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萨满”――《唇典》散论

　　东北是我们的故乡，乡愁是我们的心结。

　　光阴缈缈，流水汤汤，曾几何时，一个刀光剑影、热血搏杀，充满着伤痕与悲情、沉郁与阔达、粗粝与神秘的东北，从来不乏英雄传奇的东北，似乎陷落于现代社会的极速变革之中。从中心到边缘，它在某种程度上的暗哑、失声，抑或无可奈何地选择性失语，令人们不禁要追溯其缘由，东北究竟怎么了？东北人究竟怎么了？

　　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人。生长于这片肥沃却寒冷之地上的人们，天然地被赋予了某种性格与宿命，他们隐藏在肉身之下的灵魂，一直与命运做以终生的挣扎与撕扯，反抗现实的绝望，于荒凉之中求生存，于决绝之后求发展。正如鲁迅对萧红小说《生死场》的评价所言：“‘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如何用东北人特有的方式来言说东北，来勾勒东北的文化形象，构建真实与理想、清癯与丰腴并存的文化立面，再现诸多生活表象之下质地结实的生命形态、文化性格、民族性格，这是时代对作家提出的高标准要求。作家刘庆十年磨一剑，以一部神秘、新奇、厚重却不乏轻灵的《唇典》，开启了对东北文化进行新一轮书写与表达的契机。

　　原义为东北土匪“黑话”的“唇典”，被作者巧妙地引申为口口相传之意，以民间讲述的方式来传承个人史与民族史，这无疑为故事的展开选择了具有亲和力的切入点。小说以“最后的萨满”，一个具有神奇夜视能力、能够通灵的男孩满斗口述为叙事方式，以史诗的品格、宏阔的历史视野，通过中苏朝三国交界处边境上乌拉雅人几代主人公的个体命运串联起20世纪波诡云谲、风云际会的东北社会发展史、革命战争史以及普通人人生变迁起落的峰回路转、曲折迂回的沧海一粟式的际遇史，真实地再现了历史与人性丰富又复杂的内涵，为当下文学的东北书写提供了新鲜、神奇的陌生化经验。这部小说有力地回应了诸多“想象的、不实的、虚化的”关于东北的想象，对带有日常生活神秘主义的东北文化给予了全方位、多层面、立体式的真实解读，是东北人写东北文化的一部力作。

　　神秘主义的精神溯源

　　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以小说，特别是以长篇小说方式描摹记录民族历史与文化是作家们最惯常的文学体式。因为长篇小说以其在现实与虚构之间特殊的穿梭能力、对宏大与细部的表现能力、对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包容能力，成为解读社会生活、人情世道，探索精神底色的有力载体。通读小说《唇典》时，作者对北方边地白瓦镇、洗马村、库雅拉江的地方性书写，令你不由得不联想起福克纳笔下“喧哗与骚动”的美国南方，马尔克斯笔下“魔幻而神秘”的拉丁美洲马孔多，或是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萧红笔下的呼兰河、迟子建笔下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可以说，伟大的作品，在寻找其地域的原乡或原型时，其精神隐喻性上都是贯通的。

　　作者试图通过一个能够代表或隐含时代意义的地域符号来勾勒他所创建的文学“版图”，建构一个表达文学理想的“理想国”。而以何种方式切入故事显得至关重要。小说《唇典》选择了渗透于东北人日常生活、而又随着现代文明的来临而走向衰落的萨满文化为故事的基点，特别是以其特有的神秘主义内里作为小说的精神溯源，来完成一次对东北精神、东北人格、东北近现代史的全方位揭示。据史料记载，萨满教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普遍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它将自然与人类生活视为同一性存在，形成了“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宗教观念，而萨满被称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能够以个人的躯体作为人与鬼神之间实现信息沟通的媒介。萨满以各种精神方式掌握超级生命形态的秘密和能力，获取这些秘密和神灵奇力是萨满的一种生命实践内容。在自然科学不甚发达的历史时段，以萨满为代表的巫医神工，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离不开萨满左手抓鼓、右手执鞭，边唱神歌，神灵附体的跳神祭祀，这更成为百姓生活的智慧源泉和神般的存在。正如小说中所言，“萨满是生命的向导，可靠的护神”。

