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印奇冤郭公传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题“也是道人手著”,六卷五十二回,成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 (1912) 上海书局石印本。
郭继泰生于咸丰壬子年,光绪丙子科中皖省乡试第十九名举人,光绪乙丑会试“首选一等”,以知县签分皖试用,历任灵璧、青阳、东流等县,最后被诬囚禁于当涂县任上,现存的《当涂县志》确载其人。作品首列小传,二至三十六回叙郭公的从政与吏治特别是讯案,三十七回至末叙公被太平府知府汪麟昌密考参革,带着官印进京上控,成了当时的一桩奇闻。
本书塑造人物有自己特色。郭公“秉性刚方”,但并非泥塑木雕般的,也非纯之又纯,清而又清。作者是按照生活的原貌,渗透着自己的褒贬爱憎,对他进行美学评价的。这位不会夤缘逢迎的地方官,正直而又委婉,慷慨而又诙谐,长期浮沉于宦海。儒家典籍的熏陶,“世世积德”的家风的浸习,使他在世风日下、仕途险恶的官场上遵理守法,在与各种恶官周旋与抗争中,表现得正气浩然,言辞铮铮,老辣而又不失大雅。作者对这位县令的言谈举止十分熟悉,每有传神之笔。他依照郭公处理案子的思考、方法,把人物置于公堂、官场、案地、书房的现实环境中,以清正与贪横、勘验辨析与草菅人命两相对照,通过郭公与各色官吏、书办、丁役、案犯的对话,并以对方的反应间接烘托,刻画这一人物的性格。
清末,受赃枉法,滥刑毙命,比比皆是,秉公断案,则阻力甚大。书中写张春梅杀人的胡涂案不了了之后,郭公旋赴局中,“先阅了卷宗,见皆是支支吾吾,不成话讲,心儿想道: ‘此案又怎么办理呢?’ 时周正办受人情托,已预先请假了,钱副办亦良心难昧,说 ‘此案弟也不能问’”,“当提上案来,尚未问了三句话,钱副办乘间已躲到老夫子房儿谈闲去了。公总是爱民心切,性又好胜怕丢人,于是细细讯了半天,其冤惨情形,把些站堂的书差,铁石心肠也都吊下泪来了。”
这件案子,“缘署亳州王懋勋,号弼臣,湖北产也,由左杂捐升知州,外号人称王瞎打,却最会拍马屁,钻营上宪,把结豪绅,颇擅官场之神技,至于贫苦小民,视为仇雠,任作威福。因是案处分甚重,故拿来些不相干的穷民,借以搪塞规避。”郭公初讯回寓所,王瞎打已专程拜谒,向郭打招呼,“说外县儿的公事,总要通融办理呢。”首府联仙蘅提审,郭公陪审一段,对原官王瞎打枉判的揭露,富于典型意义。作者以无所依傍的白描手法,深味人世的笔调,作了详赡翔实的记载:
“迨次日午后,联太尊升坐提犯,公一旁陪审说: ‘上坐的就是大人,你有冤枉尽管据实供来。’那王三年才二十六岁,好体面脱脱一条大汉,听公言却笑嘻嘻回说: ‘大人叫俺说,不打俺么?’公说: ‘你说的无理,为什么不打呢!’王三说: ‘若有理呢?’公说: ‘那自然不打你了。’ 王三于是一五一十,原原本本,供到惨情之处,不特该犯气咽声嘶,就把联太尊也是眼泪直流。王三又说: ‘俺实实受不住刑了,求大人的恩典,早点儿砍了罢。惟人家邓五,家儿尚有妻子,父亲已吓死了,他哥子招急,也吞烟毙命了,大人们积点阴德,救他一命罢。’公曰: ‘邓五不是你扳的么?’