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赫尔岑与屠格涅夫年轻时的长谈
发布时间：2021-08-20 来源于： 作者： 高海涛 点击数：次
刘欣欣是一位资深记者，在新华社供职多年，其从事新闻工作的业绩足可骄人。但他去年出版的新著《人性与灵魂》，却像是诗人艾略特《荒原》里的夏天，来的有些出人意外。这是一部很特别的著作，全书18万多字，共15章75节，洋洋洒洒，贯通科学与人文之思，探讨人性的幽深与恢丽。它有学术书的体系，通识书的广博，科普书的想像，励志书的灵动，甚至也有哲思录的神韵，包括其所涉及的学科，也是跨越的和旁逸的：人学？人文学？心理学？都有所关联却又有所溢出，而作者自己的定位则十分明确，他称之为“人性学”。有学者读过此书，对这个定位也深表认同，并认为“本书有可能成为人性学的开山之作”。
一名之立，志存高远。“世界上有两个巨大的谜，一个是宇宙之谜，一个是人类自身之谜”，宇宙浩瀚无边，人性深不可测，而正因如此，世界才充满意义。所以人性学应该是大有可为的。美国有个哲学家叫乔姆斯基，他说人类的知识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柏拉图问题”：为什么我们拥有的材料如此之少而产生的知识却如此之多？另一个是“奥威尔问题”：为什么材料如此之多而产生的知识却如此之少？普遍的感觉，好像我们关于宇宙的知识属于前者，而关于人性的知识属于后者。我们有太多关于人性的故事，自己的和他人的故事，历史的和现实的故事，但对于人性的丰富性、深刻性、具体性，我们的认识、理解和把握还是差得很远，既缺少理论的整合，也缺少体系的建构。
所以在这本书中，从前言到后记，都可见作者建构一种学科体系的自觉和努力，在作者看来，不仅“读懂了人性，你就读懂了这个世界”，而且“全面认识人性的美好和丑陋，有助于我们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理想社会”。可以说，这是一个新闻人的文化自觉。作为有多年记者经历的新闻战线领导干部，刘欣欣为人性学的创立鼓与呼，为了写这本书，仅搜集资料就历经十载，并在书中“全景式地描述了人性的整体结构”，而每一篇“都力图打开人们心中的问号之门，回答当下人们最关心、最困惑的话题”，这种述学立论，出于责任担当，不忘现实关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但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可能更关心自己的阅读体验，无论作者的学科取向如何，关键是我们能否从书中获得教益和启示。换言之，一本立意谈论“人性与灵魂”的书，它本身是否体现了作者“人性”的风采和“灵魂”的光芒？对此，我想应予以充分的肯定，《人性与灵魂》堪称奇书，而奇中有正，正中有趣，趣中有品，特别是作者采取了问答录式的写法，似乎是与读者在倾心交流，运思清明，走笔淡定，知人论世，针砭时弊，举凡人心秩序、人性诉求、美丑善恶、古今中外，均举例典型，分析透辟，让人读进去就放不下，就仿佛是与友人的一夕长谈，既有“高谈一何绮，蔚若朝霞烂”的文本愉悦，也有“谈天信浩荡，说剑纷纵横”的审美快感。
长谈的艺术，长谈的形式，好像在我们的生活中正逐渐消失，包括朋友之间，也很少有围炉夜话的雅好与兴趣，以至于诗人木心感叹，真正的长谈，“只有赫尔岑与屠格涅夫的青春时代才会有”。这种现实关系的疏离，实际上也常常折射为书与读者的关系。一本书让人想到长谈，其思想学问的穿透力，话语方式的亲和力都可见一斑。在这里，作者和我们谈到了生命与欲望，理性与良知，也谈到了中国与世界，宗教与文化，还谈到了古今先贤与中外名著，从孔子到托尔斯泰，从康德到王阳明，从《红楼梦》到《阿Q正传》，可谓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许多话题都让人流连。比如关于阿Q，这个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妇孺皆知，总是那副“撑船便撑船，舂米便舂米”，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样子，但作者却从人性的角度，不仅对这个形象有新的同情了解，也可以说是重估了阿Q精神的价值和意义，他提问道：“谁不是阿Q”？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力的，因为阿Q精神的确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真实，人性的真实。