　　《唇典》以天生命定、却要逃离这种命运的萨满——满斗为叙事者，成功地塑造了以李良大萨满为代表的系列萨满形象。在小说中，具有传奇身世的“死人李良”大萨满，作为主人公满斗和母亲柳枝的生命拯救者和精神导师，其实负担着整部小说追溯东北精神渊源和文化意义的使命，他的天职是对充满了血泪、痛苦与死亡的庸常现实生活进行精神超拔并引导人性的走向，令其走向精神释怀与解放，走向神性的超越与升华。小说通过他半人半神的传奇经历，试图回答东北人为什么能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世世，生存与传承下去的因由。

　　洗马村青年郎乌春的恋人、美丽的姑娘赵柳枝在灯官节之夜被土匪强暴而邪灵附体，是法力无边、大慈大悲的李良大萨满作法“杀死淫猥的公鸡”，保住了她作为女子的颜面。李良更在她与郎乌春结下有名无实的婚姻、又抛弃家庭远走异乡后，在她生产的关键时刻拯救了她，给了她生存的希望。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时光的弃儿，都受过伤害。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伤害过别人。生命是祖先神和我们的父母共同创造的奇迹，祖先神在另一个世界做苦力，只为我们能来到这个风水雷电交织的世上……这个答案就是，流过了就流过了，每一刻都是过去，每一刻都是开始。你不必为河床的肮脏负责，因为，你没有选择。你能选择的只有承受和承担，承受你不想也会来的一切，承担你必须承担的责任。”

　　柳枝在李良的开解下，目睹了李良以完全的身心情感投入的作法仪式后，灵魂受到触动。她虽然身体被玷污，但内心纯洁如处女，相信自己是清白的，终于鼓起生活的勇气，生下了满斗。之后李良则在这对母子身处危难之时多次施以援手，以仁爱之心、以关爱和温情抚慰了柳枝孤寂的内心。小说中李良和柳枝的关系书写，是全书悲情基调中难得的温情细节，笔触节制，并没有落入越轨的俗套。李良不但收下满斗为徒，教授他萨满的本领，而且在生死攸关之时将生的希望留给徒弟，独自面对死亡。关于他的死亡，却又是神秘莫测的。他的死或不死都是那么缥缈、虚幻，亦真亦幻，令人难于盖棺定论。在他“死”后，他又时常来到梦中提醒、点化着满斗。李良作为神秘主义的一条叙事暗线，贯穿着小说始终。特别在1945年白瓦镇瘟疫中，柳枝又一次在送葬的人群中邂逅了李良；1967年的荒谬年代，李良的身影在被红卫兵欲剜坟掘墓时又一次出现，并点醒痴呆了二十二年的满斗，令其重生；而当老年的满斗种下灵魂树，在他梦中的现代化浪潮之下，李良的骸骨被挖出，他最后一次飞向天际。正如书中所言，“人与自然的关系割裂了，人与家族精神的关系割裂了，人和自然不再和谐，失去精神故乡的人们将彻底流离失所。”“人类的本领已大过神灵，神灵们一定累了。”

　　大萨满李良在小说中的身份价值是多重的。他所指涉的意义其实印证了小说上下两部分，即从“铃鼓之路”到“失灵年代”，印证了人类生活中的灵性、神性，与祖先神与大自然与人类原初的自如沟通的状态，是如何在现代化无情的碾压下、在粗暴的历史暴力下走向麻木不屑与暗哑无声的。李良又是神性与人性完美的合一体。这个身着破旧但永远干净的白袍、气宇轩昂的大萨满以他神秘的法力拯救人们的生命、祛魅解困，解决乡村生活的种种难题，是原始时代的保护神，他代表了中国社会从近代走向现代之前的知识者(智者)对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对自然与自身认识的一种引导。他深谙自然力的不可抗拒性，与祖先神的对话，激励人们无畏，对世界和人生鼓起勇气。他沟通了天地人神的知觉与体验。同时，李良又是完美人性、完美人格的代表，他孑然一身却为他人，特别是柳枝与满斗付出了真挚的情感，护了弱小的生命成长。作者也似乎不忍李良的彻底离去，将他的生生死死都作了浪漫主义的处理，他生亦死，死亦生，他总是缭绕在主人公的周围，一次次地复活，点醒梦中的人，沟通现实的世界与神灵的世界。

