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地成为大地

　　托尔斯泰曾担心，如果万一耶稣到了俄罗斯乡村，那该如何是好呢？我们中国作家中，可能鲜有如此深沉伟大之宗教情怀者，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虔诚的基督信徒们——大批来自英美的西方传教士，确曾以耶稣之名到过中国乡村。那是清朝末年，一个西风东渐、春寒料峭的傍晚，年轻美丽、信仰坚定的英国女子阿曼达携着幼小的妹妹安琪拉，在中国女信徒罗子漫的陪伴下，忍受着饥寒和劳累，走在荒凉寂寞的辽西乡野上，正为寻找安身之所而忧心忡忡。丛培申这部洋洋六十万言的小说，就这样开始了讲述。

　　《烟火人间》无疑是奇特的作品，它不是通常意义的历史小说，但却在民间的立场上，展示了一段特殊历史记忆中的家国之思和家国之痛。小说的时间跨度很短，大约是从戊戌变法之后到义和团失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不过两三年时间，然而小说的叙述却是惊心动魄、曲折跌宕的，若拍成电视剧，其效果和绵延起伏的辽西丘陵会多么契合。这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瞬间，佛说：“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这个转型瞬间的绵延和展开，构成了近代史的序幕和全部戏剧性的预演。全书共36章，场景变换，高潮迭起，人物和事件如此纷纭，给我的阅读感受，就像昆德拉谈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所说，充满了“生活中骤然升起的密度之美”。

　　但生活中不仅会升起密度之美，也会升起密度之恶。这大概是中华民族最难忘怀的一段痛史，国势倾颓，外侮日强，鸦片战争之败北在前，八国联军之烧掠在后，当此时日，民族冲突与阶级矛盾前呼后应，此消彼长，即使在相对偏远的辽西边地，也同样衍生为多种势力的生死博弈与较量。这里有统治阶层中不识大势的因循弄权者、腐败者及最后的被牺牲者，也有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官场投机者和新生代官僚；有身为公车遗老却又只能为先圣之道慷慨悲歌的边城硕儒、国运先知，也有被不断被寄予厚望又不断被侮辱、被损害的读书种子、无为青年；有风韵尚存、坚韧不拔、无怨无悔地支撑着一个破落世家的卫道者和母亲，也有出身或高贵或低贱，或因懦弱而遭辱，或因抗争而沦落的年轻女性；有成分复杂、行事诡秘、不伦不类、如侠客也似帮会的革命党，也有持刀奋起、懵懂浑然、被裹挟在义和团风潮中前仆后继的血性农民；有来自东邻北邦，或阴毒如鬼魅、或残暴如虎狼的日俄潜伏者和掠夺者，也有远涉重洋，笃信耶稣，以传播福音为己任的英国传教士及其沉迷于华土文化、沉沦于异乡恋情、在基督教义和儒学经典之间徘徊迷惘的女儿。

　　总之，这里有共赴国难的快意恩仇，有人逢乱世的爱恨情仇，也有文化碰撞的书剑恩仇。而综观全书，不同文化碰撞交流的主题相对更具有思想的贯穿性。作者以最大的真诚，通过以写实贯通意象与思辨的个性化叙事，似乎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价值不仅根深叶茂，而且渊深流静，她可以包容和吸纳，但其精神的原点、灵魂的本色是不可改变的，任何统摄、消融、殖民、渗透、异化这种文化传统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哪怕是最底层、最卑微的“老中国的儿女们”（鲁迅语），骨子里都充满着她的血脉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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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培申是出手不凡的年轻实力派作家，已写过两部长篇，也写过电视剧。他告诉我，对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文化意义的考量，正如对义和团运动历史功过的评断，多年来是一直存在争议的。而他之所以要揭示那段特殊的历史，就是要让历史的痛点与现实的感动重合，以文化精神为主线，写出“一个民族的死亡与再生”。也许觉得这个期许有点高，他说：“我的写作是不寒而栗的”。