作者长期的记者生涯，赋予他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可能就是对真实性的偏爱和执着，就像在这本书中，他总是直面生活中的人性，从不回避任何问题，因为他坚信：“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我之所以对阿Q精神的话题深感兴趣，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也曾对这个人物有过相似的思考，并在多年前写过一篇论文，题为《<阿Q正传>和<老人与海>的文化比较》。其实所谓文化比较，也就是精神比较，我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海明威笔下那个叫桑迪亚哥的古巴老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硬汉精神”、“不能被打败”的原则和所谓“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只是他们所面对的异己力量的差异，前者是等级森严而礼崩乐坏的社会，后者是强大无比而酷烈壮美的自然，因此在表现形式上，前者是消极失败的，后者是积极胜利的，前者是自我欺骗和愚弄，后者是自我战胜和升华。而人性的悖论也就在于此，强与弱、正与反，乃至善与恶、美与丑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关键还是在人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价值选择与生活实践。
由海明威想到了福克纳，在福克纳的小说《喧嚣与骚动》中，主人公昆丁的父亲有句名言，说人是他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总和。但后来哲学家萨特却对此表示质疑，他认为人不仅是他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也是他自己所渴望经历的一切的总和。而所有这些“总和论”，我认为都可能与一句经典论述有关，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要义所在，而《人性与灵魂》的作者对人性的基本理解，也是始终把握了人的现实性和社会本质。特别是作者对人性的解读，往往也包含了对时代的体认，对制度的思考，对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建言，比如关于收入问题，人情与法治，素质与教育，都有自己独立的见地和阐发。“国家因人性而生，也要顺人性而治”，的确如此，所谓人性学，与其说是学科之学，倒不如说是学问之学。因为学问总是牵涉德行，牵涉政治的，真正的人性学离不开世道人心，它不仅会体现出研究者的精神价值选择，也会体现出他的人生阅历和社会文化品质。
综观《人性与灵魂》全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不能不提，一是科普情怀，一是中国经验。科普情怀的背后是科学精神，按科普读物的要求来写作，以科学精神的烛照来看人，为作者建构人性学体系提供了基本的视野。这显然是必要的，“追问乃思之虔诚”。人文与科学，前者关乎价值，后者探求真实，作为人类前进的两个翅膀，二者本来就是共生互动的，包括对人性本身的塑造提升，没有科学的参与也很难设想。美国有一本很权威的人文学通识读本，英文名是The Art of Being Human，直译应该是“让人更具有人性的艺术”，或“让人成为人的艺术”，但国内后来出版影印本的时候，却译成了《艺术：让人成为人》。这样译语感上可能较好，但问题是不正确，译法不正确，事实上也说不通。因为仅靠艺术，并不足以让人成为人，真正能够照亮人性的，除了艺术与文学，宗教与神话，还有科学与发现。暗物质的发现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一“世纪之谜”的被破解，是物理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对人类认识自身的影响，正如作者在书中阐述的：“暗物质的发现使我们对人性的认知豁然开朗。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或许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茫茫宇宙，宏微贯通。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人性也是一种暗物质”。把人性设想为暗物质、暗能量，这看似玄妙，实则直指人心，包括“人性软件”的修辞，“心时代，心生活”的命名，这种科普式的言说，不仅让人性学具有了科学实证的基础，而且也打开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想象空间。