　　可以说，从李良到满斗的人生传承之路，从“信奉”到“失灵”，作者在萨满这一特殊身份的人身上负载了隐喻与象征的意义。小说情节可以虚构，单纯的猎奇却无法满足深刻的内涵，因为神秘可以被拆解，但虚构之下依然是真实的对人类生存的探索、对历史裹挟下人类现实困境的发问。东北先民何以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在被压迫被剥夺的历史环境下生存，他们看似隐忍麻木的外在之下，以生存本能，去反抗压迫、抵御外辱、追求解放和自由的精神本源何在？小说从东北人最熟知的萨满文化的神秘视角出发，探索了宏大历史背后的精神支撑与本源，这使得小说主题的深刻性得到大大提升。

　　现实主义的重新出发

　　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更是东北文学的主流。纵观东北现当代文学史，其创作一直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与山河沦落、救亡图存、反抗奴役与压迫、为求得自由平等的浴血奋战而展开的，“黑土地上的悲歌”几乎可以囊括东北文学的主题。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享誉文坛的“东北作家群”所开启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开始，到八十年代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文学思潮洗礼之后，直至新世纪、新时代以新的价值标准引领下的现实主义的重新出发，东北文学的传统没有丢弃，而是在不断的丰富充实中求得发展与深化。

　　《唇典》是具有史诗品格的现实主义作品，虽然它不乏神秘主义、浪漫主义的元素，但整体上它以人物、故事为叙事基点，以东北现当代历史为时间轴，展开了20世纪东北社会沧桑巨变的复杂画卷。而这种对百年东北史的再叙述，因为种种元素与角度的加入，有了更为驳杂与立体的内涵，承载了过往小说所不足以囊括的质地。具体来讲，小说从民间叙事视角出发，以主要人物乌春、赵柳枝、满斗以及次要人物森林女王韩淑英、花瓶姑娘苏念、山上大爷土匪王良等为谱系，围绕着他们的命运起伏、人生际遇展开故事。作品涉及了民初军阀割据、异国势力与文化入侵、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解放战争、解放后土改、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通过故事的讲述与对人物命运的再现，作者让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在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相交织并行而展开。

　　小说所着眼的问题不局限于简单的孰是孰非，更不是是非曲直的简单的价值判定，而是将大历史与小人物的命运紧紧贯通，在人物本能的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命运选择中，写出了历史与人性的纠结，写出了个体在面对时代洪流时对命运的掌控把握与无奈选择。作者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现状、东北革命斗争史纷繁复杂的乱相，东北民众底层生存的波折、艰辛、躁动以及为生存发展的行走轨迹。

　　主人公乌春本是满族乡村青年，在白瓦镇对所谓现代文明的惊鸿一瞥之后，从此命运发生了改变。西洋影戏、电灯、火车、火磨公司等等，作为现代文明、外族势力对传统老中国文化与经济入侵的符号，其实更是一个牵扯人物命运的线索，揭示了东北是如何在现实与传统的夹缝中历尽了时代之阵痛，是如何在血与泪，在被压迫、被奴役中一路走来的。而乌春为了实现当地主的梦想违心娶了失身的赵柳枝，更透露出一种传统农民式的狡黠与精明。当命运的舟楫顺着时代的洪流推着乌春经过惊涛骇浪的种种磨难后，他成为一位抗联将领。面对严酷的战争现实，他不乏英勇顽强，成为远近闻名的抗日大英雄，还栽培了勇敢而富有智慧的优秀战士满斗。而渡尽劫波的他却在最后的战斗中投降了日本人，结束了战士生涯，不能不说是一种绝境中的自我保全。他回归故土，韬光养晦，最终在剿灭土匪王良的过程中又一展身手，人生却匆匆谢幕。乌春与赵柳枝这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却因突然来临的意外而多年挣扎在若即若离的爱恨情仇的纠结中。他将自己与韩淑英的私生女蛾子生硬地塞给柳枝，其实是爱情挫败后的报复心理在作怪。当他投降日本人，回到洗马村成为一个蹩脚木匠时，柳枝放下恩怨，以宽厚之心接纳了他，与他生死相依。柳枝集东北女性之坚毅隐忍性格于一身，苦苦支撑着乌春、满斗与蛾子这个家，但她却不能掌控每个生命逐一凋零，最终在乌春为她报仇雪恨，伴着“河谷孕育着新的生机，新的苦难，新的希望，新的社会。”她离开了人世。

