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及其完成：网络类型小说的存在方式
摘要：类型小说是中国网络文学的主潮，同一切时代的文学一样，网络类型小说以某种善为目标，是对幸福问题的解决。但有所不同的是，类型小说前所未有地关注每一类特定人群所能抵达的幸福是什么，而不只关心与最高善相连的最大的幸福。作为朝生暮死者、作为被社会和历史所深深限定的具体的人，必须要仔细地计算自己的“本钱”，小心翼翼地以此来获取个人能力范围内最大程度的幸福，与这一不完满的善和残缺的幸福相关的快乐就是“爽”。作为一种理想状态的“爽”，是以肯定/成功而非否定/苦难的方式来实现的，它的完成有赖于设定和金手指。中国网络类型小说以“爽”为根本目的，以世界/人物设定为“爽”的达成提供可能性，并以金手指为可能性的落实提供超能力、“替罪羊”乃至机运。
关键词：网络类型小说& 爽& 设定& 金手指
类型小说是中国网络文学的主潮，但成为主潮并不意味着跻身主流。尽管网络类型小说已然占据了国人文学生活的关键部分、担当了文化产业链条的主要源头、扮演了现代中国文明国际传播的重要角色，但这些成绩也被认为来自对大众的讨好、向市场的屈服甚至是对文学价值的抛弃。因此，虽然指责网络小说为“垃圾”的声音已少了许多，但视之为“快餐”的观念还是深入人心，它作为文学、文化与人文之道所能抵达的高度仍备受质疑。文学研究本是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三位一体”，为类型小说的文学价值申辩，不能只谈它的现实成就，还需要回到一系列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而这一切只能从对类型小说的界定及其自身已明确显现的关键词开始。
什么是类型小说
最易与类型小说混淆的概念是小说类型，不妨就从这里谈起。小说类型古已有之，但类型小说却是新生事物。小说类型通常指的是小说的分类，是“一组具有一定历史、形成一定规模，通常呈现出较为独特的审美风貌并能够产生某种相对稳定的阅读期待和审美反应的小说集合体”。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为明清小说所做的“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小说”等分类，就属于小说类型，实际上是对一类具有共同特征的小说的命名。这些共同特征体现在主题、题材、情调和“文学形式”等方面，划分方式为数众多，分类标准也各自悬殊。类型小说当然是一种对小说的分类方式，不过它的划分标准却不是一般认为的叙事成规。
在文学研究领域，类型一词的使用语境如今主要集中在“文学形式”中的叙事成规上，艾布拉姆斯说：“类型就是一套基本的成规和法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总是被作家和读者通过默契而共同遵守。”陈平原在《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武侠小说》中，更提出类型研究的中心任务，是“研究某一小说的成规惯例”并“开掘某一小说类型基本叙事语法的文学及文化意义”。换言之，类型被提炼（也是窄化）为叙事语法。顺着这一思路，很容易将类型小说的本质指认为叙事成规。
值得注意的是，陈平原并未将武侠小说称为类型小说，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小说类型，也强调任何小说类型都有一定的叙事之规，且真正的创新只会出现在成规之中。而在类型小说的创作和阅读中，叙事成规指的其实是“套路”而非“类型”，通常所谓的“类型化”和“反类型”实则是“套路化”和“反套路”。由此可知，类型小说并不是在叙事学层面对小说的分类，它本身有形式上的探索，也可以成为某种有先锋意义的作品。那么，类型小说所拥有的共同特征究竟是什么？