王三更声泪俱下,说: ‘俺扳他姓邓的十四五个呢,练总、地保都是他姓邓的,他也是个牌长,平白无故地把俺害成这个样子俺报他一人还多么? 况俺后头也把他踢了。奈王老大说俺一人不能杀死四命,定要办他的帮凶。人家别位都放了,谁教他无钱呢,他能怨俺么?’ 公问邓五曰:‘你为何自认帮凶呢?’那邓五说: ‘王老大把俺上了架子,香烧鞭子打,又踩上杠子,俺死过了几次,老总们把俺放下来,喷了两口水,俺才犯活来的……’话未话完,联太尊已哭回内宅去了,旋传谕: ‘不必再问了,明日请他原问官来自讯罢。’”
“次日,果然请来王瞎打,让在上座,公与联太尊皆陪坐两边。不料王瞎打只会问一句话,说: ‘你们在本州法堂上怎么供的?’王三说: ‘王老大,还不是你教俺怎么供,俺就怎供么? 你问俺要刀,俺没有那东西; 你说偷得饭铺儿的罢,俺说不错不错,想起来了,是偷得饭铺儿的。后你传饭铺儿的老板问供,那老板说俺的切面刀一刻也不能离,你怎能偷去呢?你打了那老板二百小板子,说是俺夜儿偷去,你还晓的么?那老板就不敢再言语了。俺不是翻你的供,不过俺吃不起苦,请你早点儿办了罢,好在俺是出门找父亲来,也没有找见,家中再无人结计俺。至人家邓五,王老大你平平心,真不晓的他冤枉么?’只急的王瞎打拦他的言语,说: ‘嗳嗳,你在本州法堂上怎供的?’ 问来问去总还是那一句话。联太尊也悄悄的躲了。公随饬差说: ‘带案下去,改日再问罢。’ 羞的王瞎打无地自容,也只好戴了一副红脸狼狈而跑了。但“嗣公差竣回省,遂悬牌拔署灵璧县事,惟闻邓五、王三,已双双倒毙司牢矣,惨哉!”这里在清官与贪官两类官吏、明判与误判两种审案作风的对比中,郭继泰的性格历历纸上,如见其人,似闻其声。
本书借助办案,反映衙门黑暗,官吏昏恶,这正是清末封建政权的腐朽及其本质所在。书叙郭公在灵璧县任上,一日,擒盗六名,因系邻封凤阳县案,旋备文移知该县。然该县县令符博九避四参处分,因循延宕,数月不差人提犯。俟公亲押凤阳府,经历庄和尚竟立下一条陋规:“非本洋百元,不予收案。”“公怒,当禀见府尊,又被该丁役们挡住说: ‘大人今日求雨辛苦,已睡了。’ 公笑曰:‘大人还活的罢? 如活的就好了。你们不敢惊动,我去喊他醒来。’ 一边说,一边往里就跑。刚刚走到了大堂暖阁后,忽见庄和尚出来,赶即拦住,且详问曰:‘老兄如此急急,有何要事呢?’公亦故意装作说: ‘弟没有工夫,待请起太尊来,交代了公事,我们弟兄再谈罢。’ 言毕,仍要往前迈步,可吓的和尚不和尚了,那儿还敢再放呢,赶忙说: ‘案子弟已饬收了。’ 公曰: ‘收了么?真是笑话。凤阳县的案子,硬劫往灵璧县要钱,混账东西,何瞎眼如是耶!’庄府经受了此一顿昧心的骂,也无可奈何,只好敷衍些好话罢了。”
“到的次日参衙,太尊王咏霓,号子裳,语公曰: ‘近日道台六姨太太丧了一位女公子,故每遇重犯,必要生法儿搭救其命,借以积些阴德。此案符博九先已求了王观察,观察嘱弟劝劝老兄,不必很认真罢。。’公曰: ‘只要大人们有恩典,卑职绝不邀功就是。’旋随太尊晋谒道宪。王太尊就先把公的话回了几句。王观察笑曰: ‘弟早知道他们山西人性最慈,必好商量。’公曰: ‘只要卑职不是诬良为盗,那就是大人的恩典了。’ 王道台哈哈大笑说: ‘岂有此理么。’”
“嗣公回来本署,幕友等谓曰: ‘花了千余吊赏钱,费了几许的心血,是为’何哉?’ 公笑曰: ‘费此区区,买的地方上安静无事,还不上算么?’”