　　这种不寒而栗对于读者来说，可能就是一系列震惊。我们在书中看到，清朝末年，中华民族真是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一个个麻木的灵魂，充斥着蒙昧和残忍，虚伪与狡黠。罗家的傻子在整个故事中微不足道，但愚蠢至极、苟活于世的他却满口仁义道德，在某种意义上或可视为众多人物的精神表征。比如一个为面子和礼教而活的女人，尽管自己与人有染，却永远不肯原谅“坏了自己儿子”的可怜的侄媳；一个貌似年轻有为的新派官吏一手握着权力，一手握着女人，在折磨别人的同时也在折磨自己；一个为情所累的书生面对伤害本可避开，却陷入伪道学的泥淖拔不出腿来，以致连弱女子都为之感叹：“大清国的男人连逃命都三心二意的，还有好吗”？包括腐朽到无以复加的王朝统治者，其整体形象也并未见稍有尊严，因为他们实际上只是在列强的施舍下，屈辱而麻木地玩弄着手中脆弱不堪的权力。在这样的情势下，作者写道：“大清国的子民已经学会独吞苦果了。就像无能之辈养活的孩子，不管在外面受多大的委屈、吃多大的亏，到头来只能忍气吞声，顺着墙根溜回家”。

　　总之外有列强如虎，内有胥吏如狼，当此之际，大地一片浑浑噩噩，人心已绝望到极点，死也不甘，生也无望，神州不见灵光，到处只有苦难，游魂与鬼魅。或许只有三个地方，尚能多少给人带来敬畏和安抚，那就是府衙、书院和教堂。但与其说它们是生活秩序的象征，毋宁说是文化寄托的象征——府衙：“每一扇门都紧紧关闭着，也像随时都要打开，一开一关便是中国的历史，满牍的文案便是中国的流年”。——书院：“院子里很静，静得能听到圣人的呼吸”。——教堂：“这教堂的钟声让他的心很悲凉。几年来，赤城人分明是以这个声音为指令，来安排一天的生活，这分明是按照别人的节拍过日子”。

　　这三个地方，实际上也是故事情节和事件展开所依托的主要场景。知府衙门除了酝酿镇压的计划和杀戮的阴谋，并顺便见证官场倾轧、腐败、背叛、自我压抑和儿女私情之外，很多情况下都形同虚设，而“绝望为虚妄，正与希望同”，更多的人生悲喜剧还是在书院与教堂之间上演。从秀塔书院到红山教会，主要人物来来往往，形成了儒学精神与基督信仰，中国经验与西方价值多层面复调对话的格局。

　　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层面上，穿越历史风云，走进世道人心，这确实是并不轻松的选择。回顾现代以来，从鲁迅、巴金、老舍、冰心、沈从文，到周作人、许地山、苏雪林、庐隐、林语堂，中国作家的文学书写与基督教之间一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或题材结构，或母题显现，或精神形象，或话语方式，或情感隐喻，都可以找到某种创造性吸收或转化的痕迹，但像《烟火人间》这样，不仅正面剖析基督教精神与中国文化语境的冲突及融汇的可能性，而且把西方传教士的心路历程和一个东方民族面临危难的心灵秘史贯穿起来叙述，戏剧性的密度和思想性的密度相得益彰，还是十分少见的尝试。

　　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谈到古希腊作品时说，它们的真正魅力，就是“让大地成为大地”。那么怎样才能让大地成为大地呢？海德格尔认为，大地本身并不能成为大地，还需要有“天地人神四重奏”的交响。特别在天地无光的黑暗岁月，正如《烟火人间》所表现的，人与神的关系就成了更重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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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人物繁杂，其中既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如李鸿章、严复、慈禧等，也有史志或有记载的地方官员、将领、书生、教士、洋人以及基本属于虚构的芸芸众生和乱世男女。但作者着力塑造的应该是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封建末世的乡贤大儒冉广炉先生，一个是基督教牧师杜克先生。作为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代言人，他们都以传道授业为己任，而且都在某种意义上，被奉为“精神父亲”的形象。这两个人物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平等对话的君子之交，虽然也有碰撞，但孔学之仁和耶教之爱是他们可以通约的基点。包括杜克先生有意聘请冉先生的门生做自己女儿的老师，也是出于对一种古老文化的尊重，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毕竟孔子是主，基督是客，孔子孔子的星光依然照耀着。为此，冉先生感到非常满足——“当他走出教堂门口时，用手拍了拍那根大柱子，笑了笑，好像在拍一个孩子的肩膀”。

