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感、批判性与历史意识――《向西向西向南》《大乔小乔》对读记

　　试图在王安忆和张悦然之间建立起牢固而可靠的联系并非不可能。

　　因为从理论上而言，任何作家、作品之间都可以建立起比较的关系，可以是相似或一致意义上的，如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再到延安文艺一路沿革下来共同的理论圭臬，可以是相反或对立意义上的，如海派与京派之间的纷扰争论；可以是美学风格层面上的传承，如废明、沈从文、汪曾祺一脉相承的诗性与写意，更可以是文学观念层面的共识，如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的意图与野心；可以在同一民族、国度、语言之内，如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林白与陈染、上海书写中的张爱玲与王安忆，也可以跨越语境、地域、种族的藩篱，如经常被拿来互照的马尔克斯与莫言、卡尔维诺与余华。更何况，如果承认作为诗学理论的“影响的焦虑”普遍存在于所有写作中，那么无论个人经历、写作经验、年龄跨度的差异有多大，在作家间寻找蛛丝马迹的联系应该不属于牵强附会的矫情。

　　但是当我们试图把追问深入下去展开，也许情况并不如此单纯、直接。比如：为什么作比较？比较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何在？比较所能呈现并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也许只有代入这些问题，而并非只是说明“一样”或“不一样”，并非为了得出一个“是”或“不是”的答案，“比较”的意义与必要性才可能成立且有效。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摆在手边的王安忆的《向西向西向南》和张悦然的《大乔小乔》所共同呈现出来的尖锐的社会阶层对立、令人颤栗的心理描摹和微妙的人物对应关系，以及裹挟其中的饱满而复杂的现实感、批判性与历史意识都足以将两者相提并论。这些相近的质地纵然不能成为两部作品同时获得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的全部理由，但至少说明好小说的某些共有品格。

　　阅读王安忆需要足够的耐性。她从不讲述时髦热门的故事，即便是被某股文学潮流纳入史册，也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异质感在其中暗自生发的对抗力量。王安忆需要你按下性子，一杯热茶中慢慢去品味其妙。《长恨歌》扑一出场可能没有多少人能预见到那是对九十年代以来物质生活形态的寓言书写，华丽炫美的生活登场便一刻不肯散去，纵然王琦瑶晚年落寞凄凉也阻挡不了身后无数跃跃欲试登场亮相的漂亮坯子——无论是文学虚构中还是现实生活中。而当你恍然大悟，王安忆已转身梅家桥，寻觅其间挑挑担担贩夫走卒的日常生活，隐没其间的富萍们坚忍顽强的生活姿态。所以，《向西向西向南》在今天的社会生活格局中——中产阶层生活依然是大众拼搏、奋斗的最大动因——“不合时宜”地触及中产阶级精神危机和现实无力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小说讲述的是两个女人的故事——陈玉洁和徐美棠的同性之谊，但这份友谊不似惯常的发小情谊，两个人是萍水相逢，更多像是彼此的舞台、彼此的映照。她们通过不同的途径移民至柏林，至纽约，至加州圣迭戈（西岸的南部），小说题目即是她们生活路线的陈述——向西，向西，向南。但无论走向哪里，都避不开漂泊的意味。她们是各自生活的失意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二人在九十年代初的柏林曾有过一遇，但彼此未通姓名；后来机缘巧合，又在美国纽约相遇，在这里两人的生活际遇在彼此的陈述中得以展开——玉洁衣食无忧，富足多金，婚姻生活却因老公有了小三而名存实亡，美棠为了身份为了生计四处漂泊，最后还是失去此生最爱的伴侣一蹶不振；最终两人失意者决意跳出过去生活的圈子，结伴前往南部的圣迭戈，尝试一次勇敢而又冒险的生活。

　　同样的两个女人的故事，《大乔小乔》的叙事展开则更清晰明了。大乔小乔是姐姐乔琳和妹妹许妍。母亲怀孕妹妹时赶上计划生育政策，由于患有心脏病而一直无法实施流产手术，二胎婴儿在毒针注射和引产后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公办教师身份的父亲却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失去工作，继而酗酒、精神崩溃，整个家庭陷入不断上访与不断失败的困境循环。如果故事只是这样，这无疑是个通俗的家庭悲剧，但真正的开端、发展、高潮与结局都落于正常出生的姐姐和意外存活的妹妹身上。同样是性格与命运的双重悲剧，姐妹二人却走上截然相反的道路。大乔学生时代众星捧月的美逐渐消磨于父母的执念与个人对宿命的认同，小乔畸形怨念的成长经历滋生出对原生家庭的怨恨与个人奋斗的信仰。在大乔孜孜于帮助父母奉献自己的同时，小乔改姓离乡隐身都市。历史上美得惊天的动地的大乔小乔在这篇小说里却只是被家庭与社会严重异化的时代青年。姐姐终于不堪重负扔下新生婴儿自杀身亡，而妹妹通过婚恋洗白底层身份完成阶层晋升的梦想也破灭。