这段描述有声有色。郭令公的耿介犀利,庄和尚的贪鄙心虚,一个指着和尚骂贼秃,一个刺着痛处出不了声,读来令人痛快。而道台的擅权徇私,太尊的献媚邀宠,县令的渎职求情,与郭公的明从暗讽,也就展现在这公堂以外的谈笑之中了。赇嘱可以屈判,重犯可以轻释,这也是封建衙门的常规,而 “纵盗殃民”、“诬良为盗” 又司空见惯,有时还可颠倒黑白,这正打到了不法官吏的痛处。当作者写完郭公与二王的对话后,补叙一笔曰:“查王道台前署山西布政使,因贪迹败露,被扶宪张香涛奏参遣戌,后夤缘住江督曾忠襄公,开复原官,保授皖北道,仍就贪婪无厌,反欲借强盗以积阴功。讵知天厌其德,不数月而小子又夭毙了。是纵盗殃民,适见其愚之可哂耳。”兜出老底,暴露本性,而郭继泰回答幕友之语,也见出这位循吏的性格,亮出他公正、清明勘案的动机。这样,作品的叙事、记人就又往深处开掘了一步。“存吾华专制世间黑暗之真相”(第四十八回)的创作主旨,借助性格与情节,在这里得到了切实的体现。作者借王夫人之口说: “ 《奇冤传》多载官场现形,伤时触忌。” (第四十九回)作者的胆识,本书的倾向及其客观意义,于此可见端倪。它是以谴责为主,并集公案、传记于一体的,具有这三类小说的内容与特征。
如上所述,本书置人物于尖锐的冲突中,在郭继泰与各级昏官贪官颉颃中,描摹人物的声口气息而造型。试再以郭公以灵璧县知县身份接待上官的一段为例。一日,接得上站递来滚单,有广东的学台过境,系工部右侍郎恽彦彬大人,苏产也,公因赶赴固镇驿,预备一切。不过两天,忽有前站虎丁飞骑奔来,手持得一根马棒,只见了那些办差的丁役们,一言不合,就是乱打,其凶焰比长毛子、捻子还甚。丁役们都支吾不住了,无奈,据实禀公。公遂步至大公馆,见了虎丁,假意儿笑容满面,说:“贵管家,你是要怎么,尽可吩咐他们办理,何须如此混打呢?”那恶仆知公是地方官,更作起虎威来了,说: “你们宿州上站已有规矩了,前站八十元,号头六十元,轿头厨头皆二十四――”剩一“元”字尚未出口,公敢即拦住他的话说:“大爷慢来,我的记性有限,你一口咬个整数罢。若是零零星星,实不会算。”恶仆很机灵,也不敢再讲陋规,就打起官话来了。说: “你可预备满汉酒席么?”公曰: “你要怎么蛮干呢?”“蛮干”、“满汉”音声相类,公故藉以揄揶耳。恶仆尚未醒悟,又连声说是“满汉酒席”。公笑曰:“你说京话,吃酒席,你到底要怎么蛮干呢?”彼小人有何见识,被抵了两句玩耍话,他就急了,说: “俺们的差事,是有勘合的!”公哈哈大笑,说: “你若早如此讲,不就早明白了么?” 当转面语自己的丁役们说: “你们听见罢? 人家大爷吩咐,照勘合办理就是。”其实兵部火牌上照例只填了三匹马、抬夫十二名而已。那恶仆知不是路,趁间已躲得一边去了。
又有管厨的家人前来禀公说:“他们的厨头要索四十元本洋,否则就要摔碗呢。”公笑了笑,遂又到了大厨房,语那厨司说:“贵厨头,你要摔我们的碗么?实告你罢,若在省城你就全摔了,也算不了甚么事。无奈这儿只有此一桌碗,后头的差事还多呢,倘或短了一个,咱们怎么办呢?费你的神,倒是小心点儿罢。若果打了一个,我当打你二百小板子; 两个就要四百,咱倒照数算就是,你须把心放明白点儿才好呢。”几句话,又抵得那厨子一溜烟跑了。公犹以奴辈们狐假虎威,谅大人必不知情也。不多一阵,恽学台大队人马也到了。公迎入公馆,恭维备至。不料饭毕起节,竟挑剔起轿夫来了,说: “你们是轿夫,可会抬么?若抬的不好,本院定要重责你们呢。”那些轿夫们都是粗人,只吓得面面相觑,不敢做声。公早已恼得发指眦裂了,当即喊了夫头一声说: “来! 听本县吩咐:好好侍候大人,不然将尔的狗腿责断了! 至路上如有人打你,你烂了手么?有人骂你,你烂了口么?你听明白否?”夫头答应: “是。”语音未毕,弄得恽学台一副红脸,如同关帝显圣,就是说不出话来了。公却转身与他请了一个安,说:“对不起大人,担戴点儿罢。”旋兴辞而去,赌气也不送他出境了。