　　作品对次要人物的故事与命运的再现同样成为亮点。如森林女王韩淑英，从她身上似乎可以找到抗联英雄赵一曼的影子，她在柳枝眼中始终是神秘莫测的“仙姑”“组织”，却是宁死不屈、流尽最后一滴血，抗争到生命的最后的英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大土匪王良，狡猾残忍，同样的神秘莫测，小说用虚虚实实的笔法写尽了他扑朔迷离的传奇故事。其他人物如花瓶姑娘苏念、共产党人姚书堂、私生女蛾子也都个性鲜明又灵光可见，主次人物共同支撑了小说盘根错节的网络与辐射面。

　　作者在构建人物命运轨迹时没有从先入为主的理念出发，而是在时代与性格的双重作用下按人物自己的逻辑走向来作以生命的完成。这也是小说不同于以往传统现实主义概念和形象单一化预设的地方。如前所述，小说以民间视角讲述故事，更注重个人在生活中的细微感觉，特别是在历史大变动中，用普通人所感受到的变化来推进故事，来印证时代的变迁、文化的更迭以及人性嬗变。换言之，作者将历史宏大事件置换成为东北人日常生活的感受性表达，更突出了人物内心感受与曲折经历。如满斗，他有着扑朔迷离却又带着耻辱的身世，作为被视为天赋异禀的通灵之人，少年时随李良大萨满学习，后又被命运冥冥之中牵引着追寻花瓶姑娘苏念的踪迹，误入了王良的土匪山寨，又入朝鲜爱国者营地，后成为乌春手下的抗联侦察员，屡立奇功后被组织护送到苏联，待返回家乡后却失忆了二十二年，当他醒来已经是“文革”的荒谬时代，他成为洗马村的守夜人。他替人受过，被诬为“强奸犯”而入狱。当历史新时期来临，他虔诚地为身边死去的人种下“灵魂树”，安抚那些冤屈的灵魂，却不想又遭人盗伐。小说结尾处写得神秘而又凄凉，满斗拖着老迈的病体上路，离开家乡，去寻找被偷走的“灵魂树”，做最后的告别与祭奠。

　　小说以满斗这一特异的、“不典型”（与传统现实主义典型人物不同）的人物为载体或象征物，包容、蕴含了深刻的文化与历史反思意味，即神秘的萨满文化、人类的精神信仰是如何从虔诚的“铃鼓之路”走向“失灵年代”的。满斗从一出生就被视作通灵的猫眼夜视能力，被现代医学检查是一种先天性疾病，无任何神秘可言。这便意味着他所代表的神秘主义的萨满文化在历史进程中跌落神坛，特别是现代社会的来临，“灵魂树”被盗伐，没有人再听他的诉说，他的萨满经历被视作为消费对象猎奇式地存在，被人类疯狂地开发建设大潮所淹没。唯有疯狂，而不再有奇迹。作者借用满斗太过传奇的生命历程，试图串联起历史的存在在东北大地上雕刻之痕迹，而人性内外、人类道路最终将走向何方，更值得深味。作者以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方式，立足黑土地，却不囿于已有的套路，从现实主义创作中独辟蹊径，从故事中生发出新的表现领域，超越庸常书写，引发关于人类自身走向的再思索，不能不说是对现实主义重新出发的可贵尝试。

