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执：用文字与历史互相凝视

　　一阀门，鼓风机，三毛纺织，棉被二；

　　抻面，鸡架，老雪，冻葱；

　　探探底，讲究人儿，够敞亮；

　　……

　　毫无疑问，这些真实的沈阳符号是郑执小说最醒目的地理坐标，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还没有哪个小说家把沈阳的街道、方言、工厂、建筑、饮食，如此密集地平移到小说中。在现当代文学版图上，“沈阳”并不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学地理坐标，如古都北平、高密东北乡，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审美空间，如湘西边城、苏北高邮。“东北”通常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存在，广袤黑土地上肌理质地细微的差异被消融于苍茫宏阔的整体定性之中。

　　“东北”与文学的两次大规模碰撞分别是现代文学时期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和当代文学“十七年”的工业文学。在东北作家群的写作中，东北更多是作为一种意象而存在，是“忙着生忙着死”的生死场，凛冽严酷的气候与人性的冷漠荒寒互为映射；是流亡者挥不去的乡愁，回不去的精神原乡。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文学中，东北因其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和生产基础而具有了“先进性”“现代性”的指征，《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沸腾的群山》不仅以其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意象建构起社会主义文化与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基础，更隐喻着新中国崭新的政治面貌和精神空间。两段历史、两种叙事、两类文本，完成了“东北”所指空间意义的转换。上世纪80年代知青文学《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北极光》以及《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进一步印证、夯实了其悲壮、雄浑、热血与苍凉的整体性品格。随着双雪涛、班宇、郑执等沈阳籍年轻作家的崛起，“沈阳”的文学地标意义愈加凸显，不再是作为整体意义上“东北”的一部分，而是通过对自我历史经验的全新书写拓展并延伸着“东北”文学的丰富性。

　　对于出生于沈阳的85后一代，上世纪90年代社会结构的颠覆性转型，是很多人与历史震荡的第一次正面遭遇，骤然降临的生活困窘是少年对世事无常最初的体验。这种切身体验也转化为他们与历史对话最初的思想视野，也是文学叙事最初的历史起点。郑执的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把“东北”拉回到沈阳的日日夜夜寻常巷陌，以边缘人群的经历洞穿生活岩层光华的表面，裸露出粗粝又不乏狰狞的质地。下岗失业是郑执小说共享的生活状态，小说中的精神病患者、垂死者、社会无业者、逃学学生，统统被笼罩其中。《他心通》中父亲下岗，辗转谋生，生活并未有明显转机，却身患绝症。《蒙地卡罗食人记》中高中生“我”与父亲一起生活，父亲下岗，母亲不知去向，家庭解体。《仙症》中王战团的一生都是“被下岗”的状态。但郑执并不想做冷静忠实的历史记录员，用血泪苦难加温情膨化剂的配方赚取人道主义的赞语。史学家绘制历史轮廓，小说家关注人性的高光时刻。张爱玲一生写尽了条件优渥的女人如何成为那只“被绣在屏风上的鸟”，最后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张爱玲与她的人物始终在人性的囚笼中兜兜转转。郑执偏偏要写出人挣脱历史桎梏的飞翔时刻，要用那瞬间的炫目为历史赋形。这是小说家的气象，也是小说家的野心。

　　飞翔，意味着挣脱现实，或赋予生命凌空跃起的一刻。《蒙地卡罗食人记》是一部带有宣言性质的成长小说，也是85后一代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上世纪80年代“出门远行”路上遇到的种种磨难对应着历史尾声的暴力、欺骗与冷漠。85后一代还未上路，历史已然张开血盆大口。背着父亲离开家（意味着失去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庇护）的瞬间，“我”是犹豫的胆小的；女朋友（象征着同路人）未能按时到来加剧了“我”的恐惧；又遇到了前姨夫魏军（象征着历史包袱的一代）没完没了的纠缠。各种因素的叠加，从一开始就为出走定下了阴暗的基调。于是“出走”还是“回家”变成了历史的疑难。回家意味着蜷缩于历史阴影之下，而出走从还未上路就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小说家选择在历史与生活的双重夹击下凌空跃起，飞翔的姿态是“我”从一个懦弱的高考复习生“变身”强壮的熊的那一刻迸发而出，尽管小说并未给出逻辑严密的心理成长过程，但一代人终于选择上路，选择走出历史阴影的第一步，选择成长为历史的主体。小说也在此刻获得了超越性的审美品格。

　　莫言曾经开玩笑地说，无论他自己写什么，都是乡村小说。格非写什么都是城市的。这话极有见地！大作家的芯子底色怎么能随意涂改。阅读郑执，总感觉在那些一目了然的故事中藏着一个更坚固的内核，这个内核被各色人等的命运生活包裹。反复对比几部作品后，恍然大悟。没错，是父与子！他把那种欲言又止的言说欲望镶嵌在故事的某个角落，或者转移为文本中并非重点的部分。《仙症》中“我”因为治疗“口吃”问题与父母关系濒临破裂，转而喜欢与姑父王战团亲近交流。《蒙地卡罗食人记》中“我”与父亲相依为命却互相隔膜，萌生了离家出走的想法。《他心通》中这段纠结的父子关系终于走到了前台，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我”陪伴父亲走完生命历程。三部作品按照“我”的年龄排序，恰好对应着少年（《仙症》）—青年（《蒙地卡罗食人记》）—成年（《他心通》），一个儿子长大成人的三个重要阶段；也对应着一段父子关系从不可调和的对立到最后握手言和的过程。作者把成长叙事与历史叙事有机融于一体，互为表里，这也构成了郑执小说充满张力和意味的结构形式。
　　在现当代文学叙事中，“父亲”不单单是血缘意义上的存在，更隐喻着历史权威、甚至某种压制；父与子也从来不仅仅指涉纯粹的亲情关系，而是被填充进弑父/反传统/革命等多重喻义。父与子在郑执小说中被赋予多重纠缠的象征意义。父亲是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历史的受害者。青年一代的成长既要走出历史的阴影，更要直面父一代的伤痕。飞翔，也终有落地的一刻。飞翔，是叛逆，是出走，是拒绝，而落地一刻是“我”变成强壮的熊后没有扬长而去，而是返回家去与父亲和解告别，但不管他是否同意，“我”还要再次上路。小说对“出走”前险象环生的层层铺垫在结局处转为一代人的飒爽英姿、无限风光，也获得了视野上的阔达。

　　美国著名女诗人艾米利·狄金森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

　　我便没有白活一场

　　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痛苦

　　或者平息一个人的悲伤

　　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

　　重新回到它的巢中

　　我便没有虚度此生

 

　　我想，郑执的写作做到了，他用文字祭奠了那个时代中流离失所的灵魂，也用文字标识了一代人的成长，又在与历史的互相凝视中彼此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