这里虎丁的狐假虎威,厨头的籍官要挟,学台的浑摆架势,与郭继泰的义正辞严作了对比映衬,从而表现了他那刚正秉性。记言状行,这就是本书的主要技法。借助这部小说,可以窥探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明清小说,每每赋予人物以个性化的对话。这种偏重记言的情况可上溯到先秦的史书。而历来被看成是“史余”的小说,自然也仿其体了。我们知道,古人是把记言看得比记事更为重要的。先秦较早的史书,如《尚书》、《左传》、《国语》等,都偏重于记言,闻一多先生说过,中国古代小说不很发达,多少是受了文章偏重记言的影响。即使后来小说发达了,也受这一影响,宋元明清的通俗小说就以写人物对话为主,配上行动描写,本书也不例外。
郭继泰形象的出现有较强的客观生活基础,它是清廷没落而图补天,而更主要的则是嗷嗷待哺的苍生的希望寄托,是以理想人物批判黑暗世界的特定情势与创作意图下的产物。在 “官场腐败,已达极点”的清末,这样的历史人物与文学形象是不可多得和难能可贵的。比起当时著名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来,它不仅暴露,而且以歌颂为主,把歌颂与暴露有机地溶合在一起,树立强有力的正面形象,压住群小的凶焰,加强正面批判力量,弥补了某些旧现实主义小说的不足,显示了自己的特色。
但是郭继泰系旧时官吏,他虽然吏治清明,关心百姓疾苦,但有时也避不开情面,冲不破官网; 他为人处世刚正不阿,但却颇有些迂塞。当清朝覆亡之时,狱友欲率革命军来杀这些王八时,他还信守签命(庙里求签的谶语),被人说成“书愚”;出牢回当涂,尚念专制政体,唏嘘泪下,被夫人笑为“书痴”。可见他是清王朝的忠臣而非贰臣,抱残守缺,大有 “遗老”之风,其保守局限也就可想而知。作者虽然痛恨官场,但却不能顺应时代潮流,看不到前往和希望,故使作品结尾落入“弃却红尘”、双双偕隐的无可奈何的窠臼。作者的世界观既然那么陈旧,作品的立意也就有限,它仅是明清这类小说的余波,与李伯元的“无奈遍山遍地,都是这班畜生的世界,又实在跳不出去”(《官场现形记》)的见识相近,只是在王夫人开导郭继泰的 “恐无革命起义,君将老于是乡 (按指安庆监狱)矣”,“近数年童谣云: ‘满洲不亡,是无天理’,君独不闻斯语耶”的话语里,还露出一点破旧的光芒,但较之其后曾朴的 “历代专制君主束缚我同胞最毒的手段”,“茫茫禹甸,是君主的世产;赫赫轩孙,是君主的世仆”(《孽海花》) 的鲜明反封建倾向,则大相径庭。
这一长篇小说是部本色小说,不同于虚构作品。它在真人真事基础上略施藻绘,结撰成篇,具有质朴之胜与阳刚之美,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力量。但由于本书 “乃系实录公之行状” (第四十八回作者假托的也是道人语),加工和再创作成分少,文学意味还不够浓,因为他对文学虚构和典型化认识不足,作品的艺术开拓自然也受到了限制。
