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麦子死了……――李轻松诗歌的三个关键词

　　基督教中有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寓言，即《圣经·约翰福音》12:24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阅读李轻松诗歌时我的“头脑风暴”，因为她的诗中充盈着“向死而生”的审美观念和诗歌意象，正是这种理念和思维的统摄，使她的诗歌随处可见生与死、灵与肉、柔美与暴力、迷恋与拒斥的矛盾状态和张力表现。感性点来说，读她的诗难掩惊异：一个宁静的、温柔的、善感的女子，她的灵魂深处怎么会流淌着那么狂暴的激流？她的诗歌如同盛开于地狱之畔妖娆美丽而剧毒无比的彼岸花海，在深色背景下突兀而张扬。如果非要用理性去掀开这道覆盖于诗歌之上的幕布，探究背后纵深的风景，这道诗歌景观可被离析为三条经纬。

一、泛 灵

　　翻开李轻松的诗集，迎面而来的是舞蹈于纸墨之上的文字精灵，它们好像被施以魔法般的充沛活跃，以至每一块文字都可以独立为一个灵性宇宙。这个宇宙异于现实，尤其是科学和工具理性雄霸，上帝和众神遭受驱逐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语言和人都被褪去了光环和尊严，而蜕变成冰冷机器上的一枚工具。李轻松显然不满无意义的世界，而要寻找意义的所在。纵然工具、实用、理性使物质富足，却无法填满精神的黑洞，更无法抵制情感冷漠、道德衰败的恐惧和痛苦，这是为她所不能忍受的。如果语言曾经是存在的家园，那么承载我们回家之路的不可能是工具语言，而只能是诗性语言，唯有这种感性的通灵的审美的语言才能破除理性牢笼，还原人和世界的本真存在，而这也是李轻松意欲通过诗歌到达的终点。她的诗依然葆有古典、抒情的特征，并借由飞扬的想象和卓越的悟性构筑了一个神性、诗性、人性，天、地、人、神共在的世界。

　　在李轻松的简介中，除了常规性地对自己诗人和编剧身份的介绍之外，还有另外两重异质身份为她所重视，即萨满师的孙女和精神病院的医务工作者。李轻松的童年还是中国现代性尚欠发达的年代，锦州作为辽宁的西部地域，又是萨满教的活跃地带，而李轻松的祖母就是家乡有名的萨满师。萨满作为一种古老的宗教，可以追溯至原始时期，和其他宗教的一神论不同，它崇拜多神，甚至将自然万物都视为具有灵性的存在。人与神不是通过个体静祷的方式沟通，而是通过萨满师这个中介，以诗、乐、舞的形式完成。萨满与神灵沟通之时，载歌载舞、热烈豪放，在这种类似沉醉迷情和灵魂出窍的状态下进入神界和魔界，将关于人的消息带回尘世，指导人类规避风险，或祈求生活如意顺达。萨满教没有集中和稳固的机构组织，没有繁杂的教义和束缚，更与自由和自然相亲。因着对精神和自然的崇尚，对平等和自由的维护，乃至对艺术力量的信任，使得萨满具有跟诗歌同质同构的共通特征。李轻松对萨满文化的感念，以及泛神精神在她诗歌中的普遍呈现，都不动声色地见出了萨满特质对她创作的影响。据她说，她小时候特别善感，多愁，爱哭，觉得世界万物都与她息息相关，它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隐隐牵动着她，隐秘地与她保持着联系。这种气质禀赋首先是天性使然，其次，是否可以猜想与她的祖母与萨满与泛灵有关？并且它们共同成为她诗歌独特风韵的促成因子呢？让我们到诗歌中找寻答案吧。

　　

　　在你的山谷里，我的身体／与你的每一种生灵互生敬意／随     时可以交换我的基因——／二十四小时之中的欲人欲仙／或者一瞬间的欲生欲死／无数的好人生啊！蝴蝶、花朵、鸣鸟／在落日的纹路里更加清晰

　　一股旋风卷过，我的眼睛被迷／而我对亡灵的冒犯是无意的

　　在睡梦里飞。那些带翅膀的动物／都是有灵的。我魂不附体／紧 跟其后。我的头发是染了色的／正好作为羽毛。我的眼神废墟一般／仅仅一闪，我已颓废

　　        （《无限河山》:P4；7；14）

　　

