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宇：先锋者与“铁西”叙事

班宇“铁西叙事”的意义，一方面在于通过对平凡工人阶层的文学书写，把他们从冰冷的历史档案中打捞出来，还之以血肉之身，衔接起文学书写历史的空白；另一方面，在历史、当下、未来连续的视域中贯穿对时代变革的考察。这其实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意义上的“先锋”包含如下内容：对习焉不察的惯性常识认知的质疑与重释，对混沌不明的盲区禁区的突进与勘察，对律令成规的真诚“冒犯”与修正，对艺术形式的痴迷雕琢与创造。那么，班宇无疑是这样的新锐先锋小说家。

生于1986年的班宇文学起步一开始就避开了“80后”文学的常规区域：青春史的反复咀嚼、个体经验的持久沉溺、自我情绪的无节制放大，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关键词：国企、工人、下岗、失业、工人村。这一系列散发着过时陈旧气息的词汇在今天，似乎已经有了恍然隔世之感，这种恍然隔世不仅仅是时间上的漫长，更深远地指向时代、价值观、精神资源、社会症候的全面更迭。而这场世纪更迭的经验与遗产似乎还未得到有效的清理，就径直淹没在世纪末华丽转身的炫影中。扑面而来、汹涌澎拜、蓬勃沸腾的后现代生活，以物质的盛宴、海量的信息以及完美生活的愿景，压抑了“向后看”的意愿与动力。虽然把作家的现实生活经验与文学创作直接对接非常冒险而武断，但毫无疑问，东北工业区生长生活的亲历亲闻、所见所思是班宇最重要的艺术资源，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洪水之年》既奠定了他“铁西叙事”的基调，也呈现了一种明晰稳定的文学气质：对深度历史的着迷与探寻，对边缘人事的体贴与悲悯，以及文体上的先锋意识。

《洪水之年》既是一出荒诞不经的闹剧，又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反讽意味。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型国企变压器厂亏损严重，濒临倒闭，青年职工“我”被“委以重任”到外地电厂回收货款。电厂的情况也不乐观，效益不景气，财务科长莫名自杀。不得已，“我”通过死缠烂打女出纳员获得了见厂长的机会，并顺利收到40万货款。正当“我”想庆祝首战告捷时，却得知自己的领导伙同单位女出纳携40万货款跑了。生活于工业区的经验造就了班宇小说逼真的写实感，同时裹挟着东北特有的幽默与荒诞、喜感与痛感。虽然小说尽量淡化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但故事结构与人物关系中已带出了未被言明的社会转型与经济变革的信号——“现代化”以“市场经济”的名义开启了对社会结构的全面重组，而死亡、阴谋、下岗填充了这场历史遽变的缝隙。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在细节上用力精巧，作者把时间定格在香港回归前夕，举国以各种方式迎接香港回归，东北一个经营不善、人心涣散的企业竟也组织开展迎接香港回归知识竞赛，“我”就是通过陪女出纳员背题赢得比赛，才获得帮助见到厂长。一边是传统体制下北方社会现实的落魄窘境，一边是现代体制下东方明珠的迷人光辉；一边是象征着专制的、僵化的、陈腐的制度形态，一边是昭示着富足、自由、活力、未来的历史方向。历史的诡谲即在于它常常以参差对照的面貌共存于同一片土地上，此时，后者以牺牲前者为代价获取了对社会生活和精神意识的全面“占领”，而回溯并不遥远的历史，前者也正是在后者的批判与超越中应运而生的。