　　叙事艺术的深度探索

　　长篇小说作为庞大的、立体的、综合的文学体式，以其体量所带来的复杂性，对历史视野、生活状态、人物性格、文化含量的挖掘与细描均优越于中篇与短篇小说。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全景的艺术，因此它在整体叙事艺术的表达上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唇典》作为展示百年东北历史文化的小说，它的故事性自不必说，而重要的是故事性背后的象征性与隐喻性，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到历史大格局的动荡与变迁，从人类本能生存无意识到与信念信仰、与祖先神性的沟通，令它必须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言说方式，而不是在老路上打转。

　　从小说叙事的整体性上来讲，《唇典》在叙事上选取了几线交叉并行的方式，以几个主要人物不同的生活经历与命运走向来分割叙事，同时在必要时又几线互通，用交叉引发故事矛盾的展开、激化和解决，进而推动情节的行进轨迹，最后殊途同归。以人物命运的不同走向来分割叙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或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种手法，但在这里作者是有所借鉴，却也不是全然照搬。因为，小说基本上遵从了故事发展逻辑、历史发展进程这一时间线索来组织结构，与它所选择的“满斗”讲故事的方式相匹配的必然是更符合中国人欣赏习惯的古代小说“说书人”式的人物故事，这样也从另一个角度烘托了人物形象，突出了主次人物的核心和从属地位，更鲜明、具体，令读者更容易从驳杂、繁复的故事中寻求主线。

　　具体讲来，小说基本上以主人公一家的郎乌春、柳枝和满斗三人角度来推进情节，工笔细描了他们在时代风云变幻之中每个人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命运，可以说，这一家人均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来完成自己的命运，而外界环境的变化作为催化剂考验了人性的真实度和虔诚度。故事从一开始就围绕着“大公鸡作恶”，柳枝产下令其屈辱的满斗而展开。乌春为男人的尊严而选择逃离，经历了种种外部世界的生存斗争而成为故乡一方领地的统治者，与柳枝疙疙瘩瘩尴尬地相处；柳枝作为一个勇敢的母亲，是严酷的生活现实磨炼了她，她用天然、本能的母性护着满斗；满斗则先跟随李良学习萨满通灵术，12岁时又经历了一系列的传奇经历。而这一家三口人相会在叙事的节点，则是对东北抗联斗争的全面叙写，这是一场真正的生与死、大义与苟且、个体与民族命运的决战的展开，他们一家人必须冰释前嫌，同仇敌忾，共同来面对劫难。这个家庭的故事折射出我们民族的性格。而作品后半部，他们三人的命运更是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当然，最后结尾处，满斗为每一个逝者都种下了“灵魂树”，令人似乎读到了与余华小说《活着》中的福贵异曲同工式的凄凉与无奈。面对变化太快的生活，他们同样的孤弱、无能为力。小说用人物本纪的方式突出每一个个体在时代中的命运与性格，最后又都皈依于一处，都能在“灵魂树”中找到每个人的个性与共性。回答了“失灵年代”之后，人，无论生前死后，其实终将回归到平等与宁静。这种写法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唇典》是一本好读、耐读的小说，曲折的故事，富于张力的情节，浓郁的东北味的语言，让你放不下，有一气呵成而读完的冲动。开始阅读时，其中最有特点、也是最令人费解的地方是作品过于频繁地对叙事人称的转换，当然这与将满斗作为整个故事的讲述人的视角有关，但有时变换得次数非常多、频率非常快有点令人应接不暇。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便会逐渐适应这种叙述方式，甚至觉得亲切了。读者在享受这个过程时，不禁会揣测作者究竟意欲何在呢？

