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当代文学的“洪钟大吕”

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70年，它是共和国的产物，伴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共和国的成立来之不易，它是数十年来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胜利之果，因此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也就成为了刚刚诞生的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写作资源。以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不仅开创了当代文学的辉煌，而且也为当代文学铺上了一层明亮、沉着的底色。

红色经典奠定基调

早在共和国成立前夜所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就怀着胜利的喜悦对作家们发出号召，去写给人民带来胜利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他说：“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历史上最有价值的艺术记载。”以1949年出版的《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和《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为标志，一批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相继出版，如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冯德英的《苦菜花》、刘流的《烈火金刚》、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等。这些小说几乎都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如《红日》1957年初版就印了4.5万册，两年间的发行数高达65万册；《青春之歌》1958年出版时就连续6次印刷，共印刷了39万册；《林海雪原》1957年出版，到1961年已累计发行100多万册。这些作品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红色经典宣扬了革命历史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张扬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民族团结的中华民族精神。红色经典实际上已为当代文学奠定了基调，它使得当代文学基本上沿着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向前延伸，并以表达时代和人民心声作为正道。

宏大叙事是红色经典的基本叙事模式。被冯雪峰誉为“英雄史诗”的《保卫延安》（1954年出版）是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并讴歌人民战争的长篇小说。作品全景式地反映了1947年毛泽东、彭德怀领导的延安保卫战，歌颂了广大军民浴血奋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面。作品在艺术上有其独特的风格。首先，作家着力把英雄人物高尚、壮美的精神世界和对战斗生活的深入思考、强烈的激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通过诗歌般的语言表现出来，它浸透着作家对战斗生活的深入思考和强烈的激情，它不是在空洞乏味地议论和矫揉造作地抒情，而是体现出一种哲理性与诗情的有机结合。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日》是吴强的成名作，更是一部规模宏大、具有史诗意味的描写革命战争历史的长篇小说。小说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最后在孟良崮全歼国民党七十四师的史实为依据，以1947年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战役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对一个军队由挫败到胜利的战斗历程做了全景式的描述。

共和国初期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这并非一种有意的安排，而是作家们发自内心的真诚表达。因为绝大多数作家都是从革命斗争现场走过来的，自身的经历使他们对革命有着深切的体验，对于用血肉之躯创造新生活的战士们怀有真诚的赞美、敬仰之情。写《保卫延安》的杜鹏程，写《铁道游击队》的刘知侠，写《红日》的吴强，都沐浴过战争硝烟。杜鹏程作为新华社记者，跟随西北野战军的一支部队，转战于陕北，参加了许多次战斗，走遍了西北的大部分地方。吴强在部队长期从事宣传领导工作，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写《林海雪原》的曲波就曾是一支小分队的指挥员，在东北深山密林里进行过艰难的剿匪战斗。罗广斌和杨益言都是作为革命者被抓进国民党监狱，是监狱斗争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将共和国早期的一批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称之为“红色经典”是有道理的。这不仅寓意着革命的本质，而且还因为这些作品浸透了作家们内心的真诚和热血。后来有些作品的红色基调不那么鲜明了，这既与作家的思想跟不上时代发展有关，也与作家缺乏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有关。

主题开掘刚柔相济

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作为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的基本主题，充满了阳刚和高昂的气势。但如果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将其作为共同追求的主题，放弃对革命历史价值的多方位开发，便会带来概念化和审美风格固化的问题。因此，上世纪50年代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偏重于强调革命最终胜利的意义，而对个体生命价值本身的关注不够。有些作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并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补救，他们在主题开掘上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柔”，做到刚柔相济。这主要体现在对人性和诗意的书写上。

孙犁是最早尝试“使革命文学艺术化、人性化”的作家，他透过战争风云，去“发现那些在日常伦理生活中真正值得珍视的人性之善和人情之美”。他的《风云初记》反映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在滹沱河两岸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曲折历程，但孙犁不把笔墨放在正面描写战争上，而是写战争如何激发了一群普通男女的激情。孙犁特别擅长描写农村的青年女性，深入她们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茹志鹃的《百合花》发表于1958年，作者用抒情的笔法，抒发了同志间的真挚友谊和异性间朦胧的爱恋，通过女文工团团员和新媳妇共同怀念通讯员小战士的内心活动，写出了“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茹志鹃巧妙地处理了大与小、刚与柔之间的辩证关系。《百合花》看似写日常小事，但小事来自于战争这样的大事，小说的一动一静都是由大事所引起的。《百合花》看似着笔于人情人性之柔，但柔的背后是景仰英雄精神之刚。它通过战争语境下人的生存情态与情感波折的展示，来表达作者对爱的理解、对人性美、人情美的追求。这种柔性的艺术色调在当时革命历史叙事中整齐的阳刚大合唱中显得格外新鲜。上世纪50年代在柔性上进行主题开掘的代表性作品还有欧阳山的《三家巷》。这是一部反映广州大革命时代历史图景的作品，表现了工人阶级成为革命领导阶级的必然历史过程的重要主题，虽然仍是宏大叙事的结构，但作者总是压抑不住地要去揭示人性的复杂性。

