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题材小说应重“实感”

　　6月24日，深圳特区文学杂志社和深圳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王昕朋作品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余位作家、评论家，共同就王昕朋发表于《特区文学》的“并非系列”中篇小说，各抒己见。

　　深圳《特区文学》杂志社总编辑宫瑞华表示，这是一次纯学术的研讨会。

　　王昕朋，男，1957年生，曾用笔名：鼓晓、彭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出版长篇小说《红月亮》、中篇小说集《是非人生》、《姑娘那年十八岁》;散文集《冰雪之旅》、《我们新三届》;长篇报告文学集《雄壮地崛起》、《雄性的太阳》、《丰碑》、《来自大兴安岭的报告》;新闻特写集《躬行集》、《境界》、《布赫访谈录》。

　　本次研讨会主要讨论、点评王昕朋于近两年发表的三篇“并非系列”中篇小说，分别为《并非闹剧》(发表于《特区文学》2011年第四期)、《并非游戏》(发表于《特区文学》2011年第六期)、《并非虚构》(发表于《特区文学》2012年第二期)。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国家一级作家相南翔认为，王昕朋的三个中篇《并非闹剧》、《并非游戏》和《并非虚构》可以看成是一部农村事态的三部曲，按时间顺序发表，并各有一个故事纽结。其中，《并非闹剧》以“树典型”为纽结，以游戏笔墨铺陈;《并非游戏》以“改制”为故事纽结，将人生世事推到荒诞的境地;《并非虚构》以“征地”为纽结，直指中国城乡的第一大社会难点。

　　“从王昕朋的‘三个农村’和农民关注的中篇，不由感觉社会和生活的变迁。”在相南翔眼中，王昕朋观察与体认农村生活敏锐、深入、细致，三篇小说堪称“当下农村生活场景的浮世绘”。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批评家曹清华则把“并非系列”三篇小说归为鲁迅先生所说的谴责小说一类，他认为“并非系列”小说的批判笔触具有针对性，锋芒所指当下的权力机制所催生与培育的“欲望”。“小说所针砭的不仅仅是一类人，或者某一阶层，而是这种‘兽性欲望’与权力机制的相互关联”，曹清华说，相互关联的一面是权力机制对“兽性欲望”的包裹、装饰与净化，另一面则是赤裸欲望成为权力体制得以运作和延续的原动力和润滑剂。

　　在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钱超英的解读中，更关注小说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在深圳经济特区的背景下阅读王昕朋的小说故事，提示了人们去关注“都市和乡村之间的潜在张力”。他认为，在王昕朋的小说里，内地乡村的行政戏剧经常面临着一个“空心化”的难题：乡民大量离去，外去打工，以致影响了新农村和谐兴旺的布景。而现实中的深圳正是内地民工流向的目标地。

　　钱超英认为，城市以产业化的岗位迎接乡村的人们，与之相伴的则是城市管理者对乡村残迹的大规模驱逐：农业户口在一轮轮高速的城市化中消失，地名已基本完成对传统乡村遗迹的抹除，但是，乡村作为一种已经和将要被改变的人的来源、作为一种欲被忘却的记忆、作为一种不再归属的属性、作为一种都市的“他者”如影随形。“我由此想到，特区的文化艺术如果忘却了对特区以外一个激变的更大世界的承担，也将迷失自身。这或许是王昕朋连续出现在《特区文学》给人的一点启示。”

　　在对“并非系列”小说的赞誉之外，学者们也就小说的不足之处，发表了看法。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认为，小说对农村的描写具有“实感”，作者了解农村的伦理结构并能结合过去和未来，但他表示，小说尚需在矛盾深化和体现人性复杂方面做出努力，目前对人物的配置略为简单化、模式化，“这可能需要作者做更深入的思考，不单要在社会学层面考量，更要从人心、人性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考虑。”深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王素霞也认为，“并非系列”小说的出路或作家的立场以及带有鲜明“红色意识形态”的内容不能单靠几个清官形象来表达，这种方式不足以在深度和形象上深化，小说人性的深度有待提高。

　　研讨会最后，王昕朋讲述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和动机，他介绍，自己的小说内容多是源于最真实的生活体验，源于一个作家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感。他认为，当今社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文学创作应该到了“歌颂理想”、“畅谈理想”的时候。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