小说的分类方式虽然杂多，但往往存在着一类因与小说的本质/目的关联最深，故而居于中心或首要地位的划分方式。类型小说这一概念的浮现，就与在新的文学实践中，小说的目的和存在方式的变动有关。在陈平原对武侠小说的研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仍将这一小说类型放置在通俗文学（或者说“雅俗之变”）的视野中，这也是他对武侠小说的明确分类。还是类型小说先声的武侠小说和仅是个案的金庸小说，的确尚不足以冲破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两分法。而类型小说的最终确立，正是伴随着这一两分法的失效——在现当代文学的分类方式中，通俗与严肃的两分恰是居于中心位置的。它的区分标准不是小说的物质成分，而是小说的本质/目的，即文学教化和道德实践。
要更接近这一问题的核心，还得从头说起，就不得不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乃至由柏拉图挑起的“诗与哲学之争”。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抨击诗歌/文学败坏世道人心，并主张通过哲人立法驱逐诗人以净化城邦：
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
正是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宣布“哲学与诗歌之间的争执由来已久”，尽管这实际上是柏拉图的最新发明，但这一发明很快就成为后来者必须要应对的重大命题。仅仅一代之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从快乐出发、以悲剧为代表回应了柏拉图的指责，重申了诗/文学在城邦教化和道德实践上的意义，而不仅只有娱乐的价值。
在讨论“文学的艺术法则”即“诗学”时，亚里士多德给悲剧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这一定义的基石端在悲剧的目的，也是它的言后意义与观众效果，即通过苦难引发怜悯和恐惧来净化人心，在这种净化带来的自我观照（沉思）中，人认出自己身上高贵如神的部分，而暂时成为超越自我的神圣个体，在一瞬之间得享真正的福乐。
亚里士多德论证了悲剧有不亚于哲学的效果，但他在《诗学》中也仅仅论证了悲剧的意义（甚至不包括喜剧）。亚里士多德并不否认快乐的价值，认为“即使大多数快乐是坏的或在总体上是坏的，某种特殊的快乐仍然可以是最高善”，此即所谓“幸福”。他也因此强调，不应要求悲剧给予观众各种快感，只应要求它给出一种特别的快感，即与最高善相关的特殊快乐，而给出这种快乐也就成为诗/文学的本质目的和存在理由。说到底，真正意义上的严肃文学就是对向往至善的心灵及其行踪的摹仿，也就是悲剧。
亚里士多德反转了柏拉图的命题，但其实也可以说是引入了观众反应和读者效果之后的下降。他对悲剧的许多具体的形式规定和评价标准，大都是为了读者效果的达成，如悲剧要以行动而非思想的方式展开，构成故事的情节乃是悲剧的基础和灵魂；摹仿的人物也不应是最好的人以至超出一般人的理解，而应该比好人坏，比一般人（即“我们”）更好。这一下降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属于文学的精神空间，即这种有关至善的特殊快乐只需在读者效果中实现，而不需在哲学层面中达成。没有哲人资质和成为哲人机遇的普通城邦公民，也能通过悲剧的效果获得与至善类似的幸福。
一如悲剧是对哲学的反转—下降—实现，类型小说也是对严肃文学的反转—下降—实现。种子早已埋下，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所说：“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由于活动、技艺和科学有许多，它们的目的也就有多种。”多种多样的实践和目的，带来多种多样的摹仿，也就带来多种多样的类型。这些类型当然不只是不同，而是有高下之分的，但在各自内部都有某种善作为目标，并不再渴求在此之外的最高善。类型小说中的类型本质上是善的类型，是对人类活动之目的的分类，其中也携带着今人对“此在之目的”的重新理解——在尼采看来，仇恨、伤害以及性的快乐，仍是与人这一种群的保存和延续相关的善。
