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情怀出大气象

　　过去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写了《楚河汉界》以后，有人说我的作品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仔细想来，这种理想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对崇高精神的追求。我写的虽然是一种理想境界中的军人状态，但却是以真实生活为基础的。我相信有这样的军人，而且希望有这样的军人。
　　有一次走边防，是在最冷的时候，腊七、腊八到的漠河。车陷到雪地里了，我们下来推车。推车的时候黑色的尾气，直接喷在腿上，一片黑，当时就觉得这条裤子完了。但是等把车子推出来以后，你拿雪一扑撸，所有的黑色都掉了，因为尾气喷出来的瞬间已经被冻住了，所以它不会渗透到衣服布料里边去。天气就是这么冷。我接触过一个边防团长，他干了七年的团长。他一直是先进典型，身为团长，可以认出团里所有的兵，他对战士能熟悉到这个地步。这个人物对我写《楚河汉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骨子里对职业军人的理想追求，特别打动我。

　　写现实军旅题材，难免要触及矛盾冲突。因为身在军旅，写作时即便暴露的是问题，也是带着对部队的感情来审视的。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很想维护部队的形象，并不是说要回避一些问题，专挑好的说，那不是真正的维护。我觉得要真诚地面对问题，真实地表达它，把切身的感受和思考代入进去，这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情怀。作家是要有一种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普遍的悲悯情怀的。无论生存在哪一种环境中，大多数的人都是有生存困境的。作家要用什么样的眼光去关照人的生存困境？说到底，是要带着一种更深刻博大的情怀去观照人的精神存在，去寻找突破这种困境的可能和路径。

　　我心里的英雄，应该是更普通一些的，不是我们平时习惯思维的那种与众不同的人，他应该是普通人。我喜欢更普通、更自然的英雄行为、英雄思维，尽管这样的人物看上去可能不那么英雄。我更多关注的是人本身，对真实的追求，亦是一种长期思考的结果。比如在《楚河汉界》里那个非常严峻的关于真实的问题，从历史一直延续到当下，战争年代存在的那种不真实、那种对真实的漠视，这种思维习惯一直延续到如今，以至于小说中的人物试图用一些东西掩盖真实，就是不肯让真相表露出来。真实在文学领域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当你自己的精神完成蜕变以后，你会发现真实有多么重要。

　　我读过小说《骑兵军》后写过一篇文章——《令人不安的巴别尔》。1920年，26岁的巴别尔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跟随布琼尼统帅的苏维埃红军第一骑兵军进攻波兰。战争历时三个月。巴别尔目击了欧洲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空前惨烈的骑兵会战。后来他根据这次征战，陆续写作了三十多篇短小精悍的文章，有战地速写，也有军旅故事，极其短，非常非常短。我一直在想，一部只有十三万字的书读完了以后，能令我这么长久的惊悸不安，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真实，让你惊心的那种真实。我就想为什么我一直追求真实，但是在读到巴别尔的文章以后，我还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就说明我追求的真实跟巴别尔的真实还是有差距的。就是同样的一棵现实之树，你的眼光不同、境界不同，你摘取的现实之果是不同的。我从《骑兵军》里看出来这样的差别，“真实”和“真实”也是有不同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创作谈，题目是《体验修炼》，实际上我认为写每一部书都是你的一种自我修炼过程、一种精神修炼的过程。

　　我开始觉得原来那种状态是不行的，就开始有点想找自己，对自己过去的创作不满，对自己创作的语言不满，就是很多不满都出来了。后来我想，在对自己不能容忍的时候，改变就开始了。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该怎么转变，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后，我写了一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短篇小说《舵链》。这是我去海岛采访时的真实经历。小说本身很浅，但它呈现出了改变之后的语言风格。它是用一种更生活化的、更个性化的语言去叙述。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感觉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向，可以说这是自省阶段的作品。

　　我不认为这个小说有多好，但是它对我很重要，它使我觉得捕捉到了一种新的语言方式；有了这篇小说，开始写《楚河汉界》的时候，我的语言就已经变过来了，更灵动，更有生活气息，也更趋近于真实的存在之境。当《楚河汉界》写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问我写作的体会，我说我觉得写长篇小说对自己就是一种洗礼。她觉得我这种说法特别奇怪，好像显得很不真实，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你平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不可能那么集中地去思考生活，思考精神上的一些需求，但在写作长篇小说的过程里就会尽情地思考生活。

　　非常认真的思考，就发现之前创作存在的很多问题。首先就是精神的束缚。这种束缚来自于我成长的那个年代，也有自身的思维惯性使然。于是便开始挣脱，我特别希望能在精神上挣脱出来，伸展开来，让自己更自由一些。但是你知道长期被捆绑的人，如果把那个绳子给解开了，他自己的手脚都不会动，我经常有这种感觉。我们在讨论军事文学的时候，经常说军事文学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讲这句话的时候通常都是站在指责的角度上，觉得这个镣铐是别人给我们戴上的，是别人在限制我们。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就是自己心里的镣铐，我们面对的是自己。我还想说的就是，没有不戴镣铐跳舞的。你想世界上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它们的创作者有很多都是带着镣铐跳舞，而且跳得非常优美。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是戴着镣铐跳舞。20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伊姆雷，就是典型的戴着镣铐跳舞，人家都认为他跳得非常好。我们为什么不能戴着镣铐跳舞？我们总苛求一种完全没有镣铐的环境，那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说，真正的镣铐就是我们自己，作家必须自我解放，让自己生命的本体更滋润、更充沛，更能滋养你的精神的生长，这样才能让作品的精神境界更加开阔舒展。

　　作家写到一定程度，不是拼技巧，拼的是你的境界、视野和眼光，是作品背后站立的那颗心灵。如果我们不跳出来，还抱着非常狭隘的文学观念去进行创作的话，永远也创作不出来更宽广、更好的作品。

　　比如伊姆雷，他是把文学作为唯一的事业热爱并追求着。他就要最简单的生活，他遵循自己的内心，没有激情不写作，更不受其他因素诸如市场的需求所左右。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他去受领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依然保持着自省精神。因为世俗的想法过多，就会影响到你的心境，以致影响到你作品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文学作品要向世界文学经典的标高看齐，军旅作家首先必须要有大情怀，作品也才可能有大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