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路遥纪念

　　一年之中，总有几次要到西安的一些大学去为学生谈一谈当代文学的情况，讲座的最后半个小时，照例是回答提问。也许是地域的原因，学生对生活在这个古都的作家有极大的兴趣，而已故的路遥则是其深情追究的一位。那种场面是感动人的，因为提问学生的神态很是虔诚，没有嬉笑，也没有调侃。可以感到，他们完全是陪伴着路遥在思索，甚至是路遥引导着他们，起码是影响了他们。讲座是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但学生的表现却也启示着我。孔子曰教学相长，体会起来，我以为确实是对的。

　　路遥的书在生前就有很多版本，而死后则更多。他的书几乎都由出版社自己出版，不过也有出版商造货的，也许还有一些盗版。我便见过一种字小而模糊的书，我有相当的根据怀疑它的来路。路遥的女儿是路茗，其母亲林达，曾经代表她向我征求如何对待盗版的意见，我的回答使她失望而沮丧。杜绝和打击盗版，以保护路遥在内的作家的知识产权，显然是一个制度问题，即使我是路遥的朋友，即使我还披着一张编辑的皮，我也没有办法。然而我可以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媒体几乎没有对路遥的书进行过煽动性宣传，他的书的出版，也没有过商业性运作，实际上路遥的书是以平静的方式行世的，但它却一直拥有大量的购买者和阅览者，这是为什么？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学生拿着路遥的小说，封面油污，边沿破损，显然是经过很多人的手才传到他那里的。作家的书被人读烂了，但它却仍被人读着，显然是一种极大的荣耀。把曹雪芹的书和柳青的书读烂的情景，只有小时候我在自己的故乡看到过，不过那时候是中国的禁锢时代，可怜的中国人是没有多少书可读的，不过现在，把谁的书读烂的情景几乎没有。书多了，便增加了选择的机会。在一个有种种选择的岁月，路遥的书经过很多人的手而由新变旧，我为他感到骄傲，当然也有微茫的一点嫉妒。我还在一个县城的书店看到他的书出租的情景，老板告诉我，要路遥书的人几乎都是青年。调查显示，路遥的读者是20世纪下半页作家之中最多的一个，多于琼瑶和金庸，当然也多于副主席王蒙。我曾经一再表示对评论家的遗憾，并抱怨他们忽略着这种现象。朋友之间，偶尔也讨论这种现象，也瞪大眼睛惊叹，然而尚未把讨论升华起来。在我看来，既然是一种现象，就需要认真研究，因为在现象背后很可能有一把开启某个文学理论之锁的钥匙。

　　路遥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但这个乡村青年却怀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也许路遥对他的设计是当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我以为，路遥完全具备政治家的天赋和气魄。不过政治家是在一定的气候之下才能产生的，而路遥所生活的时代则体统严密，尽管也有风雨，也有怨，然而总之，路遥以他底层的身份难以进入权力阶层。这多少刺痛着路遥的心，不过也使他深刻地了解着社会与命运。关键是，它引发了路遥严肃地考虑，宏大的考虑，并造成了他这么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作家。路遥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这便是他没有把自己提升到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境界。不过这不能苛求于他，因为做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是需要一定的文明的传播和交流的，还需要一定的文化视野，可惜如此条件在路遥的时代还不具备。然而路遥也绝不仅仅是一个追求风雅的文人，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中国传统文人的习气。他不会吟风弄月，也不懂棋琴书画。他是把主要的精力都花在对现实的关注了，进而分析着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也许路遥的作品缺乏艺术的先锋意识，但它却一点也不缺乏普通人的情感，而恰恰这一点则是他成为普通人的作家。

　　路遥虎背熊腰，有强悍之感。当然一个男人体质上有力量，并不等于他精神上就有力量，这仿佛女人有一张好脸，并不等于她就有一副好心一样。不过路遥是多少有英雄气概的，并有征服之欲。实际上路遥也只能这样，否则他便会像黄土高原上的一棵杂木一样自生自灭。荒凉、落后、没有前途，这便是路遥的环境。要改变这一点，要出人头地，他只能奋斗。高加林是奋斗的，孙少平也是奋斗的，而要奋斗则会有挫折。奋斗，挫折，甚至失败，对此过程路遥有深切的体验。不过这种体验难道惟路遥有吗？不！凡是这个社会的普通人，凡是底层的青年，不管是乡村的，还是城市的，他都会有，而且是一茬一茬涌现的。这些青年便是路遥的基本读者。路遥的书使他们产生了共鸣，并舒缓了他们的孤独和辛酸。

　　还有爱情。在我看起来，爱情是有条件的。也许繁殖爱情的条件并不是财富和地位，甚至财富和地位恰恰会削弱繁殖爱情的能力。我以为，通常在贫困的情况下，在道德保守的情况下，在男女的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爱情才会活跃起来，这就像有压力才会有火山爆发一样。路遥曾经慨叹：“雪夜之中，依偎在街角的恋人，是最幸福的，也是最让我羡慕的！”读路遥的小说，便能看见这样的爱情，它当然也是吸引青年的一个秘密。

　　我和路遥在过去有一点交往，不过属于蜻蜓点水，其背景是我在毕业分配的时候他帮助了我，对此，我心存感激。尽管我十分敬重路遥，但我却始终没有成为团结在他周围的人，这固然由于我主要写散文，他主要写小说，我年幼，他年长，也由于他当时是热点人物，他有自己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而我自己在骨子里则是一个独立者，高傲者或自负者。我从来都未进入前呼后拥的队伍，也鄙视如此做人。我当时也为他做不了什么。现在能记得的，就是给他女儿找了一根作为玩具的注射针管，不过这还是应林达之托。倒是他一直关注着我，并有庇护之意。

