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英咀华：我与诗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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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选择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而且以非学院的身份，闲读英诗，偶译数行，这无非是出于乐趣，此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的英文启蒙老师是当年从北京下放到农村的，“文革”结束后才调回中国社科院任研究员。那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老师送给我一本很老式的《英华大辞典》，商务书局出版的，同时还送我四个字：含英咀华。这本辞典我用了很多年，带着它走进大学外语系，并一直到研究生毕业，而“含英咀华”这四个字，不仅让我学会了读书写作，也给了我最大的精神乐趣。

　　但又不止是乐趣。多年来，我其实一直没忘记自己是学英文出身。特别是在艰难寂寞的时候，正是年轻时学过的英文给了我自信、灵感、勇气和力量。这让我保持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收藏和翻阅原版的英文书。每当有朋友寄来或从网上购到一批英文书，我都会一连数日，兴奋不已。现在英文书已占了我书架的半壁江山。这些书让我有了一个特殊的空间，用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的比喻，它们就像一座隐秘的房子：“多年以后/我还是愿意/放弃朋友、爱欲，和满天星光/来换取一座没人在家的房子/也没有人回来/而我可以开怀畅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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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房子”里，我精挑细选，含英咀华，译过小说和散文，也译过评论和随笔，但译得最多的还是诗歌。从英国诗人拉金，到美国诗人毕晓普、休斯、布可夫斯基、布莱伊、阿什贝利、默温、莱特、沃克，以及更多知名或不知名、现代或后现代的诗人们。其中绝大部分是新译，译自《美国最佳诗歌》或《巴黎评论》等书刊及网站。当然也有重译的，如朗费罗的《青春祭》、叶芝的《当你老了》、桑德堡的《人民轶事》等。

　　我写评论，是依赖翻译；写散文，是凭借翻译。有个已故的朋友曾开玩笑，说汉语是我的母语，英语是我的继母语。这玩笑虽然在逻辑上有点问题，但却很贴近我的感受。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那么，多了解一门语言是否就多有一个家呢？我想可能是这样。实际上，我每当拿起笔想译点什么，立即就有如归故里之感，那里有两个家，一个是母语的家，一个是继母语的家，而我就像一个密探式的孩子，总爱把继母语说过的话传达给母语，并在此过程中收获着隐秘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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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有些诗要重译呢？我说不清，可能是出于这样一个信念：如果一首诗在原文中是足够好的，那么在译文中也应该是足够好的。如果译文不够好，那肯定是译者本身的问题。

　　一直想不明白，英美许多著名诗人的著名作品，在被某些诗歌翻译家译成汉语后，何以竟变得平淡无奇？诗人的伟大在于“化腐朽为神奇”，可我们的许多翻译家却只能化神奇为腐朽，这样的所谓译作被莫名其妙地发表和流传，我想恐怕不是翻译理论或“信达雅”之类的翻译标准所能解释的，或者说，我们失去的不是具体的翻译标准，而是比翻译更重大的学术和文化标准。

4.

　　比如毕晓普的《地图》，是这位一生酷爱旅行的女诗人的代表作之一。 整首诗讲述地图的前生今世，但有两句是比较难译的——“Are they assigned, or can the countries pick their colors?/---What suits the character or the native waters best”。我将此译为：“国土的色泽是规定的，还是可以任选？/有不同的人民，就有不同的海岸”，但对这个译法，有些大学教授却不以为然，理由是原文中并没有“人民”这个词，他们说在翻译教学中，宁可选择这样的译法：“被指定，还是国家能挑选它们的颜色？/——最适合本国个性与领海的颜色”。

　　这是不是强调以直译为标准呢？那也未必，美国有一本很权威的人文学通识读本，北大出版社刊行了英文影印本，并译出了书名和目录。英文书名本来是“The Art of Being Human”，直译应该是“人之为人的艺术”，或“让人成为人的艺术”，可北大影印本却译成了《艺术：让人成为人》。这样译，语感上比直译好，但问题是不正确，至少有歧义。英文书名中的“艺术”仅仅是一个比喻，就像“谈判的艺术”、“妥协的艺术”那样，而我们却不能因此说“艺术：让人学会谈判”，或者“艺术：让人懂得妥协”。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艺术：足以让人成为人吗》，对这种译法提出质疑，但几年过去，连自己都觉得可笑，这种质疑没有任何意义。

5.