班宇擅长运用意象和细节的力量，通过具有丰富象征和暗示意味的意象拓展文字之外的联想空间，达到言外之意画外之音的叙事效果，如香港、洪水、工人村等意象，或反讽荒诞不经的历史，或喻示无常的人生，细密克制的文字蕴藏着冷峻酷烈，寂静中深潜着轰鸣，幽默中怀藏着苦涩。另一类意象则更意味深长。《空中道路》中最奇崛的意象是解决城市交通的空中道路设计，令人惊叹又充满想象力。而这个神奇的设计构思是出自普通的吊车司机李成杰，除此之外，他喜欢读书，工作间隙阅读苏联文学，给同事分析《日瓦戈医生》的细节桥段。这些显然有别于传统认知中对工人及其文化教养定位的细节，打开了反思那个时代、那个群体的空间，小说通过这些具有强烈隐喻性的意象和情节，在波诡云谲的历史中打捞出平凡者的内心和尊严，也带着敬意和善意去理解一个时代的多重面向。小说中不断出现的雨果的巨著《九三年》，像一面镜子，影射着历史提醒着读者，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远未降临之前，拒绝遗忘的书写是文学的道德底线。《空中道路》以父子两代人的视角交替展开叙事空间，第三人称讲述了工人班立新和李承杰从工厂繁荣到衰落期间个人命运的浮沉；第一人称从子一代的视角，呈现、评价父一代的生活。代际穿插的视角赋予小说两种叙事效果：一是通过父子的“对话”重新缝合了两个断裂的时代；二是作为同龄人，文本中的儿子“代替”作者出场，提供了对历史的重新解读。

“短二十世纪”终结了，但历史并未终结，正如上世纪90年代的变革是内在镶嵌于80年代的思想脉络与现代诉求之中，历史的延续与未来的可能将如何展开？沿着这样的脉络，班宇朝向更尖锐的地带刺去：历史的不幸没有到孙旭庭、孙少军这一代为止，他们的后代还在持久地承受着历史的阵痛。《枪墓》中，父亲孙少军被处以极刑，儿子孙程带着难以愈合的创伤四处漂泊，期间遇到伤害父亲的仇人、动心的姑娘，却始终无法抚平伤痛，“在所有人醒来之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只能独自走完”。历史并没有终结，反而以愈加明晰的面目在场，释放着惯性的力量，暴力滋长暴力，黑暗未必催生光明。如果说，写作的意义在于对抗遗忘，谁又能拯救孙程呢？他心中积压的无法释怀的“怕与恨”，是否有化解的渠道？他需要的那个迟到的正义，是否还有可能出现？或者如作者所言：“他的眼前就是那道白光，他必须要走进去，才能看见光里面有什么”。但如果光里面还是无尽的虚无与黑暗呢？

《盘锦豹子》《冬泳》《空中道路》《工人村》《枪墓》《逍遥游》从不同角度延续并扩充丰富了“铁西叙事”的意义空间，活跃其中的是体制变革的牺牲者、政治上的失语者、社会上的边缘者，他们在现实的挤压里带有一种苦中作乐的生存智慧，在他们身上，除了表演出来的“幽默”，还有深藏不露的玄妙和真实。在班宇的叙事中，易拉罐天线、分房、福利度假、1998年大洪水、被劫杀的出租车司机，甚至工人村、电厂、印刷厂、变压器厂，这些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事与物仿佛带着北方特有的硬度和犀利，刺穿历史的迷障，从记忆的断层中破冰而出。与此同时，一起破冰而出的还有“铁西叙事”的主体：下岗工人，不仅“浮出”历史“地表”，更是“浮出”文学史“地表”。无需讳言，现当代文学中无论是作为群像还是个体的“工人”都是单薄的，更难提出典型意义上的工人形象。“十七年”文学努力提倡的工业题材文学并不成功；新时期后，《沉重的翅膀》《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意在通过塑造改革先锋者，呼应时代变革的诉求，而非平凡工人阶层的喜怒哀乐、生存状态。国企改革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但90年代的文学史框架却无法安置这段影响广泛的历史变革，个人写作、新历史主义、新写实都无法容纳下岗工人这个群体，甚至是拒斥的——双方从根本上携带着背道而驰的文化血统和精神因子。因此，班宇“铁西叙事”的意义，一方面在于通过对这个特殊群体的文学书写，把他们从冰冷的历史档案中打捞出来，还之以血肉之身，衔接起文学书写历史的空白，也建立起与文学史对话的有效通路；另一方面，又从对下岗工人群体命运的呈现、对历史真相的澄清延伸至不同意义层面，即以90年代国企改革为基点，“向前看”如何整体性地把握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工业体系、工业文化经验，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主义文化建构；“向后看”，在历史暴力之后，新的历史语境如何提供获得精神救赎与重生的资源，从而在历史、当下、未来连续的视域中贯穿对时代变革的考察。这其实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