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文学的精神高度和情义浓度

　　编者按：

　　中国文学有着多情重义的传统，一直以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善与美战胜丑恶，留下了无数经典作品，让人们在阅读或吟诵时感悟美好，触摸希望，沉浸于人间情意和大爱之中。近一个时期，文学出现了“情义危机”现象：在一些作品中，乡村成了社会转型期“恶”的集散地，城市充满了不堪和龌龊，人性尽是阴暗和仇怨，现实也都是冷漠和无情的；偏执地记述现状，夸张地展示丑恶，缺乏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使文学不断遭到矮化和诟病。3月27日，《写出人类情感深处的善与爱——关于文学“情义危机”的再思考》一文在本版刊出后，引起文学界和读者的关注。我们特开辟“呼唤有情有义的文学”专栏，刊发一组笔谈文章，深入剖析文学的“情义危机”现象，呼吁创作更多有情有义的文学力作。

 

　　一

　　孟繁华先生的《写出人类情感深处的善与爱——关于文学‘情义危机’的再思考》（《光明日报》2019年3月27日），指出近年来文学创作中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即我们的文学作品在描写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时，往往更热衷于刻画和展示人性卑劣的一面，而对人性之善和人间大爱相对重视不够，缺乏酣畅淋漓浓墨重彩的表现。

　　应该说，这确实点到了文学的痛处。当前文学创作确有不少作品尽管主题不同、人物各异，但落墨重点常常离不开虚假、欺骗、猜疑、嫉妒、冷漠、嫌弃、算计、报复等情感倾向。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杏花雨》构思巧妙，写一对已经离婚的青年男女，签订一份奔丧协议后，女方来到男方家为丈夫父亲奔丧。一场撕心裂肺、轰轰烈烈的豪哭，表面是为公公撒手人寰而悲痛欲绝，其实哭丧者所思所想以及那响彻四方的哭声却与死者无关。许春樵的中篇小说《麦子熟了》广受好评，俊俏的麦叶跟随堂姐麦穗走出大山进城打工，在都市欲望和金钱的双重煎熬下未失良知和本分，却被堂姐猜忌她与老耿“闲扯”的风言风语所击倒，憨厚老实的丈夫桂生因嫉恨和复仇心作祟，偷车撞死老耿而入狱，善良的麦叶跌入家破人亡的深渊而无法自拔。诸如此类的小说，在琢磨生活和表现生活上均有自己的思考，在体察社会风气走向和世态人情冷暖上也颇具匠心，对于读者认识社会、理解人生具有可贵意义。

　　不过，如果众多作家趋之若鹜地都追逐这种创作路数，出现如孟繁华所说的“无论是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人性之‘恶’无处不在弥漫四方”现象，那就值得我们警惕和检讨了。

 

　　二

　　社会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既有风和日丽的春光，也有天寒地冻的严冬；既有酷暑烈日的灼烤，也有夜幕降临的阴暗。文学表现生活，担负着“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使命。这就需要作家对五彩缤纷、斑驳陆离的现实生活明察秋毫，辨别和处理基调与杂色、亮点与疮疤、高雅与庸俗、娱乐与颓废等种种复杂问题。作家当然可以写生活的矛盾和苦难，表现生活中隐含的欺诈和无情等等，但应该在揭示矛盾和刻画苦难时，看到人们为解决矛盾和摆脱苦难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呈现阴谋欺诈和背叛无情时，表现真诚善良的可贵和世道人心的向背。

　　这不是笔者个人的主观论断，而是生活本身呈现的客观事实，或者说是社会演进的客观逻辑和客观规律。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每一页都书写着中华儿女不惧艰难困苦、勇对屈辱欺凌的奋斗精神。这种向上向善的不懈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开拓前行的不竭动力，也是我们能够以国际第二大经济体的矫健身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内在原因。

　　历史发展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伴随我国改革开放逐步迈入深水区，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推行和商品经济浪潮席卷社会的每个角落，我们生活肌体的每个感知器官都或多或少地飘落着利益的尘埃。

　　这使我们的作家一方面不自觉地更多看到生活的不堪、龌龊、肮脏和罪孽，另一方面自身也不同程度地陷入市场化、工具化写作的浪涛中随波逐流。于是，解构崇高、轻蔑英雄、调侃历史、讥讽道德一度成为时尚，热衷表现人物的欲望和隐私、热衷描写生活的庸常和无聊、热衷展示人性的阴暗和卑劣，成为一些作品的家常便饭。我们的文学之所以出现“情义危机”的病变，缺乏源自情感深处的善与爱，作家在实用主义流感和功利化病毒的侵染下、主体人格萎缩和精神高度下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