同一切时代的诗与哲学一样，作为人类实践的类型小说也以某种善为目标，是对幸福问题的解决，关乎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的。但有所不同的是，类型小说前所未有地关注每一类特定人群所能够得到的幸福是什么样的，而不只关心最高的善和最大的幸福。作为朝生暮死者、作为被社会和历史所深深限定的具体的人，他必须仔细地计算自己的“本钱”，小心翼翼地以此来获取他能力（既是认识的能力，也是行动的能力）范围内最大程度的幸福，此即是“爽”。
类型小说就是对支离破碎的人所能想象的幸福生活的描摹，它始终在完满与不完满之间，甚至同时是完满（主观意义上已是理想中的幸福生活）和不完满（客观意义上仍是对幸福生活的误解和无能为力）。
以“爽”为根本目的
“爽”是一种读者效果，指的是读者在阅读时产生的快乐，就具体的阅读体验而言，快感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也一定有强有弱。作为理念的“爽”，则是应然的而非实然的，是与某一类型的善相关的特殊快乐，也是对类型小说中残缺的幸福的感受。“爽”的达成，会带来生命的充盈，也会在完全满足的时刻抵达虚无并寻求上升。存于这有缺陷的幸福之中的是不完满的善，其中有低下、野蛮乃至残暴的欢愉。这是类型小说饱受质疑和攻击之处，但也是每一个不完美个体的共同命运。“爽”，作为次级的善，或者说对至善的误解，就成为类型小说的本质特征、现实作用和存在理由。
围绕着“爽”这一读者感受来运作的类型小说，其兴盛有明确的社会历史条件，背后是读者权力的彰显。类型化的创作是民主时代的产物，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又在技术上加深了这一文学民主，而中国网络文学的平台经济则进一步在制度上保证了它的运行。质言之，有了民主政治、互联网和市场经济，才有了超大规模的文学生产，类型小说才有可能成为主要的文学样式。民主的文学生产不但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发声、写作（但多数人毕竟缺乏写作的能力），更代表着所有人都拥有享用文学的权力（也是定义和追求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生活的权力）。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支持下，读者主导了中国网络文学的生产，体现为以读者为中心的创作，并直接导向了小说的以“爽”为本和类型化。
类型小说是小说发展到更高程度、拥有超大规模后的自然显现，正是在中国网络类型小说蔚为大观后，类型小说的基本存在方式才日渐清晰。在这里，强调中国这一地域和网络这一媒介，是因为类型小说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中才抵达真正的成熟状态，这一状态的外在表现就是形成了数以百计的细分类型，触及了中国几乎所有的群体，更在大规模生产中逼近了许多类型的理想形态。不同层次、不同身份和不同习惯的人群，几乎都可以在这些细分类型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类。
分层是“爽”的重要特征和以读者为中心的必然结果。以读者为中心，就是给读者最想要的东西，并且以他们最想要的方式去给。前提是为读者精准画像，那就要问文学的读者究竟是谁？过去，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读者有千百种，可以回答的至多是，理想的文学读者应该是旨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人。这里借用的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张沛的说法，他将人生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身心健康的自然人，第二是承担各种社会角色的合格公民，第三是旨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人。公认的严肃文学（也包括类型小说中公认严肃者）应该挑选读者，并以旨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人为目标。整体的网络文学生产则必须将所有层次和类型的人视为目标读者，不但要包括身心健康的自然人，也容纳身心不太健康的自然人。何况，即使是处在最高层次的自由人，他首先得是一个健康的自然人，也是一个合格公民。