　　帕斯捷尔纳克说：“翻译可比临摹名画，只有经典才值得一试”，但事实往往是先有临摹，后有名画，有些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因为经过了翻译。希尼说：“翻译如同写经，需要慢工夫”，而博尔赫斯的说法更妙，他认为也有这种可能，“原文不忠实于译文”。

　　但作为一个中国译者，我还是更喜欢老师所说的“含英咀华”，真堪称妙语。其实你不仅可以含英，也可以含俄、含法、含德、含日，但最关键和最重要的是“咀华”。文学翻译与文学本身的至高境界是相似的，都应该以民族精神为旨归，表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包括汉语中这个“译”字，也觉得还是徐渭那句“阑干笑语腮堪译”，说得最美。

6.

　　所以我不仅喜欢重译，也喜欢转译。尤其从英译本中转译俄罗斯文学，对我来说有一种别样的吸引力。比如白银时代诗歌，我译过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也译过《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的叙事长诗及许多抒情短章。

　　被称为白银时代诗歌王子的曼德尔斯塔姆曾这样写道：“鞑靼人，乌兹别克人和涅涅茨人/整个乌克兰民族/甚至伏尔加流域的德国人/都在等待自己的翻译/或许在此一刻/某个日本人正在/把我翻译成土耳其语/直接渗透进我的灵魂”。这段话按我的理解，就是对翻译之翻译的肯定，诗人赞赏语言之间的相互转译，并将其上升到了文化生命的高度。

7.

　　但曼德尔斯塔姆不会想到，许多年后，有两个中国人先后从英译本中转译他的诗篇，而转译过来的汉语文本却大相径庭。我的英文译诗集《北方船》出版后，寄给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王家新，虽然我们只有过一面之识，但他很快就写出了一篇评论，不仅从整体上给予了充分的赞赏和肯定，还例举多篇译作，逐一评点。其中特别提到了曼德尔斯塔姆在流放沃罗涅日期间写下的一首诗，我将其译为《农鞋大的土地》，译文是这样的：“你拿走了大海和所有的空间/只给我留下农鞋大的土地/还在四周布满栅栏/但这样做对你有何益处？/没有。因为只要你留下我的双唇/在沉默中，它们也有辽阔的语言”。

　　家新说，这个译文不仅吸引了他，更让他感到惊讶，因为他恰好也曾依据另一个英译本译过这首诗，题目是《你们夺去了》：“你们夺去了我的海我的飞跃和天空/而只使我的脚跟勉力撑在暴力的大地上/从那里你们可得出一个辉煌的计算？/你们无法夺去我双唇间的咕哝”。

　　这两个译文的区别之大，也是我没想到的。当然，所依据的英译本不同是重要原因，他所依据的是企鹅版詹姆斯·格林的英译本，而我所依据的是纽约书评版克拉伦斯·布朗与诗人默温合作的英译本。正如家新所言，这就是转译所带来的丰饶和奇妙。“间关来几译，披发露双诠”，经过这样的转译，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的灵魂并没有“丢失”，而是焕发了更多的新意。

8. 

　　王家新教授的这篇评论在《诗潮》杂志上发表，后来又收入了他的文集《黎明和黄昏的诗人》。许多看过这篇评论的人，都曾打电话或发信给我，说他们为之感动。感动什么呢？我理解，除了因为一位著名翻译家如此撰文，不吝推介一个缺乏背景和影响的普通译者之外，可能还因为这位翻译家的坦诚，这坦诚中不仅有人格的力量和光彩，还有一种特殊的包容和自信。

　　确实，对比当下翻译界，尤其诗歌翻译界的某种风气，家新的坦诚和自信显得多么可贵。  

9.

　　庞德说：“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也许就是伟大的翻译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作家、诗人或翻译家，除了能力和水准之外，也许最高的品质就是自信。没有自信，就没有格局，没有定力，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创新和影响力。

　　我有个女兵战友，复员后一直在外交战线工作，驻过欧美多国使领馆。她说最喜欢读的外国诗，不是具体哪个国家的，而是表达了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的，比如米沃什的《礼物》：“如此幸福的一天/我在花园里干活/蜂鸟停在忍冬花上，晨雾散去/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羡慕......”

　　说得太好了，《礼物》所表达的不是浅浅的幸福，也不是泛泛的满足，而是一种深沉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的获得，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显然与翻译有关。当时米沃什已到美国十多年，作为一个波兰诗人，他坚持用母语写作，但经过他的好友哈斯等人的翻译，他用母语之神韵写成的诗歌在英语读者中得到了广泛的喜爱和传播。可以说，真正的文化自信，几乎都是在翻译、比较、交流、吸收中所达到的境界。而正因为有这种境界，米沃什才写下了《礼物》这首诗，尤其最后那句，我认为是一笔画出了诗人和译者共有的精神肖像，并由此走进了亿万读者的心中——

　　 “直起腰来，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