　　一般的叙事学理论认为，叙述视角是指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同样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看去就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人看来也会有不同的意义。在具体作品中，作者或采取全知视角或采取限知视角，全知视角即叙述者处于全知全能的地位，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场景等无不处于其主宰之下，调度之中；而限知视角是限知限觉的视角，常用第一人称“我”的角度去叙述事件的过程，叙述的眼光往往较为主观，带有偏见和感情色彩，只能限于“我”的所见所闻所感。中国古典小说常常因脱胎于话本传统多采取全知视角，而随着西方现代文学的引入、先锋风潮的洗礼，限知视角也成为小说叙事的常见手法。《唇典》的可贵之处在于将两种叙事视角有机地统一在作品中，既承继了中国传统民间文学的说书人传统，全知全能地掌控故事的脉络进程，同时又不避现代文学的手法，对个体主观感受、细腻心理动向和潜意识有着精致雕琢。作者频繁地转换、切换叙事视角与人称称谓，一方面是因为满斗作为叙事人，同时又是故事的主人公之一，两者身份合二为一，又适当地错落开来，这样，可以近距离地体现他视角焦距中的故事、人物，同时也在表达人物本身的思想情感，对人物内心的工笔细描，造成了繁复的美学效果，也成为表达上的一种有效策略，从而达成一定的叙事效果。

　　如第十八章“花瓶碎了”开头都是以“我”来叙事，而在对话过程中又以“满斗说”来回答陈老歪的问题，再后来又直接成为“我辩解说”，这样，人称的转换之间，叙事层次渐次丰富。类似的叙事人称转换很多，小说在不经意间来回变换着角度与口吻，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的切换在烘托人物性格情感、情节进展中提供了自如的途径。而作者在讲述别人故事时，如乌春、柳枝、苏念、李良等，就更多地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叙述跟随人物走向更大的活动空间，伴随着或平和或激越或悲伤或惊喜的感情宣泄，更显现出文笔自如、无所不能的本色。可以说叙事视角不是单独存在的文学元素，它所依傍的小说主旨时空延展的需要，与作品的主旨，与作者的文学理想、文学技巧、表达能力、阅读积淀等因素密切相关，它所呈现出的形态与特质成为小说具有辨识度的重要因子。

　　《唇典》依据其表达的百年东北历史文化宏大画卷这一背景式选择，走了一条调和了传统精神与先锋手法的中和之路，叙事上不偏不倚，即有传统民间故事的讲述方式，又有对现代手法的借鉴。那种神秘莫测、非理性，用科学无法阐释的神秘主义元素，在叙事上灵活变幻的手法，叙事语言上对东北方言土语的恰当运用，同时又不乏文气的解读心灵或神灵的书面典雅文字，二者的有机融合在肌理中，令文本更加饱满。可以说，这部长篇是多向之力的合力，而不仅仅是单一力量的左右，也是一次对叙事艺术的深度而成功的探索。

　　

　　文学有如任何一种艺术门类，同样是遗憾的艺术。当一个文本从外部构建到内部雕刻的完成，都难免有微瑕在身。如这部《唇典》对东北现代史部分的书写占据了重要篇幅，而当代史部分与之比较几乎是草草带过，只将现代社会种种弊端、见怪不怪的乱象，人性在金钱、利益面前的异化扭曲都轮番上演了一遍，笔力显得匆忙而不那么深刻，似乎是一场场狂欢的狼狈收场，令整个小说有点头重脚轻，力量分配不均衡之感，这当然也不排除作者的有意为之。其次是小说中某些篇章对故事性的过度铺陈，过度追求奇幻曲折的人物经历，如满斗追随花瓶姑娘与误入王良寨之后的一系列经历，略显冗长与刻意。过于满涨的故事，缺少空白，更少了前半部分由神秘主义的故事内容所生发的诗意，不能不说是一点玉中之瑕。

　　当然，《唇典》依然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是可以传承的史诗，是东北人写东北最深情的浓墨重彩，有力地回答了东北是什么、东北人是怎样的根本问题。小说写下了东北的精神依托、力量之源，是与天地斗争中的英武豪情，是不甘命运摆布的反抗精神，是饱经沧桑之后的还有一方可休憩的灵魂家园！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我们对东北文学未来的期待！深深祝福《唇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