现形官场,涉及人事广泛,作者便采用钩连和联珠的结构方式,逐个引出,自然过渡,既省笔墨,又以各个侧面的互相补充与递进,表现生活的局部与整体。
本书文气自然奔泻,舒展畅达如行云流水。造语圆熟明快而又峭刻诙谐,妙言讽语,随处涌出。篇末每仿旧体,必以诗或俪句作结,每多解颐刺时之语。
要之,从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从思想与艺术,从形象塑造与结构、语言,本书在明清说部中固然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在以掊击官场为主题的谴责小说中,在地域与方言小说中,它委实别秀一枝,可以进入上乘之列的。 （编辑：moyuzhai）
郭继泰生于咸丰壬子年,光绪丙子科中皖省乡试第十九名举人,光绪乙丑会试“首选一等”,以知县签分皖试用,历任灵璧、青阳、东流等县,最后被诬囚禁于当涂县任上,现存的《当涂县志》确载其人。作品首列小传,二至三十六回叙郭公的从政与吏治特别是讯案,三十七回至末叙公被太平府知府汪麟昌密考参革,带着官印进京上控,成了当时的一桩奇闻。
本书塑造人物有自己特色。郭公“秉性刚方”,但并非泥塑木雕般的,也非纯之又纯,清而又清。作者是按照生活的原貌,渗透着自己的褒贬爱憎,对他进行美学评价的。这位不会夤缘逢迎的地方官,正直而又委婉,慷慨而又诙谐,长期浮沉于宦海。儒家典籍的熏陶,“世世积德”的家风的浸习,使他在世风日下、仕途险恶的官场上遵理守法,在与各种恶官周旋与抗争中,表现得正气浩然,言辞铮铮,老辣而又不失大雅。作者对这位县令的言谈举止十分熟悉,每有传神之笔。他依照郭公处理案子的思考、方法,把人物置于公堂、官场、案地、书房的现实环境中,以清正与贪横、勘验辨析与草菅人命两相对照,通过郭公与各色官吏、书办、丁役、案犯的对话,并以对方的反应间接烘托,刻画这一人物的性格。
清末,受赃枉法,滥刑毙命,比比皆是,秉公断案,则阻力甚大。书中写张春梅杀人的胡涂案不了了之后,郭公旋赴局中,“先阅了卷宗,见皆是支支吾吾,不成话讲,心儿想道: ‘此案又怎么办理呢?’ 时周正办受人情托,已预先请假了,钱副办亦良心难昧,说 ‘此案弟也不能问’”,“当提上案来,尚未问了三句话,钱副办乘间已躲到老夫子房儿谈闲去了。公总是爱民心切,性又好胜怕丢人,于是细细讯了半天,其冤惨情形,把些站堂的书差,铁石心肠也都吊下泪来了。”
这件案子,“缘署亳州王懋勋,号弼臣,湖北产也,由左杂捐升知州,外号人称王瞎打,却最会拍马屁,钻营上宪,把结豪绅,颇擅官场之神技,至于贫苦小民,视为仇雠,任作威福。因是案处分甚重,故拿来些不相干的穷民,借以搪塞规避。”郭公初讯回寓所,王瞎打已专程拜谒,向郭打招呼,“说外县儿的公事,总要通融办理呢。”首府联仙蘅提审,郭公陪审一段,对原官王瞎打枉判的揭露,富于典型意义。作者以无所依傍的白描手法,深味人世的笔调,作了详赡翔实的记载:
“迨次日午后,联太尊升坐提犯,公一旁陪审说: ‘上坐的就是大人,你有冤枉尽管据实供来。’那王三年才二十六岁,好体面脱脱一条大汉,听公言却笑嘻嘻回说: ‘大人叫俺说,不打俺么?’公说: ‘你说的无理,为什么不打呢!’王三说: ‘若有理呢?’公说: ‘那自然不打你了。’ 王三于是一五一十,原原本本,供到惨情之处,不特该犯气咽声嘶,就把联太尊也是眼泪直流。王三又说: ‘俺实实受不住刑了,求大人的恩典,早点儿砍了罢。