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的审美性

　　劳动的审美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文学乌托邦的色彩。正因为如此，文学既然担当着传递理想的责任，就应该让劳动的审美性成为文学的一支主旋律。

　　陶渊明被人们视为追求闲适生活的代表性诗人。但人们不知注意到没有，他的闲适是与劳动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诗中这样写到劳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从晨兴起一直劳动到带月的晚上，应该很劳累吧，但诗中流露的却是惬意！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和生存活动，劳动自然也会成为文学重要的表现对象之一。马克思说过，劳动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性活动，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是人的生命活动。陶渊明的诗句真是以诗的意象诠释了马克思的理论。

　　文学中的劳动描写并非都是陶渊明式的闲适，因为现实中的劳动是要流汗的。人类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因此，在作家的笔下，劳动者形象常常是正面、积极的甚至是伟大的。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劳动往往与困难、勇敢、拼搏、收获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启蒙精神烛照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伴随着劳工神圣的口号，劳动和劳动者形象获得了特别的礼遇。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劳动者形象以及劳动的书写还是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劳动者以建设新中国的姿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如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草明《乘风破浪》中的李少祥。然而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风雨，使得劳动者难有用武之地。改革开放时代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劳动创造世界的意义得到重申，劳动者形象才真正走上文学舞台的中心。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不妨看作是一部重树劳动权威的作品，路遥所书写的世界正是一个由劳动者创造的新世界。在小说的最后，孙少平怀揣着理想回到大牙湾煤矿，这意味着主人公要回到劳动的洪流之中。路遥说，“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

　　在这篇短文中，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即劳动的审美性。作家们对劳动的书写越来越接近劳动的本质——它是人的生命活动，因而劳动成为一种美好、健康的审美意象。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月光下的芝麻地》就是一首劳动的抒情诗。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写的是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一群年轻妇女表现特别积极，争做无名英雄，在队里准备收割芝麻之前，抢先悄悄地把芝麻都收了。过去的小说中不乏这样的故事，套路基本一样，主题也基本一样，无非是要表现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但刘庆邦却能在这样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这种劳动又是与大自然连在一起的，大自然的审美与劳动的幸福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和谐乐章。玉青等四个大姑娘在集体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睛还没到参加集体劳动的年纪，却非常羡慕大姐姐们的友谊，很想加入她们的队伍。睛猜到玉青四个人密谋早起杀芝麻，因为“她们几个都是爱干活儿的人，都是喜欢结伴干活儿的人，都是以结伴干活儿为快乐的人，得到杀芝麻的机会，她们大概不会放过”。于是，她在夜里钻进芝麻地，果然等到了玉青她们的到来，这些大姐姐们也高兴地接纳了这位同样热爱劳动的小妹妹。待村里的上工铃声响起，人们惊奇地发现，地里的芝麻全部放倒了，五个姑娘正在地头的水塘边洗脸。秋水有些凉，但姑娘们的感觉是：“痛快！真痛快！！痛快死了！！！”三个“痛快”，六个惊叹号，真是把劳动的欢乐写得透透的。刘庆邦以平白的语言，把一个简单、漂亮、饱满、充盈的劳动过程充分展现出来，平白的语言中浸满了劳动之美。

　　劳动的审美性也为作家突破思想的樊篱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王蒙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写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但搁置了数十年之久拿出来仍然显现出文学的风采，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王蒙在写这部小说时注重劳动的审美性，从而使他能够超越时代的种种禁忌与约束，通过审美的渠道与当时的劳动者获得心灵上的沟通。我读《这边风景》，首先感觉最强烈的是作者对劳动的赞美。劳动的主题是这个小说的潜在主题。劳动与心灵在对话，劳动与自然相融洽，传递出那个时代一位未曾泯灭理想的作家对未来的想象，以及对人性的理解和对生命的理解。于是，由劳动引发的这些精神想象便具有一种永恒的文学价值。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劳动的叙事，劳动与健康连在一起，与健美的身体连在一起，小说所赞美的劳动基本上是与大自然相融洽的体力劳动，但凡作者写到在大自然环境中劳动的场景，那些关于阶级斗争的各种矛盾和烦恼便云消雾散了，作者眼中所看到的只是劳动与自然的关系、劳动与身体的关系，于是他放纵笔墨，酣畅淋漓地书写劳动的愉悦和精神的爽快。回过头来阅读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就会发现，通过劳动叙事来表达作家内心的美好和理想，也是当时一些作家普遍采用的方式。作家们将劳动的审美性从劳动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中剥离开来，因此他们特别愿意写劳动，一写到劳动仿佛就换了一副面孔，精神变得自由自在了。

　　马克思既肯定了劳动的价值，同时又尖锐地指出在人类发展历史中劳动始终处于异化的状态，例如在资本主义的恶劣时期，劳动者宁愿毁坏劳动的工具。劳动的审美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文学乌托邦的色彩。正因为如此，文学既然担当着传递理想的责任，就应该让劳动的审美性成为文学的一支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