　　这是意味深长的微笑。后来的许多情节似乎都是从这微笑延伸出来的。牧师的女儿阿曼达和父亲一样，也是坚定纯正的基督信仰者和福音传播者，面对即将发生的杀戮，她甚至不惜舍身劝阻，而且她坚信是神制止了这场杀戮。当被告知化解危机的其实是知府的一道手谕时，她淡然回答：那是一样的。言外之意，即基督教的神是高于一切的，就像圣经开篇，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而这神性之光却是先于太阳和一切星辰被创造的。但这样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随着情节的发展，却不仅逐渐沉迷于中国圣贤的经典，而且与自己那位并不很称职的中国老师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爱恋。她先是不无羞怯地模仿罗子沫梳起了大清国男人的辫子，最后又不顾父亲的反对和同胞的追求，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中，坦然而平静地地投入了罗子沫的怀抱。

　　对这场超越种族，也超越信仰的恋情及其结局，在象征的层面上，或可读解为儒家文化的强大优势和同化功能，表明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对异邦文化与宗教的吸引和容纳。如果说这缺少历史的逻辑性，带有作者主观意图的话，那至少可以说，它符合中国人的“心史”逻辑，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发皇心史，代下注脚”。

　　的确，《烟火人间》堪称是一部“心史”之作。无论是冉先生还是他“视为己出”的弟子罗子沫，也包括知府荣格、都司左汉庭，乃至丽娘、荣念萁等女性人物，不管其人格形象和是非功过如何，他们的文化苦痛是一脉相承的。“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这是若干年后，陈寅恪为王国维之死写下的话，但这不是预言，而是总结。“国无疆，家无园，学无望”，对于大清国的臣民来说，这种文化苦痛其实早已开始了。    

　　天道不张，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可以说，民族劫难与文化苦痛，构成了全书的思想律动和叙事基调。尤其文化苦痛的表现是普泛的、强劲的、痛彻骨髓的，与其说它属于士人或特定阶层，毋宁说它属于每一个中国人。所以我们看到，当义和团“拳匪暴民”与罗子沫一起被打入死牢的时候，这些本来没有文化的普通农民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读书人不该和自己一样，他不该死，因为他是一个读书人，他们甚至用全体招供来换取罗子沫的性命。直到被处决之前，他们还想最后听一听这读书人的声音。在他们心中，儒家的求仁得道之思是某种寄托，但更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主义幻象。这就是读书种子的意义，连荣格在自己也即将沦为罪臣之际都醒悟到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有意无意地保护这个读书人，就因为他们的内心都有一条不忍断绝的根脉。

　　一个民族用血与火构建出的精神框架，任何一个生存于其中的人，都会在它存亡之际感到苦痛、战栗、崩溃，但只要民心未死，就会有地火运行，并为民族再生燃起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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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子沫的形象由此显现出双重特质，他既是典型的，也是象征的，而在某种程度上，其象征性大于典型性。因为被视为读书种子，儒家的最后血脉，所以尽管他一次次表现出懦弱、迷惘、迂执、不堪一击，他还是得到了从上到下的珍惜、保护、宽容，乃至充满痴迷与忧伤的爱情。这个人物的象征性是复杂的，他的被动性，一次次受辱、挨打、吸毒成瘾、不能自拔，几乎就是他的国家大清朝的化身，而同时他又是一个受难者，集中国式的堕落和西方式的原罪于一身，如果从基督教的角度看，也可以说他是个“迷羊”的形象。