　　事实上，李轻松诗集中几乎每一首诗都可以见出她与自我、植物、动物、亡灵的对话，她的泛灵观赋予所有存在以价值、灵性和尊重。借由想象和体悟，她往返于现实与虚幻之间，如同萨满师带回了其他世界的消息一样，李轻松带回了与它们交往的深切体验，这些不仅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和韵味，也完成了对现实和庸常的超越。此时，宗教在诗歌中的作用并非表达教义，而是以其异质性，使诗歌获得更具独特质感的形式和内容，完成对平庸和理性的对抗，丰富被遗忘和压抑的生命体验，由此，童年时代的萨满经验确实助力了李轻松诗歌别于机械复制的样貌，它所抵达的，不仅是诗人自己对自己的内心疗救，还扩大至诗人和诗歌之外。萨满教的泛灵观虽然可以追溯至原始——尽管在科学和理性并不发达，人与自然紧密相关的年代，人类倾向于用自然神去解释诸多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陈旧和过时，反而就艺术而言，它能提供更多异质思维，而异质对于文学艺术创作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李轻松想必是受惠良多，这或许是她一直感念和强调萨满传统的原因吧。

二、女性

　　很早以前第一次阅读李轻松的诗歌，我就感受到了迎面而来的张力的逼迫，它令人不安却无法回绝。这种强大而隐秘的力量又迫使我思考，它来自于何处？尤其是结识李轻松之后，强烈的对比又强化了这种张力，因为李轻松是那样一个安静而温婉的女子，而她的诗歌却充溢着激情、疯狂甚至暴力。我暗自猜想，或许和她的女性身份相关——享受女性特质又要超越这种身份局限，在安然处之又破茧出之的境况中来来往往，形成了她独特的诗歌景观。

　　 女权主义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彼时人文主义者针对封建等级和神权至上提出了“人权”概念，当“人权”深入人心之时，男女“平权”就在不远之处伺机而动了。从1848年第一届妇女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至今已近200年历史，妇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确实得到了极大改善，然而，精神上文化上或轻或重的虐杀仍然无处不在。我想，李轻松诗歌中的压抑与爆发、温婉与凌厉、柔美与血腥，或许都与这种女性背景的浸润有关。诗歌在左，厨房在右，妇女在中间寻找左右逢源的方式以安处生命和生存。李轻松诗歌所呈现出的女性主义景致，并非将男性作为对立，以对抗的方式寻求解放，而是超越了这种简化立场——她肯定并享受自己的女性特质，又深陷女性的弱势状态和当下妇女境况的痛苦之中，这种矛盾都借由诗歌得以恰当表达，而如此有效的传达不仅得益于诗歌本身的语言特征，更得益于浑然天成的诗与人合一的诗歌样态。

　　

　　梨花总是凉的。像美人的笑容／春天是需要容忍的。我企图写下 ／那把刀与刀刃上的恩怨／而紧锣密鼓，那场悬疑剧已经开始／为此我女扮男装，不露真容／我的功夫不过是花拳绣腿／套路里飞刀从未过手／那个隐身人像一种追逼／自由都是一种假象。一些暗器横飞／我凝神的片刻已是带伤／我徒有虚名，甚至找不到敌手／江湖是形而上的，而我形而下／手上的刀酷似月牙／身里的血已经稀薄／我马上奔驰，马下失眠／以有形隐没于无形／就像以明投暗，以生投死……

　　                                 （《无限河山》：P160）

　　

　　 即便并不暴露女性身份，“我”的功夫也不过还是花拳绣腿；如果那个隐身人仍然步步紧逼，自由就依旧是一种假象；那些暗中穿梭的刀具，仍然能够瞬间割伤“我”的身体和灵魂，所以，女扮男装不过是徒有虚名，“我”只能是形而下的女性，在形而上的江湖中唯一的出路是“以明投暗，以生投死”……无论是阅读还是解读这首诗，都难掩其中困兽般的绝望、痛苦和挣扎，以及伴随而来的疼惜、同情和怜悯。如果这首诗可以被拆解为深含女性主义质素的诗歌类型，或者容许对诗歌作品进行仍不失简单的类型划分的话，这种写作类型是李轻松诗歌的主体创作之一。因着诗人卓绝的敏锐和洞察，更能全然体会女性的生存状况，她们的无奈、羞涩、多情、疼痛……这些都经由诗人转化而升华为诗歌，在诗歌中这些情愫由个人通达普遍，因此，它不仅是诗人的低语，更是女人的低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宇宙之子——人的低语。

