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游戏》：一部关于中国的外国小说

　　亚历克斯·米勒是我的老朋友了。早在十三年前，我就在澳大利亚对他有过一次令人难忘的采访。其时，他对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将带来的巨变有过一段美好预言，他说：你别看现在澳大利亚私家车满街跑，十几年后，中国也一个样!……他说这话时臂膀在空中划过一道有力的弧线，没有丝毫犹豫和彷徨。而当我在墨尔本与米勒“第二次握手”时，他的预言在中国己成现实。

　　时间：2010年5月13日，下午4时30分。

　　地点：Experimedia室，维多利亚国家图书馆，328斯旺斯顿街。

　　记者：我看到了一则消息，您正在争夺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

　　米勒：是的，我是竞争者，己进入决赛的前六名。我以新作《Love song》参加你们中国时髦语定义的“PK”。

　　记者：我依然记得，你出生于伦敦一个工人家庭，十六岁只身来澳，后毕业于墨尔本大学英文和历史系，一九八八年五十二岁时，书稿才首次被出版社接受。一九九二年问世的第三部小说《祖先游戏》不出则已，一鸣惊人。

　　米勒：《祖先游戏》是我四年辛苦写作的结晶。最初的创作起因源自一个旅澳中国老朋友浪子的自杀。由此爆发出我的追问：不管多么艰难，难民似乎成为故国遭毁者的勉强出路。连孔子都讲“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时生存的希望，是离开危难的故国生活，盲目地想像未来，并企图建立新的家园。可是，有这样的世外桃源吗?

　　记者：澳大利亚文学起始于殖民地年代(1788-1890)，后逐渐形成自己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兴文学，同时产生了一批优秀文学家，您就是其中一位。《祖先游戏》是你的代表作，以写了“中国内容”而名声大噪，因荣获四个文学奖项“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英联邦作家奖、太平洋作家奖、联邦作家协会奖”而备受关注。那么，支撑你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坛占据一个独特位置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米勒：《祖先游戏》属国际性题材，是在多元共生时代对文化撞击和文化交融的深刻而生动的描写，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作品讲述了中国福建冯家四代在澳大利亚移民定居的故事。《祖先游戏》时间、地域跨度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黄金热”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殖民区，延伸至抗日战争前的中国城市杭州和上海，再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多元文化掺杂融合的澳大利亚墨尔本。是一部跨越时间与空间、跨越文化与家园的作品。

　　记者：小说主人公史蒂文的身份是特殊的。你自己就是来自英国的移民，因此你的视角是双重的：既是内部的也是外部的。你的双重视角给你笔下的移民提供了一个积极选择：那就是你在作品里所倡导的“双重式样的生活”。我以为，这一选择在全球化大趋势下的今天无疑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米勒：作品中大部分移民心系祖先梦中故土，魂牵大洋彼岸，但是他们没有选择逃离和忏诲，而是选择勇敢面对、接受异域文化。我强调在相互尊重彼此融合中重新定义澳大利亚文化和中国文化，强调自身与他者的趋同与联合以及对于祖先精神财产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是我面对后殖民主义所持有的态度，同时也涉及了当今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结构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化发展上的路线选择与方向把握。

　　记者：《祖先游戏》无论是从思想的深刻性还是写作技巧的稔熟性，较之你早期的作品都要技高一筹。它以全新视角和独特叙事方式将读者带入一个精心编织的文学与现实有机结合的世界，畅言了深藏在许多澳大利亚人内心欲言而又未曾言明的问题，即那种久居异国他乡，而又无时无刻不为故乡文化所左右的“祖先情结”。

　　米勒：是的，不夸张地说，《祖先游戏》具有多元性主题思想，并从“祖先情”的普遍意义、当地意义、暗指意义及现实意义等诸多方面进行精彩独特的叙述，概述了澳大利亚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就是一部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在新大陆拓殖、探索、繁衍、奋斗并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也正是沿袭了这一发展轨迹，自始至终都与历史有着天然联系，长久以来历史的演变和发展为澳大利亚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移民们在澳的经历和状况成为众多作家笔下反复咏叹的主旋律。

　　记者：近年来，在各国文学作品中，文化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澳大利亚是一个文化杂居国度，你致力于文化传承，描摹出一个个与边缘人生活全方位息息相关的话题——流浪天涯，文化归属，家族变迁，角色迷茫，身份认定，以及对悠远历史的不舍与割弃。

　　米勒：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起点，是西方殖民发现和英国囚犯的流放之地，后来它成为战乱下移民难民们迁徙的家园。西方思想中很多所谓普世的人权标准，在这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检验。真正的平等分享是困难的。我的新书《前往盘石乡的旅程》(Journey tothe Stone Country)，企图再次超越自身所属文化疆界，推倒澳大利亚殖民传统中被西方思想合理化的对那片土地的占有权，对人和文化进行更加和谐平等合情合理的解构与审视。

　　记者：事实上，在不少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澳大利亚作家笔下的华人大都被写成“邋遢懒散，奸诈狡猾，心怀鬼胎，面目可憎的‘异类’”，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祖先游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跨越文化，跨越家园，首次给华人以正面塑造。不仅在作者故乡被视为当之无愧的杰作，而且备受不同国家、不同种族读者的青睐。中国评论界认为它在刻画华人方面堪称里程碑之作。

　　米勒：回过头看，还有不少缺陷。我特别注意到一位中国学者提出的批评：东方主义话语的运作轨迹仍然很明显。书中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表现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滞定型”形象，没有跳出“他者”和“异类”的窠臼，多少暴露出了作者的人文主义局限以及进步思想的脆弱。

　　记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真是这样，前不久，你相隔十几年之后的又一次中国之行，至少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帮你加深认识和弥补不足了吧?

　　米勒：是的，在北京，在上海，在杭州，旧地重游，我的眼球受到猛烈冲击，我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中国和中国人的巨变，全球有目共睹，这为我今后涉华题材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视点和水平线。

　　记者：中国加入WTO等等，其实都提供了这种思想变革的极好契机。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代替了“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但毕竟承认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且事实上不同文明的冲突也是无所不在。

　　米勒：既然追求是多元的，在多极的世界格局中，包括文学创作，就应该寻找各种“对话”的可能性，只有在不断的“对话”或“话语权”争夺之中，才有可能获得主体性文化身份的真正确立。

　　记者：你的《祖先游戏》的启示意义和教化作用是多方面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梦想、腾飞与辉煌的世纪，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我们民族的文化、文学不仅面临新的机遇，同时也获得了更广泛的生命营养，预祝你有更多涉猎中国文化的佳作问世!

　　米勒：很高兴与老朋友重逢，很愉快接受贵报采访。让我们满怀信心，面向未来，在东西方文化世界里寻求和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进程，从其异同中考察民族文化在直接置身于他族文化环境中的传承、应变和创新，使我们对民族文化、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获得更清醒的认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全球文化互动关系更加紧密的年代正确定位并努力提升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的地位与价值，进而在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留下有意义的印迹。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