惟人家邓五,家儿尚有妻子,父亲已吓死了,他哥子招急,也吞烟毙命了,大人们积点阴德,救他一命罢。’公曰: ‘邓五不是你扳的么?’王三更声泪俱下,说: ‘俺扳他姓邓的十四五个呢,练总、地保都是他姓邓的,他也是个牌长,平白无故地把俺害成这个样子俺报他一人还多么? 况俺后头也把他踢了。奈王老大说俺一人不能杀死四命,定要办他的帮凶。人家别位都放了,谁教他无钱呢,他能怨俺么?’ 公问邓五曰:‘你为何自认帮凶呢?’那邓五说: ‘王老大把俺上了架子,香烧鞭子打,又踩上杠子,俺死过了几次,老总们把俺放下来,喷了两口水,俺才犯活来的……’话未话完,联太尊已哭回内宅去了,旋传谕: ‘不必再问了,明日请他原问官来自讯罢。’”
“次日,果然请来王瞎打,让在上座,公与联太尊皆陪坐两边。不料王瞎打只会问一句话,说: ‘你们在本州法堂上怎么供的?’王三说: ‘王老大,还不是你教俺怎么供,俺就怎供么? 你问俺要刀,俺没有那东西; 你说偷得饭铺儿的罢,俺说不错不错,想起来了,是偷得饭铺儿的。后你传饭铺儿的老板问供,那老板说俺的切面刀一刻也不能离,你怎能偷去呢?你打了那老板二百小板子,说是俺夜儿偷去,你还晓的么?那老板就不敢再言语了。俺不是翻你的供,不过俺吃不起苦,请你早点儿办了罢,好在俺是出门找父亲来,也没有找见,家中再无人结计俺。至人家邓五,王老大你平平心,真不晓的他冤枉么?’只急的王瞎打拦他的言语,说: ‘嗳嗳,你在本州法堂上怎供的?’ 问来问去总还是那一句话。联太尊也悄悄的躲了。公随饬差说: ‘带案下去,改日再问罢。’ 羞的王瞎打无地自容,也只好戴了一副红脸狼狈而跑了。但“嗣公差竣回省,遂悬牌拔署灵璧县事,惟闻邓五、王三,已双双倒毙司牢矣,惨哉!”这里在清官与贪官两类官吏、明判与误判两种审案作风的对比中,郭继泰的性格历历纸上,如见其人,似闻其声。
本书借助办案,反映衙门黑暗,官吏昏恶,这正是清末封建政权的腐朽及其本质所在。书叙郭公在灵璧县任上,一日,擒盗六名,因系邻封凤阳县案,旋备文移知该县。然该县县令符博九避四参处分,因循延宕,数月不差人提犯。俟公亲押凤阳府,经历庄和尚竟立下一条陋规:“非本洋百元,不予收案。”“公怒,当禀见府尊,又被该丁役们挡住说: ‘大人今日求雨辛苦,已睡了。’ 公笑曰:‘大人还活的罢? 如活的就好了。你们不敢惊动,我去喊他醒来。’ 一边说,一边往里就跑。刚刚走到了大堂暖阁后,忽见庄和尚出来,赶即拦住,且详问曰:‘老兄如此急急,有何要事呢?’公亦故意装作说: ‘弟没有工夫,待请起太尊来,交代了公事,我们弟兄再谈罢。’ 言毕,仍要往前迈步,可吓的和尚不和尚了,那儿还敢再放呢,赶忙说: ‘案子弟已饬收了。’ 公曰: ‘收了么?真是笑话。凤阳县的案子,硬劫往灵璧县要钱,混账东西,何瞎眼如是耶!’庄府经受了此一顿昧心的骂,也无可奈何,只好敷衍些好话罢了。”
“到的次日参衙,太尊王咏霓,号子裳,语公曰: ‘近日道台六姨太太丧了一位女公子,故每遇重犯,必要生法儿搭救其命,借以积些阴德。此案符博九先已求了王观察,观察嘱弟劝劝老兄,不必很认真罢。。’公曰: ‘只要大人们有恩典,卑职绝不邀功就是。’旋随太尊晋谒道宪。王太尊就先把公的话回了几句。王观察笑曰: ‘弟早知道他们山西人性最慈,必好商量。’公曰: ‘只要卑职不是诬良为盗,那就是大人的恩典了。’ 王道台哈哈大笑说: ‘岂有此理么。’”
“嗣公回来本署,幕友等谓曰: ‘花了千余吊赏钱,费了几许的心血,是为’何哉?’ 公笑曰: ‘费此区区,买的地方上安静无事,还不上算么?’”
