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谈论中国网络文学起点
摘 要：
网络文学起点问题是当前学界热点，有关探讨主要包括“技术说”“故事说”和“建制说”。“技术说”侧重数字技术革新，但数位诗、电子杂志等很快消逝，说明技术之于网络文学并非关键，网络时代最容易被超越的正是技术本身。“故事说”以通俗小说代替网络文学整体，以小类型遮蔽大概念，阉割了网络文学的丰富性。“建制说”侧重网络文学“现象”，但这些现象之认定源于文学体制的事后回溯。将网络文学的诞生归结为单一力量失之偏颇，需从媒介转型的整体环境来谈论其起点。从标志性作品判定、民众心理期待、权威学术话语介入以及新闻媒体选择等综合方面来看，网络文学出场的媒介环境于2000年形成，当以此论定网络文学的起点。
关键词：
中国网络文学;起点;媒介转型
作为与新媒介伴生的当代文化现象，网络文学不可避免地诞生在新旧媒介交接的路口。其缘起和诞生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不仅关系到网络文学自身，也对理解与之相关的网络文化整体意义深远。因此，有关“网络文学起点”的问题，得到学界反复探讨和论争。2020—2021年间，《文艺报》刊发系列文章回顾网络文学发展历程和热点问题，其中欧阳友权、邵燕君与吉云飞、马季分别“从技术出发”“从故事出发”和“从建制出发”谈论网络文学缘起。随后，《新华文摘》2021年第14期转发以上观点，“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与批评标准”“中国网络文学三十年”等学术会议亦对此进行了讨论，在学界引发持续反响，构成网络文学、当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一个不可忽视的学术热点。
基于新技术的载体、以故事为中心的内容，以及文学体制的建构对网络文学不可或缺;但谈论新媒介文化现象的生成，不能离开媒介转型的语境。以媒介为中心，新旧势力的自我变革和角逐较量持续发挥作用，胚胎期的网络文学也不断变化，其生成历经媒介接续、媒介融合以及权力让渡等阶段，是由1990年代特殊的社会、媒介、经济、文化语境共同孕育的结果，也离不开新千年到来之际整个社会对科技和未来充满憧憬的开放心态。因此，不妨以2000年这个新千年起始之际作为网络文学的起点。这一年，网络文学的媒介属性充分显露，在公众认知中也由一个陌生的新词变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现象，拥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对象和区别于其他文化形式的可供分辨的特点。
一、1991——从技术出发
将网络文学起点追溯得最久远者，是欧阳友权在《哪里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一文提出的主张，认为当从文学与网络相遇算起，以北美中国留学生网刊《华夏文摘》发刊的1991年为标志，本文称之为“技术说”。它提出了“网络文学是基于互联网这一媒介载体而创生于网络的新型文学”命题。依照此思路，互联网载体技术是网络文学存在的前提，是其区别于以往文学形态的要点。被“技术说”视为标志的第一份华文网刊《华夏文摘》使用的技术是电子邮件，通过“邮件列表”将国内出版物摘编后，对订阅群组定向发送，我们习见的文学形式如小说、散文、杂文等由此与互联网产生关联。不过，这一过程中的技术主要是界面“无纸化”和传播提速，虽然屏幕阅读看来面目一新，但双向互动这一网络传播的根本变革却全无涉及。由于当时带宽和速率限制，网刊屏幕表现十分单调;同时，说作为印刷品的“文摘”只是为老旧概念添加新手段，以它来判定网络文学起点相当牵强。
从传播系统和平台发展角度看，除《华夏文摘》依托的电子邮件系统外，还有几种技术与网络文学关系紧密。它们分别是：1992年，alt.chinese.text(ACT)采用的“新闻组”，通过订阅话题、邮件接收的方式实现中文直接在线交流;1993—1994年，“美人鱼”“布法罗夫人”“红河谷”和更知名的“橄榄树”“花招”等的“公告板系统”(BBS)及组合衍生而来的，普通网民更熟悉的“论坛”;“新语丝”1994年建站之初的特色电子书库以及通过话题收集和组织实现异步聚合阅览的“RSS”技术。这些早期技术大多藏身于网民所阅读的“文学”背后，有些已经数次换代，有些甚至悄然退位，但参照“媒介即信息”的思路，不同媒介技术的表达手法和呈现方式，都已在网络文学中留下痕迹。