“爽”的第一个重要价值是让文学的根基重归大众。文学的根就在大众，在朝生暮死者。网络文学之所以能兴旺发达，就在于它不是“文人式”的，并不专属于文化精英，不会只追求某种更高的善，也因此容易发酸发臭和堕入虚伪；它更是属于普罗大众，植根于他们现实的匮乏，并自此出发寻求真实的满足。网络类型小说就是以“爽”为本来获取大众的支持和供养，这也是它在当代的自我保护和持存之道。
文学从来都要向社会证明它的价值。柏拉图认为诗歌是一种虚假的教化，要将诗人驱逐出城邦，但要是诗人愿意专注于娱乐公民，他也可以法外开恩：“如果为娱乐而写作的诗歌和戏剧能有理由证明，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是需要它们的，我们会很高兴接纳它。”作为哲人的柏拉图对诗歌的攻击，就是后世严肃文学对类型小说的指责。类型小说为自身给出的存在理由，首先是可以在公共生活之中娱乐大众，以“爽”为本保障了它的生生不息。
治愈是“爽”的核心功能。“爽”为读者带来的是什么？是否只是自我宠溺和沉沦，乃至真如柏拉图对诗的指责：它会败坏世道人心。邵燕君认为网络文学最大的功绩之一正是形成了一种“全民疗伤机制”，对那些饱受压抑以至于身心并不健康的读者，能够治愈至少是缓解他们的精神痛苦和焦虑，而且是对症下药，为千百种人准备千百种“爽”。这类为普通读者疗伤的、以让他们“爽”为目标的文学生产，是以直接满足而非压抑后升华的方式来宣泄，不应被习惯性地视为犬儒主义，也不应被带有贬义地命名为“通俗文学”。那是简单的、不负责任的，甚至是自毁根基的——在不经意间，就成为“敌文学者”。须知，当代的文学生产并不只是为了产生文学经典，也是为了服务多数人的精神生活。何况，离开了大多数人的“爽”和“虐”，也不可能有新的文学经典诞生。
“爽”拥有自我生长的能力。“爽”的自我生长以分层和治愈为前提，类型小说的“爽”以欲望满足为本位，它从满足人最基础的欲望——食欲、性欲、权力欲望——开始，在填满动物性的匮乏后，再生长到更高层面。在这里，意义不是外在的理性声音，而是读者内在的欲望需求，上升的具体方式则是通过“爽”带来的虚无——“爽”不仅会带来生命的充盈，同样也会带来餍足之后的虚无，越低层次的“爽”，这种虚无感就来得越快、越明显。这种虚无之所以能带来上升，而非坠落，正在于它是欲望满足后的空虚无聊，而不是理想破碎后的幻灭沉沦。也就是说，在网络文学社群内，创作和阅读的活动虽然不是为了教育自己，而只是为了自我满足，但在自我满足中是具有成长的可能性的。而这样的成长在中国网络文学20多年的实践中已经被证明，不止一代读者在其中从低级的“爽”走向高级的“爽”，并且走得特别坚实。
作为“元/宏大叙事”的设定
在类型小说中，设定指的是为了“爽”特别是高级的“爽”有实现的可能性而预先作出的设置，主要包括对世界和人物的设定。设定是一种“元叙事”（meta narration，也译为“宏大叙事”），最早是对后现代状况中“宏大叙事”凋零的直接反应，其后则是逐渐被开发为一种故事生产的基本装置。就叙事层面而言，与其说类型小说的核心是成规，不如说是设定——对类型小说进行类型的细分时，依靠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设定。在网络类型小说中，设定通常兼具“元叙事”和“宏大叙事”这两种不同译法的偏向，作为“元叙事”，设定是产生“爽”的情节出现的前提，是叙事之“元”；作为“宏大叙事”，设定与一种较高的善相连，叙事之“大”指向的是“爽”的高级。