　　“迷羊”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书写中的出现，与基督教的影响有关，也与时代的境况有关。实际上，现代文学中凡涉及这一母题的小说都具有某些中国特色，无论是庐隐的《沦落》、张资平的《梅岭之春》，还是郁达夫的《迷羊》、叶灵凤《未完的忏悔》，虽然情节模式存在差异，但显然都包含了中国经验，寄托着时代感怀。《烟火人间》也是这样，尽管作者可能并不自觉，但“迷羊”的母题元素显然是存在的。就人物形象而言，罗子沫、荣念萁，以及本身即为基督徒的阿曼达和罗子漫，他们虽然信仰不同，却都曾有过受难、困惑、迷惘、堕落的经历，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时代“迷羊”。而这里的中国经验在于，对这些人物来说，宗教的忏悔与救赎情节并不存在。如果可以称为救赎的话，罗子沫在战乱中独自去寻找阿曼达，在弓然明面临凌迟之苦时断然助其解脱，可谓别具人性光彩。但这种救赎力量并非来自基督的神性，而是来自孔子的灵光。英国批评家利维斯坚信，英语具有强大的救赎力量，我觉得汉语也同样具有这种力量。包括荣格在流放途中的自尽和郎子平面对日本人胁迫的自焚，其实都可以视为某种文化殉节或自我救赎之举，彰显了儒家知识分子最后的良知与大义。

　　罗子沫与荣念萁和弓然明的关系，一为精神之欲，一为肉体之欲。这些辽西边地的儿女，无论其出身世家或寒门，本质上都是纯洁无辜的，但国破家亡之际，正如大清朝已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一样，他们也不配有更好的爱情与命运，世界等待他们的只有沦落和毁灭。

　　相比于普遍具有“弱德之美”的男性人物，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似乎更显丰满和坚毅。东北文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场面化，这种空间与氛围的流动感，我们在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作品中不难发现，但《烟火人间》的场面化叙事，不仅有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更有鲜明的精神质感和象征意味。有些场面是惨烈的，如俄国士兵对淘金农民及其妇孺的残忍杀戮，八国联军在海边对中国妇女的浩大奸淫与强暴；还有些场面是悲壮的，其中戏剧性最集中的当属荣念萁的被“卖于市”和弓然明被判凌迟的临刑场面。两个弱女子的“罪与罚”，照出了一个没落王朝及其政权的本质，因为尽管她们的罪名不同，但都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自己的官府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以含混不清的名义而判罪的。而这两个出身贵贱截然不同的女性，面对巨大的羞辱与痛苦，却表现得那样沉静、淡然、无畏，在国难当头、大厦将倾的时刻，这种精神的定力，确如鲁迅先生所说，足可视为中国女子之承当精神，虽压抑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

　　与荣念萁乃至所有的女性相比，弓然明不仅属于底层，而且读书有限，信仰阙如，因而是个很特殊的形象，她自始至终都是那个时代受难者和牺牲者，带有更多的悲剧性和原生气息。这个不幸的女子，就像曼德尔斯塔姆诗中所写：“有些女人天生就属于苦难的大地/她们每走一步都会传来一阵哭声”。但她同时又是个复仇者，当她把淫邪无耻、深藏祸心的五岛次郎和自己愚昧至极的傻子丈夫一起推下悬崖时，仿佛瞬间升华了中国历史上所有女性复仇者的境界——

　　“太阳落山，晚风吹起。似吹落无限风景，大地悄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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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五岛次郎与俄国人桑德斯，是异族入侵者、掠夺者形象的阴阳两面。相对而言，桑德斯的形象更复杂。他与西方传教士以及红山教会，一直保持着某种特殊的文化与情感关联，因而他的残暴和嚣张更让人触目惊心。我在阅读时想，像桑德斯这样的人物，在俄罗斯文学中能否找到原型呢？也许有一个，那就是《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魔王沃兰德。这是前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塑造的形象，他是上帝的同盟，也是撒旦的化身。但问题在于，布尔加科夫笔下的魔王是反其意而用之，本质上是惩恶扬善的拯救者，而桑德斯的形象则恰好相反，如果说“没有魔鬼就没有上帝”，桑德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特殊性，他借用主的名义，粗枝大叶地掩饰其贪婪、残暴与邪恶，正是撒旦和魔王的本来面目。