　　一个是中年人的故事，一个是青年人的故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从年龄和生活经历推算，大乔小乔的父母不正是陈玉洁的同代人吗，而玉洁的女儿又与大乔小乔是同龄人。这样观照来，两个小说其实是对“同代人”故事的不同讲述，是对同代不同命的阶层生活的不同视角的打量，互相映照又互相刺穿。如果我们把阅读的背景推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共同前提下，对故事的互文性解读展开得也许更为充分。作为同龄人，生活在小县城的大乔小乔的父母没有陈玉洁和丈夫好运气，不但没能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中乘风破浪，反而因为历史政策——计划生育——而丢了工作；而陈玉洁和丈夫则在上大学、分配工作、下海经商中一路打拼，虽然辛苦自知，但毕竟抓住了时代可能的机会，晋升中产阶层，成为社会成功者。而另一批更为耀眼的人则是小乔男朋友的父母，及其家里的座上客——作为历史“胜利者”，享有巨大物质财富与强大政治话语权、社会影响力的权力阶层。这三类人构成了今天社会阶层结构的金字塔：大乔小乔父母位于塔底与塔尖两端，陈美洁和丈夫置于中间。在这种社会阶层金字塔中，包含着两种面向历史截然不同的打量角度，一个是丰富的遗产、一个是沉重的债务。承担着历史债务的大乔小乔的父母印证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生存方式：因为历史原因被抛出正常生活轨道，在无法实现社会正义的社会框架中以越来越激烈、极端的方式进行无望的反抗与控诉，一方面生活继续在绝望与无望中挣扎、沉沦，另一方面在公共传媒的话语与影像下，又塑造并强化了社会底层群体“毒瘤”、“神经质”的形象面貌。

　　这种遗产或包袱的历史作用在下一代身上显示出更为清晰的面貌，玉洁的女儿、小乔的男朋友从出生起就锦衣玉食，好的教育好的工作，人生展开诸多选择，每一条都无需考虑后路，甚至父母一代曾经的打拼经历都省略了。而大乔小乔则在生活的沼泽中苦苦挣扎，左突右奔，四顾茫然，而由她们承担的时代的悲伤与罪恶该如何纾解，该如何清算与追责？更坚硬的阶层固化、更悬殊的生活境遇、更宿命的人生前景，摆在了两类人群的面前。当大乔小乔父母不断上访、告状、找媒体，穷途末路时，只有女儿的命才能换回一点尊严与公正时，沈浩明与其父母在电视上看到大乔的遭遇可以义愤填膺义正言辞地批判，可以轻描淡写地找个熟人一句话了事，可以做出无私慷慨扶危救困的优雅姿态。一面是神经质的、糟糕的、无赖的底层群体，一面是有爱心、有正义感、扶危济困的权贵阶层，这两类群体之间的鸿沟显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致，其中闪烁的历史阴影又该由谁、如何来填补呢？如果我们不能对历史的遗产与债务、成果与包袱进行有效的清理与认知，这样的鸿沟将越来越深，直至崩塌。这种阶层群体的冲突在王安忆这里被处理得相对温和。美棠与玉洁的关系中，美棠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当年偷渡到今天依然没能成为梦想的欧洲中产，只是在开餐馆中谋生。因为作者想处理的问题已经不再纠缠于物质层面，所以美棠与玉洁精神上共同的飘零与孤寂也就成为叙事核心。而作为美洁和大乔父母都必须承担的共同的历史后果是与儿女断壁残垣般的情感关系。因为事业打拼，美洁和丈夫把孩子寄养奶奶家，始终未能建立起亲昵融洽的亲情关系，血缘亲情中在带着疏远与应付。甚至女儿早就意识到父亲的出轨，而毫不在意。可以想象，如果剥离掉丰富的物质供给，这样的亲情关系甚至岌岌可危。而小乔与父母的关系早已从出生那一霎那就注定是扭曲，甚至敌视的，双方都视对方为摧毁各自生活的元凶。大乔的妥协与认命并未能换来更多的亲情，直至无法再承受父母的“折腾”而自杀。只有把亲情关系理解为历史的产物，而非血缘伦理的产物，这种荒谬的情感关系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作为结构文本核心的父女母子关系具有了刺穿历史真相的尖锐，王安忆与张悦然的批判同样是犀利的。

　　《大乔小乔》中沈浩明虽然也偶尔对父母生活方式的“无聊”吐槽，但明显带着上流社会的优越。而王安忆则帮助我们对遗产的认知从历史深处拉向人心深处，物质极大丰富后的精神荒凉，这种荒凉侵蚀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纽约豪华公寓荒无人烟，母女缘浅夫妻清凉，甚至需要一个远不如己的美棠来填补生活的空档。王安忆是细腻而敏感的，惶惶然的凄凉、茫茫然的无望感婉转于文字言辞的缝隙中。张悦然的洞察也不遑多让，许妍在沈浩明与其母面前的曲意迎合、如履薄冰和谨小慎微描写得丝丝入扣。许妍努力晋升上层的努力无可厚非，只是此时的她尚不能意识到美洁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夜凉如水、冷暖自知。

　　《向西向西向南》的结尾，因为找不到出路，王安忆把美棠和玉洁放逐在路上——

　　“仙人掌一望无际，太阳照耀大地，前方是地平线，永不沉没。”

　　而《大乔小乔》通篇弥漫的挣扎、窒息感被孩子新生带来的希望与脉脉温情些许的冲淡，但许妍和孩子的未来也许并不乐观。命运循环的力量在大乔、小乔、沈浩明身上验证，也可能在未来验证。当然更重要的是，两部小说都以饱满的艺术力量呈现出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