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为什么还活着

　　《红旗谱》就是写当时那种不可避免的抗争。至少在这一部书中，写出了这种不可避免性。一开始，朱老巩为维护锁井镇48亩官地不被鲸吞，以身护钟，吐血而亡，女儿遭奸污，儿子小虎——朱老忠逃亡他乡。还乡的朱老忠发现，冯兰池们仍然压在头顶，所谓的割头税，让人活不下去啊，就只能揭竿而起，只能斗争了。所以，农民才从自发斗争，自发的反抗到自觉的革命。《红旗谱》就是写这样一个自觉的过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我觉得《红旗谱》写中国农民的农民性也非常深刻。我们都知道，乡土写作有几大叙事模式，一个是鲁迅先生开创的，基本上是一个启蒙模式，启蒙叙述，再一个就是阶级叙事，还有田园叙事，我还想加上近三十年以来的文化叙事，包括像《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就是文化叙事。《红旗谱》不同，他不是写阿Q的自欺，而是写朱老忠的倔强，写中国农民的另一个典型，这是很了不起的。在这个系列里面，我看过的作品，譬如《原野》里面的仇虎，《红高粱》里面的余占鳌，此等草莽英雄，或农民革命英雄。然而，朱老忠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典型形象，通过他和严志和，后者的卖地，辛酸万分，对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的解读非常深刻。现在，高校里有不少人研究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梁斌先生早就写到了，而且写得很深。他不是从理念的指导下写的，是从生活的痛切感悟中写的。他觉得写不透土地问题就写不透中国农民。《红旗谱》比现在很多作品谈土地问题都要谈的深刻。这是它了不得的地方。

　　《红旗谱》还活着，自有其价值。归根结底是它的有些主要人物还活着，比如朱老忠、朱老巩、朱老明、冯兰池、张嘉庆，运涛，春兰等等，他们确实曾是中国大地上的血色鲜活的灵魂。我觉得这是作品生命力的一个根源。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民族化的问题。文学的民族化和本土化的问题在今天全球化的浪潮中变得格外突出，我们的文学要真正彰显自身的特色，没有中国文学的民族化、本土化是站不住脚的。而《红旗谱》在这方面的探索不管是自觉的、或不那么自觉的，反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最突出的是“燕赵多慷慨悲歌之风”贯穿全书。在语言上对冀中方言的运用、民俗的刻画，也都非常鲜活。我曾经想过，华北平原有没有自己特有的美学?有的。梁斌的《红旗谱》就是，孙犁的、铁凝的，包括贾大山的小说也都是，还有很多人，包括《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等等作品。这方面还没有进行很好的研究。华北平原看起来很单调，没有雪山，没有戈壁，没有震撼人的景观，但华北平原是孕育了革命的地方，华北平原有很内在的精神存在，有很深的精神土壤。这些还没有得到有力的发掘。《红旗谱》在这方面的审美自觉应该受到重视，它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