先从人设说起。日本学者东浩纪在2001年出版的《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一书中将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日本御宅族称为“数据库动物”，以区别于之前的御宅族及其消费方式。他认为以《新世纪福音战士》为代表的90年代的日本ACG文化，与其说是“宏大叙事”，不如说是由各种没有深度模式甚至没有具体内容的“萌要素”组成的“数据库”，并将之作为“宏大叙事”崩解后的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常态。“数据库写作”中的“萌要素”就是一类最早也最典型的人设，所谓“萌要素”，本质上是破碎的较低程度的美。这类美常偏向身体性，如“黑长直”“猫耳”；也涉及某种有缺陷的性情美，如“傲娇”“高冷”。这些较低的美因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可及性，也因其不太具备欺骗性，在各类“宏大叙事”解体后，成为“宅系”青年对美的向往的具体寄托。在网络类型小说中，这类人设被广泛使用且进一步丰富，其中的故事生产性也被充分开发。
更重要的还是世界设定，它能生产出种种虚拟的“宏大叙事”以实现高级的“爽”。作为某类人理想生活的“爽”，仍是一个神话，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达成的幻梦。
以都市小说为例。这类小说已经是网络类型小说中最小的叙事，可称之为“大型的小叙事”。它们“几乎全部建立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各个细分领域的内部价值上。最常见的‘官场文’‘商战文’‘娱乐圈文’以及近来颇为兴盛的‘兵王’‘医生’‘学霸’等子类的核心叙事都是追求各自领域中的最高成就，如‘商战文’就以首富为目标，‘学霸’最终要获诺贝尔奖，至于职业成功之外的更高价值则不会追问到底。当然，此类‘小叙事’在许多读者看来已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因此似乎也携带了某种终极价值，并足以支撑起数百万字的小说篇幅”。但相对来说，这仍只是“大型的小叙事”。
在都市小说之外，几乎每一种大的类型背后至少有一种与之息息相关的大叙事。对历史小说来说，“民族—国家”“乌托邦”乃至更古老的“尧舜之治”和“理想国”的政治寓言是它的“精魂”；对西方奇幻以及东方玄幻小说来说，荷马式的英雄史诗和中国历史传统里的碧血丹心是叙事的“原本”；最特别的还是修仙小说，源自道教信仰的长生久视与身体不朽是它的追求，其中优秀的作品更在身体不朽的基础上去追问什么是“灵魂的不朽”，或者说“身与道合”。这些超级“爽”的大叙事得以成立的前提都是相应的世界设定，不去设定故事发生的那个与当下世界有所不同的时空，就不可能生长出一种与小说世界相呼应的有说服力的“宏大叙事”。这一叙事虽然在现实世界和真实历史上都未必能成立，但以世界设定为前提，就可以在小说的世界中成立，也在读者的心中成立。
世界设定同样为类型小说提供了对世界的总体解释，也为之提供了支持小说的整体结构。就小说自身的形式而言，真正的长篇小说（并非形为长篇，实为短篇）从来是不能离开某种“宏大叙事”的（至少是一种可以伪装成“宏大叙事”的“小叙事”）。长篇小说是一种十分造作的文体，尤其是它的结构，完全依赖于作者的制作，绝非一种“自然”的构造。对长篇小说而言，最重要的部分恰恰是结构，结构背后则是对世界的整体理解。“宏大叙事”正是一种自带完整性和目的性的叙事结构，小说家在其笼罩下可以很自如地安排情节，只需要把局部的个体经验和想象以适当的方式编织进去即可，不需要去自行创造对世界的总体解释。
世界设定不仅可以产生虚拟的“宏大叙事”，更可以化身“故事制造机”，成为对小说的风格、立意和情节起催生和支配作用的“元叙事”。典型代表是同为“克苏鲁”式世界的《诡秘之主》和《道诡异仙》。“克苏鲁神话”是美国小说家洛夫克拉夫特首创的一类宇宙构想，他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了《外神》（The Other Gods）、《不可名状》（The Unnamable）和《克苏鲁的呼唤》（The Call of Cthulhu）等一批恐怖主题的小说，他没有将目光放在人类为彼此所造成的“地狱”中，而是把恐惧的源头转移到了宇宙的不可名状。近两三年来，因其对当下世界不确定性深刻又有所抽离的映射，“克苏鲁”成为网络文学重要的世界设定。这一现代神话被改造、丰富且主要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诡秘之主》为代表的“轻克”，另一类是以《道诡异仙》为代表的“重克”。
