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令》：在尘世重述爱情的童话

“爱情就像雷电和它最初发射出的光芒；爱情是世界上头等重要的，为了爱情所有其他的想法（尤其是物质方面的要求）都可以被抛到脑后；不管所采取的行动对旁人来说多么夸张和荒唐，感情的全面投入都会倍受赞赏。”——劳伦斯·斯通

皇皇四卷本的《天圣令》以宋代章献明肃刘皇后的个体成长和爱情故事为中心，兼及描绘出北宋王朝从太宗、真宗到仁宗三个朝代的政治风云和社会风情。《天圣令》与蒋胜男此前创作完成的《芈月传》《燕云台》等作品一样，亦是以史书中实有的杰出女性为中心，在“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下，采用“纪传体的叙事技巧”来描摹历史上曾掌控江山社稷的女性政治家的生命故事。

作为一部雅正而宏阔的小说，《天圣令》可以探究和阐释的空间多维而宽广。诸如，作为大女主小说，其建构女性历史的努力及性别意识的凸显；作为历史小说，其在历史事实和想象虚构间的精心剪裁与叙事策略；作为家族小说，其对帝王家族人伦亲情在权谋中的异化和扭曲的深度揭示；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小说对法理、历史、政治、文化和人性的哲学化思考等方面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尤为重要的是，《天圣令》倡扬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并彰显出颇为颖异的英雄史观。如认为吴越王钱外俶投降宋朝的行为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仁善义举，因为这一举动可以使“吴越数十万百姓免遭兵灾，弃王位纳土归宋，这不是屈辱，而是勇敢”。凡此种种，均可说明小说可供阐释和探讨的地方非常之多。

但在诸多的阐释维度中，笔者认为《天圣令》最令人感怀的是作者对爱情的笃定与浪漫化的书写。诚然，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谱系中，爱情题材作品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在日新月异的21世纪，笔者通过个体的阅读和观察，发现无论是纸媒文学还是网络文学，爱情早已被抽空或放逐，失去了直教人生死相许的魔幻力量。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古典主义的“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式的真挚爱情久已消失不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爱情题材在文学世界中消失了，恰恰相反，我们时代的爱情故事还是源源不断甚至异常繁荣地被制造和书写出来。然而在言情的框架和传奇的故事中，作家们更愿意探讨的是爱情的伤逝磨损或现实计较，认同的是理智大于情感的婚恋模式。时至今日，在绝大多数的网络言情小说中，神圣的爱情被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洪流所裹挟，曾经纯洁唯美的浪漫之爱和死生相依的缠绵爱恋已经退隐。譬如随处可见的各式“攻略”或“升职”式的婚恋，喻示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穿着爱情的马甲肆意流布的现实。在这一理念认知下，尽管小说中的男女曾经年少深情过，但在金钱实利的考量和岁月的迁变中也会走到相看两厌的地步。这种书写路径折射出现代人的情感结构和生活实景：相爱容易相守难，恩爱不移成为极其困难的事情，男女两性在大时代的时势趋向中普遍衍生出无力感与幻灭感。于是，清逸的、短暂的、流动的两性关系和情感结构普遍存在于当下“70后”“80后”的作品当中，这已然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公允地说，爱情的趋于消散与时代转型期道德、伦理、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密切相关，倒不全然是青年作家的情感匮乏使然。然而，无论如何，文学是人学，爱情作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珍贵情感，不应该被弃置和贬损，更不应该被高度利益化和权谋化。文学作为星空和灯塔，必须保卫情感，进而重铸爱情的光芒和生命的意义。欣慰的是，蒋胜男的小说孜孜不倦地确证着爱情的美丽和恒久，并以近乎执拗的方式书写出至纯之爱所具有的救赎力量。

