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稳《大地雅歌》

　　直至2010年出版《大地雅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范稳的“藏地三部曲”才宣告完成。这是他十年辛劳的成就。他说：“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十年来我做了一桩有意义的工作，把三本书奉献给我的读者，供奉给那片神奇的土地。不是我书写了这片大地，而是这片大地召唤了我。我服从了召唤，就像服从黎明的第一缕阳光，把我从黑暗中唤醒。”(《大地雅歌》后记)范稳怀着极大的热情书写藏地，那是他的内在自我在召唤，他向往去到那布满神灵的大地上，他的书写因此有了永不枯竭的冲动。

　　在后工业化到来的时代，带有原始想象的神秘文化具有了非凡的特质。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同质化;另一方面人们渴望异域文化提供异质性的神秘介质。西藏就这样成为后工业化时代的文化圣地，在这样的朝圣行动中，文学责无旁贷充当了领路人的角色。较早的有马原和扎西达娃的西藏书写，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向内转及先锋派崛起的潮流中起到开拓作用;随后有阿来的藏地史诗叙事，阿来的一系列作品，无疑是西藏书写的高峰;紧随其后的范稳，一直以他独特的汉人气质介入这片神秘领地，他的《水乳大地》一出手，就令文坛惊异不已，那是大气磅礴的作品，如长风出谷，春回大地。随后的《悲悯大地》略显紧张和险峻，生僻有余而从容不足;这次的《大地雅歌》则可以看到范稳更为沉稳轻松的叙述，号称“雅歌”，当然优雅飘逸，挥洒自如。这部作品显示出范稳对藏地文化，对生存于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命运有着新的认识，尤其是他的汉语小说意识有着更为生动的体现。

　　范稳写作这部小说，有一个相当明确的主题，那就是他要用爱来解释人的生命追求，这些为爱而生的人们是如何为自己的信仰而不惜一切代价，这片大地上的爱情之歌，却也唱得悲怆凄迷。当然，小说的故事主线，就是央金玛(后来皈依基督教改名叫玛丽亚)的爱情，一个是流浪歌手扎西嘉措(后来皈依基督教改名史蒂文)因为爱她与她私奔，逃到一个极其偏远的教堂小镇;另一个是强盗格桑多吉(后来皈依基督教改名奥古斯丁)也对央金玛一见钟情，不顾一切放弃做强盗，甚至后来放弃作为土司继承人的权利而住到教堂小镇。但他们的爱情却遭遇到藏地历史大变动的改变，革命突然降临，再也没有什么比二十世纪的革命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对这代人的改变更为激烈。奥古斯丁转向了革命，而史蒂文成了革命的对立面，奥古斯丁在关键时刻给史蒂文一条生路，为此丢了公安局长的官职，但他在教堂小镇住下，与玛丽亚生活在一起。爱情又超越了革命。多少年后，史蒂文在台湾，已经步入老年，大陆开放，他从台湾来到教堂小镇，但物是人非，玛丽亚与奥古斯丁生活在一起，结果借着过那个滑索道，奥古斯丁可能是有意掉进湍急的河流，以死来成全史蒂文和玛丽亚……所有这一切，表明爱是自我拯救，已经替代宗教成为生命存在的最高信仰。

　　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写出了三种力量的碰撞交合：藏地的佛教的神性力量、基督教进入藏地的影响力、肉身之爱引发的自我拯救力量。这样三种力量贯穿于“爱”的主题中，具体化于扎西嘉措(史蒂文)、央金玛(玛丽亚)与格桑多吉(奥古斯丁)的爱的关系中。范稳这部小说力图对藏地文化进行去神秘化，也对佛教去神圣化，他想写出藏地文化及佛教可亲近的悲悯情怀，以及更具有人情味的那种经验。当然，这与小说着力刻画的顿珠活佛的形象有关。顿珠活佛并未把基督教进入西藏看成是多么严重的入侵，虽然他也有异教的观念，但他以虚怀若谷的姿态与基督教对话。杜伯尔神父被贡布喇嘛射杀身亡，顿珠活佛把那本血迹斑斑的《圣经》收藏了，以此作为他对这个宗教对手的怀念(参见该书第246页)。他甚至承认：“我们供奉神职的灵魂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顿珠活佛被基督教神父带来的电影迷住了，他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的形象，对西方现代科技文明惊叹不已，在他的藏传佛教世界里，不能理解这样的事物，这引起他的极大的困扰。他一病不起，不是因为灵魂被洋人摄去了，而是他有着对外面世界的重新思考。但正当这两种宗教要沟通时，仇杀与革命先后到来，这一切都以鲜血告终。这样的活佛形象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还极为少见，在这里不要追究范稳这样的活佛形象是否可能。范稳很可能可以举出顿珠活佛相当可靠的原型。范稳正是要写出更具有真实感的、与人性完全可以沟通起来的藏传活佛的心灵世界以及他的现代命运。看上去顿珠活佛并非小说的主角，但这一形象身上却注入了范稳对二十世纪东西方宗教的冲突与融合的深刻思考。这给小说真正的主题——大爱，提示了深厚的背景。男女之爱，最后还是向着“大爱”超越，它穿越藏地文化，穿越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