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互联网时代的乡愁西安篇：灞桥农村闹社火

　　关中人习惯把元宵节期间展示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统称为“社火”。早先的社火都是以“社”为单位组织的，场面宏大，红火热闹，“社火”大约就是由此而得名的。

　　昔日，我的家乡西安东北郊灞渭三角洲一带的村庄，一入腊月便开始排练。由于排练场地多在祠堂或大房里挂一面大锣，以锣为号，参与者不得迟到，所以把开始排练叫“挂锣”。有的村则在排跳场所的大梁上搭一根勒麦车的大绳，地上放一堆枣刺，谁若来的迟，或者学习不用心，便要挨枣刺之笞打，或者跪一炷香的时间，即跪在地上手拈一支点燃的香，等香燃完才能起来。

　　过去在灞渭三角洲的村庄里，一旦闹社火的事情定下来，所有人都得听从“社火头儿”的指派，收东西的、做杆的、拟文的，各负其责。如果有谁既想参与还胆敢抗命，负责安全的人便会毫不客气地将他撂倒放翻在地，拖拉至公共场所，用大梁上悬着的大绳给他“教乖”，不由他不杀猪般地哀嚎告饶。久而久之，虽没人再敢惹怒众人了，但那根大绳还悬在那里，是一种规程和纪律的象征，也是“一人不捩社事”那句俗语的形象图解。

　　在灞渭三角洲，常见的社火形式多样，各具特色。

　　常见的社火中既有尚武的马社火，即有马拉车装扮的社火；还有血社火，即杀气腾腾、动刀动枪、血肉横飞等惊险场面的社火；也有社火尚文，即寓意于戏，讲究精巧，以妙、玄、佳、绝取胜。较为常见的有平头桌子社火，即在一张方桌上扮作戏文，由两人或四人抬着走的“抬芯子”（以席王街道办梁家街、阎家滩最出色）。如《断桥》，在三张桌子上各立白娘子、许仙、青儿的戏剧人物形象，这种社火人称“哑巴戏”，化妆起来惟妙惟肖，受人喜爱。比平头桌子高级一点的就算是芯子了。芯子有平台芯子、杂技芯子、转芯子和挂芯子等。譬如扮演《赵匡胤千里送京娘》，要使京娘站在赵匡胤手举的蟠龙棍上，玄妙的艺术引人入胜。也有用牛车、马车（现在多用汽车，以前还流行用拖拉机）将芯子置于其上做行进表演的“车拉芯子”。这类芯子场面较大，往往一车装有数个芯子（以十里铺街道办李家堡为代表）。还有一马一出戏的“马芯子”表演时女角骑马，男角采缰或随后，分别扮演为《花亭会》《送京娘》《小放牛》等小戏，在行进中或广场上轮流演出，以新筑街道办上双寨最为典型。更有一人于地上行走，背负一芯子，上置饰演角色，二人密切配合、进行表演的“背芯子”。新合街道办的背芯子不仅历史悠久，也风格独具。令人耳目一新的还有用彩色纸张扎成戏剧人物、鸟兽虫鱼、松竹花卉，将2至3岁孩童置于其中表演的“纸扎芯子”，多流行于浐河两岸的李家堡、安邸村一带。还有一种大型社火，叫做“山社火”，高达3丈，下面有50多人抬着走，以人多取胜，十分壮观。据传灞渭三角洲及浐灞河两岸的芯子起源于清代中期。清末民初，由于当时群众文化活动形式单调，故芯子甚为流行。经过历代民间艺人的传扬和改进，终成今天的模样。

