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春萍：红柯是丝绸之路上的骑手
陕西作家红柯是文坛公认的最具创作实力和发展潜力的作家之一。2018年2月24日，他的突然离世让人惋惜，他800余万字的文学书写都与丝绸之路有关，因此认识红柯小说的价值对于实现习主席所提出的丝绸之路上的民心相通具有重要的意义。
红柯曾在新疆生活10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致力于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书写。除了诗歌和散文集《绚烂与宁静》《龙脉》之外，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有《美丽奴羊》《金色的阿尔泰》《跃马天山》《黄金草原》《古尔图荒原》《莫合烟》《狼嚎》《复活的玛纳斯》等；长篇小说主要有《西去的骑手》《天下无事》《老虎老虎》《大河》《百鸟朝凤》《好人难做》《乌尔禾》《生命树》《喀拉布风暴》《少女萨吾尔登》《太阳深处的火焰》等。红柯曾获首届冯牧文学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首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奖、第九届庄重文学奖，连续入围四届茅盾文学奖前十名，被评论界视为继柳青、杜鹏程、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之后的陕西第三代标志性作家。同时，作为西部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红柯的小说创作实绩也进入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等有关文学史著。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对红柯的研究现状并不理想，红柯小说的意义还是没有被充分意识到。红柯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特质到底是什么？这就要说到文学背后的生命观与文化观了。换言之，要认识红柯小说以及此类当代小说不仅仅是文学审美问题，还是一个文化观与生命观的问题。
01 对西部边疆执着书写30年
一个内地汉族作家却对西部边疆如此执着地书写30年，这不是红柯的浪漫，反而是因为他的忧患。“当古老的大海朝我们涌动迸溅时，我采撷了爱慕的露珠。”这是红柯早期的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中所引用的一句话，现在看来这种生命冲动来自红柯的灵魂深处，贯穿了他的一生和他所有的作品。他一直倾听并依循着内心声音的引导，向古老的西域瀚海追寻。他追寻到游牧文化的跨界思维，追寻到萨满文化的生命意识，追寻到伊斯兰文化的刚烈，追寻到佛教文化的悲悯博爱，他认为这些文化所具有的价值和现代性有益于当今社会的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初先锋文学流行文坛的时候，红柯1994年在《西部文学的选择及意义》一文中说：“用西方理性构建东方理性绝不可能产生奇迹”“理性讲的是秩序与逻辑，它可以训练我们的思维，使我们的思想规范化，但它绝不是人的目的，它仅仅是手段。”从那时红柯就另辟蹊径从西部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神话传说和中亚波斯文学中寻找启发和灵感。他断言：“西部小说一直沉默着，它的崛起是必然的，真正的本土化的现代派文学将是它的未来。”因为“文学的本质是提高生命的质量，最大限度地拓宽生命的自由度。”
基于对生命的昂扬的渴慕，红柯在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中书写最多的是自然与人形成的生命共同体，他认为正是这种古老的生命意识构成了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文化认同与交融的基础。丝绸之路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意义，不但关中大儒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与原始萨满文化的万物有灵众生平等思想具有一致性，而且张载“大君者，吾父母宗子”的思想和同时代的维吾尔族智者玉素甫的《福乐智慧》具有一致的对于理想社会的想象。红柯以小说的形式数十年来致力于西部多民族文化与内地儒家文化的对话与交融，因此将红柯小说置于丝绸之路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去研究才能认识到真正的价值。红柯小说深受回族、哈萨克族等民族读者的喜爱，在文学的春风化雨和文化叙事所带来的情感认同中，潜移默化地促进着民心相通。几乎红柯所有的小说都具有多民族的文化视角，广阔的文化视野让他细心地体察到发生在各民族之间的感人故事，他以对兄弟民族文化的尊重和热爱构建着他的文学艺术世界。比如红柯长篇小说《生命树》就以哈萨克族的创世神话、汉族的剪纸、当代援疆人的精神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具有浓郁生命意识的共同体。长篇小说《少女萨吾尔登》讲述的是土尔扈特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精神互慰的故事。长篇小说《乌尔禾》当中则交织着汉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的故事。红柯尤其善于利用创世神话、族源神话来构建小说中不同民族的主人公之间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红柯以他30年间的精神蜕变经验为基础，以广博的文史知识和人道主义情怀努力促进着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因此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骑手”。
02“民心相通”及启示
红柯的小说一直以来被研究者和读者界定为浪漫主义文学，一方面是因为他广阔的文化视野所带来的想象力将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民族融为一个生命与文化的共同体；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将神话、历史与当代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在空间和时间的坐标上实现了文学艺术中的“民心相通”。这样的宏大文学叙事超越了一地一族一国的视野，一般读者容易将此当成浪漫的想象。但是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必须指出红柯的文学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向我们显现了文化与文学创新何以可能？习主席所倡导的“民心相通”怎样才能实现？