这段描述有声有色。郭令公的耿介犀利,庄和尚的贪鄙心虚,一个指着和尚骂贼秃,一个刺着痛处出不了声,读来令人痛快。而道台的擅权徇私,太尊的献媚邀宠,县令的渎职求情,与郭公的明从暗讽,也就展现在这公堂以外的谈笑之中了。赇嘱可以屈判,重犯可以轻释,这也是封建衙门的常规,而 “纵盗殃民”、“诬良为盗” 又司空见惯,有时还可颠倒黑白,这正打到了不法官吏的痛处。当作者写完郭公与二王的对话后,补叙一笔曰:“查王道台前署山西布政使,因贪迹败露,被扶宪张香涛奏参遣戌,后夤缘住江督曾忠襄公,开复原官,保授皖北道,仍就贪婪无厌,反欲借强盗以积阴功。讵知天厌其德,不数月而小子又夭毙了。是纵盗殃民,适见其愚之可哂耳。”兜出老底,暴露本性,而郭继泰回答幕友之语,也见出这位循吏的性格,亮出他公正、清明勘案的动机。这样,作品的叙事、记人就又往深处开掘了一步。“存吾华专制世间黑暗之真相”(第四十八回)的创作主旨,借助性格与情节,在这里得到了切实的体现。作者借王夫人之口说: “ 《奇冤传》多载官场现形,伤时触忌。” (第四十九回)作者的胆识,本书的倾向及其客观意义,于此可见端倪。它是以谴责为主,并集公案、传记于一体的,具有这三类小说的内容与特征。
如上所述,本书置人物于尖锐的冲突中,在郭继泰与各级昏官贪官颉颃中,描摹人物的声口气息而造型。试再以郭公以灵璧县知县身份接待上官的一段为例。一日,接得上站递来滚单,有广东的学台过境,系工部右侍郎恽彦彬大人,苏产也,公因赶赴固镇驿,预备一切。不过两天,忽有前站虎丁飞骑奔来,手持得一根马棒,只见了那些办差的丁役们,一言不合,就是乱打,其凶焰比长毛子、捻子还甚。丁役们都支吾不住了,无奈,据实禀公。公遂步至大公馆,见了虎丁,假意儿笑容满面,说:“贵管家,你是要怎么,尽可吩咐他们办理,何须如此混打呢?”那恶仆知公是地方官,更作起虎威来了,说: “你们宿州上站已有规矩了,前站八十元,号头六十元,轿头厨头皆二十四――”剩一“元”字尚未出口,公敢即拦住他的话说:“大爷慢来,我的记性有限,你一口咬个整数罢。若是零零星星,实不会算。”恶仆很机灵,也不敢再讲陋规,就打起官话来了。说: “你可预备满汉酒席么?”公曰: “你要怎么蛮干呢?”“蛮干”、“满汉”音声相类,公故藉以揄揶耳。恶仆尚未醒悟,又连声说是“满汉酒席”。公笑曰:“你说京话,吃酒席,你到底要怎么蛮干呢?”彼小人有何见识,被抵了两句玩耍话,他就急了,说: “俺们的差事,是有勘合的!”公哈哈大笑,说: “你若早如此讲,不就早明白了么?” 当转面语自己的丁役们说: “你们听见罢? 人家大爷吩咐,照勘合办理就是。”其实兵部火牌上照例只填了三匹马、抬夫十二名而已。那恶仆知不是路,趁间已躲得一边去了。
又有管厨的家人前来禀公说:“他们的厨头要索四十元本洋,否则就要摔碗呢。”公笑了笑,遂又到了大厨房,语那厨司说:“贵厨头,你要摔我们的碗么?实告你罢,若在省城你就全摔了,也算不了甚么事。无奈这儿只有此一桌碗,后头的差事还多呢,倘或短了一个,咱们怎么办呢?费你的神,倒是小心点儿罢。若果打了一个,我当打你二百小板子; 两个就要四百,咱倒照数算就是,你须把心放明白点儿才好呢。”几句话,又抵得那厨子一溜烟跑了。公犹以奴辈们狐假虎威,谅大人必不知情也。不多一阵,恽学台大队人马也到了。公迎入公馆,恭维备至。不料饭毕起节,竟挑剔起轿夫来了,说: “你们是轿夫,可会抬么?若抬的不好,本院定要重责你们呢。”那些轿夫们都是粗人,只吓得面面相觑,不敢做声。公早已恼得发指眦裂了,当即喊了夫头一声说: “来! 听本县吩咐:好好侍候大人,不然将尔的狗腿责断了! 至路上如有人打你,你烂了手么?有人骂你,你烂了口么?你听明白否?”夫头答应: “是。”语音未毕,弄得恽学台一副红脸,如同关帝显圣,就是说不出话来了。公却转身与他请了一个安,说:“对不起大人,担戴点儿罢。”旋兴辞而去,赌气也不送他出境了。