“轻克”和“重克”的区别在于世界设定，即故事世界是未知的，还是不可知的。最早让“克苏鲁”一词为网文读者所熟知的是《诡秘之主》，在2018年4月开始连载的这部奇幻小说中，世界被设定为未知但可知。这一设定与读者的现实感受相呼应的部分是：世界的秩序已经被永远改变，不再像从前一样运行，身处其中的主角也再不能像此前“升级文”中那样高歌猛进。尽管如此，它的不确定性仍是可以被克服的，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努力和智慧，就能把世界的迷雾驱散，将不可名状的恐怖化为可以解开的谜题。最终，主角有能力认识和把握世界并创造一个更好的秩序，而途中的种种艰险、恐怖和诡秘，都只会成为人的力量的象征。
在2021年12月至2023年5月间连载的《道诡异仙》中，作者狐尾的笔则将小说世界设定为彻底的不可知——世界已经疯了。这个疯了的世界中有诡异的天道、异常的仙佛，更有再也难辨真假是非的世人。因此，小说始终处在一个危险乃至绝望的氛围中，无论主角李火旺克服了何种艰难险阻、表现出何等的智慧勇气，他对自身的处境都只能有极其短暂和非常渺小的掌控，下一刻，世界的恐怖和无常又将席卷而来、永无止境。不过，这绝不是一部惊悚小说，到后期，无常和恐怖给人以欢乐与安宁——无论何等境遇，人都要也只能安之若素。安之若素不是逆来顺受，《道诡异仙》的主要爽点或者说核心立意，端在人在不可知的世界与无常的境遇中的尊严：米粒之珠，也放光华。
金手指的结构与功能
小说目的的变化会带来叙事语法的变动。类型小说的目的不是由净化带来自我观照（沉思），也就不以顺境向逆境的反转产生苦难，再以苦难造成恐惧和怜悯来实现净化；而是用逆境向顺境的不断反转来满足欲望，再以欲望达成的快乐造成生命的充实和虚无，最终在充实中得享幸福，或在虚无中向上攀登。作为目的/本质的“爽”的达成（准确说是无限接近）并不容易，需要种种苛刻的条件，在网络类型小说中，于设定之外，还要在故事情节中以金手指来保障“爽”的实现。以“爽”为根本的网络类型小说，需要世界/人物设定为“爽”的实现提供可能性，更需要金手指来将这一可能性落实。
金手指，在类型小说的叙事中，指的是主角总是能利用“规则之外的规则”取胜，也称为“开金手指”或“开外挂”。这类利用规则之外的助力来推动、完成情节的设计，在叙事艺术中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戏剧中，当剧情陷入困境、叙事难以推进时，剧作家便会“机械降神”，请出一位具有超强行动能力的神，来一举解决所有困难。不过，在亚里士多德等严肃的批评者看来，此种手段实属下乘，好的突转应当由情节的结构自行产生出来，是前事的必然或可然结果。用中国文论的话来说，就是要草蛇灰线、伏笔千里，不能事到临头、强行为之，这就破坏了故事的内在逻辑。
金手指也面对和“机械降神”相似的批评，尽管两者的结构和功能已有相当不同。直接的表现是，网络类型小说中的金手指普遍已从隐形变为显形，这一不再隐身的金手指不但从后台走向前台，也从情节突转处走到叙事起始处，更在情节发展的平常时刻而不只是在特殊时刻起作用。
金手指从后台走向前台，且拥有了一个具体的载体。在纸质武侠小说叙事中，情节的突转处总有种种意外，无论是跳崖得宝，还是英雄救美，最典型的场景也就是最巧合的场景。不过，无论这些情节何其凑巧，作者大都会小心地将之伪装为故事内在逻辑的自然结果，让读者不能否认其可能性，即使可能性非常渺茫。但在网络类型小说中，金手指则常常会以超出故事逻辑的方式出现，让读者明显感到这是一个独立在故事世界之外的“外挂”，也会有一个突出的物质形式。比如金手指常会以“系统”的方式出现，甚至形成了一类专门的“系统文”，以游戏操作系统的形式为主角提供全方位的“开挂”服务。
同样显著的变化是金手指的位置，它不再只是出现在情节难以推进的时刻，而多出现在小说的开头几章，读者也普遍会期待金手指的从天而降，将之视为“爽”成立的保证。当出现的位置从情节的突转处变为叙事的起始处后，金手指也就成为一个日常的存在，一种随身的辅助，存在感很强，却并不需要在情节突转处意外出现、发挥作用，而是在情节平稳发展的日常中产生效果，在重大转折关头反而常会隐身。