红柯所具有的“多元一体”的文化观和深受西部本土文化影响的生命观，让他对“民心相通”坚信不疑。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居住着汉藏蒙回维哈等几十个民族，除了各民族文化具有差异之外，还有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长期并存。但是萨满文化作为原始萨满教的文化遗存，普遍融入了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文化记忆之中，作为纽带，具有促进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之间认同的作用。红柯的“天山——丝绸之路”系列长篇小说在新时代“文化丝路”的构建中尝试着儒家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再生，这种文学书写已经超越了文学的意义，体现了红柯作为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发展的强烈使命感。除了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民族文化的书写和传播之外，红柯文学深受波斯文学的影响，在大多数当代作家普遍追随欧美文学潮流的趋势之下，红柯文学包涵了今日中国对于丝绸之路文化意义的发现。因此，红柯小说不但具有文学研究价值，而且对于认识文学资源如何构建新时代的丝绸之路文化，进而认识中国内地与西部边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如何构建新型的文化认同具有现实意义。
红柯的小说隐含着一个“永远的少年”意象，在这个意象中凝聚了生命的美、诗性、浓郁的情感和对世界的探索，象征着无限的希望与可能性。这个“永远的少年”充满探索的渴望，具备强大的魄力，他总能抛开熟悉的经验，在全新的冒险中去发现。这种文学与叙事模式决定了红柯是一个“在路上”的作家。因此红柯的批判性指向了历史的纵深处，指向了文化之根，呼应的正是当下文化寻根的热潮。红柯对于新时代寄予热望：“一带一路”不仅是文化输出，还是重要的文化吸收过程。红柯在多篇文章里提到汉唐盛世所具有的游牧文化因子，这些历史的启迪让红柯反复书写，于他何尝不是呼告：依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将追随欧美大国的目光调转过来向本土向西部寻找，这不仅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文化创新的一种可能。
03 对理想人性的讴歌
红柯作品里与“永远的少年”对应的是那些充满了爱与灵性的女子，这是一组相依而生的文学意象，就像《少女萨吾尔登》中的周健和张海燕。这两个意象就是荣格所说的阿尼玛与阿尼姆斯，可以视为理想人格当中两个重要的意象。正是这两个意象的不断对话形成了小说的表达冲动。在红柯所追求的理想人性中“永远的少年”是青春、探索、梦想与成长等特质的凝聚，而那个女子意象则是充满了灵性的大地和生命本源的象征。“永远的少年”意象让红柯的作品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巴什拉所说的梦想的诗学，充满了理想主义气息，而且保持了将近30年。但是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太阳深处的火焰》成为红柯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中年男人徐济云，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年油腻男。他作为大学教授拥有很多傲人的头衔，却只顾谋取个人私利，毫无社会责任感。这样一位男子身上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现实性，中年人的世故圆滑、明明暗暗等等一切都凝聚在这个徐济云形象上。一个月前笔者在一篇评论里还说从“永远的少年”到“中年油腻男”的意象转变意味着红柯从梦想的诗学转变为现实的诗学，对应着人到中年的生命状态。红柯在《文学与人的成长》一文中说中年对应的是小说。笔者当时还乐观地预言说如果红柯以这种生命与文学同构的方式继续向前，他将会有更多杰出的小说。
但在今天看来，红柯2月24日的心脏病突发去世其实是在《太阳深处的火焰》中显现出了预兆的，那个“永远的少年”被生活挤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中年油腻男徐济云，最让人痛心的是“灵性的女子”吴丽梅的爱情再也无力拯救他，只有以生命去殉道去燃烧才能唤醒他的良知。
红柯曾说：“四十岁前我没有流过眼泪，四十岁以后我经常潸然泪下”。红柯勤奋写作800万字丝绸之路文学，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写出好作品，对红柯来说，小说是他想要让社会变得更美好的一种方式。红柯反复说到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是他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书。他所有的写作就像那位老清洁工，从生活的微尘里筛选出金粉，要打造一朵给人们带来幸福与美好的金蔷薇。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红柯的作品在当下没有起到他所期望的治愈人心的效果，我想这多少给红柯带来了焦虑。当我们面对现实生活的艰难时，对于普通人和一般作家而言，很容易转而追求个人的福祉。可是对于红柯，他那种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让他备受煎熬。何况红柯立志要把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融入当代主流文化，让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辉。红柯以文学书写着这样的努力，可谓呕心沥血，他以全部心力从事着“为人民”的文学，以他天赋的智慧讲述着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中国故事”，他无愧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文章发表于2018年《光明日报》）
作者简介：
韩春萍，笔名韩翼之，汉族，1981年生，青年评论家，文学博士，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多民族文学与文化叙事，并担任相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在《光明日报》《民族文学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与评论50多篇，部分作品被光明网、中国作家网等多家有影响力的网站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