在以上几类技术中，互联网的传播速度、空间范围、数据筛选和整合能力不断得到强化，但“网络”依然是外在于“文学”的技术工具。与之比较，几位中国台湾作者进行的“数位诗”实验以及2000年以后大陆的电子期刊，方可谓真正实现网络技术与文学的深层联系，从作品文本、读者互动和阅读感受等方面直接彰显“网络文学”的技术和媒介特质。
数位诗是中国台湾诗人曹志涟(涩柿子)及艺术家姚大均(响葫芦)带动下兴起的网络文学实验潮流。二人于1997年合作搭建“妙缪庙”是数位诗最早的代表性网站，站点主页有“妙”“缪”“庙”三个闪动字样，题图庙宇门上书有“僧人宿舍，闲人免入”。鼠标移向门环即变成链接跳转入下一画面，一个持手机通话的和尚笑问“你怎么来了”，至此出现网站前言。从网站构架语法关系可见，“妙缪庙”采取早期个人网站通行的与书籍设计相似的结构：即首页主题图加flash文字标题(封面)，鼠标特效点击换页(翻页)、内部超链接布局导向作品(目录)。如果说“妙缪庙”因闪烁动图而容易与艺术作品混淆的话，曹志涟个人站点“涩柿子的世界”则因重视文字意义生成能力被公认为“文学网站”。其中《虚拟曼陀罗》号称“回忆未来的写作”，它将网络形容成未来的“稿纸”，以实录制造视野所及的“景”，以文字和链接激发指向未来的“回忆”。稍晚建站却持续至今的李顺兴“歧路花园”则直接被当作“刊物”，其名称和灵感源于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意在揭示小说多线程叙事中蕴含的超文本特性，或超文本小说(hyperfiction)的网络性”。以上例证有的以古诗为内容，有的以传统意境为追求，在网页上对传统的“文学作品”“文学意蕴”等概念系统进行了创造性再演绎，是一种主动将网络技术与文学意境结合的创作潮流。遗憾的是，这些站点当初借技术的新奇而知名，后期也因技术的升级、硬件的不匹配而被遗忘，其文学与技术的探索未能得到延续。
兴起于内地的电子杂志，则体现出新技术更新文学媒体的企图。2003年左右，Zcom、Xplus等平台淘汰以往电子邮件带附件的发送模式，以点对点订阅系统更新电子阅读。经过一段时间酝酿，2006年被称为“电子杂志年”，《开啦》《时尚》等一大批新潮炫目的时尚电子杂志纷纷面世，借明星号召力、广告商推动以及耀眼的新媒体技术，刷新人们对网络阅读的认识。电子杂志力图改变当时有关网络内容形式低劣、品位低俗的普遍印象，不仅邀约顶级明星和顶级品牌代言，也邀请意见领袖撰稿，由专业内容和美术编辑把关，并以高分辨率图片、精致翻页特效和精准投放等新技术应用著称。然而，由于形式方面投入过大，缺乏有持续性吸引力的内容支持，且当时网络下载速度依然是不可逾越的限制，它们的寿命格外短暂。电子杂志有针对性地改善了此前屏幕阅读的低端印象，切实提升了网络媒体整体形象，现如今随着软硬件大幅升级，它所进行的技术探索已融入日常上网的多种应用。
数位诗和电子杂志充分体现互联网多媒体、互动性、超链接等技术优势，却如此孤单短寿，这说明无论在文本形式还是感知方式层面，技术之于网络文学虽然重要，却非关键。网络时代最新奇也最容易被超越的，正是技术本身。在我们笼统称为网络文学的领域内，除上面提到的电子邮件、新闻组、RSS，论坛和电子杂志外，还有个人主页和专门的文学App，以及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中的文学内容，不同技术均有自己的代表作品。可见，在当代媒介文化版图中，判断网络文学诞生、存续和接受度，不应与技术绑定。许多将网络传播力、新媒体表达力和文学想象力完美结合的创意实践，最终留存的只剩“创意”一项。技术为实现创意提供支持，但人的想象力却总是引领技术而非追随。
回到《华夏文摘》创刊的1991年，我们可以判定其为互联网与文学的相遇，但单纯从电子邮件生发出网络文学的看法，相当于认为邮政系统从马车到火车、从海运到空运变革中孕育出新文学。虽然媒介技术更新引发时间感的加速、空间感的压缩必然会在文学中有所体现，但不能认为网络文学由此诞生。