实际上，把人性设想为暗物质、暗能量，本质上也是一种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即天人合一的心路。刘欣欣的人性学研究是立足中国经验、中国想像的文本建构，人有其心，心有其理，天人一理，是作者写作的出发点。书中分析人性的坐标系与现象学，主要都是凭借中国人的人生故事，中国人的精神智慧，中国人的文化体验，而其所回答的，也主要都是现实中国人的困惑与问题，如贫富差距，等级制和官本位，面子与人情社会等等。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更重现实，现代的问题是“上帝死了”，后现代的问题是“人死了”，但这对中国人来说普遍缺乏体认。就人的主体性而言，从柏拉图到康德，都采用“知情意”三分法，即理性、情感、意志，而这本书所提出的“人性三剑客”——智慧、情感、道德，本身就是对西方话语方式的中国化偏移，或意在表达某种本土化诉求。包括作者的行文语言，极少有翻译腔，如“你很独特，与人不同；你又很普通，与他人没什么两样，这就是人性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简单的生活，更能找到人生动力”，读起来如闲情小品，平实、畅达而不乏意味。作者所举的事例许多也都值得思考，如根据《史记》记载，项羽兵败乌江，长叹曰：“天亡我也”。这个事例很小，作者的评析也不多，但却牵涉到中国经验的价值重估问题。法国学者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中就曾举过这个事例，他认为不仅项羽，包括《史记》作者司马迁，都属于“原始思维”。这里的西方中心论偏至是毋庸置疑的，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原始思维与理性精神，天命观念与现代人性，中国经验与人类价值，究竟该有怎样的关系？建构中国特色学问体系，不仅需要文化自觉，更需要文化自信，在这方面，我觉得《人性与灵魂》也有突出表现，“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我虽和作者仅有一面之识，但通过对这本书倾心长谈式的阅读，似乎也建立和加深了某种友情。刘欣欣看人生很透彻，写书也有创意，这本以学科建构为框架，以解读人性为主旨的科普性学术书，读起来却如散文随笔，也如人性的素描、人情的木刻、人心的版画，那种朴素、清澈、真实的力量，不仅给人以真实的安慰与激励，也让人同时看到光芒与希望：“精神是道德的光芒”；“只要人性没有变，思想虽一时被贬但终将重返王位”，我确实很喜欢这样的表述，“人性是种子，灵魂是大树”，而正因为有了思想的叶子，灵魂的大树才会正直、繁茂、好看，成为生命的风景。
（刘欣欣：资深记者、新华社四川分社原社长。《人性与灵魂》：天地出版社2016年3月版）
（编辑：moyuzhai）
一名之立，志存高远。“世界上有两个巨大的谜，一个是宇宙之谜，一个是人类自身之谜”，宇宙浩瀚无边，人性深不可测，而正因如此，世界才充满意义。所以人性学应该是大有可为的。美国有个哲学家叫乔姆斯基，他说人类的知识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柏拉图问题”：为什么我们拥有的材料如此之少而产生的知识却如此之多？另一个是“奥威尔问题”：为什么材料如此之多而产生的知识却如此之少？普遍的感觉，好像我们关于宇宙的知识属于前者，而关于人性的知识属于后者。我们有太多关于人性的故事，自己的和他人的故事，历史的和现实的故事，但对于人性的丰富性、深刻性、具体性，我们的认识、理解和把握还是差得很远，既缺少理论的整合，也缺少体系的建构。
所以在这本书中，从前言到后记，都可见作者建构一种学科体系的自觉和努力，在作者看来，不仅“读懂了人性，你就读懂了这个世界”，而且“全面认识人性的美好和丑陋，有助于我们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理想社会”。可以说，这是一个新闻人的文化自觉。作为有多年记者经历的新闻战线领导干部，刘欣欣为人性学的创立鼓与呼，为了写这本书，仅搜集资料就历经十载，并在书中“全景式地描述了人性的整体结构”，而每一篇“都力图打开人们心中的问号之门，回答当下人们最关心、最困惑的话题”，这种述学立论，出于责任担当，不忘现实关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但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可能更关心自己的阅读体验，无论作者的学科取向如何，关键是我们能否从书中获得教益和启示。换言之，一本立意谈论“人性与灵魂”的书，它本身是否体现了作者“人性”的风采和“灵魂”的光芒？对此，我想应予以充分的肯定，《人性与灵魂》堪称奇书，而奇中有正，正中有趣，趣中有品，特别是作者采取了问答录式的写法，似乎是与读者在倾心交流，运思清明，走笔淡定，知人论世，针砭时弊，举凡人心秩序、人性诉求、美丑善恶、古今中外，均举例典型，分析透辟，让人读进去就放不下，就仿佛是与友人的一夕长谈，既有“高谈一何绮，蔚若朝霞烂”的文本愉悦，也有“谈天信浩荡，说剑纷纵横”的审美快感。