这里虎丁的狐假虎威,厨头的籍官要挟,学台的浑摆架势,与郭继泰的义正辞严作了对比映衬,从而表现了他那刚正秉性。记言状行,这就是本书的主要技法。借助这部小说,可以窥探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明清小说,每每赋予人物以个性化的对话。这种偏重记言的情况可上溯到先秦的史书。而历来被看成是“史余”的小说,自然也仿其体了。我们知道,古人是把记言看得比记事更为重要的。先秦较早的史书,如《尚书》、《左传》、《国语》等,都偏重于记言,闻一多先生说过,中国古代小说不很发达,多少是受了文章偏重记言的影响。即使后来小说发达了,也受这一影响,宋元明清的通俗小说就以写人物对话为主,配上行动描写,本书也不例外。
郭继泰形象的出现有较强的客观生活基础,它是清廷没落而图补天,而更主要的则是嗷嗷待哺的苍生的希望寄托,是以理想人物批判黑暗世界的特定情势与创作意图下的产物。在 “官场腐败,已达极点”的清末,这样的历史人物与文学形象是不可多得和难能可贵的。比起当时著名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来,它不仅暴露,而且以歌颂为主,把歌颂与暴露有机地溶合在一起,树立强有力的正面形象,压住群小的凶焰,加强正面批判力量,弥补了某些旧现实主义小说的不足,显示了自己的特色。
但是郭继泰系旧时官吏,他虽然吏治清明,关心百姓疾苦,但有时也避不开情面,冲不破官网; 他为人处世刚正不阿,但却颇有些迂塞。当清朝覆亡之时,狱友欲率革命军来杀这些王八时,他还信守签命(庙里求签的谶语),被人说成“书愚”;出牢回当涂,尚念专制政体,唏嘘泪下,被夫人笑为“书痴”。可见他是清王朝的忠臣而非贰臣,抱残守缺,大有 “遗老”之风,其保守局限也就可想而知。作者虽然痛恨官场,但却不能顺应时代潮流,看不到前往和希望,故使作品结尾落入“弃却红尘”、双双偕隐的无可奈何的窠臼。作者的世界观既然那么陈旧,作品的立意也就有限,它仅是明清这类小说的余波,与李伯元的“无奈遍山遍地,都是这班畜生的世界,又实在跳不出去”(《官场现形记》)的见识相近,只是在王夫人开导郭继泰的 “恐无革命起义,君将老于是乡 (按指安庆监狱)矣”,“近数年童谣云: ‘满洲不亡,是无天理’,君独不闻斯语耶”的话语里,还露出一点破旧的光芒,但较之其后曾朴的 “历代专制君主束缚我同胞最毒的手段”,“茫茫禹甸,是君主的世产;赫赫轩孙,是君主的世仆”(《孽海花》) 的鲜明反封建倾向,则大相径庭。
这一长篇小说是部本色小说,不同于虚构作品。它在真人真事基础上略施藻绘,结撰成篇,具有质朴之胜与阳刚之美,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力量。但由于本书 “乃系实录公之行状” (第四十八回作者假托的也是道人语),加工和再创作成分少,文学意味还不够浓,因为他对文学虚构和典型化认识不足,作品的艺术开拓自然也受到了限制。
现形官场,涉及人事广泛,作者便采用钩连和联珠的结构方式,逐个引出,自然过渡,既省笔墨,又以各个侧面的互相补充与递进,表现生活的局部与整体。
本书文气自然奔泻,舒展畅达如行云流水。造语圆熟明快而又峭刻诙谐,妙言讽语,随处涌出。篇末每仿旧体,必以诗或俪句作结,每多解颐刺时之语。
要之,从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从思想与艺术,从形象塑造与结构、语言,本书在明清说部中固然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在以掊击官场为主题的谴责小说中,在地域与方言小说中,它委实别秀一枝,可以进入上乘之列的。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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