二 、1996——从故事出发
主张网络文学从技术出发的“网生”思路通过字面意义即可得出，而邵燕君、吉云飞《为什么说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是金庸客栈》(以下简称“邵文”)主张的“从故事出发”(故事说)，则必须与我国网络文学与产业结合的独特发展路径解读。邵文将建立于1996年的论坛“金庸客栈”看作网络文学的起点，并给出主要原因：当前公众认知的网络文学是源自“金庸客栈”中武侠仿写，后又糅合了民间想象的通俗小说。据此，邵文指出当以网络故事源头的“金庸客栈”锚定网络文学的起点。这一观点借鉴媒介环境学思路，跳出传统文学和“纸媒—网络”两分的局限，从口传、印刷、网络等媒介更替的角度看待文学，在新媒体助力下开发出民众创作欲，并得到民间响应。“故事说”在北大研究团队强劲的话语生产力推动下，获得诸多后续支持，如根据知名网络作者访谈撰写的《为什么网文界认为黄易是网络小说的鼻祖》《为什么大神们共推〈风姿物语〉为网文开山作》等。
从逻辑上看，说网络文学从故事出发经不起推敲，因为它以通俗小说代替网络文学整体，以小类型遮蔽大概念，将目光集中在既定作品和特定时段的主流，忽略了对象的丰富内涵和真实历史。对这一软肋，邵燕君本人并非毫无察觉，她提出《为什么网文不等于网络文学》，建议以基于爽感的“网文”指称当前网络创作主流来解决对象过于狭窄的问题。然而，与这篇文章刊发在《文艺报》同一天同一栏目中的《为什么说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是金庸客栈》，依然毫不客气地用通俗小说指代网络文学整体。通俗“网文”之所以如此显赫，是由于其已成文化产业主流，以小“网文”替代大“网络文学”，即以经济利益遮蔽文学的差异性。也许邵文并无意为资本背书，但其论述却构成学术话语和资本联手的霸权事实。而以缩略语简化、省略和替代概念复杂性、从而遮蔽其真实内涵和其中矛盾的权力机制的做法，恰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人》中揭示出的文化工业诡计。“故事说”符合文化工业的选择。在文学网站乃至作者看来，“故事”等同于“IP”，而“IP”本意“知识产权”则是经济法律范畴内的概念，是投资获利过程中用以确认收入分配权属的概念。“好故事就是好IP，改编收益等同于社会价值”的思路，实质是从产品“供给侧”限制了网络文学读者选择的权力。因此，“故事说”不可避免地与通过故事赚钱的垄断资本一起忽略并压制了网络文学其他的可能性。
“故事说”系列文章多次赞扬故事的平民化和大众性，强调网络释放民间生产力的潜能，并援引诸多网文大神访谈为例证。但需注意，这些访谈对象均是付费阅读和IP产业经济链条中的受益者，他们必然站在维护资本也即自身利益的立场上。当前新媒介文化语境中，从故事出发就是用IP挣钱，无论“粉丝经济”还是“用爱发电”，归根结底都指向精神愉悦和金钱付出的等价交换——看似响应读者需求，实际上这些“读者”仅指网文“消费者”。网文大神“月收入过百万”“签约过千万”的数字神话，使得如今网络文学中最成功的故事不再是玄幻言情，而是金钱的故事。早期互联网媒介推崇的“免费”“共享”“抵抗”等理想，在产业链条中遭遇“白嫖”的污名化。在资本主导的网络文学这一始于“民间创造”，终于“IP富豪榜”的发展链条中，一以贯之的是强行将“道德”与“消费”捆绑的金钱逻辑。
因此，“故事说”中冠以大众生产力之名的民间创作，在中国网络文学语境中，并非真正“大众的文化”，而是满足民众阅读需求旗帜下的消费强权。而认同这一逻辑的学术观点，则借助“网络土著”“网生代”等语汇，突出消费经验基础上的媒介经验区隔，以看似发自民间的网络语言教导受众认同金钱与故事的等价交换。这种做法一方面将精神理想的崇高感剔出“网络文学”;一方面削弱受众自发的反抗，瓦解粉丝文化一贯的“游牧”“盗猎”阵营，因为这些行为天然与强调IP的资本作对。如果要强调网络文学的民间性、大众性，就必须意识到，没有权力之外的媒介，也没有均质一体的文化。