长谈的艺术，长谈的形式，好像在我们的生活中正逐渐消失，包括朋友之间，也很少有围炉夜话的雅好与兴趣，以至于诗人木心感叹，真正的长谈，“只有赫尔岑与屠格涅夫的青春时代才会有”。这种现实关系的疏离，实际上也常常折射为书与读者的关系。一本书让人想到长谈，其思想学问的穿透力，话语方式的亲和力都可见一斑。在这里，作者和我们谈到了生命与欲望，理性与良知，也谈到了中国与世界，宗教与文化，还谈到了古今先贤与中外名著，从孔子到托尔斯泰，从康德到王阳明，从《红楼梦》到《阿Q正传》，可谓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许多话题都让人流连。比如关于阿Q，这个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妇孺皆知，总是那副“撑船便撑船，舂米便舂米”，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样子，但作者却从人性的角度，不仅对这个形象有新的同情了解，也可以说是重估了阿Q精神的价值和意义，他提问道：“谁不是阿Q”？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力的，因为阿Q精神的确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真实，人性的真实。作者长期的记者生涯，赋予他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可能就是对真实性的偏爱和执着，就像在这本书中，他总是直面生活中的人性，从不回避任何问题，因为他坚信：“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我之所以对阿Q精神的话题深感兴趣，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也曾对这个人物有过相似的思考，并在多年前写过一篇论文，题为《<阿Q正传>和<老人与海>的文化比较》。其实所谓文化比较，也就是精神比较，我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海明威笔下那个叫桑迪亚哥的古巴老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硬汉精神”、“不能被打败”的原则和所谓“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只是他们所面对的异己力量的差异，前者是等级森严而礼崩乐坏的社会，后者是强大无比而酷烈壮美的自然，因此在表现形式上，前者是消极失败的，后者是积极胜利的，前者是自我欺骗和愚弄，后者是自我战胜和升华。而人性的悖论也就在于此，强与弱、正与反，乃至善与恶、美与丑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关键还是在人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价值选择与生活实践。
由海明威想到了福克纳，在福克纳的小说《喧嚣与骚动》中，主人公昆丁的父亲有句名言，说人是他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总和。但后来哲学家萨特却对此表示质疑，他认为人不仅是他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也是他自己所渴望经历的一切的总和。而所有这些“总和论”，我认为都可能与一句经典论述有关，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要义所在，而《人性与灵魂》的作者对人性的基本理解，也是始终把握了人的现实性和社会本质。特别是作者对人性的解读，往往也包含了对时代的体认，对制度的思考，对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建言，比如关于收入问题，人情与法治，素质与教育，都有自己独立的见地和阐发。“国家因人性而生，也要顺人性而治”，的确如此，所谓人性学，与其说是学科之学，倒不如说是学问之学。因为学问总是牵涉德行，牵涉政治的，真正的人性学离不开世道人心，它不仅会体现出研究者的精神价值选择，也会体现出他的人生阅历和社会文化品质。