　　以布尔加科夫的作品来比较《烟火人间》，这让我自己有些意外。但既然比较了，也不妨有所延伸。《大师和玛格丽特》最令人难忘的是那场由魔王沃兰德主导的审判，在《人间烟火》大大小小的场景中，最意味深长的也是审判，由晚清重臣、洋务领袖李鸿章主导。在夕阳西下、寒风凛冽中，我们看到这位童颜鹤发的中堂大人出场，但他既不是魔王也不是拯救者，面对百姓冤声四起、官员推诿互陷、洋人振振有词、老儒陈说大义、党人冷枪暗指，被他称之为世界性“共和”的奇异场面，他谈人情，论国法，权势熏天却从容谈笑，话带机锋又禅意拂拂，可谓末世宣言，况味别传。可以说，他对基督教来华初衷的理解并不逊于杜克牧师，而他在“民不教则国衰，道不兴则国败”的现实中所感受到的文化苦痛更不逊于冉先生或任何人。一方面是历史空前变局的敏锐觉察者，一方面又是“裱糊匠”，即大清江山的勉力维护支撑者，这就是李鸿章，但对于解决大清国的问题，他的这篇宣言，包括那句“共和救不了中国”的预言，正如他所主导的审判，除了有一点中国式的对“最后审判”的戏仿效果之外，总体上仍是言不及义的。

　　实际上，《烟火人间》这部心史之作，其叙述主线是义和团运动在辽西边地的兴起与失败，而与此相关的则是基督教“西风东渐”的历程。这注定是充满张力的写作。关于清末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初衷和作为，小说的描写突出了“爱”与“慈悲”的基调，强调了宗教文化的某种兼容性，而关于基督教作为外来信仰与中国人文化信念的关系问题，则更趋向于民族性与本土化立场的坚守，即如罗子沫对阿曼达所说的：“你们的神创造了你们，我们的神创造了我们”。

　　毫无疑问，基督教信仰首先与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发生关联，而非与作为群体的民族发生关联，这是应该尊重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基督教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政治因素，这也同样是无可回避的。“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而不为，无勇也”，这句圣人之言可能正是义和团的心路，尤其当朝廷腐败，民怨沸腾之际，传教士们随远征军而来，并且身边不乏桑德斯之类借主之名而行掠夺之实的恶魔人物，所以民众走上自发的反抗是必然的，用西方的比喻，这就像让一只杜鹃穿过乌鸦，结果你只能得到反抗的乌鸦。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长歌歇”，阅读这部长篇，总不时会想起《书剑恩仇录》中的这阙词，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关于义和团，似乎仍是恩仇未了，是非难辨。这难道不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本能自救吗？皇帝不行了，官吏不行了，士绅不行了，军队不行了，但人民还行。经过数千年儒释道教化的普通中国人对于将自己的救赎交给上帝之手毫无兴趣，他们渴望自己拿起武器，尽管这武器只是可怜的拳脚、愚蠢的符咒和笨拙的大刀。他们实质上是在为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他们虽然大都目不识丁，但他们骨子里有几千年形成的家国意识和华夏文明的强大基因。他们可以被利用，可以被牺牲，甚至可以被后世污名化，但他们并非麻木不仁，因为正如尼采所说：“血就是精神”。历史完全可以这样证明他们的贡献：是耶非耶，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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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讲求仁得道，西方文化讲追求真理。如果说在西方思想中，最高的真理有两个，一个是形而上学的真理，一个是上帝启示的真理，那么后者就其本源来说，首先就是对人间苦难的关怀与揭示。正是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宗教评说是一切评说的基础”（The criticism of religion is the basic of all criticism）。