　　能出社火的村庄，不论大小，人口多少，展示给众人观看的东西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即使同一类型，也各有千秋。比如同为芯子杆，有的以高玄见长，有的以精巧著称。站在杆上者，有的是八九岁的孩童，有的是周岁左右的幼儿。而家长则认为，孩子能上一次杆，可以得到一次锻炼，能沾带众人的福气，也能得到天地神灵的护佑而茁壮成长，所以都是争先恐后主动找社火头儿请求给孩子一次难得的机会。社火队伍前头，有的村是社火头儿领队，一副志得意满、舍我其谁的神气，脸上堆满难以掩饰的骄傲之态；有的村则由年龄最长者（俗称“人王”，但均为男性）穿着儿子备办好的寿衣率领队伍前行，众人尊敬的目光让老人从内心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欢乐。

　　踩高跷，是灞渭三角洲一带民间盛行的一种社火技艺表演，俗称“柳木腿”，高者可达2米，低者1米左右。扮演时将人腿绑在特制的木棍上，高腿表演难度较大，低腿表演舞蹈气氛浓烈，表演者可根据戏剧情节、故事人物设计动作服饰，如《三打白骨精》《铡美案》《白蛇传》等。高跷表演扮演中的高难度动作为“二人三跷”，即两个表演者用三条“腿”。而“顶灯台”“单干跷”（两名表演者用木杠抬着另一名表演者）、“鸭子偎蛋”等诙谐幽默的表演效果集“奇、险、妙”于一体，更为夺人眼球。最有趣的是扮演孙悟空的形象，或走或跳，打诨取闹，绘声绘色，耐人寻味。由于高跷的表演动作夸张且具有危险性，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摔伤骨折事故，故表演者多为年轻男性；且由于表演者或扮相俏丽、或奇丑无比，加上男扮女装后诙谐幽默的表演，故很能夺人眼球。高跷本属中国古代百戏之一种，早在春秋时已经出现。中国最早介绍高跷的是《列子·说符》篇：“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见其技。据艺人们口头传承，西安浐灞河两岸、渭河以南的高跷表演起源于明末，当时的高跷较低，一般为单人表演，后发展为现在的形式和风格。

　　舞狮子耍龙灯是一种模拟狮、龙造型进行表演的民间传统舞蹈的社火形式，在浐灞河两岸也非常流行。“舞狮子”始于魏晋，盛于唐，又称“狮子舞”“太平乐”，一般由三人完成，两人装扮成狮子，一人充当狮头，一人充当狮身和后脚，另一人当引狮人，舞法上又有文武之分，文舞表现狮子的温驯，有抖毛、打滚等动作，武狮表现狮子的凶猛，有腾跃、蹬高、滚彩球等动作。耍龙灯也称舞龙灯或龙舞，它的起源可以追溯上古时代。传说，早在黄帝时期，在一种《清角》的大型歌舞中，就出现过由人扮演的龙头鸟身的形象，其后又编排了六条蛟龙互相穿插的舞蹈场面。见于文字记载的龙舞，是汉代张衡的《西京赋》，作者在百戏的铺叙中对龙舞作了生动的描绘。中华民族崇尚龙，把龙作为吉祥的象征。

　　关于舞狮子，在浐灞河两岸还有这样一段传说。说是隋炀帝登基时，文武百官皆来朝贺，百鸟齐鸣，百兽跪拜，只有狮子没有来。隋炀帝龙颜大怒，便派人前去捉拿狮子，然而满朝文武却没有一人敢去。就在这时，外边来了一个和尚前来拜见隋炀帝，表示自己愿意前去捉狮子。隋炀帝龙颜大悦，命和尚快快前去，成功有重赏。和尚用五色绸缎扎了一个大彩球，来到深山，用其逗引狮子，狮子撒着欢跟着和尚跑，不知不觉间到了隋炀帝面前。和尚让狮子给隋炀帝表演一段滚绣球，隋炀帝高兴地说：“好好好，就让狮子给我守宫门去吧！”狮子不满隋炀帝的暴虐昏庸，只守了一天宫门，就逃得无影无踪了，这更加惹怒了隋炀帝，传下圣旨，招来几十名石匠师傅，命令刻些石狮子，放在金銮殿门口，叫它永远也跑不掉，同时要求每年春节用人扮狮子，跳跃舞蹈滚绣球。从此，历朝历代就兴起在春节舞狮子的风俗。这当然不是历史，但却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隋炀帝的厌恶和对狮子的喜欢。

