蝴蝶道：

　　“你是一朵飞起来的花吗？”

　　
　　这则短章曾赢得诗论家谢冕先生的热烈赞扬：“他出奇不意地捕捉了孩子的闪光的想象。这在孩子，是天真的发问；在大人，却是妙不可言的神来之笔。”（《北京书简》，1979年）这当然是意境深幽的好诗，它有一种合成美。谢冕的评语很有意思，它分成前后两句，揭出了这种合成美的两种走向：往前走，是“孩子的天真”，也就是儿童想象力的发挥；往后走，也就是成人所喜爱的意境了。王立春这本新诗集，延续了郭风先生的这种在中国童诗中并不多见的美的传统，她是“往前走”的，也就是往儿童想象力的发挥上去探寻和努力的，从而开拓出了一片宽广美妙的诗天地。

　　三四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现在，王立春又拿出了一大叠新诗稿，她从上一本诗集中抽出了一小部分，与现在的新作编在一起，以《梦的门》为题，出一本新集。此中旧作约占五分之一略多，将它们与新作合编，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新作仍是上次尝试的继续，亦即上文所说“动向”的深化，本书更完整地体现了诗人这一时期探索和创作的成果。

试读新集中的第一首——《麻雀天使》：

 

　　怕冷的燕子飞走了  冬天

　　只有麻雀留下来

 

　　青蛙钻进地下的暖被窝

　　自个儿睡觉去了

　　田鼠糊好土洞里的玻璃窗

　　懒洋洋地往外看

　　小草们脸冻得蜡黄

　　在雪地里发抖

　　柳树抱着头

　　头发被寒风一根根揪走

　　电线被冻哭了  搓着手指

　　嗷嗷直叫

 

　　穿着棕色棉袄的麻雀不怕冷

　　光着腿的麻雀不怕冷

 

　　他们料理着芍药的后事

　　把一颗颗花籽埋起来

　　陪小草们说话

　　让他们别缩成一团

　　摇老柳树瘦瘦的胳膊

　　怕他们一睡不醒

　　还故意跳细碎的小步舞

　　逗电线们玩儿

 

　　当春回大地

　　人们说  燕子衔回了春天

　　麻雀却躲在屋檐下

　　抖掉棉袄上的土

　　跺着有些疼的脚

　　念叨着

　　有一些生命  终于

　　从冬天挺过来了

 

　　——这所有的一切，不管是麻雀、青蛙、田鼠、小草、柳树还是电线，都是拟人的。正如皮亚杰所说，在孩子眼中，一切会动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此即所谓“万物有灵”，这是六七岁前的孩子的普遍心态。诗人正是以孩子的眼睛和心理，以他们充满童趣的想象，来描绘眼前所能观察到的一切。这使冬天的景物变得异常生动，异常吸引人，它们都成了诗，成了低龄孩子最能体验奇妙的独特童诗。那麻雀的好心、忙碌、平凡和不争功，让成人读者在觉得好玩的同时，也很能接受这样的作品。

另一些作品，也许更好玩，但大人未必都会喜欢，比如《笨树》：

 

　　树个子越长越高

　　却越来越笨

 

　　风老师的课

　　树永远听不懂

　　风掰着树枝的手指教写字

　　风拿着一片一片叶子教算术

　　树总是一边听 

　　一边摇头

 

　　风越大声向树喊

　　树的头摇得越厉害

 

　　遇上树这么笨的学生

　　还能一遍一遍地教

　　风老师

　　可真有耐心

 

　　这诗里的视角和想象很有趣、很逼真、很儿童化。一个肯用儿童的心灵来体会这诗的大人，定会读得嘴角含笑，心里发软，满心都是对孩子的喜爱；但如果是个严肃的家长，一心想着让孩子多接触爱学习的好榜样，就会觉得这类作品有点不知所云。

　　更麻烦的还是像《蛐蛐风》、《爱打架的树》、《地里的小痞子》、《乡村老鸟》那样的诗。那里非但没有好榜样，甚至还有不好的榜样在。比如，诗人从孩子的角度想象这两棵树：“下大雨的时候/这棵树会揪住那棵树的头发/那棵树会拧住这棵树的胳膊/连踢带打/有时你能看见闪电般的大耳光”；暴雨过后，打败的树骨折了，倒在地上······而到了冬天，河两岸的树不再打架，但“掐着腰/脚趾和脚趾伸到河底/暗暗拗劲”，寒风中，“黑着脸的他们/却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也有的诗是写“胡作非为的蛄”趁着夜色啃庄稼，“咔嚓咯吱吧哒吧/咔嚓——咯吱——吧哒吧/所有的睡眠都皱紧了眉头/所有的梦都欠起了身子”，但没有人出面阻止，癞蛤蟆枕着胳膊装睡，不想去惹那些“地里的小痞子”。还有的，是写乡村老鸟看见外乡人，哼起了粗俗的小调，说起一串串下流话，外乡人不懂，还向鸟儿抛飞吻，乡里人捂着嘴，看着外乡人笑。这种生辣粗放的情调，有一种特殊的生活气息，在民间的老童谣里常可看到，但在新诗里，而且是专为儿童写的诗里，却是久违了。这确实没什么“教育意义”，而所有那些想象和比喻，虽说奇妙有趣、充满智慧、能引发儿童的快乐，但创作是不是可以止于此？不往深处发掘，不往高处拔，不给它添些积极的、温馨的、甜美的情调，不最后落到什么好的意思上，真的可以吗？——这样的作品里，也有美吗？这里，诗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批评的难题，美学的难题。