对比前述“技术说”以及下文将提到的“建制说”不难看出，此两说虽不够确切，但以技术或现象为依托的思路是包容的。它们将网络文学现象放在开放的传播体系内，尊重媒介文化所必需的最广泛的受众、向当代生活开放、超越审美体系等特质。而“故事说”虽然看似同样包容，却容易为文化资本利用，遵循既成事实法则，从市场最强势种类出发推崇所谓“民间创造力”掩饰下的资本驱动，忽略当代媒介文化、大众文化背后权力的复杂性。邵文在回应欧阳和马季的《不辨主脉，何论源头?——再论为什么中国网络文学的源头是金庸客栈》中，提出如下问题：“如果此二说成立，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网络革命在全世界发生，却只有中国出现如此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生态，而引领互联网革命的欧美并未生长出一种有别于印刷时代文学工业的网络文学工业?”实际上，这个问题恰好揭示出“故事说”自身缺陷，即忽视我国文化体制独特性，将网络文学的生成看得过于简单。
尽管“故事说”存在讹误，但从当前创作网络文学主流，特别是“推动这一新媒介文学高速成长20余年”角度看也有其道理。不容否认，从故事出发的通俗小说已悄然占据网络文学领域，它第一次使文学创作变成生产，将网络创作中的劳动关系问题、商业机制问题、生产效率问题等，带入当代中国文化语境，并在学术领域、读者群体、媒介和产业中引发连锁反应。对有关从网络文学到“网文”的窄小化和变异性转变的具体流变，可参见拙文《网文诞生：数据的权力与突围》所作谱系辨析。必须承认，故事不能替代网络文学整体，也不应以其确定网络文学起点;但不容否认，一个个精彩耐读的故事将网络文学从技术与文字结合的抽象中解脱出来，从网络帖子到精美书籍，再到有声书、影视、舞台剧、剧本杀……好故事在媒介融合的技术支持和资本增长的收益鼓励之下，赋予网络文学更丰满的血肉。
三 、1998——从建制出发
在《一个时代的文学坐标——中国网络文学缘起之我见》中，马季以1998年为网络文学起点，将文学网站“榕树下”和作品《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在线连载结合，提出以现象定缘起的说法。作为大众文化现象的网络文学之所以能够成立，离不开大众认知。当前，以1998年作为网络文学起点的说法最为大众认可。此前，人们以“数码文学”“网路文学”之类指代网上作品;而此后，印刷媒体基本采取“网络文学”统称。“名正”才能“言顺”，确定的称谓将网上网下、专人和大众聚集在同一领域。从这个角度讲，1998年似乎颇有合理性。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大众传媒最擅长汰旧纳新，它们不仅关注现象、挖掘现象，还制造现象、替换现象。如果仅仅停留在现象本身，就很难说通在如今“榕树下”已然关站，没有任何知名网络作家公开承认以《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为写作模板——也即“现象说”据以定位的两项依据都难立足的情况下，为何年份却独独留存下来。我认为，与其说两个接近时点的事件孕育了网络文学，不如说是多年以后建制化的网络文学追认1998年为起点。
在当前我国文化格局中，能获得广泛认知的现象必然是被体制选定的对象，正是体制力量使1998年与网络文学绑定，1998年在网络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在一系列体制建构中确立。2008年，中国作协指导网站中文在线与期刊《长篇小说选刊》组织“网络文学十年盘点”;2018年，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作家协会、阅文集团联合评选“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优秀作品”。文学体制对“十年”“二十年”的认定、总结和纪念活动引起系列后续动作，如作协等团体对从业者的带动和组织、入选作品和上榜作家的经典化、示范性和显而易见的地位提升等，都离不开体制确认。随之而来的各类媒体资源配给和注意力倾斜，更使“1998”深入人心。因此，这一年份在公众心目中留下的深刻印象并非源于当时现象，而是由于体制的建构，将“现象说”改称“建制说”更恰切。每一种新文化都自然地在传统价值体系中寻找依据，受众则通过辨别其文化基因加以识别和判定。作为媒介文化现象的一种，网络文学汲取的文化资源不问东西、包容跨界，资源的丰富性赋予其面貌的多样性。体制虽是文化的外部因素，对当代中国大众媒介文化面貌却是决定性的，其拣选与抉择决定着胚胎期网络文学的发育程度及其诞生时的模样。