　　文学的“情义危机”病菌的滋长和流行，还与长期以来我们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片面理解不无关联。

　　不论是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19世纪欧洲文学，还是以鲁迅为先导的中国现代文学，其主要作家多半高擎现实主义大旗开垦生活，塑造典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包括陈忠实、贾平凹、莫言、韩少功等人的作品，基本都坚守现实主义立场，比较善于打捞、刻画、揭露、针砭生活中的负面客观真实，具有较强的披露矛盾、批判现实的能力，这是完全必要且非常宝贵的。相对而言，作为人类精神的创造性产品，我们的小说创作比较缺乏对生活中正面因素、正面形象的塑造能力，缺少对正面价值、正面思想和情感呼吁、呐喊、倾诉的声音。其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武器，不仅注重揭示和剖析社会的阴暗面，也注重挖掘和展示生活的亮点和希望；不仅看重批判社会阴暗面的准确性和深刻性，更看重作家对人物命运前途的深切关怀和真切同情。

　　雷达先生曾在《长篇小说是否遭遇瓶颈——谈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批评有些作家沉湎于负面生活的描写，如莫言的《檀香刑》对死亡、虐杀、屠戮的极致化表现，“似乎是为了写恶而写恶，作者陷入了对‘杀人艺术’的赏玩趣味，作者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万剐的酷刑中，在施虐式的快感中不能自拔，有时情不自禁地为人类制造灾难的残暴而歌唱，这就足以看到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精神力量的薄弱面”。

　　其实，这种现象并非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雷达指出：“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相当一些作品中，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只有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只有吐苦水的能力，或者只有在文本上与污垢同在的能力，这往往被誉为直面现实的勇气，或被认为忠于真实。而实际情形却是，没有呼吁爱，引向善，看取光明与希望的能力，甚至没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这与作家拥有的文化资源，思想资源，精神资源有极大关系。由于没有永恒的人文关怀，没有相对准则之外的长远道德理想，人的灵魂总是漂浮和挤压在暂时的处境之中，像风中的浮尘一样飘荡无依。对当今的文学来说，最迫切的也许莫过于精神资源问题”。

　　这里所谈文学创作“精神资源”匮乏现象，完全可以涵盖和包括我们所讨论的“情义危机”问题，也说明“情义危机”并非文坛初犯或突发之病，而是在不同程度上时有发作、久拖未能根治的顽症。

 

　　四

　　如何治愈这一顽症？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作家，除了作家需要全面提升精神高度和情义浓度等内在素质外，还要在创作观念上消除一个误区，即描写生活中正面因素、正面形象往往难以产生震撼人心佳作的误区，才能更多更好地关注和开掘生活中的真善美，打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

　　这里不妨品味一下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的名作《鼠疫》，以纠正我们对问题的偏见和认识。当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突发无药可治的鼠疫时，为防止猖獗鼠疫向外传染，人们不得不把所有城门封闭，城中人被彻底孤立囚禁，陷入焦虑、恐怖、绝望的挣扎之中。可是，奥兰城虽然堕入走投无路的绝境，虽然也有人无耻诿过、贪婪欺诈等等，尽管写这些容易引起牵肠挂肚乃至惊心动魄的阅读效果，但作品的主脉并没有放在对罪恶肆虐的描写上，而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组正面人物，在荒谬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道义，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英勇抗争并度过灾难的故事。加缪笔下奥兰城突如其来的猖狂鼠疫，虽然深陷社会失控和集体沉沦的阴森环境之中，但作家所倾心描绘和铺展的，却是坚守善良与正义、歌吟大爱与奉献的感人画卷。可以说，塑造生活中正面形象并没有降低和损害，而是提升和增加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最近读到滕贞甫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刀兵过》，对其在有情有义地感知和表现生活、雕塑正面人物形象方面留有深刻印象。作品写王克笙、王鸣鹤父子于辽河湿地深处创建“九里”村及其所经历的一次次“刀兵过”，在呈现百年风云激荡历史和各种刀兵之劫给民众生活带来灾难的同时，展示基层百姓应对各种劫难的生存智慧和道义追求，高歌象征民族文化精魂主人翁的坚强信念、担当精神和博爱情怀，突出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造的君子人格及乡贤形象，对于营建良好道德风尚，维护社会行稳致远具有独特魅力和深远影响。

　　孟繁华、贺绍俊等在追踪文学创作整体面貌和新近动向时，以数量可观的作品说明，文学的“情义危机”目前已有改观，这是一个让人欣喜的走势。当下文坛着力表现人间美好情愫、讴歌美好心灵的作品草长莺飞，春意盎然，相信在文艺的百花园里，这类作品会以沁人心脾的芬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正能量。

　　（作者为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