新时期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成果，革命历史叙事在主题开掘上呈现出多种思路。一方面，突破了以往对“刚”的政治单一化理解，在“刚”中加入新的金属质地。如周梅森的《军歌》《国殇》、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等等，均是注重对民间英雄观和伦理观的价值开发，夯实了革命历史的人民性基础。另一方面，主题开掘在刚柔相济上越来越完美。如朱秀海的《音乐会》、邓一光的《我是太阳》和《我是我的神》、艾伟的《风和日丽》、都梁的《亮剑》、铁凝的《笨花》、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李亚的《流芳记》等等，这些作品突破了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在主题上的局限性，也匡正了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去政治化倾向，赋予作品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主题开掘的刚柔相济，在铁凝的《笨花》上表现特别突出。这部小说是通过家族史和乡村史去反映20世纪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幻，关涉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和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灾难，而如此宏大的主题，铁凝是通过华北平原一个山村日常生活的肌里展示出来的。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的交相辉映，就像书名“笨花”所寓意的是笨重与轻柔的组合。铁凝认识到刚与柔、大与小之间的辩证关系，她写的是乡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但她从日常生活的细节里看到的是“这群中国人的生活，他们不败的生活之意趣，人情之大类，世俗烟火中的精神空间，闭塞环境里开阔的智慧和教养，一些积极的美德，以及在看似松散、平凡的劳作和过日子当中，面对那个纷繁、复杂的年代的种种艰难选择，这群人最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

在《笨花》中能看到宏大叙述和日常生活叙述这两种叙述的融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两大叙述类型，在当代文学阶段，宏大叙述成为主流，而日常生活叙述曾处于极度压抑的处境之中。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常生活叙述逐渐正常化和普及化，而与宏大叙述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也为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在主题上的刚柔相济提供了叙述上的充分条件。

艺术形式古为今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二十年间，人们对于革命历史的认识处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层面，这也就决定了当时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创作在思想主题上的相对一致性，革命作为“大我”的存在似乎也让作家们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对于革命历史的主题预设，因此他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体的创新上，希望通过更有效的叙述方式达到吸引更多读者的目的，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中英雄传奇的表达形式。英雄传奇是传统小说中很重要的一个类型，其渊源可以上溯到汉代以后的志怪小说。这类小说在明代得到兴盛的发展，如被称为古代小说的四大名著中就有两部属于英雄传奇。当代文学最初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创作在人物塑造、艺术结构、叙述风格乃至主题的处理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充分借鉴了古代英雄传奇这一小说类型，逐渐形成了一种适合反映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的革命英雄传奇的小说类型。由于英雄传奇的审美特征与中国民众欣赏习惯的密切契合，这些带有英雄传奇特征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也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林海雪原》是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的代表作。《林海雪原》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首先就在于作者曲波是把革命战争的传奇性作为一种美学追求来构思小说的，因而极大提高了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的艺术品位。小说以孤胆英雄杨子荣化装成土匪，深入匪巢，“突破险中险，历经难上难，发挥智上智，战胜魔中魔”，全歼匪徒的故事为中心线索，集中写了三次战斗：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火烧大锅盔。作者吸收了古典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方式，采用单线发展、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方式，使作品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作者所追求的题材新颖奇特、故事情节传奇惊险、环境设置神秘奇异等等特色，使作品具有了无法比拟的传奇色彩和浪漫主义特色。比较典型的革命英雄传奇小说还有《新儿女英雄传》《红旗谱》《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革命英雄传奇这一小说类型也成为当代文学最成熟的一类，因而使其具有一种抗干扰的能力，在以后政治动荡相当激烈的时期，许多文学样式在政治的极端干扰下变得面目全非，唯有革命英雄传奇基本保持一定的艺术水平，并有所作为。如“文革”期间出版的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杨佩谨的《剑》、郭澄清的《大刀记》等。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众文化迅猛发展，对严肃文学带来冲击，革命英雄传奇因其贴近大众审美习惯而再次披挂上阵，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高地》、石钟山的《军歌嘹亮》《中国血》《男人的天堂》、都梁的《亮剑》等都带有鲜明的英雄传奇特征，共同以洪钟大吕的文学之声与当时流行的风花雪月、浅吟低唱的文学相抗衡。

革命英雄传奇有两大要素，一是革命英雄斗争历史，一是传奇。中国具有崇尚历史的传统，甚至就把文学认同为史的演义，因此任何一段历史在作家眼里都是丰富的文学材料。革命胜利之后，革命斗争历史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学的首选，但作为首选并不能保证产出的文学作品能像这段历史一样辉煌。所幸的是，作家们找到了英雄传奇这种传统文学样式，这是一种经过千锤百炼的艺术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和民间特色，为表现中国革命斗争提供了很好的艺术平台，因此，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较高的艺术质量，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徐贵祥是新世纪以来成功运用革命英雄传奇的代表性作家，但他能够将现代小说叙述与革命英雄传奇模式糅为一体，完全跳出了过去的窠臼。