有些人会以为，打通在线付费模式的“起点中文网”创造了真正的网络文学，而实际情况是，得不到体制容许和认可，网上作品很难为国人所知;体制管理的松紧也把握着网络文学的命脉。前面“为什么网络革命在全世界发生，却只有中国出现如此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生态” 的提问，即可从我国与他国不同的文化体制中找到答案。我国当代文学始终推崇批判现实主义手法，以严肃文学为主潮，公众所见通俗、娱乐文化产品，大部分由中国港台而来。内地庞大的阅读需求导致通俗小说在网上喷薄而出，而相应的市场空缺则为新进入媒介领域的资本提供机会。
回到马季文章，其“网络文学大赛……为他们(网络作者)和传统文学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承袭了前辈作家的文学理想，同时开辟了网络文学的崭新天地”等看法，与其编辑、作家、中国作协工作的“文学圈内人”身份分不开。站在这种立场，马季自然从文学建制角度出发，将网络文学建筑在由编审体系、艺术自律和文学传统组织起来的，超越媒介技术、包容更加广博的“文学性”上。即便在最初零散的个体网络创作中，网络文学也同样带有鲜明的文学自觉，但只有当其壮大为经济实体和产业之后，才能获得体制关注。因此，如今常将早期网络文学式微归咎为缺乏盈利模式。然而，这还未触及问题的根本，原创性缺乏才是当时以“榕树下”为代表的早期网络文学的“死穴”。
在当时媒介环境下，网络文学站点无论编辑审稿、择优编发的内部流程，还是结集出版、与书刊电台合作的输出模式，都因袭印刷报刊工作方式。虽然“榕树下”不缺新题材，也不乏新想法和新的市场观念，但总体来说其作者中心、编辑筛选、择优录用的发表思路，秉持印刷媒介传统，因此就无法忽视原有文质彬彬的评判标准和文以载道的社会责任。传统文学需要基于概括的个性、源于积累的灵感和受过训练的文笔，是熟习文本后精益求精的产物;而互联网却赋予无准备者话语权，让灵机一动的言辞和一夜爆红的奇遇成为常态。当无差别大众介入精英领域，会形成狂妄自大和谨小慎微两种极端。在“榕树下”的投稿者中后者居多，他们需要的并不是突破权威的表达自由，而是权威允许的渠道选择自由——最终目的依然是进入权威视野，得到体制认可，因此也就难免抱着后学心态期待名家眷顾。
可见，“榕树下”等早期文学网站问题在于试图将庞大的网络生产力纳入高度内卷的传统媒介细流。这使它既未充分开发网络动能，又不敢彻底摆脱印刷品的规矩。“榕树下”集中体现出网络文人心目中的“文学性”，核心人员后来均走向或回归传统文学领域：李寻欢因图书策划成功、安妮宝贝专心写作出书、陈村感叹“我以为先锋的东西，网络并没有出现”。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此时的网络文学与新媒体貌合神离，其态度无论因袭、致敬或挑战，都围绕印刷媒介中心。印刷文明积累了艺术自律的准则，借助印刷文明孕育的文学理解来要求“网络文学”，是一种缺乏媒介自信的歧途。
四、网络文学——媒介转型的产物
我们谈论现象源起，必须辨析其特定性和差异性。使网络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得以在当代文化中立足壮大的首要因素是媒介特性。在网络文学中，媒介特性即新媒介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对人们交互方式的改变;文学在不同媒介阶段衍生出的不同路径和形态;体制、资本及其他权力控制在媒介表现及传播后果方面的影响。只有以上一系列特性得到充分体现，新媒介与以往媒介的接洽与转型完成之后，网络文学才得以成型。我们不妨据此反观前述几种有关网络文学起点的争论。