　　有一年在新城广场附近的一个地方开会，我觉得内容乏味，便抽身离去。出了门，碰到他和贾平凹站在树下叽叽咕咕商量着什么。他们都是矮子，都穿着20世纪80年代在北方时尚的黑呢大衣，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跟他们挥手告别，他们遂点头，应着好，随之路遥侧身对贾平凹说：“这后生不错，今后多多在意他一点！”其实我认识贾平凹比认识他还早，我和贾平凹的来往也密于我和他的交往，然而路遥的庇护我是领受了。至于贾平凹，当然一直支持着我的写作，而且我也记得在一个困难的冬天他所给予我的帮助。

　　还有一年，是1991年，陕西省作家协会已经确定我作为代表之一，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会议，然而有奸佞之人向宣传部揭发我犯政治错误，于是协会就不得不遵命取消我作为代表的资格，并以一个身材细瘦的人顶替。这种事情是愤怒不得的，不过可以冷笑。大约就是那几天，我在一个家属院碰到路遥，他宽慰我说：“蛋求事情，不要管它，好好写自己的东西就行了。”我和路遥只有一次讨论过文学，他教我：“你写散文一定要走自己的路。现在很多人都模仿贾平凹的散文，你不要这样！”我认为，如果路遥不把我当作他的兄弟看，那么他不会如此坦率，如果不把我当作他的兄弟看，那么他也不会如此诚挚。不过我觉得贾平凹的散文还是魅力很大的，你无法不学习他，然而当时我没有这样回答路遥，只是心里想着而已。

　　路遥逝世之后我真的非常难过，我一再默默流泪。我记得一天骑自行车接女儿从幼儿园回家，经过钟楼之际我忽然控制不住抽噎起来，四岁的女儿觉察了，遂抬头仰脸问我：“爸爸你怎么啦？”我说：“爸爸有一个朋友，是作家，写小说的，他昨天突然逝世了，我心里很难过！”女儿说：“爸爸哭，我也要哭！”于是我和女儿就都哭着绕过了钟楼。今年的一天，我应邀在西北政法学院为学生比较余秋雨与贾平凹的文学，最后的提问当然涉及到路遥及其我对他的印象，我遂说了说我和女儿为路遥而哭的情景。我以为时过境迁，岁月的尘埃会把我的心灵污染得粗糙而迟钝，岂不知我还十分敏感，我一点也不料突如其来的悲伤会迅速袭击我，我竟在课堂上泣不成声。在大约有三百名到四百名学生的教室，一下变得十分寂静，也十分肃穆，我还隐隐感觉很多人都低下了头。感谢这些学生，他们理解着我，并以默默无言的形式参与了一次感情的交流。我以为此时此刻的无言，应该是最合适和最美丽的方式。

　　我当然参加了路遥的追悼会，并留下了两个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是路遥躺下之后显得非常短小，我觉得他短小得简直像一个孩子；二是他的脚上穿了一双雪白的旅游鞋，鞋底有类似瓦当上的一种花纹。从三兆火葬场回来，我有几年不去那个鬼地方。尽管此间有同事和朋友逝世之后也在那个鬼地方举行追悼会，然而我狠着心，坚持不去。我觉得那里阴森，充满了不安的灵魂，尽管哀乐也很是悦耳。

　　我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纪念路遥，不过我始终也没有获得一种足以表达我感情的方式，这是让我遗憾的。几年之前，我有了出版他的全集的设想，觉得这确实还算一件事情，随之找到林达和路茗，她们也很支持。评论家李国平过去也是路遥的朋友，并研究路遥，于是我和他四处奔走，八方联络，以征得散落各地的路遥作品及书信。经过大约一年的努力，全集倒是编辑起来了，但出版却遇到了麻烦。一段时间里，出版的计划确实到了流产的边缘，甚至马上就要道歉退稿了，对此，我作为它的编辑极其悲哀，作为路遥的朋友极其负疚，也觉得抱愧林达和她的女儿。幸亏广州的杨斌对路遥的书很有兴趣，而且她确实是一个颇有见地和气魄的编辑。经过商榷，很快就有了一个合作出版的协议，而且全集是终于行世了。路遥当然没有见过杨斌，不过他如果有知，我想他一定会感谢她的，并喜欢这个漂亮的女士。依我对路遥的了解，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

　　我还想告诉路遥，在日本有一位学者名曰安本，是专门研究路遥的。我敢保证，在整个世界，当然包括我的陕西，他是收集路遥资料惟一齐备的一位。他曾经再三打电话询问全集出版的情况，还托叶广岑询问过我。毫无疑问，从邮局取回书之后，我将立即送一套给安本。在冬天，路遥的书出版了！我真是高兴，我真想拥抱街上所有的人，当然是美人！

　　选自朱鸿散文集《人生的爱与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作者简介：

    朱鸿，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写作协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长安笔会中心主任。有30多种版本行世，具代表性的有《西楼红叶》《药叫黄连》《夹缝中的历史》《人生的爱与智》《关中是中国的院子》《长安是中国的心》等。作品录用于中学语文教科书和高职语文教科书，见诸语文试卷，入选百余种散文选集。获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