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武侠观念的形成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侠”与“游侠”之称屡见不鲜，却并无“武侠”一词。最早将“武”、“侠”二字相提并论，复加以必然之关联者，厥为战国时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子·五蠹篇》有云：“儒以文犯法，而侠以武犯禁!”所谓“五蠹”，乃特指学者、言谈者、带剑者、串御者、工商者“五类分子”而言。其中“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即是法家为“侠”所罗织的罪状，必欲去之而后快!

　　虽然由于史料所限，近世学者迄今仍无人能明确指出“侠”与“游侠”的分际究竟如何──即令贤如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游侠立传，亦不免将两者混为一谈──但大抵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侠客并非以仗剑动武为唯一要件，所重端在“仁义”而已;至于行谊、精神则是一脉相承、代代不绝的。

游侠重仁尚义“施恩拒报”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论游侠的本质是：“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明白揭橥仁、义二字。而〈游侠列传〉更进一步勾勒出游侠的精神面貌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便将游侠的人生观与行为准则界定下来了。

　　在〈游侠列传〉里，司马迁曾提及“侠”的四种名目，分别是：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实则彼此相类，只是活动的空间或略有差异，说法不同而已。如汉初之朱家、郭解、田仲、剧孟等等，均属于民间游侠，其人或“以躯借交报仇”;或“所藏活豪士以百数”;或“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或“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云云。

　　其实，郭解“睚眦杀人”，有失仁侠之道，不足为训。而班固作《汉书·游侠传》，则又以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四君“竞为游侠”，置于传首;即后世所谓“卿相之侠”(借钱穆语)，以与民间游侠区分，但此说颇有问题。试看司马迁为“四豪”立传：论平原君赵胜，则“利令智昏”;论孟尝君田文，则“好客自喜”，一怒而灭县;论春申君黄歇，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卒以弄虚造假而贾祸杀身;凡此，皆乖离游侠精神。唯有信陵君魏无忌礼贤下士，仁义无双，与〈游侠列传〉宗旨相符。此外，“延陵挂剑”的吴公子季札，一诺千金，亦有“侠士之风”。

　　综上所述，游侠或出身平民市井，或出身卿相贵族;居仁由义，重然诺，轻生死!其性质并非钱穆在〈释侠〉一文中所断：“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因为侠士可以不带剑，亦可不带剑;可以动武，亦可不动武;“养私剑”(培植私人武力)者固有，却未可一概而论。对此，刘若愚的《中国之侠》一书，看法就较为合理。他认为：“游侠并非属于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某种阶级成分;不过是拥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刘氏进而又将游侠的特征归纳为八，而以“重仁义，锄强扶弱，不求报施”列为首要。可谓探骊得珠!

　　诚然，中国自古“侠”、“义”并称。唐代李德裕作《豪侠论》即剀切指出：“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可见“义”对侠者之重要，二者不可须臾离。然而有关“义”的正当行为标准如何，自春秋以迄先秦各家均各执一词，并无定论。

　　《墨子·尚同上》曾慨乎言之：“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这就是说，古人由于立场、看法不同，对于“义”的解释及所定标准也就不同。

　　那么“侠客之义”即侠客所公认的正当行为究竟与常人有何相异之处?我们由《史记·游侠列传》描述朱家之为人行事，即可约略得知：侠客实以“利他”主义为行动原则。如朱家自奉甚俭，但“诸所尝施，唯恐见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他岂止于“不求报施”?更“羞伐其德”，避不见面!这是何等清高的志节!但侠者却认为理所当然，不值一提。此所以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指出：

　　所谓“行侠仗义”的人所取的行为标准，在有些地方都比其社会道德所规

　　定者高。(中略)“施恩不望报”是道德的行为，“施恩拒报”即是超道

　　德的行为了。

　　明乎此，乃知侠义精神端从无私、利他的主观意识出发。所谓“救人于厄，振人不赡”正是一种伟大同情心的表现;至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犹其余事了。然则后世常以“侠”、“刺”并举，这是什么道理呢?其间又有何区别呢?

刺客“报恩以武”不顾死生

　　纵观《史记·刺客列传》，我们可以发现：刺客的思想行为实与游侠精神相通，其别一在于“报”，二在于“武”。而刺客之所谓“报”，又特别着重报恩，具有被动性质;为了达到目的，迅求事功，便不得不动武矣。

　　──如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是因率军与齐国交战，三度败北;而鲁庄公不加问罪，“犹复以为将”!可谓有恩有德，岂可不报?

　　──如专诸以鱼藏剑刺吴王僚，是因公子光以“善客待之”，且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如此看重，乃奋身以报。

　　──如豫让变容易貌，狙击赵襄子，是因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遂不惜“为知己者死”!

　　──如聂政刺杀韩相侠累，是因严仲子倾心结纳，恩遇至厚;借躯为报其仇即是报恩，故粉身碎骨，在所不顾。

　　至于荆轲刺秦王一事，则不无可议之处。因其虽屡言“报”字(报燕太子丹)，但一再迟迟其行，推三阻四;以致连累多人白白送命，有负恩主重托，终究身死事败为天下笑!症结正出在他学艺未精，武功低微，又“不讲于刺剑之术”。惟荆轲在秦廷浴血奋战，从容就义，亦足称勇士。可惜匹夫徒逞血气之勇，令人慨叹!

　　由此观之，刺客“报恩”以武，游侠“施恩”以仁;虽然两者皆重然诺、轻生死，但毕竟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与做法上，有所不同。是故司马迁为游侠、刺客立传，泾渭分明，实寓有深意在内。

墨者“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复次，侠者又有“别墨”之称。据《吕氏春秋》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原始墨家集团，以墨翟为首任“巨子”，其徒遍天下;弟子三百人，皆可使其赴汤蹈火，急人之难。如禽滑厘率众救宋，即为显例。

　　《墨子·兼爱下》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并且为求“兴天下之大利”，便不得不“用天之罚”以“除天下之大害”;甚至必要时“不惮以身为牺牲”!而《墨子·非攻下》更特别指出，武王伐纣“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因为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所以不得不“代天行诛”!

　　如此看来，墨家实无殊于一侠士集团，初不计较个人恩怨，而以救国救民、替天行道为人生理想目标。再就其组织观之，墨家纪律严明，有如江湖帮会;“巨子”即帮主，对于犯“墨者之法”者，可操生杀大权。据《吕氏春秋》引述“墨者之法”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值得注意的是，墨者视此一家法为“天下之大义”，尤高于一般国法;即使“巨子”杀人违犯，亦罪在不赦，何况其余!

　　由是“戒妄杀”乃悬为后世侠者共遵共守之信条;相较之下，刺客为“报私怨”而率性杀人，所见之“义”又特其小也!

　　以上笔者已大略将清史所载有关侠、刺、墨三者思想行为之异同，作了初步分析。姑不论其见识大小、是非功过如何，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具有独行侠或豪侠性质的侠、刺之流与具有帮会性质的墨者之徒，对于两千年来中国人侠义观念之形成与深化，影响至钜。我们常说某人“有侠气”、“讲义气”，都是一种美称，多持肯定态度;而“见义勇为”更属难能可贵的英雄行径，令人由衷钦佩──所谓“虽不能之，然心向往之”，即足以说明这个道理。

　　是故，在此一历史背景及社会心理的交相激荡下，人们普遍欢迎这类以侠义英雄事迹为题材内容的传奇小说，毋宁是理所当然的了。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