在叙事结构中位置和形式的不同，是因为类型小说叙事目的有所变化。一般来说，“爽”的达成需要情节不断从逆境转入顺境，这种反复且常是快节奏的突转，对情节的内在结构造成了巨大的考验，需要有一种新的补充结构来支撑。金手指从隐形走向显形，正是对这一挑战的回应，它在实现“爽”的目标的前提下，不但对故事的内在逻辑破坏最小，甚至使情节的逻辑发展有可能更倾向完整。它在结构中的显形，使之从一种与小说世界不相关的、突兀的外在之物，变为内在逻辑的一部分，反而成为各种突转的合理原因。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运作规则的金手指，在小说世界中的确是特权，但同样是有稳定预期的规则，是“规则之外的规则”，而非“规则之外的意外”。
金手指的功能就在此种结构中发挥作用，也不断地反作用于结构。功能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作为超能力，为小说的主角获得超出个人能力之外的成功；第二层是作为“替罪羊”，在达成目标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减轻主角的罪孽；第三层是作为机运，即为某种善的真正实现提供机遇。这三个层次的功能都在金手指中同时存在，但主要体现为哪一方面则取决于主角/作者所处的层次，最终也将决定“爽”的层次。
以“重生”这一应用相当普遍的金手指为例。最常见也最好理解的自然是作为一种超能力的“重生”，在这一使用方法中，“重生”带来了“后见之明”，让主角拥有了先知先觉的能力，并以此来获取原本无法得到的人生成就。需要强调的是，这类作品也可以写得很有“真实性”和“现实感”，能够把现实世界写到栩栩如生，但仍然是在为底层欲望而努力。典型的如《芝加哥1990》（齐可修，起点中文网），男频“娱乐圈文”允诺给读者的主要爽点：权力、财富和后宫，都以非常精细的方式达成，但仍改变不了小说格调不高，始终是在红尘中打滚、欲海里翻腾的现实。
但当主角本身即使不需要“外挂”，也能让读者相信他拥有匹配他成就的能力时，金手指就会显示出它作为“替罪羊”的一面，使主角的成功显得更加纯白无瑕。《亏成首富从游戏开始》（青衫取醉，起点中文网）就用“系统文”的方式部分解决了阿里斯托芬在喜剧《财神》中提出的问题：正义和财富可以兼得吗？主角裴谦（谐音“赔钱”）在天降的“亏钱系统”的支持下，带着赔钱的目标，从网络游戏行业开始，不计成本创造好产品，想回馈社会反倒成了首富。不过，“替罪羊”功能的实现对读者的心理预期也有所要求，依靠的是最新一轮科技进步带给我们的“黄金信仰”：技术革命带来的财富积累是正义，而非不义的。
将金手指化作一种机运来使用，对作者/主角的要求已是最高，需要发挥所在类型近乎全部的潜能，再用金手指来补足应有但未实现的那部分。如《大道朝天》（猫腻，起点中文网）之于修仙小说。其中，井九的重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大概还是这样。——井九”，猫腻以这样一句序言开启井九的人生。“我大概还是这样”的九死不悔，不是为了现实的成功，或弥补具体的遗憾而死了再来。这位乘愿再来的“大物”，是知晓自己所为何来的，只是理想生活的达成总是需要自身之外的特殊机运，即使他自己做好了全部准备，也并不一定能亲手实现。此时，金手指就作为外在的机运使井九的人生可以重来，但他还是原来的样子，转世重生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存在。
网络类型小说当然可以产生经典，但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它最特别也是最大的成就仍是满足了中国几乎所有群体的核心欲望，并为大众读者提供了一条从最低处开始的一路向上的文学阶梯。以“爽”为本的网络类型小说正在以欲望升级的方式，缓慢而坚定地抬升着整个社会的底线。它不是只关心最高的善，而是要以“爽”的方式去关注边缘、弱势及更广大的“非文人”群体的文学和精神生活，去修补和抬升残缺的幸福，并终将自类型出发抵达整全。这是类型小说独特的践行人文之道的方式，也是它存在的方式、理由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