欧阳友权从媒介发生角度提出的技术起点将网络文学历史推演到1991年，但其时所谓互联网也只是雏形，是一个快捷的传输工具，尚未完全体现其媒介特性，无法从中看到真正具备革命性的网络文学。这一时期没有留下独立作品，也说明新概念缺乏成立的基础。同时，技术不断进化演变，如果将网络文学建基于其媒介依附性，就会不断遭遇强制换代的命运，“网络文学”变成邮件文学、论坛文学、微博文学或公号文学。通过数位诗和电子期刊的实例更可看出，技术的简单或复杂不起主导作用，网络文学与技术相关但并非建基其上。
邵燕君等以“金庸客栈”论坛创立的1996年为标志，提出“故事说”，认为网络释放了民间对于听故事和讲故事的一贯欲望，网络写作就是民众的写作。但互联网这种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媒介上，其实打着深刻的权力烙印。源自民间的故事欲可能激发流行语和段子，却无法支撑规模化的专业写作，我国如今网络类型小说为主的面貌完全是资本的选择。所以不应对写网络故事的群体过于乐观，这里的“民间”其实是对主流之外的资本力量包装的策略，是一种话语权和文化市场主导权的让渡。秉持这一观点必须解释大众文化生成背后的权力机制，即在哪些方面谈论民间和平等，在何种层次上是对权力的加强。
马季从影响面和认知角度，以《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和“榕树下”标志，提出“现象起点”，本文称“建制说”。虽然公众印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体制建构，但也由于比起抽象的技术或模糊的“民间”来说，1998年前后的现象更有标志性。遗憾的是这一起点仍不够坚实。尤其“榕树下”及类似网站所构想的网络文学，是把网络产出纳入印刷媒介中。这种想法自源头即谋求被优势媒介接纳，未预想到媒介势力格局的变化，由于缺乏媒介自信而不足以独立支撑网络文学概念。
网络文学的生成是文化概念经历媒介转型的系列过程，确实与旧有技术环境、文学观念、社会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上三种说法可看作网络文学生成和酝酿期的历程，不同因素都贡献部分力量。然而，只有走完媒介转型发端、实践，以及为划定边界所作的挑战和对抗之后，通过在不同权力纠葛中探寻可附着的依据、吸取可利用的资源、挣脱有形和无形的观念以及制度束缚，网络文学才真正实现媒介转型后，能够立足于力量纷争、表现多元的媒介环境。
谈论网络文学的起点，不必拘泥于本质主义的标志作品与年限，而是可以将在1990年代的语境作为其整体的出发点：1991年技术提供了变化的载体以及文学上网的可能，1996年通俗小说论坛筛选出最能激发民众言说欲望的故事内容，1997、1998年的站点和作品等提供标志性的案例。当然，如果一定要为网络文学这一我国当代文化概念设立明确年限区分，不妨从2000年算起。
网络文学以2000年为起点，首先满足社会民众心理期待与新兴行业转换形象的需求。2000是新千年的开端，沉浸在对未来憧憬中的民众，自然对科技、异域、全球乃至虚拟世界等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和友善态度。在这种开放氛围中，与新媒介技术相关的新概念顺理成章地成为全社会对未来幻想的投射。恰逢当时互联网新兴概念风头正劲、经费充足，处在以“烧钱”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阶段。因此，新千年之际，新兴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积极策划公关活动，以便将自身形象从生僻的专业技术引领者过渡到不可或缺的社会生活参与者。在双方共同的期待中，“网络文学”这个看起来联系传统与现代、洋溢着高科技和时尚感，又从情感和文化角度亲近青春群体的词汇，成为高科技公司和社会公众期待的连接点。因此，新千年来临之际，不仅有主营文学业务的网站“榕树下”组织“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综合性门户网站网易也从诸多业务中选定利润不高但公众接受度高的文学频道，举办“中国网络文学奖评选”。