精神富矿价值连城

新世纪之后，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创作进入第二个丰收期。中国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史是一座价值连城的精神富矿，作家们越来越重视对这座富矿的开采。第二个丰收期尤其体现在对其精神价值的多方位挖掘上，作家们对革命历史的叙述不再是满足于历史本身所具备的宏大主题，而是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重新认识历史，从而使其主题既宏大又丰沛。

其一，作家不是单纯地从政治层面，而是扩展到从人文和人性的层面去书写革命历史中的精神资源。邓一光对父辈的英雄主义精神深为敬仰，《我是太阳》创作于社会上普遍流行犬儒主义的90年代，作者却勇敢地搀扶起被打倒的父辈，证明父辈身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如同太阳一样，即使落下去了，第二天照样升起。后来他又写了《我是我的神》，通过一个革命英雄的家庭史，揭示出这样一个真理：英雄主义精神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显现。陶纯在《浪漫沧桑》中塑造了一个特别的女性李兰贞，她竟然是为了追求浪漫爱情而投身革命。陶纯在这个人物身上似乎寄寓了这样一层意思：爱情和革命都是浪漫的事情，既然浪漫，就无关索取，而是生命之火的燃烧。严歌苓创作了一批以革命历史为素材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作为一名定居海外的华裔作家，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对话带入革命历史叙事中。

其二，作家能够以综合思维和辩证思维来认识革命历史和战争的复杂性，克服了过去固定的二元对立创作思维的局限，因此在书写革命历史时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从正义和非正义的角度来确定小说的主题，而是在正义历史观的叙述中展开，从人性、情感、生命意志等诸多方面讲述和诠释历史和战争。《英雄无语》中“我”对父辈的审视，《音乐会》中音乐精神与战争精神的交织，《楚河汉界》中战争历史与军营现实的重叠，《历史的天空》中军人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的磨炼，它们各自从不同角度去表现革命与个人命运的关系，由过去仅仅关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而侧重于关注中国革命的精神意义。《重庆之眼》写的是重庆大轰炸，但范稳并没有简单地将其写成一部揭露和控诉侵略罪行的小说，也没有简单地书写重庆大轰炸来表达爱国主义之情。而是通过重庆大轰炸以及对后人的影响，来反思战争与和平之间、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复杂而又辩证的关系。这样的构思表现出作者范稳国际化的视野和现代性的思想高度。

其三，对暴力美学进行必要的反省，让革命历史和战争在和平年代得到更合适的表现。应该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当代文学是以革命暴力为灵魂来叙述历史的。这种叙述不仅决定了文学结构基本上由革命暴力搭建成，而且对革命暴力加以道德化、审美化，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暴力美学。暴力美学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能强化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它又在价值观上具有暧昧性，因此对其进行必要的反省是现代文明的结果。《圣天门口》可以说是刘醒龙为了质疑暴力的历史合法性而写作的，因此他在这部小说中鲜明地贯穿着反对暴力的主题。小说以大别山区的天门口镇为舞台，上演了一出展现20世纪中国历史风云的正剧，而在这场历史正剧里，有一种声音不能忽略，这就是呼唤和平的声音。海飞的《回家》讲述的是鄞州抗日根据地的故事，小说写残酷的战争却用了一个非常温馨的标题。海飞是要告诉人们，战火烧到了跟前，他们不得不投入战斗，但战斗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回家。回家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和平主题，这一主题开拓了抗日战争叙事的视野。

其四，在面对革命和战争的残酷性时更要呼唤美与文明。关于这一点，不妨以90岁高龄的老作家徐怀中的新作《牵风记》为例。徐怀中在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时说：“我们的战争文学，当然要写金戈铁马，要写血与火的考验，但不能一味局限于此沦为套路。军事文学写英雄豪情，也写人之常情，还要写在特殊环境下人性的特殊表现。不光是反映炮火连天，硝烟纷飞，普通基层官兵的日常工作生活，军人的坚守和本色，乃至人性的至纯和脆弱，都可以写。”徐怀中的话代表了众多作家的心声。《牵风记》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主要讲述了三个人物和一匹马的故事。小说写了战争中的美，美具有永恒的魅力，能够超越战争，也能够化解战争中的残酷。青年女学生汪可逾就是美的天使，特别是她携带着一把古琴出场，更深化了美的内涵。她在投奔延安的路上成为了齐竞部下的一名文化教员，她悄悄地以美影响着军队，也彰显了人性之美好。不言而喻，战争毁灭了美好，但是《牵风记》提醒人们，毁灭美好的不只是战争。战争和敌人毁坏了汪可逾的身体，而曾是革命战友和恋人的齐竞却摧毁了她的精神，重创了她的内心。像徐怀中这样把美引向战争中是需要胆量和见识的。

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创作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中有起有落，但它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力量。如果说当代文学70年是一曲恢弘的交响乐，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小说就是其中的“洪钟大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