　　《圣经》讲述，上帝创造亚当和万物，并由亚当为万物命名，所以究其根本，语言是男性的创造。随着男性主体意识的确立，语言越来越沾染男性的习气——倾向于逻辑性和功用性，而本能、抒情、内省的女性特质却逐渐被剥离、阉割。1970年，法国女权主义者埃莱娜·西苏提出“女性写作”的概念，正是基于女性思维和写作思维的同构而言的。女性思维因依然葆有的抒情特征而更亲近审美，故而，或可在宗教陨落的今天，成为理性时代人类生存的疗救，即便不能完成这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至少也是一种润滑与调和。然而，男性的顽固政治如同工具理性的偏执和倔强，他们驱逐宗教又忽略审美，如同从古至今对女性的驯服一样，不仅造就了压抑、沉默、边缘的女性世界，也造就了焦躁、骚动和不安的现代情绪。

　　在李轻松的诗歌中，她将女性的焦虑和现代人的焦虑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有作为女性的痛苦，诸如“容忍”“伤”“失眠”“以明投暗，以生投死”，还有对古典抒情时代的怀念，并借此表达对现代性的反思和质疑。比如，李轻松诗歌中常常出现“铁”的意象，“铁，你就是我的真理。我的历史／或者我的王国。我过去都用身体发言／用我的灯火中的胸口／用我沸腾的泉水和血液／现在我要用铁。用铁的硬度”。“打铁”是一种前现代劳动实践，经由“打铁”李轻松通达对前现代和童年的追忆，以此对抗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思维；同时，“铁”也是一种典型的女性意象，她是女性身体流失最多的元素。经由打铁人的锤炼、经由畅快而激烈的淬火，“铁”成为有形之物。然而，这期间要经受多少击打和疼痛才能成为侍弄庄稼的农具、马脚上的铁蹄、盛水的铁桶，才能成为工具，成为奉献，成为容纳？这个过程类似人生，尤其类似边缘性生存的女性的人生。

三、身体

　　 “我相信了我的身体，比相信真理还有力量”，这不仅是李轻松诗歌中的宣告，甚至是她的诗观和整个生命观。她用诗歌艺术来践行她的发现、信仰和认知，而这种实践也回报她以无与伦比的感觉和灵性，它们常常如火山爆发般喷薄而出，如洪水决堤般汪洋恣肆，它们具有强烈的力量感和破坏欲，它们赋予李轻松诗歌独特的魅力。在诗歌中，她不再甘于仅仅做一个安静、温婉的女子，而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挣脱束缚，回到生命本源，回到自由安全的母体，而诗歌中的脱胎换骨也恰恰证明了，对于身体的信任是她抵达诗歌的通畅途径。

　　身体比思想更具有异质禀赋。知识的同一化往往在不经意间造就了思想的同一化、历史的同一化、文化的同一化，恐怕唯有身体还未被“同一”思维所玷污，尤其是女性身体，它承载着比男性身体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挑战，也势必诞生更多的体验——疼痛、羞涩、渴望、耻辱、仇恨、享受、颤抖……有多少种生命样态、多少种生存境遇，就有多少种身体感受。女性的身体长期以来成为生育和性欲的驯服对象而遭受压制，然而强大的生命本能和抵牾之后的反弹，使女性身体力量能够得到凤凰涅般的复活，当它找到了恰切的途径，便会像冷霜中的傲梅一般呈现出别样的绚烂，这般相互抵触又彼此偎依的风景，是李轻松诗歌的独特景致。

　　

　　在你幽暗的身体里，我走遍大地／每条河流都不发言／却并没有放弃立场／这短暂的一个夜晚，草木袭人／我卸下了今生的道具／露出血肉。不再一个人挣扎／我喝过了水，却依然口渴／半夜里起身凝视，想逼出今生的真相／爱做过了，却依然没有打开自己／任何一条窄缝儿，我都无须侧身／我从不用思想穿行／有时我的皮肤可以预先抵达

　　（《无限河山》：P28）

　　