作品依然是文学现象的核心。2000年前后我国网络文学作品下网出版呈现井喷。前面提到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虽1998年即开始在中国台湾线上连载出版繁体书，但由于技术门槛、网络屏蔽和文字编码等区隔，不仅在中国大陆无人知晓，广大中国台湾读者也无法窥得真容。直到1999年11月中国大陆的知识出版社出版简体字书，它才真正走下网络为人们所认识。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从网络到印刷品的读物，这一标志性的媒介转型事件中，“帖子”变成书籍，网络文学概念成为大众文化议题。此书简体字版的引进和面世速度、效率和发行策略等，在当时积极谋求市场化新方向的书刊出版界也具有示范意义。实体书为构想新媒介中的新文化形式提供了确定的所指，读者可经由熟悉的书籍、新鲜的文本，窥得所谓“网络文学”新面貌，并由之区分电脑网络与其他传播工具，构想其文化生产潜力;而诸多文化形式中最易描述和参与的就是文学，《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跨越海峡、跨越媒介的转型，为网络文学提供了成为大众文化的认知基础。
标志性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下线出版，带动了当时网络文学媒介转型的潮流。从优势媒介对新现象的资源配给、印刷出版和文学期刊对网络作品的追捧等方面，同样可见这一年的重要性。2000年，中国大陆原创网络文学迅速兴盛并出现出版小高潮，主营网络文学的“榕树下”网站集中发力输出作品：1月岳麓书社推出《风言风语：陈村评说网文》，安妮宝贝《告别薇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更标志网络文学的文学地位获得国家级大社认可;4月花城出版社出版陈村主编的《性感时代的小饭馆》《蚊子的遗书》《我爱上那个坐怀不乱的女子》等榕树下作品选集，并在此后数年形成系列;7月中国社会出版社推出李寻欢《迷失在网络中的爱情》……2000年6月出版的榕树下《99中国年度最佳网络文学》为以“年选”为特色的漓江出版社开启了延续至今的“网络文学年选”书系，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海外中文网络文学网站“橄榄树”主编的评论集《谁的思绪走得比大地更远》……2000年，权威文学杂志《当代》开设“网络文学”专栏，其他传统文学杂志如《小说界》《作家评论》也为网络文学(或描写网络生活的作品)留出版面。可见当时人们对于什么是“网络文学”已有共识，且网上创作生态颇具规模，有足够数量的作品可资选择，经得起专业编辑从文学性、市场性等多维度出发的挑剔眼光。
为迎接2000年发起的网络文学大赛以及创作出版热潮，也引发评论界关注，王干、余华、王安忆等人以及长期为网络文学鼓与呼的陈村等文学界知名人士，都多次就网络文学发声。至此，网络文学形成明确的当代文学潮流。作品集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确定可分析的文本;使网络文学正式进入学术视野，成为堪与印刷品乃至历代经典共同获得言说的对象。权威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明确了网络文学作为文学的价值和独立性，并通过教材编写、高校组织等广泛传播。上海大学葛红兵2000年获得上海市教委“网络文学研究”项目资助，并将研究成果编入《文学概论通用教程》，网络文学从而通过教学系统，从专家关注的小现象散播到青年一代的视野中;若干年后，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培训基地落户上海大学的事件由此也可追溯至2000年。这一年，文学研究界有关“网络文学”的态度，通过强大的理论话语、权威期刊的话题选择，以及多维度的探讨集中爆发。王一川在2000年第3期《大家》发表《网络时代文学，什么是不能少的》，指出网络文学双向沟通、即时海量、个人性和日常性等“区别于现成文学写作社会性和精神性”的几点不同。这种说法尊重网络文学的媒介特性，并对其在媒介层面引发的文学革新进行宏观对照，可谓一语道破网络文学本质。