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焦虑与突围
现代性一直是李欧梵研究现代文学的核心所在。无论是对鲁迅“现代性”追求意义的阐释，还是通过梳理中国文学史中的“颓废”线索来挖掘“现代性”的另一面，抑或是探索都市现代性与都市叙事群的现代性生成，都离不开“现代性”观念的支撑。因此，何谓现代性，现代、现代性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则成为李欧梵在诸多著作与演讲中反复解释与探讨的问题。李欧梵在此系列演讲的第一讲《现代主义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便对现代性的相关问题做了较为明晰的阐释，他将现代性视为一个抽象名词，包括“时间的观念，包括制度化、官僚化，包括生活的理性化，还有日常生活的世俗化、文化上的世俗化”，认为“现代”作为线性进行的时间观念，是现代性的一个表征，而“现代主义”则可以视为“二十世纪初整个欧陆文化艺术在现代性影响下表现出来的东西”。由此将“现代”“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三者的关系做了明确的界定。可贵的是，李欧梵在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试图突破文化二元论，摒弃西方文化影响东方文化的观念，将中国文学文化与西方文学文化放置在平等且共时的关系上相互对照，通过探索二者的不同来挖掘中国文学文化独有的价值。如将十九世纪西方“世纪末”时期的文化氛围与同时期中国亟待变革的“帝制末”时期的历史环境进行对位式比较，在晚清时期的文学文化中，发现了其混杂性的表现形式背后所暗含的传统与现代性因素交织共存的本质。与“世纪末”维也纳艺术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方式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试图在政治上和学术上进行革新，并在文学上进行了一系列新旧融合的尝试，而这种尝试所产生的混杂性表征，即为中国文学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一种方式，也正是中国晚清时期文学文化的意义所在。
当我们突破东西方的文化壁垒，将现代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考量，则不难发现，现代性的时间表征，最明显的体现便是现代性带来的焦虑，即在现实中产生的焦虑。现代性反映在中西方文学文化中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如西方文化表现焦虑的方式往往是震撼读者，相比之下，中国文学文化则多以“反传统”的形式表现现代性的焦虑。即便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为民族带来的深沉与稳重让这种焦虑感表现得相对滞后，但在中西方文学文化中，现代性带来的焦虑感仍然是对等的。
焦虑感在贯穿在线性时间观念之中，扮演着一种恰如其分的角色。李欧梵在演讲中提出，或许西方的现代主义在中国没有生根，但现代性的焦虑感在文艺上的表现是值得肯定并值得深入探讨的。他将焦虑感的表现追溯到晚明，并认为晚明的焦虑感表现为文学作品中对西方器物的颠覆与利用，但这种焦虑感则更多地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焦虑，而非现代性的焦虑。晚清的焦虑感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则更多地表现为在现代性与传统文化交杂的创作环境下，叙事模式的不连贯。在五四时期，现代性带来的焦虑感以滞后又激进的方式出现在文学艺术中，表现为对于传统的反叛。中国左翼文学所表现的焦虑感，离不开特殊的时代所赋予的历史格局，即国际“左翼”的影响、国内革命的失败，以及中国左翼文学接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在这些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中国左翼文学，一方面与外部世界存在着某种隔阂，另一方面又在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责任意识中匆匆担负起革命赋予他们的使命。因此，现代性带来的焦虑感在文学上往往表现为以工人运动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小说创作，但知识分子如何投入到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中、革命小说该如何实现革命目的则成为作家苦苦探寻的问题。左翼作家们试图向国际左翼潮流中的人道主义靠拢，同时又尝试着以面向群众的方式完成革命赋予他们的使命，于是承受着内外双重压力进行自我探索和革新，难免囿于焦虑的创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形成的创作传统似乎在左翼文学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如茅盾在《子夜》开篇便通过“老太爷”的视角描绘了现代都市整体风貌，并以满腹传统道义的“老太爷”在现代都市的刺激下死亡的故事情节，暗含了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因素凋敝的必然性。但与此同时，茅盾也在小说中通过工人罢工运动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传统必然衰退，现代性带来的资本主义道路难以健康生长的环境下，作者显然也处于“子夜”的焦虑中，探索并期待着黎明的到来。
在这种焦虑的状态下，如何突围便成为中国文学文化发展和研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对此，李欧梵在演讲中提出，在各种研究理论和思想纷乱交杂的环境中，要重新认真探讨一些跟我们切身相关的美学。这是受到朱光潜先生思想的启发而提出的。李欧梵认为，当下文学文化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弊病在于年轻一代学者并没有把朱光潜留下的丰富遗产应用于当下，而是跳过了他的美学，即绕过了何谓人性、文学与人性的关系等问题，陷入到各种浮于表面的后现代理论中。因此，与其说是对于现代性焦虑感的突围，不如说是李欧梵对于现代性影响下的中国文学文化研究进行的一次反思。了解朱光潜先生的思想，包括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来源，对我们克服现代性的焦虑并进行深入的文学文化研究至关重要。李欧梵结合朱光潜先生所在的历史环境，为我们阐明了朱光潜在美学方面的贡献，强调朱光潜一系列的翻译和思考对于中国美学发展的重要价值。李欧梵以朱光潜翻译的《巴黎手稿》作为切入点，将朱光潜先生的“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这一观点追溯至维柯对于历史的基本看法，看到了二者的相似性，为朱光潜先生的思想找到了根源。朱光潜先生的翻译工作，致力于为中国搭建一个完整的美学知识体系。可以说，朱光潜先生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在时代的焦虑中回归文学文化本质研究的必经之路，更是我们挣脱现代性焦虑的有力武器。
李欧梵教授在演讲中将中西方文学文化的发展与其历史背景相结合，以宏观的视野将中西方文化进行对位比较，分析了中国文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因素以及由现代性带来的焦虑，为我们了解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明晰的方向。而当下，关于如何摆脱这种焦虑的陷阱，李欧梵教授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同时也值得我们在实际研究中进一步反思。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