　　确实，关于义和团的争议是始终存在的，其中有史实的求证，也有精神的辨析，作为学理探讨，摒弃民族主义之滥觞，传承民族觉醒之大义，无疑有利于文化反思与建设，但有些以偏概全、意气用事的污名化评判，却未免难以服人。不说摧残民气，会酿成怎样的世界，至少既然是“评说”（亦可译为“批判”或“批评”，笔者译为“评说”），就不该忘记“评说”的本源和基础，那就是一个民族所经历的苦难。

　　由此观之，丛培申的《烟火人间》，十分可贵的就是以正史之思，心史之韵，构成了精神底色。其中对文化奴性的轻蔑，对文化自信的诠解，对民族苦难记忆的发掘与思考，是尤其值得肯定和赞佩的。这里有对耶稣之爱的尊重，也不乏对文明进步的向往，但无论如何，普通民众在苦难中的歌哭呐喊、民族生存的渴望、文化信念的坚守、社会变革的吁求，才是那个时代的本质和历史前进的主流。

　　至于这部长篇的艺术特色，我觉得无论是叙事语言，还是叙事气度与格调，都可圈可点。首先，小说的语言对故事的情境有穿透力，写实与梦幻式叙述并行，既有启示录和赞美诗的味道，也像传统说书人对一个错乱世界的回应，充满了中西杂糅的历史风尘感。虽然作者无暇雕琢，语言有时流于粗疏，但忙里偷闲的诗意抒发，不乏诙谐的补叙，恰当的伏笔和预设，整体上相得益彰，自然天成。尤其是能把文化精神的感悟与思辨融进人物语言乃至景物描写，使小说文本显出别样的质感和气度。当然更重要的，是《烟火人间》写出了历史悲剧的深层建构，这里既有对社会进步、文化复兴的理性主义思考和历史主义感知，也有由世界与生命存在的偶然性、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人性的沉沦与扭曲、阴森与暴虐、丑恶与粗鄙、绝望与恶心，以及无路可走、四顾悬崖、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凉体验。这种勇于不寒而栗、直面人间万有的气度，用莫言的话说，或可谓“长篇胸怀”，也就是一种大悲悯和大感悟的境界。

　　这种粗粝莽荡、不避幽暗的叙事作风，在辽宁及东北文学中是比较少见的。我个人一直有这样的观感，那就是从整体看，东北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特色是清新而明朗，质朴而健康，它以现实精神、问题意识、人道情怀，抒情气质，构成了基本的风貌。如果用俄罗斯文学的语境来比附，即使是表现人生的大苦难，东北文学也似乎更亲近温暖、抒情的屠格涅夫，而不大会去选择黑暗、沉重，追问人性之恶、拷问灵魂之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毕竟有时也会出现另类的作品，它们以出人意外或令人着迷的方式，为这片土地上的文学平添了某种凝重色彩，《烟火人间》即是一例。这部长篇的基本格调，就像是普鲁斯特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伦勃朗时所说的，仿佛“总是想把主人公从黑暗中拉出来”。只不过对作者丛培申而言，这种拉出来的力量也是中国式的价值与经验：“落日的余晖总给人温暖的感觉，就像老人的眼神，照射着幼小的地面”。

　　而实际上这是一片神奇古远的大地。

　　这片大地上有我们的家园。《烟火人间》不是通常意义的历史小说，也不是前些年流行的家族史小说。但小说却始终有一个家园的意象，那就是破落的、贫寒的、风雨飘摇、惨剧频发的罗家，可这个家园的容纳力和支撑力却是强大的，直到小说最后，幸存的男人女人们又冒雨回到了这里，“好像彼此都各自找到归处，静默静坐，有万般心事需要久久地回味。于是，这个百年罗家大院，在雨中迎来了少有的宁静”。

　　阿曼达的母亲对女儿说，他们不该来这里，中国是一片复杂的土地。其实和他们的土地一样，这片土地并不复杂，它在人与神之间只需要一个灵魂，那就是信仰和信念，数千年浩劫巨变，这片土地惟以此浴火自救，家园长存，生生不息，并不断新生为更神奇更美好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