　　 如果语言越来越沦陷于实用性和工具性，越来越丧失掉生命力和感染力，那么人注定将哑口无言，但沉默不语并不代表放弃立场；沉默也是一种语言，甚至是一种更执拗更倔强的语言，它在看似悄然和柔弱中表达抗拒；如果白天充满了为功名为进化的步步为营，那么抒情的本能的生命只能躲在“短暂”的“夜晚”，与仍不失初心的草木为伴；只有在静谧的神秘的夜晚，人才能卸下“道具”，回归生命本身；然而，即便如此，是否能够真正获得解放，李轻松的诗歌实验仍然给了我们否定的回答——“任何一条窄缝，我都无法侧身”，甚至经由尚还保持处女之地的身体，也不能将人送往自由之路。因此悲观却客观地说，身体的历史和女性的历史一样都是一部压抑史，尤其是进入现代以来，身体看似获得了解放，实则遭受了放逐，身体无非是由从前的压抑而至今天的忽略，即便对它有所关注，也更多在生物性的养生层面，对于身体本身，显然缺少深刻的体验和思考。李轻松在诗歌中对身体的叙述绝非单纯地倾诉，而更是凭借对身体的书写完成对身体的观照和重塑。更为重要的是，她并非如同“上海宝贝”般赤裸地呈现性感觉和性现象。虽然李轻松在诗歌中坦言对思想的躲避和回绝，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她的“身体”是流通着思想、情感、审美、道德的“身体”，而不是动物的本能的片面的身体，它更接近巴塔耶所归纳的 “神圣欲望”，一种超越于 “世俗欲望”和“动物欲望”的欲望，它向生理欲望回溯，却超越生理欲望；它逃避世俗欲望，却经由世俗欲望，其实它是一种掺杂着人类实践的生命律动。因此，李轻松诗歌中对身体的还原，更多是对人之生命的礼赞，而非经由身体完成对男权世界的简单而消极的抵抗，后者往往不但无法消解男性政治的操控，反而因为增强的视觉效果和感官刺激而放大对女性身体的窥视和消费。

　　徜徉在李轻松的诗歌景观中，会惊讶和艳羡这位诗人拥有如此卓越的感受和表达能力。她的诗歌充满生命的力量，那些生命有时候低低哀鸣，有时候躁乱徘徊，有时候绝望疯狂……诗歌如同一个山口，李轻松通过它把所有隐秘的生命密码爆破给我们看：生命远不止漂浮于生活表层的泡沫，它只是冰山的八分之一，还有八分之七就涌动在山体里，长久以来被压制被禁闭被俘虏，但依然蠢蠢欲动地等待诗歌的找寻。显然，对于压制、禁闭、俘虏，李轻松并未选择妥协，而是借由诗歌思考、反抗和超越，恢复曾经蕴藏在人类语言中的初始形象和思维，并忤逆历史般地保留了诗歌的生存价值，让它继续葆有存在之家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轻松诗歌依然呈现出荷尔德林所说的“清白无邪”的样貌，循着她的诗歌之路能够找到人之初的处女地，经由诗歌，人回到母体，回到自我，回到宇宙。然而，除了诗歌中的清白底色，在李轻松的诗歌中还能闻嗅到“危险”的味道——它既是一种回归也是一种反抗，它冷眼旁观人和世界，或讥讽或嘲笑或怜悯或批判，它是时代的僭越者。事实上，对生命的礼遇和对生存的反思并存于李轻松的诗歌之中，二者通过“泛灵”“女性”“身体”三种样态，进入存在之境，而这三个关键词至今仍然踱步于主流之外，在遭受排挤的同时旁观主流、警示主流。在李轻松诗歌中，“泛灵”与其说是对众神的礼赞，不如说是对多元、宽容和平等的向往，对绝对权威、客观真理和霸权意识的质疑。对于自己的女性身份，李轻松选择面对和享受，并从切己的女性视角呈现出女性的灵肉生存状况，凭借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女性灵肉生存的呈现，从中可见男权意识对女性世界的覆盖，由此李轻松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常常饱含爱恨交织、悲喜交加的复杂情绪，她们时而抓狂时而雀跃时而呜咽时而狂喜。这种精神样态使得她的诗歌充满张力，总是表现出对矛盾事物和状态的青睐，比如：“我的白脸黑着，在黑里白过”“美与邪恶，从来都是那么有力”“一个生命的信仰者，必为生而醉／必为醉而死”。无论是诗歌观念还是生存感受，李轻松都没有选择逻辑和理性的表达形式，而是命中身体，“用身体里隐蔽的月亮发声”。然而，从古至今身体一直是被躲避的场域，相对轻盈的思想、严密的逻辑、深邃的灵魂而言，身体实在是一个混沌、冲动甚至纵欲的所在。不过，李轻松并未轻易接受历史给予的惯性解答，她要通过诗歌质问身体原本如此还是被附加了这些寓言？存在本身是否果真能够被切割成灵与肉、形与神？李轻松以敏锐的感受体验到灵与肉的矛盾和张力，但她的卓越之处在于对惯性的背叛，体现出一个诗人的探索精神和反思能力，在诗歌中她高扬被边缘化的身体，或将灵魂和肉体都统一于尼采所言的“大身体”之中，以此反对对灵肉、形神的割裂和对身体的长久放逐。总之，李轻松借由“泛灵”“女性”“身体”三个关键词表达了她对生存的特异性反思，这三个意象使她的诗歌更迷醉更风情更边缘，它们像是飘扬在田地间的麦粒，拥有落入大地重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