综观《人性与灵魂》全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不能不提，一是科普情怀，一是中国经验。科普情怀的背后是科学精神，按科普读物的要求来写作，以科学精神的烛照来看人，为作者建构人性学体系提供了基本的视野。这显然是必要的，“追问乃思之虔诚”。人文与科学，前者关乎价值，后者探求真实，作为人类前进的两个翅膀，二者本来就是共生互动的，包括对人性本身的塑造提升，没有科学的参与也很难设想。美国有一本很权威的人文学通识读本，英文名是The Art of Being Human，直译应该是“让人更具有人性的艺术”，或“让人成为人的艺术”，但国内后来出版影印本的时候，却译成了《艺术：让人成为人》。这样译语感上可能较好，但问题是不正确，译法不正确，事实上也说不通。因为仅靠艺术，并不足以让人成为人，真正能够照亮人性的，除了艺术与文学，宗教与神话，还有科学与发现。暗物质的发现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一“世纪之谜”的被破解，是物理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对人类认识自身的影响，正如作者在书中阐述的：“暗物质的发现使我们对人性的认知豁然开朗。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或许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茫茫宇宙，宏微贯通。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人性也是一种暗物质”。把人性设想为暗物质、暗能量，这看似玄妙，实则直指人心，包括“人性软件”的修辞，“心时代，心生活”的命名，这种科普式的言说，不仅让人性学具有了科学实证的基础，而且也打开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想象空间。
实际上，把人性设想为暗物质、暗能量，本质上也是一种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即天人合一的心路。刘欣欣的人性学研究是立足中国经验、中国想像的文本建构，人有其心，心有其理，天人一理，是作者写作的出发点。书中分析人性的坐标系与现象学，主要都是凭借中国人的人生故事，中国人的精神智慧，中国人的文化体验，而其所回答的，也主要都是现实中国人的困惑与问题，如贫富差距，等级制和官本位，面子与人情社会等等。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更重现实，现代的问题是“上帝死了”，后现代的问题是“人死了”，但这对中国人来说普遍缺乏体认。就人的主体性而言，从柏拉图到康德，都采用“知情意”三分法，即理性、情感、意志，而这本书所提出的“人性三剑客”——智慧、情感、道德，本身就是对西方话语方式的中国化偏移，或意在表达某种本土化诉求。包括作者的行文语言，极少有翻译腔，如“你很独特，与人不同；你又很普通，与他人没什么两样，这就是人性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简单的生活，更能找到人生动力”，读起来如闲情小品，平实、畅达而不乏意味。作者所举的事例许多也都值得思考，如根据《史记》记载，项羽兵败乌江，长叹曰：“天亡我也”。这个事例很小，作者的评析也不多，但却牵涉到中国经验的价值重估问题。法国学者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中就曾举过这个事例，他认为不仅项羽，包括《史记》作者司马迁，都属于“原始思维”。这里的西方中心论偏至是毋庸置疑的，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原始思维与理性精神，天命观念与现代人性，中国经验与人类价值，究竟该有怎样的关系？建构中国特色学问体系，不仅需要文化自觉，更需要文化自信，在这方面，我觉得《人性与灵魂》也有突出表现，“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我虽和作者仅有一面之识，但通过对这本书倾心长谈式的阅读，似乎也建立和加深了某种友情。刘欣欣看人生很透彻，写书也有创意，这本以学科建构为框架，以解读人性为主旨的科普性学术书，读起来却如散文随笔，也如人性的素描、人情的木刻、人心的版画，那种朴素、清澈、真实的力量，不仅给人以真实的安慰与激励，也让人同时看到光芒与希望：“精神是道德的光芒”；“只要人性没有变，思想虽一时被贬但终将重返王位”，我确实很喜欢这样的表述，“人性是种子，灵魂是大树”，而正因为有了思想的叶子，灵魂的大树才会正直、繁茂、好看，成为生命的风景。
（刘欣欣：资深记者、新华社四川分社原社长。《人性与灵魂》：天地出版社2016年3月版）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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