　　1924年9月，周作人写过一篇题为《科学小说》的文章，文中引用了英国心理学家蔼理斯的三段话。放在儿童文学理论中，这三段话可说是纲领性的。其大意是：一、如果儿童需要想象时读不到童话，那她这方面的精神生长将永久停顿；二、因为需要，儿童在读不到童话时会自己创造童话，但大抵造得很坏；三、随着少年的成长必将反对儿时的故事，所以荒唐的童话无害，而硬塞给他们的“科学小说”也不会有什么用处（见《周作人论儿童文学》第217~220页，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据我理解，这里所说的“儿童需要想象时”，主要指二岁至六七岁的学前阶段，到逻辑思维能力（亦即皮亚杰所说的“运算能力”）迅速增进时，这一阶段就永远过去了。三段话里的第一段不难理解。第二段则可从我们身边的许多孩子中找到例证，三四岁的孩子易被大人斥为“老爱吹牛”，这时他们最喜欢编故事，真假难辨，他们自己也分不清真假，其实也就是在“创造童话”了——这正是他们渴望想象类作品的一种表现。至于第三段，近几年正好出现了有力的证明，加拿大科学家弗兰克兰经长期研究发现：神经元发育使幼儿健忘，即四五岁前，大脑内的海马状突起处于高度变化状态，因此无法稳定地储存信息；新神经细胞的形成，也会对记忆造成破坏（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3年5月25日报道，见同年5月28日《参考消息》）。这很像儿童的换牙、变声，幼儿期的许多东西到他们逻辑能力生成时都将换掉，但幼年的经历并不是没有价值的，过去听过、读过的作品内容会遗忘，而那时形成的儿童的想象力，与想象力有关的审美习惯等，都将作为一种思维结构或形式，保留到他们成年后——这也就是第一段话中所说的“这方面的精神生长”。所以周作人认为，在这一阶段，硬灌给他们一些理性的、“科学”的东西，其实也没有用，他们接受不了，并且同样要忘，这反倒影响了他们痛快地接受那些充满想象的“荒唐的童话”。

　　这里有一点需要讨论，即如何看待儿童以及儿童文学中的“恶作剧”。民间童谣中有大量恶作剧的内容，孩子们很喜欢看别人倒霉，一首歌谣唱到后来，不是猴子“烧了鼻子眉毛”，就是老鼠“咕噜咕噜滚下来”，他们就喜欢这么闹。而到了新诗中，一切变得和谐友爱了，诗反而不好看了，这该怎么解释？我以为，这种恶作剧，在儿童，是一种天性，并不是他们“性本恶”，而是出于游戏的本性。在他们眼中，所有的倒霉，都只是一种游戏，包括安徒生《打火匣》中谁“把老太婆杀了”，在他们看来也是游戏。孩子没有暴力体验，更没有施暴的本能，他们只是爱那大起大落的游戏罢了。这和对大孩子渲染暴力，不是一回事，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对于低幼文学中的这一类内容，大可不必过于防范和警觉。今天的童话没有原始民间童话狂野好看，正与现代人常爱用成人思维对待低幼儿童有关。

　　用这样的眼光看立春的诗作，一切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一本想象的诗，这就是让儿童沉浸在童话般的想象中的诗集，这就是所谓“有意味的没有意思”，想象是它的特色，也是它的目的，不需要再有拔高，让儿童喜爱这想象的游戏，它已功莫大焉。而其中那些打架、使坏、恶作剧，正可以游戏视之。那样的年龄，正需要那样的作品，过去这类作品太少，现在有一位诗人开了个好头，我们正应为之欢呼！

　　当儿童在读到诗中的想象时，当这种想象与他的思维暗合，当他窃喜或狂喜时，这种快乐的心理，对他来说，就是美感。儿童的审美有自己的特征，这是诗人给今天的美学研究提出的新课题，这不也是今天的家长们所要解决的课题吗？——让我们和孩子一起沉浸于这想象之美吧！审美的难题只有在审美中解决，一两审美体验或许真的能抵一吨对美的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