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东流去》苦难的河南农民

　　不甘于苦难生活的河南农民，对命运进行着前仆后继的抗争。从师陀的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到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罗卜》、《长夜》，直到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王纲的《天地玄黄》，一脉相承，几代中原作家一直在探寻、发现、赞美潜藏在河南人民身上的原始生命力。从他们的作品中能够感受到河南人民率直、粗野、豪爽、侠义的性格，硬汉精神。他们决心结束苦难命运的果敢行动，构成了中原文化重获新生的精神支柱和雄厚基础。

　　春义和凤英是李淮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在黄水滔滔的大灾难中，他们相依为命，相亲相爱，在水上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当时他们在精神上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饿着肚子，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春义和风英，夜晚“他们凭着互相靠近的一点体温抵御着夜风的寒冷”。跑到咸阳，在自己的饺子铺开张以后的日日夜夜，凤英因为自己的辛苦经营获利，兴奋得眼睛闪光，而春义对于做生意却完全不能适应。为此，他们之间经常闹气。当听说黄河口子快打住的时候，春义对李麦说：“婶子，黄河口子快打住了，……我想着，月亮光再亮，也晒不干谷子，外乡再好，也比不上咱家乡，千行百行，庄稼才是正行，我想回家乡……”

　　对于远离故土的游子，故乡是心灵的慰藉;对于离乡背井受尽磨难的黄泛区农民来说，故乡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归宿。但这只是总体而论。对于春义来说，回乡情结中却也烙有中原文化小农观念的印迹。以犁耕文化为物质基础、带有小农经济特征的中原文化心理结构，具有超稳定性的文化心理倾向，在心态上的突出表现是知足常乐的内向性，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恋乡恋土情结。他们把一家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自己土地上的劳作，生活清苦却能够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视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他们缺乏改变这种世代承袭的生活方式的自觉性，也不愿意闯荡世界，对外部世界下意识地产生一种厌恶感、恐惧感。面对都市文化、商品经济，他们心情焦躁，手足不安。他们看不惯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和手段，他们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保守的防御性的消极心态，使他们只能从都市中败下阵来，躲进几千年来中原文化给他们营造的那个破草庵，过着节奏缓慢、几近停滞的病态生活。春义和凤英的争论，不是个人品质和感情问题，他们对对方都有着足够的谅解和信任。他们的分歧在于：凤英在实践中感受到了原有生活方式的落后性，她再也无法忍受农业文明对于个性的压抑和钳制;在都市里她看到了一种崭新的生活，她向往投入这种生活，哪怕再苦再累，她也要进入竞争的市场一显身手。她在都市里、在现代文明生活中找到了自我价值和尊严，她要靠自己的头脑、靠自己的知识和劳动赚钱，实现自己的梦想。春义却完全没有跨越旧有的农民文明的版图，而凤英却果敢地走出了传统中原文化的消极阴影。这对爱侣的分手，有着固有中原文明在新的文明撞击下的蜕化、裂变的意味。李淮塑造的这两个人物，包含着他对中原文化的哲理性反思以及对更新中原文化的期待。

　　如果说《黄河东流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对中原人固有观念的反思还只是一种信号，那么张宇、田中禾、刘震云、李佩甫等人的一些作品则具有实质性突破的意义，完全可以看做是河南小说繁荣个先声。文学反思的过程，反映在中原人思想攀升的境界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