　　此外，社火类的民间舞蹈尚有竹马子、跑旱船、跑驴、云朵子等，或成双成对、小巧玲珑别致；或成列成队、气势蔚为壮观，都深受群众喜爱。

　　社火表演一般在正月初九开始，闹元宵时达到高潮，甚至到二月二龙抬头才结束。社火队伍每到村组的知名人士或机关单位门口，都要先放几声响亮的铳子，既是通知表演队伍准备表演，也是告诉邻近的群众、村民出来观看，更是告诉这些知名人士的家人、机关单位的领导，尽快安排人招呼社火队伍。一般情况下，听到这几声响亮的铳子响，社火队伍就不在行进，就地展现绝活，驻足表演一会儿。这会儿，知名人士的家人或机关单位的领导就会出来对社火队伍表示感谢，或送上红包，或呈上糕点食品、鲜干果品、香烟饮料。社火头儿多者不拒，少者不嫌，图个吉利，笑笑嘻嘻，互道恭喜发财，共祝明天更好，制造欢天喜地的年节气氛。

　　中国人过去追求“三多”（多子、多福、多寿），有些村里缺儿少女的人便希望借助摆社火时的阵势感动神明，给自己赐个一儿半女。社火队伍有头，自然有尾，扮演社火尾子的人打扮得奇形怪状，还要经受那些看热闹的人特别是儿童们的推推搡搡，所以扮演社火尾子是个苦差事，人员都是由社火头儿指派，但在有的村庄，社火尾子有人争着当，甚至有时还要托人走社火头儿的“后门”！因为那些家中儿女缺少的人认为当了社火尾子，为村里的事出了力，人在地上耍社火，神也在天上看，说不定看得高兴了，就会特别眷顾自己，满足你的想添个儿女的要求。一些村子在摆社火时，人们总要给锣鼓车上点缀几个“棉花娃娃”，胖嘟嘟地十分可爱。社火结束的那天下午，那些有心人总会小心翼翼地把“棉花娃娃”卸下来，揣在怀里，走进巷道里那些缺儿少女的人家，把“棉花娃娃”放到小夫妻的炕上，用被子盖好，相信这样就会圆了这一家的儿女梦。如果来年真的添了孩子，那送“棉花娃娃”的人自然是有功之臣，一定会被主人请去坐到上席喝一杯喜酒的。

　　在灞渭三角洲众多的民间社火中，新合街道班家村的《鱼戏莲》最具特色，其中鱼道具大者长一丈余，小的也在七八尺长，分为七节，每节内有灯光设备，下有供表演者操作的七根把柄。表演队伍有八人组成，表演时七人舞鱼，一人舞莲（花灯），在锣鼓和吹奏音乐中登场献艺，其表演程序有跑圆场、鱼跌膘、鱼跳跃、鱼翻身、跳龙门等，舞莲花灯的引鱼人在他的动作中夹杂以民间武术套路，总体表演风格粗犷豪放，节奏强烈，令人振奋。这一民间艺术原本是逃难的湖北乡民由江南水乡引进的，在灞渭三角洲已有180多年的历史，后经民间艺术工作者的不断发掘整理，创编了不少新的表演元素，增加了群鱼戏莲的大型场面，由140多人参加表演，使人耳目一新，已入编《中国民间舞蹈集成·陕西民间舞蹈志》，并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全国播映。

　　上世纪八十年代，灞桥区梁家街村的芯子曾为来西安访问和旅游的900多名外宾进行表演，外宾大为倾倒，热情夸赞芯子是一项“高超的艺术、精妙的艺术”，并纷纷与表演人员合影留念。灞桥区文化局和民间艺术团社组织的高跷曾在西安市体育场为中外宾客4000余人表演，广受好评，也成为灞桥民间艺人们最引为豪壮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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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白来勤，西安人，系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文史馆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