谢有顺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当时文学评论研究界对这一现象的热切：“当网络文学在传媒和书市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本以为自己可以置若罔闻，没想到，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就有好几套印刷精美的网络文学丛书摆在了我的桌上;翻开报纸杂志，到处都在说这事;自己也接到了不少与此话题有关的约稿”。权威期刊对专业研究者选题议程的设置和示范作用毋庸置疑。2000年第5期《文学评论》上的一篇《网络文学刍议》极大引导并提升了专业领域对网络文学的关注度，间接为后续学术文章数量的猛增助力。2001年，与“网络文学”相关的文章仅进入北大核心目录刊物的就有46篇，不仅《当代文坛》《探索与争鸣》《小说评论》等对学术动向十分敏感的重要学术杂志参与其中，《社会科学》杂志还组织 “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发展笔谈”，以可观的版面刊发王宏图、聂道先、葛红兵等人文章。可见，金振邦将网络文学称作“新世纪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已成当时共识。我们知道，理论研究相对现象更需沉淀，学术期刊选题与发表也具有时延。以上2001年集中出现的理论、评论和文学期刊组稿等，可看作作为学术热点的网络文学现象自2000年起发酵、引起专业人士关注后，积累和沉淀的成果。
新闻媒体报道的词汇选择、提问组织方式等，也有助于网络文学差异性媒介身份的凸显。1999年12月2日，《中华读书报》以《网络文学：新文明的号角还是新瓶装旧酒》为题发文，将网易文学页面对网络文学“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先声”的指代转移到报端，就“网络文学究竟算不算一种文学”“网络文学的前景和评判标准”等问题，采访“传统作家、评论家、网络写家、网民”……夸张的网络修辞在印刷媒体中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效果，网络文学被提升到与以往优势媒介文化平齐的“新文明”层面。大众文化概念的成立离不开大众的认识和参与。这篇文章试图勾勒差异性文化身份、媒介身份大众心目中的网络文学形象，从而将其纳入社会文化体系。采访对象身份和社会层次的多元也显示出网络文学源自媒介的开放性。大众媒介原本就需要通过制造话题吸引不同群体发声，而互联网公众言说的便利性，更容易引起不同阶层发声。当然，这种开放性也存在选择，其依据就是媒介应用本身。不难看出，有关网络文学的探讨，突出了善用网络媒体的群体如青年和高科技人群，以及爱发声、善发声或造词的群体。文章标题“新文明的号角”“旧瓶装新酒”，甚至个别人使用的“垃圾”等词汇，虽与当时书面语体格格不入却被记住并广为传布，凸显出媒介转型时期语体和话术策略的转变。网络文学看似每个人都能发声的开放状态下，隐藏着通过媒介控制发声机会，通过技术甄别年龄群体，从而实现文化区隔的逻辑。
网络文学并非横空出世，它的诞生伴随着媒介势力格局的转换，因此，不能脱离媒介视域孤立看待。与新媒介而来的是媒介融合、文化衍生的一系列新局面，而网络文学将这些问题带进出版市场、变成学术议题、摆在公众面前，从多个方面引发旧有媒介控制模式的松动以及新媒介体制的形成。从印刷文学到网络文学再到复合媒介形态，一系列活动推进新文化现象的媒介转型逐步完成。至此，网络文学才能谈论它的起点。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美育研究中心。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数字资本主义与新媒介文艺的转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AZW002;北京市教委重点项目“现实题材转向中的北京网络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Z202210028103。原载《当代文坛》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