《天圣令》开篇即交代了蜀地少女刘娥为了活命的逃荒之旅，她与半路结识的少年龚美经历重重的磨难，终于抵达了汴京城。为了更好地生活，刘娥从孙大娘的糕饼铺“跳槽”到桑家瓦肆，从而与还是韩王的真宗相遇。在此后的交往和互动中，年纪相当的少男少女情愫渐生并产生出真挚的爱恋。定情之后，他们矢志不渝地爱着对方，即便韩王成为皇帝后，对刘娥依然深情不移。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情。在携手共度人生的时日中，刘娥毫无保留地爱着韩王。当他初为天子经受巨大压力并陷于孤独惶惑时，是刘娥的爱与鼓励让他找到了自信，从而不再自我怀疑，转而以积极果敢的心态承担起帝王的职责。而真宗对刘娥的爱，不仅让她从大字不识的市井孤女成长为具有雄才大略的女性政治家，更赋予她笃定从容、正直坦荡的气质禀赋与行事风格。由此可见，在《天圣令》中，至纯至性的爱所具备的伟力不仅在于男女两性的现世安好，而且使得他们在爱的过程中重新创造出新的自我——真宗从不知人间疾苦的贵公子变成体恤民生、推行厚生养民政策的仁厚帝王；而刘娥则从为温饱苦苦挣扎的少女变成可以与皇帝共执朝纲、治国理家的非凡女性。

蒋胜男以诗性的浪漫之笔浓墨重彩地书写了爱的恒久与巨大魅力。在作者的重重铺垫之下，将帝后的专情和痴恋写得摇曳多姿而又令人感怀。从少年之爱到白头偕老，这并非作者有意要书写反人性常理的故事，而是她无法拒绝这样一种充满魅力的叙事召唤：在最不可能专情的人物身上去确证爱情的永不止息与巨大魔力。这样的叙事选择和信义伦理，其背后还凸显出蒋胜男力图建构历史连续性、文化连续性和伦理连续性的努力。同时，通过真宗与刘娥互相成全的爱情故事，《天圣令》也贡献了值得重视的两性观与人性论，强调了男女两性间包容和谐的一面，重申了历史是男性和女性共同缔造的常识。

如果说刘娥与真宗的爱是理想的浪漫之爱，那么刘德妙和丁渭之间的情感则是爱情与阴谋的典型范例。刘德妙美丽而富有才情，她“不是不知道他声名狼藉，不是不知道他奸险阴毒，不是不知道他与她地位悬殊，不是不知道他只是在利用她。可是，三年前的桃花春风里，那中年书生隐了身份，到她的庵堂里，下了三天三夜的棋，论了三天三夜的经文道法，他为她亲手制茶沏茶，他为她挥毫作画，他与她琴箫合奏……”自此以后，刘德妙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丁渭，甘愿成为他手中的一枚棋子。当丁渭失势后，所有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之时，只有刘德妙挺身而出，即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绝不辜负丁渭。其实，在这段情感关系中，刘德妙自始至终是清醒而睿智的，她早已勘破了丁渭的虚情假意，更预见到她有可能面临的灭顶之灾。但她依然义无反顾地奔向丁渭布下的爱情陷阱，将理智甚至生命抛之脑后，似扑火的飞蛾，生动地诠释出“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式的痴恋。至此，古典式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虐心爱情再次复现，然而身处其间的刘德妙却不需要旁人的同情叹惋，事实上，她无怨无悔，因为她确信她是爱他的，爱是她生命中的信仰，她只想单纯地爱，不顾世俗法则和理性法则的辖制。

我们有理由认为，蒋胜男借着刘德妙的爱，表露出她对罗曼蒂克式的狂热之爱的热烈召唤。在作家看来，单方面的爱也是爱，甚至更为弥足珍贵，而且真正的爱本就是迷狂而执拗的。所以，名利、阴谋、死亡都不能绞杀爱，在信仰者看来，爱如同风中猎猎作响的旗帜，亘古不变地挺立在生命的原野中。

宗白华认为，“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熟悉蒋胜男作品的读者可以发现其历史写作逐渐由前期的人性解放为中心转向“一往情深”的爱情建构，只不过在热切呼唤真爱的同时，并不拒绝对宏阔世代的哲理之思。《天圣令》中，蒋胜男以有情的眼光看待世间的一切，她以炽热的情感和诗意的笔触细细讲述了红尘男女或缠绵或悲壮的爱情故事。在争权夺利而又复杂幽微的人性中，爱虽然充满磨难和艰险，但这些痴情男女始终没有放弃爱的能力与信仰。在作者看来，爱情与亲情一样，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普遍诉求，亦是涵养生命的源头活水。因之，在文学的理想国中，爱情的中心位置是不可移易的，而在饱满的灵魂深处，无不满布爱的旖旎与恩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